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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来到朱比角的前一年，刚刚飞越大西洋的查尔斯·林德伯格注意到：大雾和雨夹雪是邮航飞行员两个最可怕的敌人。他不熟悉摩尔人。里奥德奥罗河虽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它只有两座要塞，只有面朝大海的要塞是安全的，可以乘船迅速撤离。西班牙人不会冒险走出要塞的围墙。圣埃克苏佩里在写给妹夫的一封信中不无幽默地说：一个人走出要塞围墙六十英尺，就会挨枪子；走出一百五十英尺，就会丧命或者被卖为奴隶，结局因季节而异。他说得不算很夸张：他到这里之前几个月，已经有两个西班牙人在要塞围墙边消失了。没多久，摩尔人就发现了法国飞行员的价值。第一批抓走的飞行员被扣下来，要拿钱赎回；1926年，两名飞行员遇害，还有一名在扣押期间因伤死亡。寄往达喀尔的信件拆开后，法郎散落出来。消息很快传开了，说邮航是空中金矿。射击飞机变得司空见惯；圣埃克苏佩里报告说，摩尔人射击飞行员就像射猎鹧鸪。（他还很快注意到一件幸运的事，摩尔人射击空中物体时瞄不准，因为在撒哈拉很少有机会练习射击。）当飞机引擎在空中轰鸣时，情况就不同了。法国飞行员因摩尔人紧张是情有可原的。据说航空公司的负责人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是一位非常强硬的商人，不愿支付赎金，而摩尔人拿不到钱就一直慢慢折磨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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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拥有这家航空公司，制造了飞机，但里奥德奥罗的问题完全落在他的运营总监迪迪埃·多拉身上。人们能够记住多拉主要归功于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在他笔下，多拉有着军人的自律和沉默的严谨。他的独创性足以使他永载史册。在航空公司刚创立的那几年里还没有无线电，他就为宝玑14配备了信鸽，万一飞机失事可以飞鸽传书。当他发现里奥德奥罗存在更大危险时，又给飞行员配备了武器。随后，他把这些飞行员派到非洲航线去，两人一组飞行，并明确指示，飞行员遇到险情时，要为护航机最大限度靠近自己的飞机着陆提供便利。他动过给飞机配备摩尔人录音的念头，也许这样可以更好地向摩尔人介绍这家法国企业；他确信拉泰科埃尔的宏大愿景能打动摩尔人。最后，他还安排当地口译员陪同飞行。飞机在高空庄严地飞行，机舱里四处是邮包，飞行员腰挎镶嵌宝石的剑，身着蓝袍的摩尔人给邮件带来了新的浪漫气息。同一般口译员相比，他们有些不寻常，因为除了极个别的人，他们只会说单语，他们的任务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谈判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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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件后，多拉意识到西班牙人正等待着最后一场灾难发生，朱比角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个处境微妙的前沿基地，他需要的是一位大使，一个能够让西班牙人相信法国航空可以在这里运营，能够让法国在里奥德奥罗的存在更易为人接受，也能够处理好与摩尔人之间关系的人。很自然，他想到了圣埃克苏佩里。他是贵族出身，能够得到西班牙人尊重；这名飞行员已经显示出了一些魅力；他已经在非洲邮政航线飞行了十个月，对朱比角很熟悉。有人认为，多拉急切地想让圣埃克苏佩里担任大使，就像他急切地想让他来做飞行员一样。当时，圣埃克苏佩里从航空公司请了病假，正在法国休养。他得了登革热，关节疼痛，走路一瘸一拐的。炎热干燥的气候可以减轻症状。秋天，他被召回图卢兹，并被紧急派往朱比角，1927年10月19日，他抵达那里。他的任务很简单：修复与西班牙当局的关系，并“在沙漠里随时随地准备营救遇到危险的飞行员”。他的工作有点像撒哈拉里的圣伯纳犬。“沙漠中的担水者，”他后来写道，“是那里最了不起的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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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很多小地方一样，朱比角的职位头衔很大。大家都知道德·拉·培尼亚上校是朱比角的督察长，可实际上他的管理仅限于要塞内。圣埃克苏佩里被任命为机场负责人，虽然知道自己的管理区域并不大，但他乐于接受这个职位需要承担的工作。他最初来到朱比角是因为“德·圣埃克苏佩里”这个姓氏，这是一个很好的贵族姓氏。迪迪埃·多拉打赌他的这个贵族姓氏会引起德·拉·培尼亚上校注意，多拉赌赢了。讽刺的是，从不羞于告诉任何人如何给他写信、把信寄到哪里的圣埃克苏佩里，在那一年年初曾从达喀尔写信给他的母亲，提醒她：“信封上不要写‘伯爵’两个字。”