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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他感到自由而不受拘束。有一天，一个游历至此的共济会成员特意前来拜访并告诉席勒，在多份共济会成员的名单中都已经有他的名字；听了这话，席勒很受用。他将之视为一种赞美，虽然他很可能没有加入共济会社团。而人们对他青眼有加，也让他心中洋溢着满足感，因为这说明人们把他算进了当地精英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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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才真正认识了剧院的运作与曼海姆这座城市，以及其中的社会阶层和文化生活。在这座先前的都城中，有些东西让他想到了路德维希堡。1722年，挥霍无度而又笃信天主教的卡尔·菲利普大公出于对海德堡（Heidelberg）新教徒的愤怒，将他奢华的宫廷从海德堡城堡搬到了曼海姆。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战争中本已衰败的小城，被重建得极为华丽。在卡尔·菲利普的继任者卡尔·特奥多尔治下，雄伟的都城城堡便成了统治整座城市的中心：南北向的街道在此会合，其他的街道则有规律地排成了四方形。在重要的交会点，一座座宏伟的新建筑拔地而起，包括一座耶稣会教堂、一个商场与一个军械库。还有数不胜数的艺术与博物收藏、一座绘画与雕塑学院、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众多自然标本博物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古典之屋”[3] ——展出了当时最著名的古希腊罗马雕塑的石膏浇铸件。所有人都来这里朝圣：歌德、莱辛、海因瑟[4] 、施莱格尔兄弟、温克尔曼[5] 和克洛卜施托克。这里才是18世纪末对古典世界的新热情的真正诞生之处。席勒关于古典艺术的第一篇文章，《一位丹麦旅人的信札》[6] ，正是将古典之屋作为故事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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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在曼海姆逗留时，这座城市早已摆脱了小城市的阴影。卡尔·特奥多尔命人建造了一座专门上演意大利歌剧和法国喜剧的奢华建筑。当时，宫廷的文化与品位还是法式的，而上层市民阶级也依样画起了葫芦。1773年，舒巴特还评论说，人们“既可以将曼海姆当作法国人的殖民地，又可以把它当成德国乡下人的地盘”。[7] 但现在，情况却有了变化。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德国的文化自信也传到了曼海姆。在此过程中，席勒的赞助人与出版商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万可谓居功至伟。这个积极活跃也见过世面的人致力于维护德语，出版《黑板》（Schreibtafel ）杂志，资助德语戏剧——正是他把《强盗》带到了曼海姆——更在家中办了一个“知识外商处”，专门摆放国内外的书报杂志。而建立普法尔茨选帝领“德意志协会”[8] 同样也是为了促进德国文化。这个组织半是科学院，半是名人汇，专门致力于保护语言和文化；当席勒1784年被接纳为协会成员时，他足以为此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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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海姆的文化史上，1778年9月1日是一个重要的日期。为了“增添城市与市民阶层的精神食粮”（这是选帝侯官方文件的原话），曼海姆“民族剧院”就在这一天揭幕，达尔贝格男爵出任剧院总监。他将德国当时最著名的演员都请到了曼海姆：伊弗兰、贝克[9] 、拜尔[10] 。在席勒刚开始工作的头几个月，他曾多次称赞曼海姆剧院是当时全德国最好的剧院。但当他不得不经历几次和演员、观众及演出安排的不愉快后，席勒收回了他的评价。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剧场依旧声名斐然，若是一位剧作家能在这里上演他的作品，是很可以骄傲一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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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贝格用启蒙改良主义的精神来管理剧院。他公开宣布，自己工作的目标是改善品位、使道德高尚并培养理智。他要让剧院受人尊敬，认为应避免宫廷的淫欲和市民的粗鄙。在剧院总监的领导下，剧院委员会讨论并选出适合上演的戏剧。让演员们倍感折磨的是，人们还开设研讨课，讨论诸如“何谓舞台上的真正自然？”，“何谓舞台上的得体？”，“法国悲苦剧是否能在德国舞台上为人喜爱，又应如何排演？”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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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席勒将会在自己的戏剧理论著作中，继承这种受戈特舍德[11] 影响的曼海姆传统。自打戏剧表演从漫游剧团那种如赶大集般千奇百怪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后，到处都有戏剧哲学家和剧场立法者出来活动。达尔贝格的专长是反对自然主义的僭越。比方说，当演员博克（Böck）为了表演受了伤的伊阿古[12] ，竟要拿真血抹在肚皮上的时候，达尔贝格就插手其中：他要在舞台上杜绝此类“悲剧里的滑稽戏”。“得体”问题始终挂在他的心头。放肆不羁、蔑视传统的天才，在他眼中都很可疑。他之所以接纳了席勒的《强盗》，还得归功于他巧妙地估计到了这部戏可能引发的轰动与让人眼花缭乱的效果。但这部戏并不是他的心头肉。相比起张狂，达尔贝格总是偏爱井井有条的搭配，这也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他首先不是个商人，而是一个热衷于剧院的贵族。