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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寄一张您的相片给我。您如此亲切地对待我，使我如此激动不安，以至于我觉得，我想要写给您的不该是一张信纸，而是整整的一令纸。祝您健康和幸福，请相信我的一片真诚，我深深地尊敬您和感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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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契诃夫[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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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契诃夫对于格里戈罗维奇的感激和敬重之情。格里戈罗维奇收到契诃夫的信后，很快就寄回一张自己的签名照，同时回信称赞他：“您这封信让我更加相信您的才能，即与创造能力密切相连的敏感和热忱。”[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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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时期，契诃夫结识了柯罗连科。柯罗连科曾经因为拒绝宣誓效忠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流放西伯利亚，契诃夫对他非常敬佩。后来，两人一起当选为科学院荣誉文学院士。1902年，因为科学院撤销选举高尔基为院士的举措，两人一起辞掉了荣誉文学院士的称号，以此抗议沙皇政府对文学界的粗暴干涉。与格里戈罗维奇和柯罗连科在这一时期的交往，对契诃夫的创作意义重大。[79]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契诃夫曾经反思自己在创作初期犯过的一大堆错误。他曾经尝试过许多题材，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通俗戏剧、幽默作品，等等。也正是这些犯过错误的地方，帮助他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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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沃林曾经是契诃夫的挚友，但是这样的关系在后来发生了变化。他们俩一度走得很近，这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和契诃夫一样，苏沃林也来自农奴家庭，他在办报发家之前，生活非常清贫。1876年，苏沃林买下《新时报》后，依靠报纸上的广告收入发了大财。共同的身世和经历是两人相互理解的基础，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和互信。第二，两人具有相同的天赋才能，有着智慧相当的头脑，也有着相似的人生道路。苏沃林凭借自己的勤奋，笔耕不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契诃夫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第三，苏沃林对契诃夫的才华非常赏识。1885年两人结识之后，苏沃林就一直邀请契诃夫在《新时报》上发表小说，在稿酬方面还给予他特殊对待。他还曾经帮助出版了契诃夫哥哥的作品。第四，他们俩一度非常投缘，无话不谈。苏沃林对很多事物都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他的睿智、聪明、慷慨和见地都吸引着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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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据玛丽雅回忆，苏沃林沉醉于政府官员为他创造的荣誉和机会，以及财富和声望之中，以致不知不觉背叛了自己的良心，背叛了应该恪守的新闻事业的底线，最终声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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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案的发生，使契诃夫和苏沃林彻底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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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冬天到1898年春天，在法国尼斯和巴黎等地疗养的契诃夫，在报纸上读到了德雷福斯案。这个案子和德雷福斯这名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有关。法国反动军阀和教权派诬陷德雷福斯是德国间谍，而法国的进步力量则奋起为他维护名誉。德雷福斯最终于1899年获释。法国作家左拉为了给素不相识的德雷福斯辩护，甚至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长信《我控诉》。因为这封长信，左拉本人也受到牵连并被审讯。在这个案件中，契诃夫认为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虽然他并不特别欣赏左拉的小说，但是左拉在这个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舍身取义的精神，震撼了契诃夫。他说：“左拉的心灵是崇高的，他的激情使我非常兴奋。”[80]他在1898年1月4日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道：“德雷福斯案件活跃起来了，但尚未走上正轨。左拉是一个高尚的人，他的激情使我（工团的成员，已经从犹太人那里得到100法郎）高兴。法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它的作家也是非常好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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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故居博物馆里的书房，契诃夫在这张桌子上写出了几百个短篇小说和戏剧《伊凡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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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德雷福斯案件，苏沃林和他的《新时报》的态度与契诃夫完全相左。用契诃夫当时的话来说，那简直是一种卑鄙。他们之间曾经无所不谈，有大量往来信件，但契诃夫还是逐渐断绝了和苏沃林的私人交往。