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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迪希·奈·查德哈是一名肯尼亚公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已超过他持有的学生签证所允许的范围。1974年，移民归化署经过听证，认为这种情况下，应当把他驱逐出境。不过，根据当时的联邦移民法，只要相关外国公民“品行良好”且驱逐行为将使他们陷人“极端困境”司法部长有权宽大处理，中止驱逐出境。查德哈正好满足上述条件，不仅被暂缓驱逐出境，还得到了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机会。但是，他还有一项更大的困难要克服。因为美国国会在移民法中附带了一条“立法否决权”（legislative veto)条款，参众两院任何一票，都可以撤销司法部长中止驱逐出境的决定。1975年末，众议院否决了司法部长中止驱逐查德哈的决定，因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附设移民委员会审查了340起类似案件，从中选出包括查德哈案在内的5起案件，认为他们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自己有可能陷人“极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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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哈因此必须在第二年被驱逐出境，他被迫提起诉讼，质疑国会插手此事的合法性。他提出，宪法只赋予国会一条执行立法权限的途径：两院通过法案，提交总统批准或否决。在宪政体制下，压根儿没什么“立法否决权’联邦上诉法院支持了他的诉求，宣布“立法否决权”违反了宪法分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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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并未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却给政府内部带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1932年以来，国会已将“立法否决权”绑定在200多部法律中，有些事项需要两院同时批准方可过关，也有一些事项，就像查德哈这样的情况，一院即可否决。政治学学者们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等着看好戏。不过，此案发生前，只有学术界对此议题感兴趣。很显然，国会是想借机扩张权力。更过分的是，“立法否决权”给了说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使他们能在行政决定做出后，继续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只需两院中任何一票，即可撤销行政部门的天然气定价决议。而如果两院同时说“不”一项国际贸易法规将立刻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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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开庭期伊始，大法官们决定受理“查德哈案”对布莱克门来说，答案很简单：“立法否决权”违宪，至于判决将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冲击，不在最高法院的考虑范畴之内。但是，最高法院处理这起案件的方式当然不能如此简单。尽管外界热切期盼判决结果，但最高法院用了20多个月，才摆平内部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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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庭审之后举行的内部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伦奎斯特认为，最高法院根本就不该受理这类案件，审理这样的案子简直是一场“不幸的灾难”他认为，如果废止“立法否决权”将严重“损害政府的实际运转”马歇尔则提出，“早就该挑战这类规定了”国会否决司法部长的决定，行使的是法官权力，“宪法压根没有赋予国会这样的权限”伯格没说太多话，只强调这起案件确实棘手，也非常重要。他没有就如何投票表态。根据布莱克门的统计，同意维持上诉法院判决的有5票：他本人，以及马歇尔、布伦南、鲍威尔和斯蒂文斯。会议结束时，没有人被指派撰写多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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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在第二天就出现了，2月25日，鲍威尔传给伯格一份备忘录，复本抄送给其他大法官。”我和您一样关心一院否决事宜，”他说，“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已与这类权限和平共存了数十年。即使偶尔会令人感觉不适。如果能以某种原则性的方式回避这项议题。我会很欢迎这么做。无论如何，这项议题对国家非常重要，值得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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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南迅速作出回应，认为应当尽快下判，“解决行政分支与国会之间，围绕‘立法否决权’条款持续多年的争议”但是，鲍威尔可没那么容易被搞定。3月9日，他将另一份备忘录提交大家传阅，上面说：“进一步思考这起恼人的案件后，我倾向于重新审议一次。”他建议，最高法院重议“查德哈案”时，可以结合上诉法院刚刚作出的另一起判决，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宣布对天然气定价协议的一票否决无效。鲍威尔认为：“诸如这类关系到我们政府基本架构的案件，值得花上更多时间深入思考，也有利于解决其他类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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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的法官助理高洪柱建议他不要让鲍威尔得逞。高洪柱向布莱克门提交了一份5页纸的备忘录，备忘录分析了这起案件的处理思路。布莱克门简单作了修改，将备忘录报送给首席大法官。