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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如此阴沉，只有暴风雨将它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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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你的暴风雨倾倒出来吧：法国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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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约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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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3日，伽利玛出版了《人的大地》。2月底，圣埃克苏佩里刚从纽约回来，住在米开朗琪罗街的公寓，他第一次接受了关于这部作品的采访。他喝着威士忌，抽着香烟，边谈论一些话题，边信手涂鸦；他的访客来自《新文学》杂志社，满怀敬意地说，自己仿佛坐在巴黎政治学院的讲堂里。还有很多人也渴望与作者进行这样的谈话。当月，圣埃克苏佩里前往德国，那边计划出版德译本。他一贯不相信各种宣传，自然怀疑反纳粹的宣传。3月的第二周，他和B夫人驾驶一辆克莱斯勒汽车去柏林；他想亲自看看法国的邻国发生了什么事。他离开法国后，《人的大地》最早的一批书评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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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德国有些情况令人担忧。在巴伐利亚的一座小镇，圣埃克苏佩里半夜被撞击声惊醒，原来是有军队途经该地；在纽伦堡的一家啤酒店，他坐在桌前，看到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士兵在街上走过，受到夹道欢迎。在柏林，圣埃克苏佩里见了奥托·阿贝茨，他当时的工作是殷勤地向有身份的法国人宣传纳粹教义，他带着作家游览了首都柏林。圣埃克苏佩里提出想去看看艺术展，阿贝茨陪着他去了。“真是奇怪，”他说，“极权主义国家总是喜欢安排导游陪同！”阿贝茨提议到波美拉尼亚游览，那里有德国的三大元首学校之一。B夫人留在柏林，但另一位来访的法国作家亨利·波尔多也加入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波美拉尼亚之行。这令人不安；后来，他告诉鲁西·德·萨勒，他原本期望在元首学校看到一所精英幼儿园，结果却参观了一所军官学校。在一座馆藏丰富的图书馆里，圣埃克苏佩里问学校的负责人，受训的军官是否获许阅读一些书，比如说马克思和孔德的著作。负责人说，只要这些书中没有发现任何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都可以看，不过要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书就会被下架。德国人微笑着说，不必担心，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听到这个回答，圣埃克苏佩里很气愤。那一周，他还遇到一件令他气愤的事，他问一群德国物理学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是否获许阅读爱因斯坦的书？——他得到了显而易见的答案。回到车里，他对阿贝茨直言：“你们培养的这种人，我不感兴趣。”希特勒不应该禁止自由的思想交流。阿贝茨赶了很远的路来到柏林，多番和他讨论，试图说服他，但一切都是徒劳。不过，他们的谈话很有巴黎政治学院走廊上学术争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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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希特勒公然违反前一年秋天在慕尼黑所做的保证，挺进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担心边界随时可能关闭，圣埃克苏佩里和波尔多提早准备好行李，准备离开。18日早晨，圣埃克苏佩里开车返回法国，他每开一段时间就会停下来打电话给住在他公寓里的佩利西耶，让佩利西耶等他吃午饭，后来这顿饭一直推迟到了下午4点。一回到法国，他就告诉朋友，纳粹的飞机太多了，都没有足够的飞机库来停放，这只说明一个问题——战争即将爆发。鲁西·德·萨勒后来说，圣埃克苏佩里的话是“对纳粹主义的哲理分析”；他回到了法国，深信法国不可能与德国领导人达成任何形式的谅解，因为德国领导人的议程已远远超出了政治范畴。他没有看到他想看的一切，也没有看到任何高官，但他确信，与纳粹政权不可能维持长久和平。