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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弗清晰地展现了自由的二律背反，而自由难题也将一直困扰席勒。当人们行动时，当他们要选定一种道德生活的理想时（暂且不管其定义究竟如何），他们都的确感受到了自由。可若是人们冒险换一种眼光，窥探身体的过程，是否还能把握住这切身感受到的自由？——这个问题之所以拷问着青年席勒，首先就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医学学习中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自1777年起，席勒开始充满动力地勤奋修习医学，而这门学科迫使他运用生理学的、与身体相关的视角。他无法避开医学唯物主义，而他的哲学导师阿贝尔则鼓励他勇于面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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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院的年度考核仪式包括挑选若干学生，令他们用自己的论据公开阐述并捍卫各自教授的论点。1776年年末，席勒要为阿贝尔的“论点”做辩护。阿贝尔从身体的角度讨论了自由的难题，其中一条论断是：“灵魂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理念以及理念的所有类型都取决于身体。”而这一洞见则“由于对于唯物主义灵魂学说的某种恐慌性担忧”而遭遇极强的阻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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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年轻的席勒当时是如何为阿贝尔的论据做的辩护，但能在他的几篇毕业论文中观察到，席勒本人在三年之后是如何探索这个问题的。他会在论文中做细致的尝试，力求在生理学的过程中发现自由。而当他在文中为自由一辩时，并非通过形而上学的臆断，而是——阿贝尔的影响竟如此深远——通过观察。当然，表达的姿态、精神的奔流、热情、兴奋，这一切对他而言都很重要，单是因为它们让诗意语言的那种修辞澎湃得以可能，他就不愿将之抛下。但表达的热烈不应削弱拉开分析距离的力量。灵魂自然可以自我表达，但不应畏惧“经验灵魂探究”（Erfahrungsseelenkunde）[26] 这门学科——这是阿贝尔从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那里接受的名词。在灵魂问题上，必须学习解剖尸体的席勒成了不断剖析、不断实验的心理学家。他于1777年开始写作《强盗》，而创作工作正是服务于这种对灵魂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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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学生席勒而言，文学创作不仅是表达或修辞的姿态；他希望证明自己是“对精神认识最透彻的专家”[27] ，力图“在灵魂最隐秘的行动中将其捕获”[28] 。或许——这一结论涌上医学生心头——这些“最隐秘的行动”一直向下延展，直至身体的阴影之境，比一个要求独立的骄傲灵魂所乐见的要探得更深。或许弗朗茨·莫尔（Franz Moor）是因为觉得自己被弃入一个丑陋的躯壳，才成了恶人？难道他不是因为自然对他如此不仁，才被迫向人类复仇？席勒在其中练习将文学形式用作实验装置，以了解身体的命运如何塑造灵魂，而灵魂反过来又是在何种界限内统治着身体。难道人类真的像他让弗朗茨·莫尔所说的那样，从“泥淖中出生的，在污泥中蹚了一阵，制造污泥，在污泥中又继续发酵，直到最后污泥肮脏地一直粘在他曾孙的鞋底上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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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写下这段话的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还起草了一份尸体解剖报告。报告中写道：“切开胸腔时，一大股黄色的血浆喷涌而出……肠道中含有黄色的硬物。肝脏底层呈蓝黑色，上层则呈蓝色与红色的大理石纹理……心房刚一切开，就有一大股血浆喷涌而出……左胸上半部分有脓状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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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最后一句是：“头颅尚未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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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身体—灵魂”问题的毕业论文中，席勒将会尝试运用分析的手术刀切开人类的头颅，去探索其中是否真有君王的宝座。是这位哲思的医学生，最先接近“精神的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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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奥古斯特·埃内斯蒂（1707～1781），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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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1655～1728），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被称为“德语启蒙之父”。1687年10月31日（宗教改革纪念日），他在莱比锡大学作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与行为中应模仿法国人的那些形象”（Discours Welcher Gestalt man denen Frantzosen in gemeinem Leben und Wandel nachahmen solle？ ）的演讲，这是德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场公开德语讲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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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神学家，犹太人；因为修习拉丁语、研究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并对犹太教教义产生怀疑，他被逐出犹太人社区，只能以磨镜片为生，但依旧坚持哲学思考。他的泛神论观点（Pantheismus）——上帝蕴于其造物之中——对德国启蒙主义和“狂飙突进”运动中的自然礼赞影响颇深。他的理性主义立场以及对“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研究，在他的伦理学著作中可见一斑。他的遗作《伦理学》的副标题就是“根据几何学方法论证”（Ethica，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e ，posthum 1677）。他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写道，他要“努力用几何方法来研究人们的缺陷和愚昧”，并且“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参见〔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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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其名著《利维坦》（Leviathan，1651）认为人类社会处于互为豺狼（homo homini lupus）的混乱的自然状态，因此需要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个如《圣经》中所描述的巨大海兽“利维坦”一般强大的国家，以保证生存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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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谓“附带现象”又译“副现象”，即虽由因果事件产生，自身却无显著的因果效应，而只是附带出现而已。