他的头衔让他感到分裂，而所有的头衔都意在于此，天性与出身使然，圣埃克苏佩里一直痛苦地感到分裂。如果有人称他“尊敬的伯爵”，他便觉得对方品位低俗，不愿理睬对方。不出意料，这种行为使他与另一个世界保持着距离，在那个世界里，人由头衔、关系和财产来定义，而这些圣埃克苏佩里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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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比角的妙处在于，它荒凉偏远，最大限度地减弱了圣埃克苏佩里姓氏之中“德”字的激冷效应。他本人或许很少注意到这个介词，但他周围的人，特别是空中邮政公司的同事们，总是难免注意到。1920年代，一个尊贵的姓氏在法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引人注目，在机场自不必说。与此同时，朱比角帮他出了名。1928年，他在沙漠飞行表演中以高超的技艺赢得了同事的尊敬。航线上的飞行员们一直认为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分裂的人，现在他们不再谈论他的名字了，而是谈论他的怪异。对于他们来说，他可能从来都不是圣埃克苏佩里伯爵，而是尊敬的圣埃克苏佩里。用空中邮政一位机械师的话说，他“算是我们的英国女王”。离开撒哈拉时，他的名字已经简化为更亲切的圣埃克斯。（二战期间，他的名字被美国人进一步简化，成了“埃克斯少校”。）同时，圣埃克苏佩里逐渐习惯了他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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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二十七岁来到朱比角。在此之前，他已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有过非常痛苦的感情经历，也短暂地从事过几种职业，但都不成功，直到一年前他成了一名邮政飞行员。在二十几岁的年纪，他常给母亲写信亲密地坦露内心，流露出对一事无成的忧惧。他担心自己懒惰，担心这么快就厌倦了自己，担心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还担心永远找不到一个他爱的女人。大家都很清楚，他自己也明白，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1925年，他悲伤地写道：“我如此不同寻常，请试着照我真实的样子来看待我吧。”显然，他也不了解自己真实的样子。他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任何一种幸福，若是使人失去活力、心满意足或一成不变，他便不喜欢。他有一种预感，自己会度过冒险的一生。飞越非洲时，他曾这样描绘冒险——“一种经久的渴望，去探索未至之境，任凭双脚引路，不论明天如何”——这与失业，与半心半意的状态完全不同。他很生气家里人把他看作“一个肤浅的、喋喋不休的懒汉”。他非常想得到认可，但似乎找不到证明自己的竞技场。1927年初，在第一次去非洲之前，他写信给母亲说，他真心希望自己回家时能成为“一个适合结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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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埃克苏佩里生活的时代，年轻贵族并没有很多职业选择，特别是对那些不想循规蹈矩而没有进入军事或外交领域的人而言。这两者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贵族子弟的标准职业生涯；如今，三分之二的法国贵族家庭中至少有一名现役军官。1926年10月，就是圣埃克苏佩里入职航空公司的那个月，他给一位密友的妹妹勒妮·德·索西纳写了信——他曾想写信来追求索西纳，但没有成功——在信中他半开玩笑地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英俊的情人”。如果有人为了财富而嫁给他，未尝不是一种选择，然而于圣埃克苏佩里而言，却绝无可能。“我希望我是一个‘英俊的情人’，打着帅气的领带，拥有辉煌的情史。我应该早点在这方面训练自己，现在为时已晚。我真的很后悔。现在我渐渐秃顶了，不用再去费力改变了。”他不无伤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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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头发渐渐稀疏之前，圣埃克苏佩里也很难扮演这样的角色。他比大多数法国人高一头，行动笨拙，称不上常人眼里的英俊。他像熊一样笨手笨脚。他的“米老鼠鼻子、突出眼眶的黑眼睛、如炬的目光”使他仿佛超然世外。他尤其不注意穿着。更甚的是，自他经常飞行后，还会满指甲污垢地出现在巴黎最高雅的地方。他手上沾满机油，还向勒妮抱怨说，只有他自己觉得这双手很漂亮。