（显然，他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4月1日，法国调动部分军队；同日，法国媒体受到审查。）圣埃克苏佩里对法西斯主义没有好感，而法西斯也不喜欢他。《人的大地》的第一篇评论见于《法兰西行动报》，据说在当时所有法国报刊中，这家前保皇派报纸与德国最为友好。这消息一传出，报纸形象严重受损。罗贝尔·布拉西拉什认为，圣埃克苏佩里的个人崇拜观念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并且感觉这本书写得过多，这两种说法都不无道理，但不足以打乱一位叙事大师的计划，甚至不足以使他失去许多右翼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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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地》似乎有魔力，会让评论者变为诗人，或者言辞夸张。萨特的好朋友保罗·尼藏在《今晚报》中写道：“这本书结构严谨，语言组织平衡，又不乏文学的庄严，令人十分钦佩。在他笔下，宇宙是一个人们身处其中，必须不断克服危险、痛苦、恐惧和死亡的空间，他的叙述没有夸张的戏剧效果，真诚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在我看来，没有一个词比‘朴实’更能概括这部作品的特点。我们知道，朴实既是英雄世界的美德，也是文学效用的秘密。”安德烈·泰里夫在《时报》中称：“圣埃克苏佩里既是飞行员又是道德家，拥有卓越的才华。他的作品中满是最异乎寻常的意象和文风细腻的段落。我不知道，自夏多布里昂以来，还有谁的散文如此具有诗歌之美。”埃德蒙·雅卢将圣埃克苏佩里的写作恰当地归为两种传统，一种让人想起普鲁塔克和爱默生，另一种让人想起哥伦布和麦哲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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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风沙星辰》登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头条，受到盛赞：“一本美丽的书，一本勇敢的书，一本能够帮助你在这个世界对抗困惑的书，让我们仍为人文骄傲，为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兴奋。”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大力推出这本书之后，它出现在《星期六评论》6月号的封面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版上，并迅速成为畅销书。《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评论员盛赞：“读这本书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生活在地上。”他和一些美国评论员一样，对圣埃克苏佩里所知甚少，但很快了解了他的情况，认为这本书表现了“孤独与人性温暖，振奋与精神紧张、头脑清醒之间的强烈对比”。（圣埃克苏佩里的许多朋友如果读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想必会大笑起来。本·雷·雷德曼提及圣埃克苏佩里抱怨大多数人一生中都半梦半醒，他写道：“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是清醒的，并会唤醒其他人。”）10月，也就是宣战后一个月，《风沙星辰》在伦敦也有了读者。《旁观者》的一位评论员很惊讶，圣埃克苏佩里“对于人类的卑微和愚蠢怀有上帝般的宽容”。《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一位文学评论员写道，“凡他所触及之物皆被照亮”，认为这是一部“憧憬和梦想”之作，在任何国家都可称为启迪心灵的“圣歌”、“诗”、“冒险散文”或“狂想曲”。一时间，仰慕者的信潮水般涌来，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既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又有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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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阿贝茨对这本书贡献非常大。这位德国的宣传官员曾安排圣埃克苏佩里和波尔多一起前往波美拉尼亚，当时，六十九岁的波尔多不禁折服于这位年轻作家个性的力量。很可能他回来后读了《人的大地》，感触很深，就如同他第一次听到高乃依的《熙德》，或第一次读到笛卡尔的作品。他彻底被圣埃克苏佩里新奇的想象征服；波尔多是法国民族英雄飞行员乔治·居内梅传记的作者，也是一战的老兵，他简直就是圣埃克苏佩里天然的仰慕者。他也有贵族头衔，是法国精英中的精英，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刊上，后面总是跟着“法兰西学术院”。