后来，苏沃林把他和契诃夫的信件，全部交还给了玛丽雅。这批信件后来得以出版，总共有333封。根据苏沃林的要求，玛丽雅也把他曾经写给契诃夫的信件全部退回。从此那些信件的内容就无从知晓了。苏沃林比契诃夫多活了八年，他死于1912年。[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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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故居博物馆一楼（刘文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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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故居博物馆三楼小舞台（刘文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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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契诃夫进入了废寝忘食的职业写作生涯。他的写作状态就像《海鸥》中特里果林所说的那样：“我觉得我是在吞蚀自己的生命，是在把自己最美丽的花朵里的花粉一起用尽，在把我的花朵一起采下来，并且践踏着花根，来向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人，供奉一刹那的花蜜啊。”[83]1887年，因过度劳累，契诃夫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前往乌克兰旅行休养。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中篇小说《草原》，并于1888年将其发表于《北方通报》。俄罗斯另一位天才作家迦尔洵为之着迷，在召集友人朗读《草原》的几天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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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12月30日，格里戈罗维奇读了契诃夫题献给他的短篇小说集《黄昏》后，从法国尼斯写信给契诃夫。这封信非常重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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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理想》和《阿嘉菲雅》只能出自真正的艺术家之手。第一篇中的三个人物和第二篇中的两个人物都着墨不多，然而无须再浪费笔墨，他们的形象已经极其生动，每个人物的面貌与性格已经极其鲜明。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令人稍有牵强杜撰之感——一切都真实可信，一切都恰如其分。大自然的景色和印象，寥寥数笔，就令你有身临其境之感，只有在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创作里，才能见到如此表达自己见闻的技巧（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描写）……写作十或十五个短篇小说，与写作有统一的兴趣、相同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长篇小说中的十或十五章，岂不是一样？……整个问题在于实现构思和完成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在于所完成的任务）有所不同：在十个章节里，不能只局限于描绘人物和自然景色，不论是否愿意，也得确定一个包含某种结论的目标和义务，必须展示某个阶层或角落的风习画面，表达某种社会思想，阐发心理的或社会的主题，触及某种社会弊端……[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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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格里戈罗维奇认为，短篇小说可以在描写人物和自然景色等方面出彩，但它和中篇或长篇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契诃夫的创作中没有长篇小说是一个遗憾。对于当时的文坛而言，有没有长篇小说，几乎是评判一个作家能不能达到不朽的基本要求，唯有在长篇小说中才有着“无论是否愿意，也得确定一个必须包含某种结论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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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短篇小说集《黄昏》依然为契诃夫赢得了俄罗斯科学院授予的普希金奖。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为此他感到很幸福。同时，这也意味着他可以获得一大笔奖金。他在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写道：“我获得了普希金奖！哎，能在快乐的夏天获得这500卢布就好了，而在冬天这笔钱会全部化为灰烬。”[85]由此可见，契诃夫的生活多么艰难，他所挣的每一笔稿费都要用来养活一大家子人。也正是因为实际的生活状况，他注定不可能像托尔斯泰以及其他衣食无忧的作家一样思考和生活。他曾对苏沃林说：“我虽说已经获得了普希金奖，但我还没有开始我的文学活动哩。我头脑中有五部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的题材在受着煎熬。”[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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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为什么不写长篇小说？并不是他写不出，而是生活不允许他写。如果花上几年时间写出一个长篇小说，或许一家人都要饿死了。契诃夫为什么迟迟不结婚？除了对伴侣有很高的精神要求之外，对生活的无力感、需要保持自己身心的自由来投入创作，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虽然他获得了奖金，生活却丝毫没有改变。但这个奖给予了契诃夫极大的自信心。自此他完成了从契洪特到契诃夫的转变，跻身俄国优秀作家的行列，并逐步成长为世界级的短篇小说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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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契诃夫以其卓越的才华，进入俄罗斯文学的玫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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