布莱克门强调，这起案件的核心在于，查德哈身份不明的状态已持续了9年，他说：“我们应该尽快作出决定，给他和政府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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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建议在3月13日（周六）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这相当于采纳了鲍威尔重议此案的提议。重议案件的动议，必须得到五位大法官同意方可通过。之所以作此规定，是为防止少数人借机拖延判决。布伦南反对召开特别会议，他特别指出，最高法院压根儿没把鲍威尔提到的那起上诉案件提上议事日程，所谓更进一步地讨论，“完全是浪费我的时间”布伦南认为，最高法院议完之后，就该直接下判。斯蒂文斯也觉得没有必要讨论两次。不过，伦奎斯特、奥康纳和怀特都支持重议，但怀特说他周六很忙，没时间出席。伯格只好取消了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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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首席大法官将一份备忘录交大家传阅：“我们第一次开会审议此案时，我就提到过，这起案件非常棘手，将耗费我们大量时间。所以，我才认为进一步的讨论或许有助于尽快审结此案。虽然有五六位大法官貌似有了明确想法，但截至现在，我还没弄清他们的立场。”他又补充说：“我很难理解，大家为什么觉得这起案件有时间上的压力呢?”他决定将此案延至下一开庭期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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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是伯格本人退缩了。他的风格与过去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以前，他会像在“巴基案”中一样，先发制人，将自己撰写的意见提前交大家传阅。而现在，他明显有点儿力不从心了。他根本就不具备领导最高法院的能力，十年来最重要的一起案件，就这么不了了之。两个月后，临近开庭期终了，伯格将拟宣判的案件列表交大家传阅。6月25日，布莱克门给伯格送去一份备忘录，提醒他列表上遗漏了“查德哈案”布莱克门指出，迄今为止，大家还没有就是否重议此案正式投过票。他说：“我希望公开记录显示我是反对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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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当天回复：“会议上已经有5票同意延迟下判，但我不确定这算不算什么‘正式’或‘最终’投票。大家都清楚此案不可能那么快审结。你应该还记得，我已经建议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了，可压根就没人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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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这些内部纷争，外界自然无从知晓。1982年7月2日，本开庭期最后一天，所有人都以为“查德哈案”会在这天宣判。但是，当天宣判的，并没有这起案件。稍后公布的待审案件表上，宣布“查德哈案”“延期再议”“布伦南和布莱克门表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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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大法官们重议“查德哈案”这一次终于形成决定性投票：7票对2票，多数大法官判定“立法否决权”违宪，只有怀特、伦奎斯特表示异议。尽管鲍威尔对“50年后才触及这一议题表示遗憾”但他还是加入了多数意见。伯格决定亲自撰写判决意见。不过，最高法院的内部争斗，并未因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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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后，伯格的第一份判决意见草稿提交传阅，内容却以回顾这起案件的历史为主。”各方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已证明本案的艰难性和敏感性，最高法院也已两次审议此案。”伯格写道。对布莱克门来说，“艰难性和敏感性”这样的措辞实在不够恰当。他还记得，自己进人最高法院头一年，为审理“帕默诉汤普森案”（即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游泳池案）而“倍感煎熬”的时候，伯格曾劝他千万不要轻易对困难妥协。现在，他可以肯定，伯格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不能在上一开庭期审结“查德哈案”找借口。他向伯格建议，将“艰难性和敏感性”从初稿第H部分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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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用一份正式备忘录回绝了众人的提议。他在附言中说：“我不打算按照哈里的建议，改变第H部分的措辞，这纯粹是我的个人风格，虽然更好，或者更糟——很可能是后者！但我就是坚持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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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感觉受到了冒犯，他回信说：“我猜测，您在5月27日那封信中的附言，无非意味着对我的建议‘不予理睬’，而我只能表示接受。但是，在我看来，H部分根本不是什么风格问题。如果真是那样，我不会表示反对。你说这起案件具有‘艰难性和敏感性’，我承认这些案件‘敏感’，但一点儿也不‘艰难’。”布莱克门最后总结说，这也是他当时反对重议这起案件的原因。他随信附上一份协同意见，这份意见提醒公众注意最高法院的内部争议。”今日宣判的这起案件，在1982年2月前已开庭审议，并经全体大法官讨论。”协同意见草稿写道。”重议本来就毫无必要，只是进一步延长了国会那些合宪性受质疑的联邦法律的不确定状态，最高法院本来可以用判决直接修正这些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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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次日回复：“我很迷惑，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说案件经过‘两次审议’，只是简单陈述一项历史事实，好让后来的读者明白，比如，1993年的人们读到这些时，会觉得我们对于这么重要的案件，不是‘仓促下判’的。”