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波尔多将《人的大地》作为小说大奖的候选作品送到了法兰西学术院，这是每年最重要的文学大奖。他删节了这部作品；当然这种做法在法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备受争议，但《人的大地》严格来说并不是一部小说。圣埃克苏佩里非常幸运，1939年出版的小说中几乎没有特别突出的作品（龚古尔文学奖颁给了伽利玛出版社的另一位作家菲利普·埃里亚），而波尔多又很会说服人。他要求评委说出一位能与圣埃克苏佩里风格媲美的小说作家。除波尔多外，还有三十九位评委，其中几人质疑这部作品没有情节。波尔多反驳说，人类的境况有情节吗？还有人指出，书中的人物出场时间很短。波尔多承认，这些人物刚一上场就很快退场了，但他们的出场和退场是多么精彩啊！波尔多以为这场辩论已经尘埃落定，不料在学术院评委投票之前又一次引发辩论，不过波尔多还是占了上风。5月25日周四，《人的大地》被授予1939年法兰西学术院小说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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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对这个消息无比惊讶。当然，感到惊讶的并非他一人。通常，法国文学奖的候选人都是已经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作家，但圣埃克苏佩里的书，连第一位被派去采访这位大奖新得主的记者也从没读过。记者于当晚6点抵达米开朗琪罗街，鲍里斯（他之前住在沃邦广场）把他迎了进来。可以理解，在他的印象中，《人的大地》是一部小说。他发现这套公寓有些简陋，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还发现他采访的对象很是棘手。“他胆怯得有些吓人。”吕克·埃斯唐回忆道。第二天，《费加罗报》文学版的记者分享了同样的经历：“采访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先生绝非易事。这个大块头很谦虚，对于谈论自己非常反感，又很胆怯，谈话往往因此无法进行下去。但人们能知道，也能感觉到他习惯长时间冥想，并且他熟悉天上的事，却又坚实地站在地上，那些问题也就毫无意义了。”不过，这位记者还是从受访者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在他的引导下，作家泰然地给出了一些答案。记者告诉圣埃克苏佩里，他的书让读者相信人性。“我对人非常有信心，”作家答道，“因为我只见过和蔼可亲的人。每个人都有可亲之处，与令人不快的一面并存。许多人的错误在于固执地强调后者。”看到圣埃克苏佩里对他人这样宽容，记者总结说，他对于人性的看法不是来自文学作品，而是来自空中邮政公司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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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圣埃克苏佩里，每个人描绘的形象都相差无几：一个笨拙的、有些秃顶的大个子；圆圆的面庞，目光恍惚，上翘的鼻子在说到兴奋的话题时会微微颤动，眼皮厚重，眼里闪着光。正如《两大陆评论》所言，圣埃克苏佩里符合人们对“决定很多人命运”之人的印象，而他的身高和贵族姓氏无疑强化了这种印象。但没有人提到他脸上清晰可见的疤痕，一处拉扯着左眉，使他脸上总是挂着一副猜疑的表情，另一处则牵动着微笑；他给人以健康有活力的印象。他在聚光灯下表现得很好，从不会让自己的欣喜变为骄傲。获奖消息公布后，大家在龚苏萝位于巴尔贝-德-茹伊街的公寓里举办了庆祝活动，有十几位朋友出席，包括马德莱娜·瓜索、沃斯、费尔南德斯、让·卢卡和莱昂-保罗·法尔格。圣埃克苏佩里开心极了，唱了很久的歌，说了很久的话。那个5月，巴黎没有人比他更耀眼，他写出了如此出色的作品，尤其是在法国缺少荣耀或骑士精神的时候。据《新文学》杂志报道，圣埃克苏佩里是为数不多的名字，能让公爵夫人和咖啡馆侍者都带着仰慕之情说出口。春天时，西贡发来一封电报，这是关于《人的大地》的唯一不和谐音符。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指出，弟弟书中有一处语法错误，对此他未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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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月，这本书在法国的书评已大大减少，只有零星几篇了。但美国人的狂欢才刚刚开始。这本书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并连续在榜九个月；到8月，已经售出了超过十五万册，圣埃克苏佩里的版税账户一下就增长了。那年夏天，在纽约，他非常兴奋地发现全城的书店里都有他的照片，美国人的称赞甚至比法兰西学术院授予他的荣誉还让他高兴。这本书魅力不减，以哀伤的文字讲述了最悲情的壮举，吸引了很多读者。11月，西蒙娜·德·波伏娃拿到了《人的大地》，又给了萨特；两人认为圣埃克苏佩里贸然讨论哲学问题时，未免有些胡言乱语，不过他们被吸引了。波伏娃在给萨特的信中说，《人的大地》是很久以来第一本令她心怀梦想的书。