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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MA Ⅰ，S. 83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五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531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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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A Ⅰ，S. 767.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22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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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A Ⅰ，S. 764.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16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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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 Ⅰ，S. 764.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16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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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A Ⅰ，S. 80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6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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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A Ⅰ，S. 810.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7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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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原书作者并未给出黑格尔原文的来源；这里可能是化用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第三章《艺术美，或理想》（Das Kunstschöne oder das Ideal ）关于人物性格（“Der Charakter”）这一节中论述性格需具有“丰富性”这一特点时所举的反例：“如果人物性格没有见出这样的完满性和主体性，而只是抽象的，任某一种 情欲去支配的（abstrakt，nur einer Leidenschaft preisgegeben），它就会显得不是什么性格，或是乖戾反常，软弱无力的性格。”参见〔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377～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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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MA Ⅰ，S. 808.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6页。席勒在这里化用了传说中永世不得安生的幽灵船“飞翔的荷兰人”（Der fliegende Holländer）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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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MA Ⅰ，S. 80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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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MA Ⅰ，S. 80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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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A Ⅰ，S. 802.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73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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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 Ⅰ，S. 79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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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恩斯特·特奥多尔·阿玛德乌斯·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德国浪漫派小说家，著有《金罐》（Der goldene Topf ，1814）、《胡桃夹子与老鼠王》（Nußknacker und Mäuserkönig ，1816）、《斯居德里小姐》（Fräulein Scuderi ，1819）等中短篇小说及童话。霍夫曼偏爱“双影人”（Doppelgänger）母题，在小说中故意混淆现实与魔幻之间的界限，并着力构造阴森可怖的氛围，故也被视为“黑暗浪漫主义”（Schwarze Romantik）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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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A Ⅰ，S. 858. 语出《阴谋与爱情》末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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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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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曼海姆——剧院里的阴谋——政治上可疑——辞退——被辞退的剧院作家争取舞台的审判权——“喜欢夸张的不幸倾向”——债台高筑——莱比锡来信——伟大友谊的预感——夏洛蒂·封·卡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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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席勒并没有把自己回到曼海姆的事告诉他的好友施特莱歇尔。当施特莱歇尔再次拜访迈尔家时，吃惊地看到席勒也在场。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在在他面前这个表情活泼、气色极好的人，竟然真的是人们以为尚远在千里之外的席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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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总监达尔贝格又一次不在曼海姆。彼时，他正在荷兰，直到两周之后的1783年8月10日才重新回到曼海姆。席勒在剧院见到了他，受到了他极为热情的欢迎。显然，达尔贝格是要让席勒忘掉之前不愉快的回忆。第二天，他就表达了希望席勒长留曼海姆的愿望，并且向席勒承诺要上演他的《斐耶斯科》。8月13日，达尔贝格举办了盛大的聚会，试排《路易丝·米勒琳》。剧作反响不错，人们对作者说，这部戏将会产生“宏大的效果”。众人称赞戏剧情节的交织、主角之间的多次直接交锋，以及立体的形象；他们说，这部剧激起了恐惧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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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本可以心满意足，但他却仍有所怀疑，因为他现在已经看清了达尔贝格。“此人火热得很，”他在1783年8月11日或12日给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的信中写道，“但可惜这只是火药，一点就着，一吹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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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莉埃特也建议他要谨慎，所以席勒在给她的信中保证：“世上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束缚住我。”但为了向她暗示，对他而言另有更重要的儿女情长的纽带，席勒请求亨莉埃特转告她的女儿夏洛蒂：“给她的信，我已经开了头，却又撕了个粉碎，因为我没办法给她写一封冷冰冰的信，而那位公务员夫人（夏洛蒂就寄宿在她家中）又不想看见任何热情洋溢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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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亨莉埃特就从鲍尔巴赫来信说，文克尔曼先生又会来拜访沃尔措根一家并小住一段时间。这对准备接受达尔贝格提议的席勒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从9月1日开始，席勒将作为剧院诗人工作一年，职责是写出三部能够上演的戏剧，包括《斐耶斯科》《路易丝·米勒琳》以及一部新戏。他一年的酬劳是300古尔登，外加每演一场戏的门票收入。他还得参加剧院委员会的工作，也就是说，评审其他剧本并共同敲定演出计划。作为回报，他被允许在曼海姆之外的地方度过炎热的夏季。“请您和我一起感谢上帝，”他在1783年9月11日至12日给亨莉埃特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在这里给我开辟了一条出路，通过改善我的处境将我拽出了债台高筑的困境，让我得以继续做个诚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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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他决定留在曼海姆，席勒可能也停止了对夏洛蒂的追求。在一封信的附言中，他请求亨莉埃特向她女儿确保他“永远的友谊”，并且加上了这一句苦涩而讽刺的评论：“文克尔曼现在大概就在您身边，却没有人想起远在天边的可怜人S。”他虽然会在1784年6月再次写信给亨莉埃特，诉说他多么希望能找到一个“懂我心意”的姑娘，又是多么梦想成为她的女婿，但几天之后，他便将这个愿望称为“愚蠢的期望”和“傻瓜的念头”。这段单相思就这样翻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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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里图德的父母家中却是一片欢腾，因为游子终于回到了家乡近旁，并且显然前途一片光明。但父亲还是有些担心。他虽然称赞儿子的剧作，在信中写道，若是在英国，席勒将会拥有“梦幻般的幸运”，但在德国却得“使尽浑身解数，才能逃出某个王侯的追捕”。[2] 席勒尝试去安抚他，想把现在让自己意气风发的那种乐观情绪也传递给父亲。在给亨莉埃特的信中，席勒写道，他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将在未来10个月内尘埃落定。他将会把剧本改编得适合舞台演出，也预感它们将会大获成功；他将会完成他的《唐·卡洛斯》，期望能以此剧一举胜过自己先前的所有作品。他心情愉悦，幻想着要把曼海姆打造成德意志戏剧的重镇。在鲍尔巴赫的孤寂中，他显然收获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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