他虽然很注意剧院的收支平衡，却可以为了戏台，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7000古尔登。他允许自己为喜好小小破费，甚至敢于做些戏剧实验，即便它们不合自己的口味。对他而言，席勒就是这样一场实验；他之所以愿意一试，就是因为觉察到此人日后必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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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席勒的兜里揣着合同，浑身充满干劲。1783年8月31日，《强盗》在座无虚席的剧院中上演，以向他致敬。但第二天，他就被“低烧”击倒——这是当时人们对疟疾的称呼。这是因为1783年那个夏天异常炎热，环绕整座城市的护城河中充斥着淤泥和污水，酷暑导致空气污浊，才引发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当席勒也感染上疟疾的时候，城中20万居民中已几乎有三分之一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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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是自己的医生。他给自己开了一副让人畏惧的药方：用过量的金鸡纳对抗高烧，严格控制饮食，几乎把胃给毁了。直到10月底，席勒一直拿自己的病灶做实验，没有活力，无精打采，很是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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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月，他再次拿起《斐耶斯科》，想要将之改编得适合舞台演出，于是又一次因为结尾想破了脑袋。到最后，他还是给了全剧一个乐观的转折。斐耶斯科放弃了公爵头衔，与凡里纳握手言和，莱奥诺蕾仍在人世，甚至连贝塔与尤丽亚的情节都有明显的缓和。这部剧更讨人喜欢了：显然，12月阴冷潮湿的日子要求晴朗与敞亮。达尔贝格也再三提醒他，一定要考虑观众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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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几段小小的暧昧也有助于让日子变得明亮。首先是和女演员卡塔琳娜·鲍曼（Katharina Baumann）。在斯图加特甚至有传言说二人马上就要成婚。谣言甚至传到了父亲耳中：他质问儿子，儿子则把此事说得无足轻重。但他对另一位女演员卡洛琳娜·齐格勒（Karoline Ziegler）的倾慕则更加认真。这个芳龄十八、家境殷实的金发少女，不顾父母的反对加入了剧院。相比起她的才华，席勒更敬佩她的勇气。但她应该对席勒的爱意少有回应，因为她在1784年与演员贝克结了婚。对卡洛琳娜的父母而言，这桩婚事就把丑闻推向了顶峰。因为贝克不单是个演员，还是个新教徒。严守天主教戒律的一家人暴跳如雷，而神父们则从旁煽风点火。席勒很关注这一系列事情，因为卡洛琳娜与贝克不得不忍受的种种敌意与阻挠，让他想到了自己剧中路易丝与费迪南所要经历的内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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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谋与爱情》1784年4月15日于曼海姆的首演中，卡洛琳娜饰演路易丝一角。她最擅长饰演温柔却要承受痛苦的富于美德的角色。她懂得展现出充满灵魂的和谐，不仅是在舞台上，更在家中；在这儿，安静的她就是社交生活的中心。席勒常去她家做客，剧院的其他成员也乐意经常过来串门。有时候别的客人都走了，只留下席勒一个人还在那儿。卡洛琳娜准备好葡萄酒与咖啡，而诗人则泼墨挥毫，写了一整个晚上，直到晨光熹微。她偶尔发现席勒就在扶手椅上睡着了。有一次她问席勒，这样不停地写一整晚，想法会不会用完。“可不嘛，”席勒带着浓重的施瓦本口音回答说，“但您瞧，要是想法用完了，我就画几匹小马。”在他的手稿中还真有几页，潦草地画满了小马驹和小人儿。若是席勒的文字中有几处让卡洛琳娜不太满意，她就开玩笑似地问席勒：“您这儿大概画了小马吧？”[13] 但她无法一直问下去，因为这个年轻的姑娘于1784年7月便不幸早逝，让留在世间的丈夫贝克悲痛欲绝。席勒与贝克一直保持着友谊，即便他后来对演员“这类容易激动的人”评价并不高。回首往事，贝克把他和席勒共同度过的岁月称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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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末，《斐耶斯科》终于改编到能上舞台的程度了。由于作家显然因为剧本而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收尾，在演员中间已经有人开始嘲讽他了。当《斐耶斯科》于1784年1月11日首演时，曼海姆剧院的气氛相当压抑。因为莱茵河结冰造成的巨大损失，曼海姆人根本没有进剧院消遣的心情，所以台下的观众寥寥无几。同时，这部戏对于当地的戏剧品位而言也太过政治化。席勒在之后给莱因瓦尔德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曼海姆观众的反应：“观众根本不懂斐耶斯科。共和的自由在这个国家就是个没有意义的回声，一个空洞的名字罢了——在普法尔茨人的血管中流淌的不是罗马的血液。”（1784年5月5日）没过多久，《斐耶斯科》便在法兰克福与柏林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政治上已经觉醒的观众群体，自然会喜欢一部关于密谋、颠覆和保卫共和自由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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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的人们期待着《强盗》的作者再写出的是一部配乐独白剧式的震撼，而不是冷冰冰的阴谋、政治倾轧或共和主义激情。