萨特赞同地说，这本书让他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产生了乡愁，怀念一种自己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他谈到《人的大地》对自己“产生了影响”，它本就很容易影响人，令人陶醉于作者的意象和理想主义，并被他超越自我的榜样所激励。每个人都从书中的高尚情怀里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人的大地》宣称工作能够给人自由，1939年，它在德国同在法国一样备受推崇。圣埃克苏佩里同时赢得了抗德游击队员和维希政府拥护者、存在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喜爱，就像佩吉同时受到抵抗组织和维希政府喜爱。获得法兰西学术院小说大奖的《风沙星辰》被美国书商协会评为1939年最佳非虚构类作品，这是完全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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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夏，舞台和银幕上的热门节目是让·季洛杜的《水中仙》和迪士尼的《白雪公主》，法国还在享受着最后的轻松愉悦。珍妮特·弗兰纳评论说：“借助战争的威胁，法国反而放松下来，度过了一段真正快乐和文明的好时光。”于圣埃克苏佩里而言，这几个月，他和最好的朋友们在一起，也过得轻松愉快。3月1日，他参加了教女安妮·德·塞戈涅的洗礼。他自己没有孩子，但他对此的遗憾与他对自己没有一座摆满精致家具的大房子的遗憾差不多。塞戈涅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十年，他的感受没有什么变化。圣埃克苏佩里曾写信给塞戈涅说：“你会既骄傲又难受。这是很自然的。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一个小生命诞生更富创造性了。”他在法国南部度过了复活节假期，先去了沃斯的乡间别墅，在距圣莫里斯不远的圣阿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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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快到晌午时，他与苏珊·沃斯、莱昂·沃斯夫妇，以及他们十五岁的儿子克劳德，坐着沃斯家的布加迪汽车出发了。不是圣埃克苏佩里开车，大家都非常轻松，他们要往北去弗勒维尔村的一家小餐馆。这家旅馆俯瞰索恩河，景色很美。两位作家坐在海洋咖啡馆的露台上，沐浴着温暖的春日阳光，点了绿茴香酒，悠闲地看着德国驳船船员和他的妻子，还有一名法国机械师在河面上作业。圣埃克苏佩里热情地招呼那三个人，邀请他们一起喝一杯；大家谈到战争时，德国夫妇向他保证，德国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法国机械师认出了圣埃克苏佩里，并请他给一张索恩河明信片签名，圣埃克苏佩里欣然同意。午餐很简单，有红肠、乡村面包、炸鱼和奶油焗鸡。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澄澈的怀旧之光将这简单的一餐和几个小时的畅谈，幻化成了他曾在努瓦克肖特星空下感受到的那种神圣时刻。如同洁净、密实的织物在他看来永远象征着文明一样，后来他觉得这天下午的索恩河畔就是和平的样子。在1942年于纽约写作的《给一个人质的信》中，他将这顿午餐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奇迹，悄无声息的奇迹。只是他并没有写有人找他要签名，也没有写午餐吃的炸鱼，只写了红肠。对于餐桌上谈话的内容，我们所知甚少，但这个下午显然充满了魔力。一年多后，沃斯在日记中提到由友谊建造的“记忆圣殿”：“在弗勒维尔，索恩河、淡绿的树、鸡、炸鱼永远都散发着友谊的味道。”他不知道，多年后，圣埃克苏佩里也写了对这个下午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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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从弗勒维尔开车到里昂，把妻子和儿子安置在火车站。圣埃克苏佩里坚持让沃斯陪他一起去萨勒家，那在不到一百五十英里之外的塔拉斯孔；还有一个因素吸引他们过去，他的好朋友塞戈涅正在附近的阿尔勒度假。沃斯不愿意，他说到那里时肯定已经是深夜了，还带着他这个陌生人，恐怕不太合适，圣埃克苏佩里还是想办法让他两位最老的朋友与他两位最好的朋友之一相聚了。他们坐下来吃晚饭时，已经很晚了，圣埃克苏佩里突然伸出长长的胳膊，宣布：“今晚，我和最好的三位朋友在一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那天晚上大家都没怎么睡觉。圣埃克苏佩里从塔拉斯孔继续前行，他和塞戈涅，还有一位建筑师朋友在当地转了转。在卡玛格三角洲，塞戈涅和皮埃尔·达洛停下来瞻仰圣吉尔斯教堂。一群孩子刚刚参加完洗礼仪式，尖叫着拥到广场上；圣埃克苏佩里也和他们一起不见了踪影。后来，他面带荣光出现在村里的甜品店，身边围着二十个崇拜者，他们正忙着舔粘在手指上的糖。