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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血管里“沸腾”的，不单单是新世界的自由之梦，还有自由发泄出内心倾诉的梦。因为在现实中，席勒不得不隐藏他对夏洛蒂的情感，他知道亨莉埃特期待给她的女儿寻一份门当户对的贵族亲事。但他这个先前的军医、现在正在逃亡路上而身无分文的诗人，肯定不能自以为和夏洛蒂门当户对。不光是在美国，现在在鲍尔巴赫他就想要“跳上几下”，让他可以越过贵族阶级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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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精神在等级社会中到底无法自由徜徉，这正是席勒此时在《路易丝·米勒琳》中用文学手法所要处理的问题。而自从爱上夏洛蒂之后，他自己的整个存在也卷入其中。于是，在他1783年献给亨莉埃特之女的一首婚礼诗中，席勒不仅抒发了自己坠入爱河的情感，还引人注目地在一首致出身市民阶级、也嫁入市民阶级的新娘的诗中，夹杂了对阶级差异与偏见的义愤：“得怎样艰难地越过等级和先祖/受苦的自然找寻着自己的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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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末，亨莉埃特和女儿再次前往斯图加特，情感的风暴得以暂时平息。但当亨莉埃特3月宣布，自己此次将在一位年轻的封·文克尔曼先生的陪同下回来时，席勒的情感再度被点燃了。他怀疑这个封·文克尔曼可能就是夏洛蒂未婚夫的候选人。他把嫉妒隐藏在假称顾虑背后，托词说卡尔·菲利普·封·文克尔曼（Carl Philipp von Winkelmann）原先也是卡尔学校的毕业生，认得他本人，因此可能揭露他隐姓埋名。他在给亨莉埃特的信中写道，如果她不能放弃文克尔曼的陪同，他就得离开鲍尔巴赫。当亨莉埃特告诉他，自己将和女儿一起——没有文克尔曼的陪同——回到鲍尔巴赫，席勒终于稍稍出了一口气。为了迎接二人的到来，他在5月20日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庭院入口用鲜花布置了一道荣誉之门，给村口到农庄的大路上的每一棵树都挂上了小旗，清扫了教堂，又用花环彩带装点了整间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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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莉埃特和夏洛蒂大受感动，但当席勒听说人们还是在期待文克尔曼的光临时，心中不免又泛起阵阵醋意。亨莉埃特就好像压根儿没注意到席勒的情感似的，还来征求他的建议，问他是否应该把女儿嫁给文克尔曼。人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告诉陷入爱河的人，他的追求恐怕要白费力气。在母亲的鼓动下，夏洛蒂的哥哥威廉·封·沃尔措根也来向席勒请教他妹妹的终身大事。席勒应该提提建议，这样就不用想着为自己的事儿操心了。而席勒还能怎么建议？自然是委婉又含混。他在1783年5月25日给沃尔措根的信中写道：“我认识这位封·文克尔曼先生，他并非配不上您的妹妹。一个很优秀也很高贵的人，虽然有些缺点，有些叫人侧目的缺点……我真心欣赏他，虽然我现在也不能算作他的朋友。”席勒忙不迭地指出，只有他才能牵动夏洛蒂的灵魂。虽然这儿谈的只是监督她的教育——应夏洛蒂哥哥的请求——但席勒却在这一语境中掺杂了一份警告：“请您信任我对她教育的细致，我之所以几乎不敢负责她的教育，是因为从景仰与热烈的关怀到其他情感的转变，总是来得太快。”（178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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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母女二人前往迈宁根，去拜见戈塔公爵夫人（Herzogin von Gotha），是她一直支付着夏洛蒂在希尔德布格豪森（Hildburghausen）的一所寄宿学校内的教育费用。夏洛蒂在那儿并不开心，想要离开，但那儿的人却不想失去公爵夫人的资助。谈判极为棘手，而席勒一句半是玩笑的建议又让此事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复杂。他给亨莉埃特写道：“倘若您完全拒绝寄宿学校，我要不了多久就能再写出一部悲剧，题目就叫《给洛蒂的悲剧》。”（1783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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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爵夫人的谈判一直持续，席勒紧张地等待着消息。这几日来，他的爱意已蜕变成了真正的激情。他无法工作，不安地在森林里漫步，只能通过和村里的人一起玩九柱球来转移注意力。他不敢向夏洛蒂表露真心，始终还是借道她的母亲：“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您充满爱意的鼓励，远近四方也没有一个人能对我破碎而狂野的想象施以援手……我甚至害怕信中的自己。要么在信里说得太少，要么说得太多，多过了您所应听到的，也多过了我所能负责的。”他在1783年5月30日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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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信件的害怕并不是毫无根据：他尝试着克制自己的激情，可激情却总是将他穿透，甚至在他特别提醒自己要慎言的信中。