上演两次之后，《斐耶斯科》就被排除出了演出计划，而达尔贝格也在剧院委员会中发泄了他的尖锐批评。他宣称，这部剧太长，语言太激动，主题太牵强。他也让人明白，自己对作者拖拖拉拉的工作方式非常不满。这就促使席勒立刻开始着手改编舞台版的《路易丝·米勒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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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斐耶斯科》不同，这一次的结尾就没有那么多反复。改编工作很顺利。伊弗兰提议把题目改成《阴谋与爱情》，席勒不仅接受了建议，作为回报，还给伊弗兰的新剧起了个夺人眼球的名字：《沽名钓誉的犯罪》。[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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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弗兰的戏也是一部市民悲剧，先于席勒的戏登台，一上演便在观众当中大获成功。这部戏很讨巧，没有什么政治上碍眼的内容，人物角色也都性情温和。席勒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剧在和伊弗兰的直接竞争中败下阵来，在曼海姆观众中取得的效果恐怕要差得多。但《阴谋与爱情》4月15日在曼海姆的第一次上演（两天前全剧已在法兰克福首演）就取得了巨大成功：每一幕结束后都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全剧终了，席勒从他的包厢中站起身来，向观众鞠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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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成功首演，这部戏在当年只加演了一次。席勒和演员们的不睦在排练时就已经初露苗头，现在更显出影响。有一次，席勒大声地对拜尔饰演乐师米勒时的那股粗俗气表示非常不满，感到受了侮辱的演员则在一场戏中把下场太快的米勒太太给叫了回来，并且说：“按照作者的指示，我还得在您屁股上狠狠踢一脚。”[15] 同样让席勒火冒三丈的还有演员们背诵台词时的漫不经心：他们毫无顾忌地删减、即兴发挥、说些陈词滥调。可演员们却不吃席勒这一套，反而抱怨剧本太矫情、太做作，就算诚心诚意地花大力气也背不下来。他们说，和作家合作实在太难，他总是太把自己的作品当回事，不懂作品为演员服务而不是演员为作品服务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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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演员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反对席勒的小团体。既是演员又是作者的伊弗兰也站在演员这边，在剧院总监面前说席勒的不是，指责他对演员要求过高，忘了他们每晚都要登台，因此无法按单独一个作家的心情去表演。“必须照顾到演员的体力，”伊弗兰在给达尔贝格的信中写道，“我不是在夸张，但如果要在一场狂欢节中饰演弗朗茨·莫尔和凡里纳，我不可能不彻底告别我的健康或者作为艺术家的感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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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认为席勒的举动简直是蹬鼻子上脸。所有人的不满终于在1784年夏天找到了发泄口。人们趁着剧院总监与席勒不在曼海姆的大好机会，于8月3日上演了一出由高特[17] 创作的两幕滑稽剧《黑人》。这部剧当中有个丑角叫卜丁化[18] ，也是个可怜的剧院诗人。这个填不饱肚子的家伙倒是很懂得骂人和赊账，却写不完他的剧本草稿。最主要的是，他从来找不到合适的结尾。“这第五幕啊，”他高喊道，“你这该死的第五幕！你是我那些不幸遭了海难的同事的悬崖峭壁，难道我竟也要栽在你的手里？——我的面前有两条路。要么让阴谋大白于天下——皇帝战胜了自己——逆贼得到宽恕……不成！这么着就和另外20部剧太相似了。我可不偷不抢。我是原创。我得让美德失败。越不道德，就越恐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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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应是一段针对“狂飙突进”（Sturm-und-Drang）时期那些“强力天才”（Kraft-Genie）的讽刺，可是人们却添油加醋，明摆着要针对席勒。谁都知道他处理起自己剧本的结尾来有多挣扎。排演《强盗》与《斐耶斯科》这两部戏时，演员们曾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在上演的这出滑稽戏中，还有其他影射席勒的地方；而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发现这段讽刺究竟针对的是谁，伊弗兰在饰演卜丁化一角的时候，还刻意模仿席勒的动作、手势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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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剧院就这样嘲弄着在这儿有个固定职位的剧场作家。整个阴谋的幕后黑手伊弗兰在不久后给达尔贝格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后悔：“我们从来就不该去演（《黑人》）那出戏，出于对席勒的尊重就更不该了。