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让步，将“艰难性和敏感性”替换为“重要性”最后形成的文本是：“各方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已证明这起案件的重要性，最高法院也已两次审议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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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这下满意了。6月13日，他收回了自己的多数意见，加入了伯格的多数意见。1983年6月23日，此案宣判时，伯格在审判席上表示，他要补充几句。最后，他对法庭内所有听众说：“我们一致同意，这是一起非常艰难，也非常重要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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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甚至爱发无名之火。就连伦奎斯特这样在意识形态上与他相近的大法官，也和他逐渐疏远。1984年开庭期伊始，最高法院受理了一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案件。这起案件的争议点是：患有精神疾病的贫困刑事被告，到底有没有权利得到精神病专家协助，帮助他们将精神失常作为抗辩理由。大法官们以8票对1票，支持了刑事被告方，只有伦奎斯特提出异议意见。1985年2月26日，此案宣判时，诡异的事情出现了，伯格拒绝加入瑟古德·马歇尔起草的协同意见，单独发布了协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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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名为“艾克诉俄克拉荷马州案”(Ake v.Oklahoma)的案件其实是桩死刑上诉案，被告葛兰·伯顿·艾克已经因双重谋杀被判处死刑。但是，马歇尔希望通过这个判决，建立起一项原则，使贫困被告免费获得精神病专家援助成为宪法正当程序的应有之义。马歇尔的意见交付传阅后，伯格建议他将援助范围限定在死刑案件上。马歇尔回应：“我慎重考虑过您的提议，但实在看不出修改本人意见的必要。”他随即征求多数方其他六位大法官的意见，所有人都说，无论马歇尔如何选择，大家都会站在他这边。“随你怎么做，我都没问题。”怀特告诉他。布莱克门说：“一切您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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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代表七位大法官写好意见后，伯格却单独发表了两段意见。他宣布：“最高法院的意见与死刑之外的案件无关。”问题是，在投票中，大家已经认为判决涵盖了死刑之外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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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死刑案件给大法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布莱克门更是如此。自最高法院1976年在“格雷格诉佐治亚州案”中同意恢复死刑以来，这类案子又陆续进人最高法院。布莱克门再次陷人内心纠结：站在个人立场上，他当然反对死刑。但是，他也明白，宪法并不禁止死刑，作为法官，他无权宣布死刑违宪。最高法院恢复死刑6年来，全美每年被执行死刑者从未超过两人，大法官们逐步将特定类型的犯罪排除于死刑之外。1977年，最高法院在“库克诉佐治亚州案”(Coker v.Georgia)中，以7票对2票宣布，处决强奸成年女性者是违宪行为。布莱克门早就认为处决强奸犯是不合适的，但伯格与伦奎斯特表示异议，伯格在异议意见中，直接引用了布莱克门5年前在“弗曼诉佐治亚州案”中发表的异议意见。当时，布莱克门表达了司法克制的观点，反对大法官们仅凭个人立场，就违背宪法原意，仓促废止死刑。他说：“我们不能允许的是，仅仅根据自己对国会立法的个人好恶，就随意作出判决。”这一次，伯格在“库克案”的异议意见中，故意援引布莱克门当年的话，并特意注明这是布莱克门原创，存心让原作者难堪。伯格还专门加上一段自己的评价：“这些睿智评论，虽然是几年前的话，仍值得在此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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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期，司法风向开始转变。37个州恢复执行死刑，到1983年，全国已有1200名死囚等待执行。这年有5人被处决，第二年又增至21人，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亦络绎不绝。许多案件要求最高法院在死刑执行前，紧急下达暂缓执行命令，这完全是最高法院正常诉讼程序之外的请求。光是1983年开庭期，这类紧急申请就达到86起，有些由辩护律师提起，目的是在穷尽上诉手段后，为客户寻求一线生机。有些案子可归咎于草率下判的法院，他们甚至连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机会都不给被告，就仓促定下了死刑执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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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高法院负责督导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大法官，布莱克门自己也身处“一线’九位大法官每人负责1-2个巡回上诉法院的行政事务，包括处理辖区内的紧急暂缓执行死刑申请。第八巡回上诉法院辖区内，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态度最为激进，经常在宣判后几天内，就定下死刑执行日期，完全无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终审判决之后，应预留90天给被告，以便其提起调卷复审令申请的要求。密苏里州在押死囚的暂缓执行申请，往往会被送到布莱克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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