他自问：诗人的荣耀对他还有什么价值？什么也不剩了，他回答道，引用了《斐耶斯科》中莱奥诺蕾的爱情之梦来隐射：“让我们躲开吧……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自夸而空虚的废物都扔到尘土里去吧，让我们在美景如画的原野上完完全全为爱情而生活吧！”[2] 他想要，席勒写道，在亨莉埃特家里“长久地”建立起自己的幸福。他将会克服一切阻挠。在通读刚刚写下的字句时，席勒意识到，他说得又比自己所能负责的要多，于是在结尾处写道：“这是一封疯狂的信。但请您原谅，如果我在言语上就是个傻瓜，那么写到纸上恐怕也不会聪明多少。”（1783年5月30日）亨莉埃特与公爵夫人的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女贵人撤回了她给夏洛蒂的资助。最后，夏洛蒂被托付给了附近的一位官员夫人，以便学习家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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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夏洛蒂和文克尔曼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年轻的军官一定是发表了什么让母女二人颇为受伤的评论。对席勒而言，“这位年轻先生的厚颜无耻”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现在他就能畅想给他的情敌来个“有力的回应”；此外，他更可以期待在夏洛蒂“心里还有一块可观的地界尚不属于那个异教偶像可以继承的私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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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和文克尔曼之间的关系渐渐淡了下来。之后，文克尔曼加入了尼德兰东印度公司，前往锡兰（Ceylon）和爪哇（Java）[4] ，再未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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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克尔曼的离开并没有导致席勒坐享渔利。人们不清楚具体情况，不知道是夏洛蒂太过矜持，始终不能决定，还是她的母亲明确拒绝了席勒对她女儿的追求。无论如何，席勒先回曼海姆暂过几周的决定——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计划的——的确受到了追求心上人时的种种挫折经历的影响。他想要在曼海姆探索自己的职业机遇，同时看一看空间上的距离是否会增加在鲍尔巴赫的爱情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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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先回曼海姆吧。席勒前往鲍尔巴赫的初衷是能有一段时间完全投身于创作。在《斐耶斯科》的惨败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长久地作为剧院写手、作为作家生存下去。他并没有排除重拾医生这个糊口的行当，回到他的“手艺”。而他的新剧《路易丝·米勒琳》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自我试炼。他想要测试一下自己在“催人泪下的”市民悲剧这一剧院需求量极大的新式体裁中的技巧。用施特莱歇尔的话说，他想要弄清“他是否也能屈尊下降到市民的领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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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海姆的惨痛经历之后，席勒根本没有想过这部戏能在那儿上演。他将触手伸向了戈塔（Gotha）和魏玛，希望能在别处找到有意的出版人和剧团。但1784年初，他再次听到了曼海姆的“塞壬之声”[6] ，“让他的神经如此兴奋，竟无法抵抗它的召唤”。[7] 达尔贝格再度和他联系，友好地询问他的工作进展，问他最近是否又完成了一部新剧。达尔贝格之所以踏出这一步，是因为曼海姆剧院在这个冬天的演出季并不成功，剧院总监需要新的闪光点。而鉴于人们又从斯图加特听说席勒现在不必再担心公爵的追捕，于是小心谨慎的达尔贝格便又和席勒取得联系，也不必担心因此在宫廷圈子里出什么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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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谨慎而自信地回复了达尔贝格的询问。他让达尔贝格明白，自己并不想再被当成傻子耍一次。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他描绘了新剧的几处特色。这些特点在他看来突出了新剧的质量，但可能会被剧院总监视为剧本的缺陷：“除了角色众多、情节曲折、讽刺过于自由，以及对贵族蠢货和恶霸的嘲弄之外，这部悲剧还有一个缺陷，即可笑与可悲、任性与惊吓的交替。”