在艾格莫尔特，他再次证明了，正如达洛所说的，“他更喜欢和人，而不是和古老的石头打交道”。达洛和塞戈涅登上了康士坦茨塔楼，而即将获得法兰西学术院大奖的圣埃克苏佩里则在小城防御工事的阴影中，一心一意地玩滚铁球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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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在比斯卡罗斯郊外，圣埃克苏佩里和B夫人回到了空中邮政大家庭剩下的成员之间，吉约梅在那里的“巴黎韦索中尉号”上工作。当时正赶上吉约梅过三十七岁生日，也赶上圣埃克苏佩里获得荣誉军团勋章；1月份，他就被任命为军官了，提议人正是吉约梅。卢卡和内里也是“巴黎韦索中尉号”的成员，他们也来庆祝，当然还有吉约梅的猎犬。大家一起唱歌，一起吃蛋糕，蛋糕上插着三十七支蜡烛，还有其他一些老套的热闹做法，但没有人发言，因为两位嘉宾都太感动了，不想讲话。圣埃克苏佩里不仅仅要为获得勋章感谢吉约梅。《人的大地》中最常被引用的句子是吉约梅的话，“我发誓，我的经历任何动物都受不了”，这句话的影响持续至今：热拉尔·达博维尔是当代法国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人，1991年他在被问及为什么独自划船横渡太平洋时，他实际上是把圣埃克苏佩里的话又讲了一遍。在安第斯山脉坠机后，圣埃克苏佩里读了吉约梅的正式报告，他写信给吉约梅说，吉约梅应该在法兰西学术院占有一席之地；现在看来，吉约梅似乎为他的朋友取得了一个席位。12月评委公布奖项时，甚至提到了吉约梅，他们说《人的大地》最打动他们的是作者“对同伴的深厚感情……他对吉约梅所受痛苦的出色描述……”，圣埃克苏佩里为吉约梅题赠《夜航》时，许诺下一本书要以“吉约梅”为名。虽然最终书名不是“吉约梅”，但《人的大地》题献给了吉约梅，圣埃克苏佩里还在凌晨2点亲手把一本特装版送给了他。在这次访问比斯卡罗斯期间，吉约梅邀请圣埃克苏佩里与他一起乘坐定于7月初前往纽约的“巴黎韦索中尉号”，这一想法实际上是不太符合法航条例的。在笔记本中，圣埃克苏佩里将自由定义为“挑战可能性的能力”；现在，他再次展示自己发达的肌肉，但这绝不是这一年的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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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次谈话，法航大西洋区负责人路易·库埃首先被圣埃克苏佩里说服了。试飞不允许载客，与公司没有正式雇佣关系的人自然不应例外。经过一整天讨论后，圣埃克苏佩里成功说服库埃聘用他为“候补飞行员”。这位宽厚的负责人说：“他不是拥有所有必要的执照吗？”就这样，圣埃克苏佩里被正式聘用为四十二吨水上飞机的副驾驶员。事实上，7月7日从比斯卡罗斯横渡到长岛海峡时，他大多数时间是坐在吉约梅身后的。他们中途在纽约停留了四天，其间他第一次瞥见了书店里自己的肖像画，还见到了笑逐颜开的出版商和经纪人。随后，他们带他去看了哈莱姆爵士乐俱乐部的深夜巡演。巴士底日黎明时分，这架水上飞机——机上所有人都知道它已经很落伍了，当时泛美的快艇经常飞越大洋——从长岛起飞。非常意外，它竟成了从美国直飞法国的第一架商业客机。在这二十八个半小时里，圣埃克苏佩里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他给机组人员讲故事，给吉约梅读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作品《听啊！风》的法语校稿。他已答应给这部作品作序。午餐时，这位为大家逗乐的“吉祥物乘客”一定特别受欢迎，因为机组人员发现由于疏忽，饭菜都被干冰冻住了，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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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后，他立即离开比斯卡罗斯去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家，吉约梅一家也会去那里与他会合。（吉约梅在比斯卡罗斯待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当晚他和妻子终于开车赶到奇特雷时，发现圣埃克苏佩里蹲在路边，非常沮丧。他在公路和表姐家的电话之间来回跑了两个小时，最终确信吉约梅英勇地飞越北大西洋后，在法国西部遭遇了困难。）两人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这次圣埃克苏佩里立即在报纸上描述了当时的感受；7月22日，《巴黎晚报》登出了对这次跨大西洋飞行的报道。在文章中，圣埃克苏佩里表达了一贯的失望，说商业航空有点膨胀，有点“资产阶级化”了，但他又说，这次飞行之后他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就像重温了童年时光。这年夏天，他在另外两篇文章中也发出了类似的调子，其中第一篇刊登在孔蒂编辑的一份试航杂志特刊的卷首。他在文章中称，直觉高于数学计算，智慧高于科学，这完全符合他对数学的认识，也符合对驾驶飞机的认识；但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在一个由工程师管理的国家，他的观点是有一些离经叛道的。