一旦到航空公司工作，他就背离了那个指甲光洁的世界，还拿它打趣，起初他是带着几分泄恨意味的。没过几个月，他就给一位女性友人写信说，他为自己在空中邮政公司的状况兴奋：“我很高兴这不是小白脸们的游戏，而是一个职业。”他从达喀尔给一位老师写信：“当引擎在里奥德奥罗上空轰鸣，我从一个新角度观看世界，回忆、希望和文艺小白脸们的圈子，等等，我感觉自己因而变得明智了。”最终，他曾隐约渴望的假期竟成了最可怕噩梦的代名词：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中，一名飞行员走进达喀尔的一家酒吧，成了“所有这些小白脸中间一位笨拙的探险家”。他喜爱冒险，但正如安妮·莫罗·林德伯格敏锐地评论的，他只有跨越“出身、教育和修养”的障碍，才能真正纵情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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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偶尔，他会承认自己选择这样的生活是愚蠢的。为什么要在荒漠中流汗，为什么要留在漫无边际的黄沙之中，“法国有碧绿的田野，有溪流，有奶牛。巴黎的街上女子随处可见。多好啊。还有戏剧、音乐、乐子”。他认为冒险的生活更有意义，也许他错了。到朱比角一段时间后，这些疑虑渐渐消散，不过有时他还是会拿大冒险的世界和他抛在身后的温馨居家生活作比较。为了给自己辩解，他这样回复一位写信告诉他婚讯的巴黎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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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订婚了，你感到幸福……一切都那么甜蜜、清新和平静。我收到你的信时，已经有八天没有刮过胡须，赤脚，满手污渍。我收到信时刚刚探险回来，原本我是回不来的……我邀请了几位摩尔酋长来喝茶。他们正在这儿。他们哑着嗓子和我打招呼。若是在二十公里外，我不太可能信任他们。现在他们却成了我的座上宾。我离开你，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你的来信真像一阵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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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朱比角没几个月，他告诉母亲，他驯服了一条变色龙。“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驯服，”他接着说，“驯服是一个好听的词，很适合我。”他又驯服了瞪羚，但对沙漠里的一种沙狐，就是狐，他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他很想为妹妹驯养一只。只有西班牙人的警卫犬让他毫无办法，一天晚上，这条狗还想咬他肩膀。他完全把握了他的任务，那就是与西班牙、摩尔人，还有这片沙漠面对面地打交道；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驯服”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一直近乎一个宗教表达。他第一次按照广义来使用它大概是在1927年1月1日，当时他独自在阿利坎特的一家咖啡馆里迎接新年。凌晨2点，他坐下来给勒妮·德·索西纳写信。在一趟神奇的飞行中，他来到一座西班牙小镇，镇上欢腾的气氛让他感到自己恢复了青春。但是在信中，他高昂的兴致常常因深沉的渴望转而冷淡。“你驯服了我，”他对她说，“坦白地说，被驯服是甜蜜的。只是你也会让我的日子蒙上忧伤。”对一位年轻贵族来说，这份工作相当完美：圣埃克苏佩里对妹夫描述他的工作说，他身兼飞行员、大使和探险家三职。这相当于20世纪的游吟诗人、十字军战士和游侠骑士。正如他给朋友夏尔·萨勒信中所写的：“品尝了禁果……经历了短时的绅士生活。”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他都是一位贵族，而这完全在于他的性格，尽管最初他是因为姓氏来到这片沙漠的。然而，圣埃克苏佩里被法国机械师们忆起，主要是因为他友善、内向、在深夜里精神旺盛，所有这些都使朱比角成为非洲航线上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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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漠中，圣埃克苏佩里的技术并不复杂。他抓紧时间了解游牧民族，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尽管他肯定没跟迪迪埃·多拉说过这么多。刚到几周，他就骄傲地汇报，他很受当地孩子们喜爱，因为无论到哪里，孩子们都喜欢他；他还在上阿拉伯语课，不过总的来说他学习语言不太成功。他用亲切的肢体语言和幽默感开展外交工作。他请酋长们喝茶，酋长们则邀请他到一英里外的沙漠腹地，到他们的帐篷去，那里还从没有西班牙人踏足过。