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64080 对这种“不断增强着、不断驱使着的力量”的全新感受，席勒尤其要归功于他的老师，1776年复活节起接手医学院哲学课程的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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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082 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1751年生于恩茨河畔的维欣根，其父是一位高级管理官员。施瓦本地区的神学学生通常所走的教育道路，他也全走了一遍：首先是登肯多夫（Denkendorf）和茅尔布隆（Maulbronn）的修道院学校，然后是图宾根神学院，但神学并不能让他着迷。他急切地接受了法国唯物主义——霍尔巴赫[2] 和爱尔维修[3] ——以及英国经验主义——洛克[4] 和休谟——的哲学启发。他为沙夫茨伯里的哲学感到振奋，因为被这种哲学视为榜样的，不是道德上无可指摘之人，而是在美学上被塑造成型的人。在学习期间，阿贝尔也受到了“狂飙突进”之启航精神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和青年赫尔德。这些狂放不羁的年轻人身上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给了他启发，于是结束学业后去某个乡村牧师身边当个副手的愿景对他而言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阿贝尔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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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084 当时，公爵正在为他的学校搜罗教师。他要求图宾根神学院的高层告诉他学校最优秀的硕士的名字。阿贝尔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但公爵某次到访图宾根时与他认识，对他颇为赏识，便问起为何他没有被提名。人们回答公爵，阿贝尔个子太矮，不适合去军校。于是公爵简短地表示，人们在图宾根不是拿尺子来测量一个教授是否称职。1772年11月，阿贝尔被聘至卡尔学校。在回忆录中，他描述了如何发现自己“从神学院里昏暗的修道院砖墙中出来，一下子就到了王侯们寻欢作乐的行宫”。[5] 公园，从索里图德城堡远眺符腾堡王国的景致，以及给他当作住处的亭阁，这一切都给这位21岁的青年留下了印象，他仿佛中了魔法一般，置身于一座“仙女的城堡”中，兴奋得竟在地上翻滚。年轻的硕士很快就进入了他的新角色。为了不在廷臣面前缩手缩脚，他回想起他读过的关于宫廷的书籍，回想起时下法国文学和狂飙突进派——伦茨[6] 、克林格尔和莱泽维茨[7] ——对宫廷的嘲弄。他就这样鼓起勇气，满怀自信，甚至有些莽撞地登场亮相。他的心中充满着当时兴起的教育改革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人具有无穷的可塑性，只需要发现个体的禀赋并让其发展，而不应对他指手画脚。更应当做的是唤起人的好奇心，也就是那种崇高的欲念：不想囫囵吞枣，而是要亲身经历一些东西。阿贝尔很快就在教授当中赢得了领导地位，很受公爵器重，并以对课堂教学改革的建议崭露头角。他认为在课堂上应练习独立思考而非机械记忆。个性化的阅读，包括阅读美文，也应被允许；在此之前，这一点绝非理所当然的事。但首要任务是要把哲学树立为整个教学的核心学科。阿贝尔为此发展了一个相当宽泛的哲学概念：哲学应同等地包含对心灵和理智的教育，应成为所有科学领域的预科，最重要的是哲学应指导一种聪慧的生活之道。在呈给公爵的一份纲要中，阿贝尔陈述了这一整体性的计划。纲要的标题不言自明：“普遍科学或曰健康理智的哲学用于教育审美、心灵及理性之草案”。[8] 至于每节课的安排，阿贝尔则遵照英国经验主义教科书的结构。人们由此可以发现，这个年轻人甫一踏出书斋，就直接进入了“教育省”（Pädagogische Provinz）[9] 。学生们从物理世界的法则起步，向上学到心理学，再到感觉与思维的法则；同时也安排了郊游一样的美文欣赏，因为文学使得通往优雅灵魂和关于上帝与永生的终极之问的过渡成为可能。阿贝尔并未在此驻足太久，而是很快又回到了实践人类学上。他那不同寻常的归纳法让学生大开眼界。因为当时通常的做法是从高一级的普遍概念出发，向下推演到现实世界。这种经院式的枯燥做派让一届又一届学生叫苦不迭。但与之相比，阿贝尔的方法则让人眼前一亮：他让学生记录下与每一门学科有关的日常观察。这些观察会被汇总、整理，大家随后在课堂讨论中得出若干结论，并由此发展出概念。阿贝尔所遵循的原则是：人们真正了解的，只有自己亲手做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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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086 阿贝尔想要在课堂上创造一种工作和对话的氛围，他避免上讲台，在教室中来回快步走动。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小逍遥子”[10] ，都喜欢他。常常有几个学生在课前跑到学院大门口等他到来，陪他走到讲堂，同时还想和他交流关于科学、政治和个人的种种事情。阿贝尔回忆说，学生们把他“当作朋友来问意见”。席勒特别“勤快地”利用这些机会，与他探讨“关于人的认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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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088 对于阿贝尔和他的学生们而言，1776年12月14日是个大日子。在学院的年末庆典上，阿贝尔从公爵那里接下了一项光荣的职责，在都城新城堡的白厅中，在珠光宝气的宫廷成员、全体教师、城市名流、图宾根大学代表团、集合起来的学生和家长面前作庆典发言。这场演讲在席勒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题目是公爵亲自拟定的，像是考察了在这个“狂飙突进”正发端的时代，空气中弥漫着的究竟是什么。