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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那本小册子上写我的真实姓名是不可能的，因为为时已晚：书已经印好，封面设计也已经做好。在您来信之前，许多圣彼得堡朋友曾劝我别用笔名去糟蹋一本书，但我没有听从劝告，也许，这是出于自尊心。我很不喜欢这本小册子，这是一锅大杂烩，东拼西凑地把一些大学生式的习作乱放在一起，再说这些习作又都经过了书报检查官和幽默杂志编辑们的删节，我相信，许多人读了这本书后会感到失望。如果我早知道，有人在阅读我的作品，有您在注视着我的写作，那么我就不会去付印这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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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故居博物馆里的这个客厅曾经是契诃夫和朋友们聚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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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戈罗维奇赠予契诃夫的签名照，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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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集《黄昏》的标题页，18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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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我还只有二十六岁，也许，我还来得及做出一些事情来，虽说时光流逝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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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原谅我，给您写了这么一封长信，也请您别责怪这个有生以来第一次胆敢让自己享受一下给格里戈罗维奇写信的欢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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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寄一张您的相片给我。您如此亲切地对待我，使我如此激动不安，以至于我觉得，我想要写给您的不该是一张信纸，而是整整的一令纸。祝您健康和幸福，请相信我的一片真诚，我深深地尊敬您和感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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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契诃夫[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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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契诃夫对于格里戈罗维奇的感激和敬重之情。格里戈罗维奇收到契诃夫的信后，很快就寄回一张自己的签名照，同时回信称赞他：“您这封信让我更加相信您的才能，即与创造能力密切相连的敏感和热忱。”[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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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时期，契诃夫结识了柯罗连科。柯罗连科曾经因为拒绝宣誓效忠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流放西伯利亚，契诃夫对他非常敬佩。后来，两人一起当选为科学院荣誉文学院士。1902年，因为科学院撤销选举高尔基为院士的举措，两人一起辞掉了荣誉文学院士的称号，以此抗议沙皇政府对文学界的粗暴干涉。与格里戈罗维奇和柯罗连科在这一时期的交往，对契诃夫的创作意义重大。[79]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契诃夫曾经反思自己在创作初期犯过的一大堆错误。他曾经尝试过许多题材，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通俗戏剧、幽默作品，等等。也正是这些犯过错误的地方，帮助他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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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沃林曾经是契诃夫的挚友，但是这样的关系在后来发生了变化。他们俩一度走得很近，这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和契诃夫一样，苏沃林也来自农奴家庭，他在办报发家之前，生活非常清贫。1876年，苏沃林买下《新时报》后，依靠报纸上的广告收入发了大财。共同的身世和经历是两人相互理解的基础，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和互信。第二，两人具有相同的天赋才能，有着智慧相当的头脑，也有着相似的人生道路。苏沃林凭借自己的勤奋，笔耕不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契诃夫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第三，苏沃林对契诃夫的才华非常赏识。1885年两人结识之后，苏沃林就一直邀请契诃夫在《新时报》上发表小说，在稿酬方面还给予他特殊对待。他还曾经帮助出版了契诃夫哥哥的作品。第四，他们俩一度非常投缘，无话不谈。苏沃林对很多事物都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他的睿智、聪明、慷慨和见地都吸引着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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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据玛丽雅回忆，苏沃林沉醉于政府官员为他创造的荣誉和机会，以及财富和声望之中，以致不知不觉背叛了自己的良心，背叛了应该恪守的新闻事业的底线，最终声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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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案的发生，使契诃夫和苏沃林彻底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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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冬天到1898年春天，在法国尼斯和巴黎等地疗养的契诃夫，在报纸上读到了德雷福斯案。这个案子和德雷福斯这名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有关。法国反动军阀和教权派诬陷德雷福斯是德国间谍，而法国的进步力量则奋起为他维护名誉。德雷福斯最终于1899年获释。法国作家左拉为了给素不相识的德雷福斯辩护，甚至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长信《我控诉》。因为这封长信，左拉本人也受到牵连并被审讯。在这个案件中，契诃夫认为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虽然他并不特别欣赏左拉的小说，但是左拉在这个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舍身取义的精神，震撼了契诃夫。他说：“左拉的心灵是崇高的，他的激情使我非常兴奋。”[80]他在1898年1月4日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道：“德雷福斯案件活跃起来了，但尚未走上正轨。左拉是一个高尚的人，他的激情使我（工团的成员，已经从犹太人那里得到100法郎）高兴。法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它的作家也是非常好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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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故居博物馆里的书房，契诃夫在这张桌子上写出了几百个短篇小说和戏剧《伊凡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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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德雷福斯案件，苏沃林和他的《新时报》的态度与契诃夫完全相左。用契诃夫当时的话来说，那简直是一种卑鄙。他们之间曾经无所不谈，有大量往来信件，但契诃夫还是逐渐断绝了和苏沃林的私人交往。后来，苏沃林把他和契诃夫的信件，全部交还给了玛丽雅。这批信件后来得以出版，总共有333封。根据苏沃林的要求，玛丽雅也把他曾经写给契诃夫的信件全部退回。从此那些信件的内容就无从知晓了。苏沃林比契诃夫多活了八年，他死于1912年。[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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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故居博物馆一楼（刘文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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