在18世纪的心灵哲学中，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思维不过是生理活动的“附带现象”，即外在刺激引发机体的反应（如痛觉等），此时虽在大脑中形成了相应的知觉，但这种知觉并不是身体行为的原因，只是外在刺激—身体反应这一因果链的伴随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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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根在《新工具》中批判了阻碍人类认知的四种假象：族类假象（Idola Tribus）、洞穴假象（Idola Specus）、市场假象（Idola Fori）、剧场假象（Idola Theatri），分别指形成错误认知时的人类天性因素、个体因素、语言因素和哲学体系因素。参见〔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20～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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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原书作者此处误作“法国内战”。实际上，霍布斯创作《利维坦》（1651）的背景是1641～1651年的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即导致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上台、查理一世（Charles Ⅰ）于1649年被送上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覆灭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霍布斯正是在身为护国公（Lord Protector）、集大权于一身的克伦威尔身上看到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才撰写了宣扬主权者之绝对权力的《利维坦》。原书之所以有此笔误，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霍布斯正流亡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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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ocke，Bd. 1，S. 130.“精神的朝堂”（The Mind’s Presence-Room），语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上册），所谓“Presence-Room”即国王会见访客或群臣的大厅。也就是说，洛克认为精神（Mind）乃是君王，感官质料不过是臣属，听从君王差遣调派。有汉译作“脑中的客厅”（见〔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86页），似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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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利安·奥弗雷·德·拉·梅特里（Julian Offray de La Mettrie，1709～1751），法国激进启蒙主义者、机械论者，否定意志与灵魂，著有引起极大争议的《人是机器》（L ’homme -Machine ，1748）。原书作者将其名字写作“Lamettrie”，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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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amettrie 2001，S.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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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着力于现象学、本体论和阐释学，著有《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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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逻格斯”即语词逻辑，而“波意俄希斯”则指的是制作或艺术创作的技艺，在现代理论中特指艺术家或艺术派别的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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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erder 1991，Bd. 4，S. 345. 之所以说“思想姑娘”（Denkerin），是因为从事“思”的“理性”（Vernunft）为阴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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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克里斯蒂安·加尔弗（1742～1798），德国哲学家，翻译了大量外国哲学著作，对德语启蒙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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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季节女神》是席勒1795～1797年主编出版的杂志，得名于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Zeus）与大地女神忒弥斯（Themis）的三个女儿，掌时间与季节的“时序三女神”（Horai，又译“荷赖”）。这本杂志是18世纪末德国知识界最重要的刊物，歌德、费希特、威廉·封·洪堡等多位知名人物均是杂志的撰稿人。席勒在杂志上发表了其分量最重的两篇理论文章，即《审美教育书简》及《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关于《季节女神》，可参见本书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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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赠辞”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即以古希腊式的六音步双行诗（Distichon）构成的讽刺短诗。关于席勒与歌德的《赠辞》，请参见本书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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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 Ⅰ，S.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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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托马斯·里德（1710～1796），英国哲学家，“苏格兰常识学派”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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