阿贝尔应谈一谈“天才”（Das Genie），具体说来谈一谈以下问题：“伟大精神是天生的还是培养的以及他们均有何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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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090 当阿贝尔在花团锦簇的讲台上谈论“天才”时，“天才”这个概念对于自视甚高的青年而言是一项内心的事务，几乎像是当时精神领域斗争中的冲锋号，年轻人虽身处远方，但依旧参与战斗。沙夫茨伯里曾说，天才诗人就是第二次创世的“普罗米修斯”[12] （Prometheus），天才将全新的、“原生的”东西带入世界的光亮之中；对于这些青年而言，沙夫茨伯里的话就像有翼飞翔的话语。天才不光发现，更要发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更好也更符合一个真正天才的莫过于，发现一块在发明的天才将其从不可见的大洋中举起之前都不存在的大陆。一说起天才，1770年前后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莎士比亚：他把一整个世界、把独一无二的人间百态搬上了只存于想象之中的舞台（因为当时莎剧仍很少上演）。莎士比亚被视为创造力天才的代表。舒巴特一如既往地语气夸张，将莎士比亚称为“可见之神”。而歌德则在他的《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一文中写道：“他与普罗米修斯比赛，一点儿一点儿地学着他去塑造人类。只是他所塑造的人都无比伟大。”[13] 莎士比亚从自身的“自然”中创造，而他的“自然”足够宽广，能容下一整个世界。他并不拘泥于规则，而是由自身创造性的自然出发订立规则。往后，康德会为这一思想找到简明扼要的概述：通过天才，“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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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092 整整一代人通过天才的形象表达了他们全新苏醒的自我意识，反对等级森严、僵化狭隘的传统世界。小市民的唯命是从，对传统的顺从，局限于职业、官位和营生的眼光，人们在社会的整体机制中不过是小小的齿轮和螺丝，此外还有一种干瘪枯燥的理性主义，不允许留下任何一丝秘密——倾心于自由精神特别是美丽精神的年轻人感受到这一切，却怀着这种向往撞上了司空见惯的困境阻碍：“人类天性中真正伟大的驱动力已经瘫痪”——赫尔德写道。歌德也同样附议，他又把目光转向了莎士比亚，宣称莎翁运用了自由权利，吹起号角“让一切高贵的心灵”远离“所谓高雅趣味的乐土”，因为它们在那儿不过是“在无聊的黄昏中……游荡着，打着哈欠消磨它们那影子般的生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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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094 但这种针对传统和习俗的激情冲击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它当然有一段人们可以依凭的长远历史，始于柏拉图（Plato）关于激情的哲学[16] 。是维兰德提请注意到这一点。古人，维兰德说，只能将诗人和先知的激情解释为有神居于其灵魂之中，但他补充说，古人还建议小心行事，因为此类热情也可能转变为疯狂。上帝刚刚还借疯人之口演说，可忽然就只剩下毫无规律的呓语，人们不知道现在是在理性之上还是已跌入理性以下。但这些疑虑的异议并无助益，人们并不愿在激情无重力的飞翔中动摇，这是一种灵动，想要与沉重的思想和笨拙的现实游戏。赫尔德写道：对于激情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轻，它裹挟着所有能听能看的人，直到他再也听不见、看不见。人们诉诸传统，却没有谦卑。一种想要重新建构、重新定义生命力的意志大胆地攻击旧事物，只为从其中做出些东西来。重要的是亲自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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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096 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日期，这种轻快的精神在那一天或许是第一次如此强烈地兴奋。这就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厌倦了里加（Riga）令人窒息的生活状况，匆匆忙忙像逃难一样启程乘船前往法国的那个瞬间。哥伦布之后的两个半世纪，这种驶向大海、启程前往现实存在之无尽的愿望，终于也在哲学家和美学家心中激起。无论如何，这位哲学航海家的海上旅行带着狂飙突进的烙印。据说赫尔德一辈子都靠那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闪过他脑海中的理念过活。记录下这些理念的日记——18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及哲学文本之一——直到1846年才作为遗稿以《1769年我的旅行日记》（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e 1769 ）为题出版，故而暂时无法作为文本发挥效用。但撰写日记的人却在结束旅行后，于1771年在斯特拉斯堡遇见了一位叫歌德的年轻人。他被这场理念的暴风雪深深吸引，对其中很多内容做了重新表述和继续发挥。可以说，赫尔德在1769年听从了内心的呼唤。当尼采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提出那著名的口号时，又回忆了这呼唤：“上船吧，你们这些哲学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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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098 向着大海航行意味着变换生命的元素，从坚实转向流动，从确定转向未知，意味着赢得距离和广远，而其中也蕴藏着新起点的激情。