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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场政治阴谋。18世纪80年代初，巴伐利亚和普法尔茨出现了一场针对“光照派”（Illuminatenorden）这一共济会（Freimauerei）干训学校的运动。[25]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慕尼黑宫廷中的天主教圈子，他们要求强有力地镇压国内的启蒙运动和反教士运动，以此回应1773年取缔耶稣会的决议。[26] 1784年6月24日，一道敕令禁止了巴伐利亚及普法尔茨境内所有的光照派分会。就在这个夏天，当席勒正为了继续得到剧院作家的任命而奋斗时，曼海姆城内笼罩着一股疑神疑鬼的风气。什么东西只要和“启蒙”或者“狂飙突进”沾上一点边，就被扣上“光照主义”的帽子，被斥为革命与颠覆。整个戏剧圈子都遭到怀疑，甚至有传言说，达尔贝格也属于某个光照派分会。很可能是为了自证清白，也为了使他的剧院免遭怀疑，达尔贝格决定暂时与席勒断绝联系，因为在上头看来，席勒在政治上颇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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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夏天，就在人们背地里准备要辞退席勒的时候，他在“普法尔茨选帝侯德意志协会”做了一场题为《一座优秀的常设剧院究竟能起什么作用？》的演说——之后刊印时将题目改为《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关》（Die Schaubühne als eine moralische Anstalt betrachtet ）。[27] 他研究了戏剧在道德上、审美上与政治上的伟大未来，尽管就在此时，连他自己在剧场的未来都已岌岌可危。然而正因如此，他更要为自己的职位奋斗，为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名望奋斗，更是为了他在“德意志协会”这个会聚着来自市民与贵族阶层的名人、以改善道德与纯洁语言为目标的小圈子当中的声誉而奋斗。席勒觉得自己十拿九稳，能当上这个协会的秘书。这事一旦成了，就会是一份报酬丰厚的副业；此外，他还能在这个岗位上确保“协会”致力于剧院事业。这样一来，他就能在要求更高的那部分观众那儿为剧场争取到更强有力的后盾。席勒知道，对于“协会”的多数成员而言，纯文学、艺术和戏剧不过意味着一桩令人愉悦但无关紧要的事罢了。他们喜欢看戏，但只把戏当作纯粹的消遣，而绝不会将之视为严肃之人的严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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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想要把这个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力的“协会”争取过来，让它致力于维护“作为一种道德机关”的剧院。“协会”受启蒙精神的熏陶，想要“改善”——无论是人、习俗、语言，还是社会机构。因此他必须在那些先生们面前清晰地说明，剧院有益社会、有益启蒙。整篇演说的目标就在于此，只可惜好事做过了头。从来没有人怀着如此高涨的热情与决心强调过舞台的社会政治作用与道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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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被奉为社会生活中除国家与宗教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半年之后给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的一封信中，席勒将会谈起他“喜欢夸张的不幸倾向”，以及“只要有一点儿苗头，就常常能让我的期待神往到九霄云外”（1785年2月10日）。在“德意志协会”的演讲中，席勒在描述剧院的社会角色时就试演了他热衷夸张的倾向，令人印象深刻，人们还可以从旁观察到，他是如何被自己的激情所裹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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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展现了对剧院效力的无限信任。还有什么是舞台不能做或做不到的呢！它揭示罪恶并激起观众的义愤；它让愚蠢受到讥笑嘲讽；它令观众了解到其灵魂的迷宫；它揭露了恶人的伎俩，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我；它教导观众设身处地地体会不同人物、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权利——也就是在实践中练习宽容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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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要为了剧院争取“协会”中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并为自己争得一个秘书的职位。但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多么放任自己“喜爱夸张的倾向”，只消与两年前的旧文《论当前的德意志戏剧》（Über das gegenwärtige teutsche Theater ）做个对比，就能看得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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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他关注的也是剧院使道德高尚的力量，却不带幻想地得出结论：观众首先得改善自身，剧院才能改善观众。“在观众为了舞台受到教育之前，舞台恐怕难以教育它的观众。”[28] 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观众们私底下享受的，恰恰是理应让他们感到愤怒的事。