6月中旬，他拿到了林德伯格作品的法译本，并在7月修改了给它撰写的序言。林德伯格作品的译者亨利·德尔戈夫碰巧是勒芒本地人，他在米开朗琪罗街上受到了热烈欢迎，圣埃克苏佩里就是在那里答应写序言的。对于这一天，德尔戈夫也许有些懊悔。圣埃克苏佩里在“巴黎韦索中尉号”起飞前不久开始读稿子，他发电报说，这部作品令他印象非常深刻，因此他想写一篇较长的序言，不过德尔戈夫要等到7月中旬才能拿到。7月中旬很快到了，又很快过去了。7月的第三周，一天傍晚，德尔戈夫和让·卢卡把圣埃克苏佩里锁在房间里，两人去蒙帕纳斯看电影了。午夜过后，他们回到米开朗琪罗街探看“囚犯”，却发现圣埃克苏佩里憔悴不堪，头发蓬乱，直冒冷汗，但也发现了几页写好的稿子。他们把作家抬到沙发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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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戈夫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几周，圣埃克苏佩里从戛纳、从“诺曼底号”发来消息，他乘坐“巴黎韦索中尉号”返回后不到两周，又于26日乘坐“诺曼底号”再次启航前往纽约。他发来电报说：“告诉德尔戈夫用‘联系’代替第三页第十行的‘关系’。”《巴黎晚报》的撰稿人罗贝尔·德·圣让在船上碰到了圣埃克苏佩里，听他讲了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事，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第二次在茫茫大西洋上称赞她的作品。林德伯格在法国的出版商发来的一封无线电报，打断了两人的交谈。电报回答了圣埃克苏佩里此前的一个问题，即那九页稿子还可以允许他修改多久。在他修改文稿时，圣让清点了“诺曼底号”上好玩的东西，从黏土鸽子系列、狗的救生衣到船上的监狱。他列出了远洋班轮上的新奇事，包括圣埃克苏佩里的纸牌戏法。“船上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他问变戏法的人。圣埃克苏佩里自己回答道：“卡芒贝尔奶酪总是熟得刚刚好。”他花了大量时间与船长讨论跨大西洋航行，讨论它的未来在航海还是在航空。吉约梅又来与圣埃克苏佩里相会，他本周要再次飞越北大西洋，还说会从“诺曼底号”上方飞过。圣埃克苏佩里在海上的第三晚，吉约梅果然来了，他驾驶着拉泰科埃尔522，飞得尽可能低，并绕着灯火通明的远洋班轮盘旋了两圈。“诺曼底号”上所有乘客都跑到甲板上，欣赏这一壮观的景象。内里匆忙递给船长一张纸条；据圣让说（他原本不应该知道这一私密信息），纸条上写着：“开香槟庆祝水上飞机第一次飞越‘诺曼底号’上方。致圣埃克斯。吉约梅。”拉泰科埃尔522第二天抵达纽约，四十八小时后，“诺曼底号”才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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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冬天，充满了伤害、危机和“奉献的戏码”，前两个问题源自龚苏萝，第三个问题，据作家自己说，源自他自身。到了夏天，他们休战了。现在，他与B夫人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多，而妻子则一有机会就诋毁她的情敌。尽管如此，圣埃克苏佩里还是会定期看望龚苏萝，给她写信，而他不在的时候，则会委托耐心的苏珊·沃斯，或者委托母亲在距离允许的情况下来照看龚苏萝，这些都是为了让龚苏萝能够安分守己。这年夏天，夫妇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比圣埃克苏佩里到处寻找妻子的时间长多少。例如，6月16日，两人与沃斯夫妇共进晚餐，但到了21日，龚苏萝又不见了。他们一起在巴黎东南面二十英里的瓦雷讷-雅尔西发现了一所迷人的三层乡间住宅，配有一座大花园、一片池塘、一间温室、一个网球场、一间鸟舍，还有一个兔窝；龚苏萝认为丈夫应该在乡下住一段时间，调养身体。两周里，圣埃克苏佩里几次飞往美国，非常忙，但他抽空签了合同，以每年一万五千法郎的租金租下了这套房子。依照合同，租客可以买下这所名为“绿叶”的房子，这可能是房东建议的。这年夏天，龚苏萝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圣埃克苏佩里希望龚苏萝再多住些日子，但他自己来得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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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纽约刚待了三天，周六早上就接到了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电话。她刚刚读了作家的序言，受宠若惊，非常激动（激动到想要读一读《风沙星辰》）；她注意到作家对英语“一个字也不会说”，便用法语问他是否愿意来共进晚餐。林德伯格一家刚搬到长岛北岸的长滩不久。他们约好了当天下午由查尔斯来接客人。