那“满是纸张和书籍……只属于书斋的文件柜”被留在了岸上，现在该怀着期望向远方启程，以此发现自我。那“被创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ta）是不断变动着的水之沙漠，而“具有创造力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则是人类自身。[18] 外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供临摹：描绘波涛永恒的轮回恐怕并不是一项友善的工作。当下的空间虽在运动，却空空如也；过去的空间，即书斋，是仅从书上读来的教育的冥府，静躺在影影绰绰的远方。在畅行无阻的大海上，赫尔德让自己跟随思维的风暴。他自称为“床上的哲学家”，无论内心的还是外在的世界，在他眼中都是无穷无尽。“一艘在天际与海面之间漂荡的船，给了多么辽阔的空间来思考！这儿的一切都为思想插上翅膀，赋予它运动和广阔的天空！在陆地上，人们被钉在一个僵死的点上，被锁在狭窄的圈子里动弹不得……灵魂呵，若你踏出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感觉？……这个世界在你眼前消散——消失在你脚下！这是怎样新的思维方式……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将学到的一切在心中摧毁，只为自己创造我所思、所学、所信仰的东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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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00 但赫尔德当时想到的究竟是什么？对于他之后的生活，对于整个“狂飙突进”时代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以下这个念头：重要的，赫尔德宣布说，是去把握那股推动从岩石到意识、从自然史到人类史之有机发展的基本动力。这种推动力并不能被辨认，而只能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生命力被感知；只有当它被感知、被体会过后，才能被理解。在所有有生命的物体中都有一种不可把握的偶然性在发挥作用。这种自由并不意味着“免于某事”的自由，而是自由地创造。理智将创造理解为必然；理智必须如此判断，因为它只能借助因果概念来理解生命，也就是说无法理解。为什么？因为创造的过程并非某个因的果，而是蕴含着一种谜一样的随意。具有因果的过程是可预见的，创造性的进程则不可预期。赫尔德因此要求“有生命力的概念”，也就是与生命的神秘灵动相结合的概念。所有经验、知识和行动的领域——从诗歌到政治，从动物性到民族志，从矿物到神灵——都应与这些有生命力的概念一并加以重新理解。在那条摇曳的船上，赫尔德就活在这些宏大的计划之中。他的“海上之梦”在他眼前魔术似地变幻出了新的生命、新的科学，同时还有一种新的道德以及新的社会理论。这一新理论认为：个体生活应这样加以社会化组织，以便让每个人都能发展其个体的生命萌芽。社会是为了在发展这种生命萌芽的过程中的相互帮助而结成的联系。个人的发展是社会的核心意义，即便这些个人最终会融合为集体化的个体，即“民族”，也就是社会意义的承载者。但是：重要的始终是个体的发展。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天才（的潜质），但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天才（的潜质）会遭扼杀，正如叔本华之后所言，从中只产生出“类同工业制品的人”。[20] 赫尔德勾勒了一种教育纲要，思考了重要机构的改革。他写道，建立某种天才的“育才所”应当是可能的，但前提却是认识到一般教育方式的谬误，因为其阻碍了成长和发展。人们必须学会阻碍这种阻碍，不去干扰这种“具有创造力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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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02 这些理念“在时代的洪流中生动地涌向”航海者赫尔德，而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歌德，也由此获得了启发。如果说人们之前只是理性而机械地理解自然，那么他们现在则将自然作为一种有机体去体验、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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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04 甚至连“理性”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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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06 用笛卡尔[21] 的话说，理性已抬起了她骄傲的头颅，她已经解放自身，以至于上帝也必须在其法官的宝座前为自己辩护。但这却是“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22] 的理性，一种计算着、建构着的理性。在莱布尼茨[23] 和随后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24] 那里，上帝和世界被作为整体巧妙地合并到了一起；理性管理着天界与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Die beste aller möglichen Welten）之间的跨界交往。所有的一切说到底都是合乎理性的连续，自然绝不做跳跃，在自然中原本也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事，而“微知觉”（perceptions petites）[25] ——即无意识的知觉——和微积分则负责由明向暗的过渡。