譬如说在舞台上，淫欲胜过了道德，那么观众通常将自己代入的不是道德，而是淫欲。淫欲就在剧场前排就座，而演员们也懂得挑逗之——即便他们饰演的是富于美德的角色。“淫欲的牺牲品”由“淫欲的女儿”出演，而痛苦、恐惧与害怕的场景，最终只不过是为了“在市场上吆喝女演员修长的身姿、精巧的小脚和举手投足间的妩媚”。剧院作家可不能自作多情，以为“我们这一大群甜蜜的游手好闲之徒”真心想要“智慧的泡沫”和“情感的纸钱”。[29] 几个小时愉悦的情绪、激动与头脑游戏，然后人们就会重新回归日常的营生，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可谁若是能被舞台上的情节打动得更深，就证明他已经是个更好的人，为了改善他的道德，其实已根本用不着剧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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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作于1782年的论文中，席勒不认为作为道德机关的剧院能有什么大用。他仅仅是提出了几个改善作家与演员技艺的想法。这种技艺应处处参照自然与生活之真实的尺度。即便剧院不能改善人类，至少也应该好好建设。但要是剧院搞得好，艺术便能够保有其尊严，而这或许能对观众产生积极的影响：“一种高贵而纯粹的心绪在舞台前捕捉到充满生机的新温暖——即便是在更粗鄙的大众那里，至少也有一根被忽视的人性心弦会孤独地跟着鸣响。”[30] 论证的逻辑是，人不能对效果期待太高，因为也不应首先关注道德目的；作者反而应该全身心地投入作品中，以作品自身为目的，只关注艺术之美。其他的一切，无论是效果还是真理，都会水到渠成。至于道德，人们只有在不瞄着它的时候，才能最准确地触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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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席勒在“德意志协会”所做的演讲就是完全另一套论述。现在他的实践经验更加丰富，但这些经验却不可能让人对戏剧作用于观众道德的可能性有更乐观的估计。然而席勒却大胆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剧院是条公共的运河，智慧的光芒从人民当中相对更好也会思考的那部分出发，注入这条运河，再从运河化为更柔和的光线扩散全国。更为正确的概念，更为精炼的原则，更为纯净的感觉都从这里流入人民的大小血管；野蛮和迷信的浓雾逐渐消散，在凯旋的光明面前，黑夜远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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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篇论文相比，这里对于剧院道德作用的假设为何如此夸张？自然，他想要说服“德意志协会”的众位先生。但借着这个机会，他还瞄准了更高的目标：“谁若是不可辩驳地证明，剧院能实现人类与民族的教化，就决定了剧院与国家的头等机构平起平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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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正为自己职位而斗争的剧院作家，力图抬高剧院在公共生活中的等级：剧院应能够在国家之外、与国家相对地要求独立的权威，因此席勒才要证明剧院对“人类与民族的教化”之贡献。他再度会聚起了这个世纪为了给剧院辩护所提出的一切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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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卢梭发表《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书》（Brief an d‘Alembert ）[33] 并在其中公开斥责舞台败坏道德——席勒将这部作品称为“最犀利的攻击”[34] ——以来，在法国和德国兴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表面上，这是一场美学与道德论战，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政治斗争。而席勒也在捍卫剧院的同时抒发了政治诉求：他的表述毫不含糊，今天已成了一句经典：“世俗的法律力不能及之处，剧院便开始审判。……倘若有权有势的人的恶行公然嘲笑正义软弱无力，……那么剧院便拿起宝剑和天平，把恶人揪到一个可怕的法官座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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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是一种美学与道德的制衡力量；为了强调其政治要求，席勒不顾个人经验，夸大了舞台的道德功用。他把根本不听自己指挥的军团派上了战场。但在这场振奋人心、激情四射的演说中，席勒的现实主义偶尔也会绊他自己一脚。正当他描绘剧院“巨大的作用范围”时，心中却升起怀疑：“我自己也认为……强盗卡尔·莫尔的不幸故事也不会使大路变得更加安全。”[36] 于是他只能低声地重申自己的论证，即剧院虽然“没有消除也没有减少恶行”，但至少让我们认清了罪行的真面目。[37] 可是新信息量有限，因为人们必定早已在其他场合对罪恶有了足够多的了解。而席勒的断言，即人们能通过舞台对罪行的“侵袭”有所准备并更好地保护自己，恐怕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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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证明剧院的道德益处，的确有些牵强。但直到演讲尾声，语言解放的瞬间才最终到来——当席勒描述的不再是道德和政治状态，而是真正的审美状态之时。