席勒在1783年4月3日致达尔贝格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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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贝格并未被吓退。他奉承作者，把信中提到的“缺点”称为“舞台美德”，请求他寄来为舞台修订好的剧本，但没有邀请席勒前往曼海姆。整个夏天，席勒都忙于为剧院改编《路易丝·米勒琳》，而当他完成时，莱因瓦尔德和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都向他推荐魏玛或柏林，作为他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但席勒却不顾二人的建议，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曼海姆的旅程，不是为了长住，而是到现场去谈他新剧的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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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踏上旅途时，剧本已经完成了。人们无从得知，他究竟在这上面花费了多少时间。我们从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得知，席勒在多年之后是这样描述的：他在1782年6月末至7月中旬的14天禁闭惩罚中，构思了全剧的大纲，草拟了其中的若干场戏。在这两周时间里，他一定倍加觉得自己是公爵专横暴政的牺牲品，而这种感觉也恰好与全剧的理念相契合，因为该剧讲的同样也是君主的权力、腐败的官僚、任意的监禁和僵化的等级制度。不过，当时形成的可能只不过是一些大纲梗概和场景草稿，因为这段时间他主要还是在创作《斐耶斯科》。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描述了席勒是如何在从曼海姆到法兰克福的徒步旅行中酝酿了《路易丝·米勒琳》的提纲。和被关禁闭一样，决定这一场景的也同样是遭公爵权力逼迫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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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匿名躲藏的奥格斯海姆，席勒继续创作着这部剧。当他到达鲍尔巴赫时，他想要在两周内完成剧本。但工作时间不断延长，部分也是因为他开始被唐·卡洛斯的素材吸引；于是，《路易丝·米勒琳》被搁置了几个星期，直到达尔贝格的询问信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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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爵治下的糟心经历，在1782年夏的禁闭与1783年在鲍尔巴赫的夏天之间的那段时间还未淡去——毕竟，每当他又请求亨莉埃特再写一封捉迷藏的信，以便在斯图加特四处展示、洗脱他的嫌疑时，他就会想起这一切。至于等级偏见，席勒在对夏洛蒂至今无果的追求中，不断地积累起新的负面经验。同时，他还得继续面对贵族的傲慢和君主的专横，因此，这些相应的经历在新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毫不令人诧异了。但他们却并不决定这部戏真正的内涵，而只不过属于布景，属于总体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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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米尔福特夫人（Lady Milford）的侍女把公爵称颂为“整个国家里的第一美男子——第一有情人——第一智多星”[8] ，而紧接着的宫廷内侍一场中，说得却是这个美男子、有情人和智多星把他的臣民当作士兵卖到美国；若是谈起公爵“让国内的清泉冲天直喷，弯成豪雨一样的拱形或者拿臣属的辛勤所得挥金如土”[9] ，那当时的人们就会注意到其中对喜好奢华、一掷千金的卡尔·欧根的隐射。当米尔福特夫人说起她是如何制止情妇经济的病态泛滥，如何阻止公爵随意把农村少女和市民妇人拉来侍寝——“我往羔羊和猛虎中间一站”；当她高傲地谈起自己——“暴君纵情欢乐，在我的拥抱中瘫软如泥，我就从他手里取过缰绳”[10] ，那么当时的世人便会想起霍恩海姆女爵，正是她成功地驯服了卡尔·欧根。还有那些阿谀奉承、残忍暴虐的宫廷群像，也让人想起符腾堡的真实模板。人们尤其清楚地记得那位遭人痛恨的宫中红人蒙马丁，他扳倒了同样遭人痛恨的里格上校。施特莱歇尔描绘道，此类隐射实在太过显眼，以至于席勒在剧本上演前还试图再做修改，让剧情背景和人物不至于被人一眼认出。但尽管如此，1792年斯图加特的宫廷圈子还是在抱怨某部上演的戏剧“过多地带着他们的痕迹”。[11] 于是公爵对剧院总监发出警告，禁止该剧再度上演。不过，把贩卖人口钉上耻辱柱的宫廷内侍那一场戏，在席勒有生之年的大多数演出中总归是被整个儿删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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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剧本展现了社会政治的地方色彩——羞辱、控诉和揭露——但对公爵权力带有个人情感的愤恨却渐渐冷静了下来，因为有另外一些方面占据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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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格斯海姆完善的剧本大纲，也考虑到了曼海姆剧院安排演出计划的政策，有些主要角色甚至是为那儿的演员量身定制的。