正是如此：莱布尼茨教会他的世纪如何计算无穷，而他则有音乐数学大师巴赫[26] 的天才支持，后者将“普遍数学”上升为上帝面前的悦耳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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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08 随着“狂飙突进”，理性不再试图以计算展现其天才。计算的艺术连接万物，是最为普遍、跨主体间亦成立的东西。而全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理性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原创、独特、个性之物上。不错，只有一种理性，但它却只存在于多样性之中，亦即存在于不同个体形象的统一性里。也就是说，有多少个体、民族、历史阶段和宗教，就有多少种理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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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10 个性化的理性这一概念完全可以作为理性解放史的延续来理解：理性首先从上帝和自然——即笛卡尔所称的“广延物”（res extensa）[27] ——之中解放自身，随后从自身的普遍形式中解放并变为个体化；而正是通过个体化，理性进入了存在具有生命力的元素，进入了无意识、非理性、随意性——换言之，进入了自由的神秘领域。为何神秘？因为说到底，只能体会自由而不能思考自由；因为思考会陷于因果性，但用因果性的概念却无法把握自由。“狂飙突进”发展了一种与自由的激情联系。对随性的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发现事物和个人的个体权利。所有的一切都有自己不可混淆的含义，个体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它在整体中的功能，而是由其自身决定。自然的整体在那些不愿成为齿轮或螺丝的人看来，也是如此构造，让生命在每个元素中都能自主自立，所有一切均蕴含其中。“狂飙突进”让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样，歌德笔下的维特才能高声呼喊：“我发现到处都是生命，没有别的，只有生命……”[28] ；而天才也不是别的，只是生命，足够强大，不会允许旁人干扰他的生长、外溢、表达和发展。天才是自然成功的目的论。天才一旦苏醒就会自助，但人们有时需得先将其唤醒。天才作为一种禀赋，沉睡于每个人体内，而“狂飙突进”的精神想要成为每一位天才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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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12 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中，艺术家是更受偏爱的天才样式。在英国，人们则更倾向于把新式自然科学的英雄，例如牛顿[29] 或培根[30] ，也归入天才的行列。此外，英国人只认行动的天才，例如伟大的将领或政治家。而这些人在德国却只扮演小得多的角色。一代人以后，整个欧洲关于天才的讨论将会以拿破仑[31] 为典范。人们将会在他身上研究，一个主体自身的天才之力究竟可以发展到何种可怕的程度。不过，人们暂时还是先从普鲁塔克（Plutarch）[32] 那里发现全部天才；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发现了天才行动的原型：西塞罗（Cicero）、恺撒、亚历山大、加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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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14 与艺术天才不同，在对政治天才的思考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度：这就是之后人们所称的“卡里斯玛”。在当时的政治思考中扮演着统治性角色的，是理性的契约理论和权利与法律的问题。与之相比，天才的主题则更适合将权力的来源确定到另一个位置，即权力在个人身上光芒四射的现象。其关涉的是环绕着个人的流体，某种放射着光芒却不能被理解为职位威严之结果的东西。人们发现了以集中的意志感染社会的现象；发现了个人聚拢其能量的独特吸引力；还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坚毅，它能在别人身上起到袒露心扉的作用，让他们敞开自己，置身于它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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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16 就在这几年间，人们开始对深藏不露的细微的灵魂之力产生兴趣。并非偶然的是，往后被称为“生物磁场”的理论作为一种哲学猜想及一种社会心理学，乃至医学技术正是在“狂飙突进”运动中开始大行其道。1734年生于博登湖畔的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34] 开创了磁性天才的范例。他先是在维也纳后又到巴黎行医；在大革命前夜的巴黎，整个宫廷社会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从那里开始，磁场催眠术化身时尚，也传到了德国。梅斯梅尔很快就被织入一张谣言和幻想的大网，被当作游弋在灵魂、身体和政治权力交界地带的魔术师。就“卡里斯玛”的效用而言，他也算得上是个天才。他教导说，在活动的身体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形式的“联结”；他将心理的紧张和能量想象为精巧的物质或“流体”，视之为一种电流。梅斯梅尔也引用牛顿，谈论“动物性的重力”（gravitas animalis），也就是一种具有活力的重力。