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安妮到城里来找他，颇有点紧张，在得知圣埃克苏佩里先生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酒吧里等她之后，就更紧张了。她正想着“也是一名醉醺醺的飞行员吧”，就见到了一位大块头的法国人，比她足足高出一英尺，各方面都很强悍，但不知何故又给人一贯的熟悉和迷人感觉，这感觉甚至前所未有地强烈。还未步入酒店，谈话已经非常热烈，安妮的车停了下来；圣埃克苏佩里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序言。林德伯格夫人发现自己处境艰难，不得不“费力地用法语和圣埃克苏佩里讲话，同时还要和出租车司机交谈，然后再用法语给圣埃克苏佩里解释车出了什么问题，再用英语和司机说，一时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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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到达宾夕法尼亚车站后，就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像孩子一样在吧台喝橘子汽水——安妮想起，曾经有人说她是林德伯格的“童妻”——他们谈到了写作的节奏，圣埃克苏佩里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在曼哈顿和长滩之间，他们畅谈美国、航空、艺术、沙漠、流亡、诗歌和哲学家怀特海；一起通读序言；对于周围的事物浑然不觉；甚至心有灵犀，不等对方说完，就明白了意思。在后来的日记中，安妮描述了那次会面，简直是完美的第一次约会：她突然发现有说不完的话；她一股脑说了出来；因为同伴能够完全理解她的话，感动之下，她说得更多了；她担心圣埃克苏佩里会不会觉得无聊。而圣埃克苏佩里有些调情。当安妮引用D.H.劳伦斯的话说婚姻中男人和女人像是两极，他们中间托住了一个世界，他笑了：“哦，夫妻之间并没有那么远！”他给出了自己对婚姻的定义：夫妻应该像蜜蜂一样，采集蜂蜜，带回爱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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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德伯格家的厨房里，他们没有见到查尔斯的影子。表演了几样纸牌戏法之后，安妮独自和圣埃克苏佩里吃了晚餐。在安妮看来，纸牌戏法是这位羞怯的客人放松自己的一种方式。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和查尔斯·林德伯格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直到晚上将近10点他们才见了面。安妮松了一口气，她在一旁听两人谈话，时而充当翻译。谈话很快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可以说内容宏大，不是关于私人的事情。两位先驱各自谈了一些飞行往事。法国人坦诚地说：“但我从不知道，我惋惜的不是我自己的青春。”他引导林德伯格讨论起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人和机器，以及科技时代人的精神需求——他表明了自己厌恶法西斯主义，当然是以非常温和的方式。林德伯格与德国的友谊足以让他的名字在新闻短片中引来一片嘘声，他对此并不生气，尽管他也承认在和圣埃克苏佩里谈话之后遇到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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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早上，圣埃克苏佩里下楼吃早餐时，幽默地说，他在楼上找卫生间时迷路了（其实卫生间紧挨着他的房间）。在餐桌上，他看到了两岁的兰德·林德伯格；安妮觉得，客人似乎被这个一头金发的漂亮小男孩迷住了。他在沙滩上和兰德，还有兰德的哥哥乔恩玩得很开心。乔恩和母亲一样对这位法国人很热情；第二年，他问母亲，圣埃克苏佩里是不是法国的圣徒。游泳完，林德伯格一家驱车几英里把他送到亨廷顿，身患癌症的拉乌尔·德·鲁西·德·萨勒住在那里的一所消夏寓所里。在车上的二十分钟里，圣埃克苏佩里讲了他差点溺水的故事。林德伯格一家傍晚来接他，看到他正在鲁西·德·萨勒家的门廊玩纸牌。回去的路上，他讲沙漠，讲危险和孤独的重要性。他们聊个不停，这位不知疲倦的法国人解释说：“有的人聊得来，有的人聊不来，没有中间地带。”他们吃晚餐，在海滩上散步，睡觉前喝牛奶和姜汁汽水，时时刻刻都在聊天。第二天早上，林德伯格一家开车把圣埃克苏佩里送回纽约。这时他们还在聊天，圣埃克苏佩里讲了雅各和以扫的故事，谈到了信仰的话题，并啰啰唆唆讲了一个关于巴塔哥尼亚牧羊的寓言，在他看来，这证明大自然总是会让人类为自己的进步付出代价。平时一丝不苟的林德伯格听到妻子兴奋地翻译圣埃克苏佩里的话，也被吸引了，他没留意油表，在去往第五十九街大桥的坡道上才发现汽油耗尽了。“这是两天内圣埃克苏佩里第二次弯腰查看林德伯格的发动机。”安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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