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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urgeson 1787，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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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erguson 1787，S.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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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Ferguson 1787，S.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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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erguson 1787，S.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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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erguson 1787，S.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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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自由的二律背反”（Antinomie der Freiheit）指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组二律背反的第三组，即因果律之必然性与人的自由之间的矛盾，参见《纯粹理性批判》，A445/B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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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Zit. n. Buchwald 1956，Bd. 1，S.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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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经验灵魂探究”是现代心理学的雏形，即通过如书信、谈话等第一手资料研究人的心理，得名于莫里茨自1783年编纂的《经验灵魂探究杂志》（Magazin für Erfahrungs -Seelenkunde ）。莫里茨在导言中提出，这门学科实际上是一种“灵魂病理学”（Seelenkrankheitslehre），目的在于通过对个体异常状态的经验观察描述灵魂“病症”的特质，发现心灵活动的机理，并对症下药，实现道德上的改善与进步。最重要的方法是“对看似细微之处的注意”（Aufmerksamkeit aufs Kleinscheinende），这就要求虔敬主义式的自我观察与剖析，将“我自己视为我自身观察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人类心灵的真切认知。参见Karl Philipp Moritz：Vorschlag zu einem Magazin einer Erfahrungs -Seelenkunde. In：Ders.：Dichtung und Schriften zur Erfahrungsseelenkunde ，Hg. von Heide Hollmer und Albert Meier. Frankfurt a. M. 2006，S. 793～809。席勒在小说《受侮辱的罪犯》（Verbrecher aus Infamie ，1786）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类学者应从人的“种种迷误”中“取得某些经验收入他们的心理学说并加以整理，使之成为生活的道德准则”。MA V，S. 13. 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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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A Ⅰ，S. 484. 原书作者误将“最透彻的”（durchdringendster）写为“透彻的”（durchdringender），遗漏最高级，已相应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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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MA Ⅰ，S. 484. 语出《强盗》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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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A Ⅰ，S，557.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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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A Ⅴ，S. 24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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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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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医学——关于身体与灵魂的临界交往——席勒的三篇毕业论文——“爱”在宇宙间的权力——“伟大的存在巨链”——物质到精神的神秘过渡——神经生理学的迷宫——大脑究竟有多自由？