这个时代已不再在炼金术中寻找魔法石，而是期盼一种包治百病的良药。因此，梅斯梅尔想要控制身体——魅力性的力量并将之用作治疗方法，也并不令人奇怪。他相信这种力量或是在无意间，或是在强大的意志力的作用下，可以聚集到特定的身体中，通过接触转移到他人的身体内。他创造了一整套此类接触仪式的体系，直到他忽然意识到，其实根本不需要接触便可以远程起效。催眠、心理暗示、梦游——他将这些人所熟知的现象与磁场催眠联系到了一起。对于一位磁场催眠师而言，光是精通理论当然远远不够；作为一位治疗师，他还必须有自然的天赋，必须是一位自然天才。与其他天才一样，在磁场催眠师身上，也是由自然给定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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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18 再过一代人的时间，磁场催眠论将会在哲学、文学和实践上让浪漫派深深着迷。但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人们已经将其理解为一个“卡里斯玛”式个体所具有的社会影响魔力之模型。当席勒在小说《招魂唤鬼者》（Der Geistseher ）及之后在华伦施坦（Wallenstein）身上探索并表现那种“卡里斯玛”式的天才之力时，他将会沉浸到磁场催眠术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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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20 那些只能在梦里拥有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文人和艺术家，乐意沉溺于那种想象：以为个体可以通过其创作的作品如此发散光芒，以至于个体最终比作品更加闪耀，到最后艺术家自己成了艺术作品。这一想象来源于“狂飙突进”运动所特有的想法，即创造力的可能性要优先于其实现后的形象。与创造的潜能相比，每一次实现都是一种削减。就艺术家而言，可能性相较于现实性所具有的优先地位可做如下解释，即个体性作为创造力之可能性的化身，比作品更为重要。因此在“狂飙突进”运动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以艺术家为中心的个人崇拜。新式的戏剧天才希望超然于作品（偶尔则完全没有作品）而表现自我。按当时的说法，必须把人都“神秘化”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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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22 在回顾当年的喧嚣嘈杂时，歌德在《诗与真》中很不客气地将“天才”描述为那个“名声斐然或声名狼藉的文学年代”的“普遍口号”[35] ；“那个时候，一大群年轻的天才怀着全部的勇气和自负”[36] 涌现出来，只为在“无边无际”[37] 之中迷失自我。歌德和他的朋友们的确在这段天才岁月中折腾得有些过头。在他于1776年搬去魏玛之后，歌德将这座安逸的缪斯之城变成了天才的第二座大本营。他带来了伦茨、克林格尔、考夫曼[38] 以及当时还没有那么虔诚的施托尔贝格兄弟[39] ，像彗星带着彗尾。魏玛的小市民们几十年后还在讲述当年的种种欢宴庆典。“当时在种种活动之外，”伯蒂格[40] 说，“还有一场天才的大狂欢，一开始就把所有玻璃杯通通扔出窗外，从邻村一座古老的坟丘中挖出几只脏兮兮的烟灰罐当作大酒杯。”人们竞相做着各类出格的举动。伦茨扮成疯人，克林格尔吃下一块生马肉来博人眼球，考夫曼则在公爵的宴席上袒露胸脯、披头散发，还举着一根硕大的多节拐杖。歌德的“天才之举”则包括在一次与好友魏玛公爵[41] 骑马旅行时，和公爵互换服装去寻花问柳。“到了斯图加特，”伯蒂格说，“他们突发奇想，要进宫去。于是所有裁缝就必须立即就位，没日没夜地裁剪宫廷服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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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24 距阿贝尔的讲演已过去三年，在同一个场合，即学院的年终庆典上，两位周游列国的天才，魏玛公爵和他的朋友歌德作为贵宾站在卡尔·欧根身旁，从楼廊上温柔地居高临下，欣赏一场颁奖典礼。在典礼中，席勒也获得了几项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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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26 阿贝尔关于天才的演讲过去三年之后，真正的天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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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4128 阿贝尔的演讲之所以如此值得关注，之所以对年轻的席勒产生了如此不可磨灭的影响，就是因为其中吹拂着一个启航时代的精神。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阿贝尔是以怎样的勇气在公爵面前控诉暴政乃是天才禀赋发展的严重阻碍；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阿贝尔不仅讨论了政治和文学大舞台上的天才，还给了年轻学生们若干标准，让他们可以发现自己身上是否蕴含着某些天才的因素。他提醒施教者和权威，不要用墨守成规和对常态毫无想象力的维护来扼杀天才的新芽。阿贝尔为了青年的权利发声，支持他们试炼自我，即便可能会导致谬误、失态或违规。自己也仍是个年轻人的阿贝尔，想要增加他的学生们的自尊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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