我们在观众眼皮底下（他们本来就不能完全理解席勒）冲着他丢了第一块石头……于是席勒不再‘永不出错’，不再如伟人般不可侵犯。他现在又该如何带着他的作品出现在台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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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弗兰的悔意不过是装装样子，只不过是为了铺垫他给达尔贝格的建议：在下个演出季完全放弃席勒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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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夏天，还有续签席勒合同的问题。合同8月就要到期，单是出于经济原因，席勒肯定希望能续约。他原本期待着达尔贝格主动提出再给他一个职位，但他也清楚，自己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满足别人对他的期望。这一年的成果并不乐观。因为疾病，席勒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应当交出的三部剧作中，只有两部被搬上了舞台：《斐耶斯科》没能成功，《阴谋与爱情》没能延续首演的成功；第三部剧《唐·卡洛斯》的完工还遥遥无期；他和演员关系紧张，在后者面前，作家丢了不少颜面。席勒觉得自己得主动出击才行。于是，他在7月向达尔贝格提交了一份《曼海姆剧评》的撰写计划，给的理由也很讨好剧院总监：莱辛的《汉堡剧评》所开启的工作，只有在曼海姆才能继续完成。可是达尔贝格不仅无动于衷，还通过剧院医生、宫廷顾问迈伊（Mai）向席勒建议，还是转回医学为好。席勒一开始还没听明白，其实这个建议就意味着解除他在剧院的职务。他还以为，如果他在剧院工作之外要完善自己的医学训练，达尔贝格就会间接地支持他。席勒以为，达尔贝格虽然还想把他留在剧院，但建议他通过行医来确保额外的收入。在危机四伏的那几周，这也正是席勒眼中所看到的出路。因此他才在拜访过宫廷顾问迈伊之后，于1784年6月末给达尔贝格写道：“大人，您昨日让宫廷顾问迈伊对我说的那番话，再次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您这样一位杰出男性最温暖、最真挚的敬仰，因为您是如此宽宏地关注我的命运。即便回归我的主专业早已不是我内心中的唯一愿望，但单是您高贵灵魂如此之美的举动，就要求我必须不加思考地服从。然而我的内心也早已在吸引我往那里去；我并不是在杞人忧天，而是真的担心了很久，如果诗艺竟成了我的饭碗，我对它的热情之火早晚就会熄灭，但反过来，一旦我只是把诗艺当作消遣、只把最纯洁的瞬间奉献给它，它就必然又会对我产生新的刺激。只有那时，我才能带着全部的力量，怀着永远活跃的热忱做个诗人——只有那时，我才能期望这一生中都延续着对于艺术的激情与能力。请您评价看看，我是多么欢迎您使的这个眼色，允许我在您面前吐露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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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请求达尔贝格给他些经济资助。他希望能再次到海德堡学习一年医学，通过一场整个世界都承认的博士考试，然后再回到曼海姆，扎根做个医生，并作为作家为剧院出一分力。他请求达尔贝格能为这一年的学业给他一份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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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达尔贝格可不愿给他什么钱，只想把他一脚踢开。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警告过他的好友，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达尔贝格身上，别给他写信，别向他袒露自己的困境，因为人们只能收到一份“打着官腔、推三阻四的回复”。在施特莱歇尔看来，当别人需要帮助时，此人总是抽身而去。可惜席勒并没有听朋友的劝。“他那高贵而纯洁的心，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评价他人。”施特莱歇尔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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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还在期盼着回复时，人们在幕后就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达尔贝格并不想和席勒做赔钱的买卖；席勒并没有证明自己是吸引票房的磁石。《强盗》一开始的成功或许给人以过高的期待。演员们也对驻场作家百般抱怨。达尔贝格需要的，是一个笔头极快，而且一写就能有舞台效果的作家；他很可以期待，终于找到了三年写成三部热门大戏的伊弗兰这样一位写手。而达尔贝格愿意倾听的那些戏剧圈内人，早已在他的耳边讲了不少对席勒的怨言。弗里德里希·威廉·高特这个来自戈塔的流行剧作家，曾给达尔贝格写信说，他会“在‘恐怖’这个门类中”给席勒的戏剧颁个大奖；他生怕收信人没读懂这个提议的讽刺之处，还特意加上一句：“但求老天保佑我们，别再有更多这个门类的作品了。”[22]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施罗德[23] ，汉堡和维也纳的剧院总监，曾在1784年致达尔贝格的信中提到《强盗》和《斐耶斯科》：“皇帝不要什么狂飙突进的戏，他是对的……可惜了席勒的才华，他选的发展道路，正是德意志戏剧的废墟。后果很清楚。要是人人都喜欢这种狂飙突进剧，那么一出戏如果不像个万花筒似的，每隔五分钟就变个花样，就没有一个观众会看……我也厌恶这种毫无规则的戏剧，它们会毁了艺术和品位。我厌恶席勒，因为他又重新开启了那条本已被风吹散了的道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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