他说自己很安全，因为摩尔人越来越了解他，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的无畏给摩尔人留下了印象。他真被摩尔人迷住了，至少最初是这样的；他们也信任他。用多拉的话说，圣埃克苏佩里“善良，正直，尊重形式、习俗和传统，这使他被视为、被尊为圣徒”。同时，他非常乐于邀请西班牙军官们到法国营地共进晚餐，甚至在供给严重不足，危及法国菜声誉时也是如此，这令他的同事沮丧。他有时还会请这些军官们下棋。他的纸牌技艺已经很纯熟了，在朱比角有大把时间打磨它。他研读各种技术手册，并兴致勃勃地向所有感兴趣的人展示他那些实际的和形而上学的实验。简而言之，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大使。他即刻获得了成功。他到任才几个月，每一架飞机经过时，西班牙人都会同时升起法国国旗和他们自己的西班牙国旗；摩尔人会跑来迎接这位“了不起的白人托钵僧”。很快，他赢得了相称的头衔。1928年，他骄傲地写信给姐姐说，摩尔人封他为“飞鸟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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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邮政公司的飞行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衣着光鲜。他们是一支衣着随便的队伍，更像是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人物，而不是传说中穿着皮制服的天使长。圣埃克苏佩里也不例外，在摄于朱比角的那些照片中，他穿着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衣服，不讲究搭配，也不够整洁，他腰间系着一条羊毛围巾，脸上胡子拉碴。这与他信中所说的“英俊的情人”相距甚远。显然，他喜欢上了穿一件旧晨袍，有点像摩尔人的打扮。他脸晒黑了，胡子也不刮，看上去与游牧民族没什么区别。飞行员亨利·吉约梅后来成为圣埃克苏佩里在航空公司最亲密的知己，他回忆了在朱比角降落时圣埃克苏佩里迎接他的情形：“穿着宽袍，打扮怪异……”吉约梅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显然他并不知道圣埃克苏佩里的新职位。“这是我的家，”新上任的机场负责人答道，“今晚你是我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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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本人刚到时是托托·劳贝里接待的，托托是图卢兹的机械师，热爱在这条航线工作，也喜爱红酒和绿茴香酒——他发现在沙漠里，这两种酒的供应比水充足——这两项爱好在当地都出了名。托托身边跟着一只宠物猴，名叫奇奇。奇奇跟托托一样喜欢喝酒。托托喊奇奇说：“向老板问好，宝贝。”托托负责维修经停朱比角的飞机，还兼任厨师。另一位机械师马沙尔更年轻健壮，他在离机场更远的地方做维修工作。托托告诉圣埃克苏佩里，营地的人设计了一套巧妙的系统，以减少夜间来客。西班牙人则依靠要塞的围墙，防守非常严密。在一个刮着沙暴的深夜，圣埃克苏佩里来到这座要塞前面，他不会说西班牙语，差点被一名过度尽责的西班牙哨兵结果了性命。法国营地靠的是一套装置，一台由小螺旋桨供电的磁力电机给门把手通电。据传，圣埃克苏佩里注意到了这个发明，但第二天一早他猛地打开门时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他到朱比角后，这个发明就用不上了。用多拉的话说，在朱比角，圣埃克苏佩里对“锁和螺栓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的人格魅力足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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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比角，大家通常围着一张长木桌吃晚餐，桌边的椅子各式各样。就算鬣狗已经因为气味太大被赶出门外，晚餐上也从不缺风景。空中邮政公司的另一位飞行员亨利·德洛内留下了一幅无价的图画，描绘了一天晚上朱比角满满一屋人的场面。除了常客外，还有当天下午从达喀尔将邮件送到北方来的亨利·吉约梅和勒内·里盖勒，以及第二天早上要继续把邮件送往卡萨布兰卡的梅尔莫兹和德洛内。屋里一派男生宿舍的气氛：梅尔莫兹只穿着长裤，帅气地坐在角落里，在专心玩填字游戏。里盖勒把朱比角的宠物狗系在梅尔莫兹座椅的板条上，等待即将上桌的饭菜，狗正饥肠辘辘，闻到饭菜味准得跳起来。马沙尔急着上演恶作剧，正在与托托商量上菜顺序，但对于上菜顺序，托托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突然，所有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奇奇身上，它正用剃刀刀片咯咯地磨牙。