——注意力的光芒——忧伤的情绪——格拉蒙事件——施特莱歇尔见到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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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秋，席勒最终决定严肃地对待他的医学学习。由于一心想成为神父，席勒在卡尔学校的最初几年还曾怨天尤人，因为命运逼他念了他毫不喜欢的法学。他在文学中找到了慰藉，对哲学的激情也在随后兴起。在此期间，席勒转入医学。转专业倒是很迎合他的兴趣，因为在医学院，实践的治疗术教得少，理论背景则谈得多，还能让学生对人的“自然”做些哲学思考。然而在1777年的秋天，席勒第一次正视“医生”这一职业未来。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这门学科，其决绝让同学们惊讶不已。他的决心仿佛会传染一般，也带动了他的好友霍文。在他的回忆录中，霍文描述了先前交换诗作的二人，现在却是如何将干扰他们职业准备的一切都撇到了一旁。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也有类似讲述：“起初耗费的克制力有多么巨大，席勒并不在乎。他始终怀着如此的坚毅追寻这一目标，以不间断的热情研习种种医学著作……他不准自己有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享受，即便只是一段鼓劲的对话。这种超乎常人的努力虽然不利于他的身体，却让他对这门学科烂熟于心，以至于他现在轻轻松松便能过渡到医学在不同专业及在保健中的运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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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文与施特莱歇尔所报告的这种新的学术热情，却仍让席勒留有时间去从事若干文学项目。他计划按照歌德《葛茨》[2] 的模板，写一部关于舍特林·封·布尔腾巴赫（Schertlin von Burtenbach）[3] 的骑士剧，又为他的诗学教授巴尔塔萨·豪格编纂的《施瓦本杂志》写了几首诗，但最重要的是继续创作《强盗》。无论如何，就他的内心感受而言，席勒已经转移了内在的重心：他想要一个转折，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向自己和朋友们证明，他在医学领域也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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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得益于启蒙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医学与哲学得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精神中搜寻身体之物的哲学家们，与想要在身体中发现精神性的医学家们不谋而合。于是在身体与精神之间的道路上，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诚然，伟大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莱顿（Leiden）的布尔哈夫[4] 曾警告医学家切勿有哲学的放纵：“研究形而上学的最后原因以及生理学的最初原因，对于医生而言既非必要，亦非有益，更不可能。”[5] 布尔哈夫是一整代医生的榜样，也是伏尔泰、拉·梅特里等著名哲学家的对话伙伴。但恰恰是在生理与形而上学之间构建起联结这一雄心壮志，驱使着当时杰出的医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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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声名远播的“哲人医生”，例如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约翰·格奥尔格·齐默尔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6] 以及恩斯特·普拉特纳（Ernst Platner）[7] 。他们坚持的观点是，人们只有通过对身体的认识才能深入探究精神的秘密。与他们相呼应的包括狄德罗（Diderot）[8] 等哲学家，他们明确宣称，“没有解剖学与生理学，就不能好好研究形而上学和道德”[9] 。歌德在回顾往事时写道，医学家的“自然”在当时被喊成了“普遍的口号”[10] 。由于布尔哈夫与哈勒以他们关于体液和神经对于精神及灵魂事件之影响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发现，完成了“难以置信”的成就，人们便觉得有权“从他们的学生和后继者那里要求更多”。到处充满着高昂兴奋的情绪，人们相信，身体与精神之间的隐秘联结现在终于被揭开，“道路已经开辟”。但是，歌德接着写道，希望却落了空：“正如被船头劈开的水，在船尾又立刻聚集；同样的，当一流的头脑将谬误赶到边上，为自己腾出了地方，谬误便自然很快在其身后重新聚集。”[11] 歌德毫无遮掩地指出，神经理论家让他心烦，而新式身体理论的“机械本质”在他看来也不值一提。布尔哈夫就坚持身体的“机械本质”，但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富有直觉和魅力的医生。他有过成功的治疗，却完全不将其归功于自己的理论。通过他的范例可以发现，治疗术与医学理论归根结底还是分属不同的领域。在布尔哈夫的学派中盛行身体物质主义的决定论；而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来自哈勒（Halle）的医生格奥尔格·恩斯特·施塔尔（Georg Ernst Stahl）[12] 的信徒。施塔尔所持的是一种唯灵论（Animismus）的构想，即灵魂支配身体，而躯体病症因此也必须主要归咎于灵魂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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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医学教师倾向于物质主义的观点。