为了照顾曼海姆观众的偏好，剧本的控诉姿态被换成了煽情的家庭剧形式。帝国男爵封·格明恩的剧本《德国的家庭父亲》（Der deutsche Hausvater ）曾在曼海姆大获成功，而席勒也曾在致达尔贝格的一封信中专门称赞了此剧。当时淹没德国舞台的，正是以这部戏为模板的无数粗制滥造的类似作品。在格明恩的戏里，贵族家庭的孩子惹出的种种问题——名誉危机、赌债、诱拐市民阶级的少女、意外怀孕等——最后都通过父亲的智慧和孩子的信任得以解决。在这个室内剧场的幸福世界，虽然也存在等级冲突，也不乏贵族混蛋，但最终胜利的总是家庭的秩序和等级世界的公正。席勒从格明恩那里继承了若干情节动机和人物组合。和席勒一样，格明恩笔下的贵族父亲也有一个叫作费迪南的儿子。尽管他的父亲给他规定了从军的严酷道路，可这个费迪南却也有着柔软而热情的天性。另一个儿子则爱上了一位市民家庭的少女，而她的父亲也和席勒剧中的乐师米勒（Musikus Miller）一样，不愿意把他的闺女嫁给超越自身等级界限的贵族青年。但与格明恩之剧本的共同点却让二者的差异凸显得更加明显：《德国的家庭父亲》的尾声是皆大欢喜，而席勒的戏剧却以一场悲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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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参考家庭情感剧，那就可以选择一个比《德国的家庭父亲》更加伟大的榜样。十年之前，莱辛的《爱米丽亚·迦洛蒂》[12] 征服了德国的舞台。这部划时代的剧作展现了一位王侯专横的罪行，他的淫欲不惧怕市民道德，最后甚至不惜暗中谋杀。这也是一部适合室内小剧场的戏：一个幸福而充满家庭气息的内部空间，竟被外来的贵族强力蹂躏破坏。为了挽救女儿的名誉，正直的父亲不得不在她被放浪的贵族诱拐之前，亲手把她杀死。莱辛在这里重拾的戏剧主题，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13] ：品行端庄的年轻罗马姑娘维吉尼娅被她共和派的父亲亲手杀死，因为父亲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她免遭一个好色贵族的跟踪与骚扰。于是维吉尼娅的死便成为一场反对贵族飞扬跋扈的群众起义之契机。[14] 不过，莱辛尽量避免了维吉尼娅这个母题中的共和与反叛倾向；他认为，英雄化地塑造一个被父亲以市民道德的纯洁要求之名而牺牲掉的女儿就够了。从此之后，赶在外部暴力强加于己之前先顺从地在自己身上实践这种暴力，竟成了一种英雄行为。女儿属于父亲的自我，当父亲杀死女儿时，他就牺牲了其自我的一部分：这种无节制的市民家庭道德很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当然只是在舞台上。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幻想着享受市民道德受虐狂似地战胜贵族的罪恶。从莱辛开始，批判贵族堕落与赞美市民道德的结合，就成了戏剧中的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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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格明恩的《德国的家庭父亲》一样，莱辛的《爱米丽亚·迦洛蒂》也引来了不少模仿者。莱辛笔下的奥多阿尔多·迦洛蒂（Odoardo Galotti）率领着长长一溜言辞激烈粗鄙但总体上值得尊敬的父亲形象——就像席勒的乐师米勒；奥多阿尔多的夫人，柔弱的克劳蒂亚（Claudia Galotti），则是许多头脑单纯的母亲的前辈，她们很想使自己的女儿能在更好的圈子中飞黄腾达——就像路易丝的母亲；激情似火的玛乌德（Marwood）和高傲的奥尔希娜（Orsina）则成了数不胜数的懂得权势又老于世故的女性的标杆，她们想要从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那里夺走一位摇摆不定的男士——就像席勒的米尔福特夫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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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从莱辛的《爱米丽亚·迦洛蒂》与格明恩的《德国的家庭父亲》这两部剧中都获得了灵感，但他却借此写出了特别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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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迪南（Ferdinand），一个贵族青年，是一个小公国贪污腐败且罪行累累的首相之子。他爱上了一位市民阶级的少女，路易丝·米勒（Louise Miller），一位宫廷乐师的女儿。他爱她爱得正直而热烈。他不是玩弄感情的狡猾的诱惑者，而是被自身的情感所控制。路易丝也全身心地爱着，但她的爱更现实：她害怕无法冲破二人间等级的界限，而她的父亲也强化了这种担忧。于是她只能梦想在彼岸的真正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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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就说到这儿，现在来看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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