马沙尔还没来得及解释，这是一周以来猴子第三次耍聪明，所有水果就已经推向猴子的方向。与此同时，托托正请大家向新招来的摩尔人管家说明自己的晚餐要求。阿蒂拉一句法语也不会说，他戴着蓝色面罩，看起来更适合与沙暴作战，而不是与一群喧闹的法国人纠缠。吉约梅在桌布上胡乱玩着文字游戏，他难倒了圣埃克苏佩里，高兴不已。圣埃克苏佩里带着勉强的幽默接着玩，最后他告诉吉约梅“这是傻—瓜”，大家都笑闹起来。圣埃克苏佩里巧妙地催眠了托托，这时候，聚会已入尾声。德洛内努力不去想，要是第二天一早他和梅尔莫兹继续北上时起了大雾该怎么办，真会起大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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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晚上或下午都这么有趣。邮政飞机每八天才经停朱比角一次，因此圣埃克苏佩里要静静度过中间的七天。飞行员一到，还来不及洗去仆仆风尘，就立即被盘问起外面世界的消息。他们讲述航线上的精彩故事，每个故事在一遍遍的复述中不断地丰满起来，就像圣埃克苏佩里听到的那些中世纪故事一样。除了这些规律的降落和起飞——一周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衡量时间的唯一节奏——就没什么别的日常事务了。圣埃克苏佩里忙于文书工作，另外，每天早上要驾驶机场的四架飞机转一圈，以消除冷凝。朱比角的几个月渗透了他的所有作品。在《小王子》中，小王子独自留在他的星球上，每天早上小心翼翼地给他的玫瑰浇水，而圣埃克苏佩里则是在里奥德奥罗尽职尽责地烘干他的飞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尤其紧密。他和西班牙人下棋；他写信游说家人给他来信，给他寄唱片；他拜访摩尔人。偶尔他也会驾驶飞机到卡萨布兰卡送邮件。他对自己的隔绝状态很敏感。在第一部小说《南方邮航》中，他这样写道：“我们最近的邻居在五六百英里之外，也困在撒哈拉里，像琥珀之中的苍蝇。”他在1928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互不相识，如同太阳系中不同的星球彼此相隔。”心情好的时候，他会报告说自己读书了，或者划船了，又或者研究当地的地形了。当孤寂更深重时，他会说：“我来描述一下我的生活：上午、中午、傍晚。每天都一样，无聊透顶。我读一点书，抽很多烟，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他多次写道，这是僧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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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他很容易走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而很少有什么地方比沙漠更适于冥想。这里十分寂静，他有时非常需要寂静，他还学会了给寂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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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族之间和解，凉爽的傍晚来临，那是平和的寂静……烈日中断了一切思考和活动，那是正午的寂静。北风止息，虫儿像绿洲上散出的花粉一般飞过来，宣告沙暴从东而来，那是表面的寂静。远处的部族正在谋划着什么，那是密谋的寂静。阿拉伯人讨论他们之间难以理解的分歧，那是神秘的寂静。信使迟迟不归，那是紧张的寂静。深夜屏息谛听，那是敏锐的寂静。思念所爱的人，那是忧郁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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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中反复提到他的“僧侣小屋”、“僧侣”生活和脾性，但他总是怀着喜悦写下这些文字。信是他的信仰，通过对信的热爱，他与同事们结下了难解难分的情谊。据说，对于梅尔莫兹来说，“一件不动的邮包就是一颗停止跳动的心”。飞行员们对邮件的热情神奇而有传染性。一天，圣埃克苏佩里拦住德洛内，问了一个让他倍感焦虑的问题：“当我们冒险，有时竟如此随意地冒险去运送邮件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情感？”德洛内也说不清楚，但他的不知所以并没有打消圣埃克苏佩里追寻答案的念头。圣埃克苏佩里仿佛一个未必能最终寻找到上帝的灵魂。他后来写道：“邮件是神圣的，它的内容并不重要。”朱比角的与世隔绝、弃绝和心无旁骛滋养着这个不羁、有些率性又急于被他人需要的年轻人。“在撒哈拉，一切显得那么孤寂和赤裸，任何在撒哈拉生活过的人，都会怀念那段一生里最美的岁月。”他在去世前两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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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还是遇到了难关，那是从圣埃克苏佩里到达朱比角大概两个月后，圣诞节期间开始的。