施塔尔的泛灵论对他们而言太过类似理论臆测。在众多医学教授中，约翰·弗里德里希·康斯布鲁赫（Johann Friedrich Consbruch）[13] 最为著名。他教给学生最新的、由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14] 和约翰·戈特弗里德·布兰德尔（Johann Gottfried Brendel）[15] 发展的神经生理学。与布尔哈夫的体液学说不同，这里的处理更加微观。神经现象是如此精细，可以置于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之间的边界上。神经被视为物质化的灵魂。当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成功地测量了不同身体部分之中神经的应激性之后，人们以为终于发现了身体与精神之间那仍属物质却已入灵魂的连接环节，正像先前寻找“哲人石”（Stein der Weise）一样，人们现在希冀找到不仅在形而上学上，而且在实际上将身体与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现在已无争议。但人们想要查明，这种相互作用究竟是通过何种连接环节实现的，而又应当如何具体想象从物质性现实到精神性现实之间的过渡。莱布尼茨教导说，自然界绝无跳跃，因此必须得找到什么东西，允许人们设想从身体到灵魂既无断裂又无跳跃的平滑过渡。第一代神经生理学者虽然仍未明确地将自己视为“哲人医生”（Philosophischer Arzt），但他们确信自己首次严格且科学地探究了这一领域，而不是像哲学家一样仅凭理论猜想。过去曾经是哲学的地方，现在应当换成神经生理学了。在康斯布鲁赫于席勒求学的年代所发表著作的标题中，就能读出一位灵魂生理学家的极大自信：《论躯体健康对灵魂力量的影响》（Von dem Einfluß der Gesundheit des Körpers auf die Seelen Kräfte ）、《优秀记忆力取决于良好的身体状态》（Daß die Stärke des Gedächtnisses von dem guten Zustand des Körpers abhänge ）、《论脑组织对天才的影响》（Von dem Einfluß der Organisation des Hirns auf das Genie ）、《论体育对培养灵魂力量的影响》（Von dem Einfluß der physikalischen Erziehung auf die Bildung der Seelenkräf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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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于1779年10月提交了他的毕业论文《生理哲学》（Philosophie der Physiologie ）[16] ，意图借此介入仍在进行之中的对身体与灵魂之合谋的调查。这篇论文中洋溢着一种骄傲而自信的语调，以及一种高亢的修辞。在评审专家看来，这篇论文太过花哨、太过自满。他们怪罪这学生，竟含沙射影地嘲弄攻击本学科中受人尊敬的权威。当论及神经问题时，席勒写道：“我所在的领域，曾经有过、现在仍然有不少医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堂·吉诃德（Don Quijote）在四处游荡嬉闹。”[17] 对于哈勒，他特别写道：“但哈勒为何竟这般飘荡在表面，着实让我不能理解。”[18] 而他对夏尔·邦纳（Charles Bonnet）[19] 的批判最为严厉，但恰恰是这位科学家，启发了席勒关于注意力的理论——之后还会详谈这一点。“带着不可原谅的轻浮，”席勒写道，“这法国的江湖骗子轻轻一跃，就跳过了最困难的一点，把不能证明的东西当作基础，从中得出除了法国人则无人敢下的结论。他的理论大概会让他的祖国开心，但迟钝的德国人则会怒气冲天，因为他们一旦吹散金色的灰尘，在底下除了空气什么也看不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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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克莱因（Klein）、罗伊斯（Reiß）和康斯布鲁赫将这篇论文拒之门外。克莱因，这位没有理论野心的实践家，评价道：“这篇冗长而令人疲倦的论文我读了两遍，却猜不出作者的意思。他的精神有些太过高傲，附着了太多对新理论的偏见和自以为是的危险倾向，在如此阴暗高深的荒野中游荡；我绝不敢跟随他步入其中。”[21] 话里话外带着讽刺，因为“如此阴暗高深的荒野”隐射的是席勒所说的“我个人本性的内在迷宫”[22] ，以及他只有在“整体的链条”必然的要求之下才敢于一探心理学的究竟。他要深入“迷宫”的内部，而在他的批判者看来，他陷得太深了。康斯布鲁赫也批评过于图像化的语言、对公认的研究观点的不恰当态度以及其中的情绪变动；它虽然巧妙，但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却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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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遭到拒绝的结果是席勒不得不在卡尔学校多留一年。公爵在关于此问题的指示中写道：“因此我以为，再留校一年对他很有好处，能在校园中再淡化一些他的烈性，这样一来，如果他勤奋地继续学习，就必能成为一个相当伟大的个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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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爵不过是把对论文的负面评价当作幌子，因为在此期间已经出现医学毕业生也无法顺利安排职业工作的情况。于是到最后即便是顺利通过毕业论文评审的学生，也不得不暂时先留在学校。但他对席勒论文的真正看法，曾在一位汉诺威使臣面前有所吐露。公爵将论文交给他阅读，并附言说，使臣“将会从中发现这个年轻人的优异天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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