作为机场负责人，他在平安夜听到摩尔人正在做战斗准备，他马上引燃信号弹，火光“像剧院灯光一般”亮彻天空。他嘲讽地向母亲保证说，这场战斗会以丢失四匹骆驼、三名妇女结束的，“就像所有的摩尔人大场面一样”。加那利群岛的食品供给来晚了，晚餐成了罐头宴会，没有什么节日气氛。那天晚上太无趣了，圣埃克苏佩里10点就上床睡觉了。好消息是：他写了六行书稿。“这挺多的。”他告诉母亲。新年伊始也是同样的调子，与其说是因为发生了新危机，不如说是因为没有新危机。与西班牙的关系一如既往地平稳。邮政飞机照常抵达和离开；圣埃克苏佩里觉得这像是母鸡每周来探望小鸡。如果飞机延误，他就要准备去救援：“我怀着虚荣心，时刻准备着去冒险。但是远处传来轰鸣，宣布飞机要入港了，同时也宣布生活比我想象的简单，浮想联翩是有限度的，我伪装的可爱形象就显得有些滑稽好笑。”圣埃克苏佩里注定是沙漠里的王牌维修工，1927年12月初到1928年夏天他当班期间，拉泰科埃尔邮航往返朱比角要飞过七百五十多英里的异教领空，却奇迹般地没出任何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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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奏在2月末发生了一点改变。圣埃克苏佩里向卡萨布兰卡报告说，他的眼睛发炎了。这可能是由长时间沙漠飞行造成的，因为他不得不时刻戴着墨镜、面对刺眼的强光；也可能是由以前的一次受伤感染造成的，随着年龄增长，感染不时复发。这显然很痛苦，但似乎并没有影响飞行员在恢复期享受生活，他也没有在卡萨布兰卡住院。眼疾可能要妨碍他漫无目的地阅读了，他在朱比角曾这样读了很多书：他常向其他飞行员要一些技术手册来读，对这种技术书籍他总是如饥似渴；到1928年年中，他读了许多小说，他喜欢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永恒的少女》和科莱特的《白日的诞生》。有一段时间，他随身带一卷波德莱尔。后来有人说，他可能更喜欢抚摸，而不是阅读图书。这个习惯似乎已经在朱比角得到证实。阿加迪尔机场距圣埃克苏佩里四个小时的航程，是他最近的邻居。机场负责人的妻子记得，有一次圣埃克苏佩里驾驶满载唱片的飞机来换书。他说，若床边或者床上没有一摞书，他晚上是无法入睡的。“实际上他不读那些书，书里的思想陪伴着他，就像装在药瓶里的宝贵药片。他需要知道，万一需要，一伸手就够得着。”3月底，圣埃克苏佩里从卡萨布兰卡返回朱比角，显然已经痊愈了。他错过了第一份法国—南美邮件的运送，以及紧张的搜索行动，当时运送邮件的飞机在锡斯内罗斯城以北五十英里处耗尽了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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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上半年并没有完全虚度。到1月中旬，圣埃克苏佩里在圣诞节前写的六行文字已经扩展成一百页小说，他想从几个不同的视角展开叙事，所以这部小说写得非常困难。到7月份，他已经完成了一百七十页手稿。他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部小说，希望回到巴黎时能把手稿交给1920年代的两位文学教宗安德烈·纪德和拉蒙·费尔南德斯，他是通过一位表亲结识他们的。这部小说是《南方邮航》，是关于一桩失恋、关于法国—南非邮航的故事，它是小说，也是自传。在一位著名评论家看来，小说对残酷的现实世界与男主人公“充满玫瑰和童话的内心”做了杰出的对比；在上了一点年纪的圣埃克苏佩里看来，这部作品不应当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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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邮航》奠定了圣埃克苏佩里的风格，他的作品都是在流亡中创作的，都打上了朱比角的印记。这部小说对他的个人生活同样重要，写作它的时候，同事们还不觉得他是一位作家。尽管他的办公室出了名地到处是稿纸，尽管人们经常看到他在驾驶舱里涂涂写写，但在朱比角只有个别人隐隐约约意识到他正在写一本书。到1928年的最初几个月，他开始劝说访客晚上坐下来听他讲一些戏剧故事。约瑟夫·克塞尔是一位了解他，也了解朱比角的记者。他回忆说，圣埃克苏佩里的声音低沉、单调，从听众的床脚传来，很快成了咒语。外面，远远的“哨兵！”喊声从一所西班牙岗哨传到下一所，风夹着里奥德奥罗的沙在呼啸。由于飞行劳顿，圣埃克苏佩里的早期评论家们没来得及听他读完作品就睡着了。1928年3月，他在卡萨布兰卡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让-马里·孔蒂，这次会面以国际象棋开始，持续了十三个小时，他给让-马里读了这部小说。圣埃克苏佩里告诉这位还醒着的同事，他是第一个听完整部小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