席勒在这里阐述了他没过几年便将大放异彩的美学理论：“老是不间断地受着日常事务的折磨，这是人的天性所难以忍受的；感官的刺激一得到餍足便死去……剧院是一所娱乐和教育相结合、休息和紧张相结合、消遣和修养相结合的机关，在这里没有一种心灵的力量紧张起来却损及其他的心灵力量……我们神游在这虚构的世界里，忘却真实世界，我们的天性又得以复萌，我们的感觉又重新复苏，起死回生的激情摇醒我们沉睡的天性，驱使我们周身的血液奔腾得更加迅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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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论的不再是道德作用、启蒙和教导，而是在描写另一种状态，亦即审美经验的状态。此时的精神不再服务于现实原则，能自由地尝试，自由地被诱惑。挥动指挥棒的不再是为了自立于世的自私，而行动试水的空间也得以开启，人们还能在舞台的虚构中探究极端的情感，没有危险地在人性可能的边缘进行实验。也就是说，人在此时与他的种种能力游戏，并且意识到，只有游戏时，他才真正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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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把艺术作为放松的终极练习推荐给“德意志协会”中那些一本正经的先生们：按席勒在演说结尾热情洋溢的说法，他们应当“抛弃各种矫揉和时髦的桎梏”，从日常俗务的逼迫中抽身，并切身感受到，他们在游戏中通过一种“包容一切的同情心联合成了兄弟”。席勒就差要求他们往前一步、握起手来跳轮舞了。究竟什么是审美状态？就是那令人醉心的感受，“成为一个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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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还用一种愿景吸引着“德意志协会”的众位先生们：只要有了一座“民族剧院”——不如就在曼海姆？——“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民族”。[40] 但协会的先生们却不为所动。他们并没有和剧院合作，也没有给席勒任何支持。1784年8月末，他的合同到期，未获延长。他不得不认定，自己已被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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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被辞退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斯图加特。他的债主们闻风而动，要求席勒即刻偿还所有欠款。待清偿的还是席勒于1781和1782年为了能自费印刷《强盗》和《一七八二年诗集》[41] 所借的钱。这笔钱还没有还上。一位下士的妻子曾为席勒介绍了一笔借款，并为他担保，现在却在债主的逼迫下不得不逃到曼海姆。在斯图加特，还有传言说席勒帮她伪造了外汇。席勒的处境着实令人绝望。他的父亲也同样为他担保，现在也有被卷入这桩丑事的危险。父亲给他支援了一笔钱，却是杯水车薪。他给儿子写了许多充满责备与苦涩的信。“没有到手的薪水必定会出意外或事故，只要你还在寅吃卯粮，就会一直有麻烦缠身。”[42] 儿子抱怨他倒霉的命运，但父亲却回了他一顿批评：“我亲爱的儿子，你还没有真正和自己斗争过，把你的不情愿归咎于学校的教育，实在是太没有礼貌，大错特错。”满是怨言的父亲让儿子好好反思：“如果你留在这儿，就根本不会陷入任何窘境；倘若你当初更多地留在中庸的道路上，而不是想要做划时代的英雄，肯定会更快乐，对自己更满意，也会对世界更有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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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再有心，父亲也帮不上忙了，他已经给出了最后一分钱。最终帮了席勒一把的，是他的房东水泥师傅安东·霍尔策尔（Anton Hölzel）夫妇。席勒曾医治过他们的儿子，将他从重病中救了回来。二人给了席勒一笔钱，使他得以先稳住最难缠的几个债主。逃到曼海姆的下士太太终于可以重回斯图加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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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那里，席勒也欠下了不少债。她为席勒在鲍尔巴赫的逗留以及返回曼海姆的旅程预支了一些钱。又因为这些钱不够用，她还在一个放贷人那儿为席勒作了担保。但此人一听说席勒的困境，就去纠缠亨莉埃特，而她现在也友好但坚决地要求席勒偿还债务。席勒又羞愧又绝望，不敢动笔给这位好友写信，承认自己生活困难。直到几个星期之后，到1784年10月8日，他才向她坦白了自己绝望的处境：“不幸的命运还是摧毁了我们的友谊，还是强迫我在您眼中成了不知感恩的卑鄙小人；我从来不是也绝不会成为这样的人……对您的想念曾经总是给我快乐，可它如今却在提醒我的无能，成为折磨的源泉。您的模样在我的灵魂中一出现，我的眼前就浮现出我不幸命运的全部画面。我害怕给您写信，因为我能给您写的不是别的，始终不是别的，只有永远的那句：请您对我有耐心。”亨莉埃特的确在耐心等待，她成功地让那个鲍尔巴赫的放贷人暂时消停了下来，尽管她自己也依赖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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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百般困厄中，席勒于1784年5月末收到了一份来自莱比锡的匿名包裹。四位陌生的朋友，两男两女，聚到了一起，匿名寄了自己的肖像，更在一封信中表露了对诗人发自内心的崇敬。席勒后来才得知四人的名字：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德累斯顿高等教会监理会（Oberkonsistorium）顾问；他的未婚妻明娜·施托克（Minna Stock）；她的姐姐朵拉[44] ；以及朵拉的未婚夫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Ludwig Ferdinand Huber）[45] 。科尔纳附上了为《强盗》中阿玛莉亚唱的歌所谱的曲子，而明娜则添上了一个亲手缝制的钱袋。他们在信中写道：“在这个时代，艺术越来越自甘堕落，成为有钱有势的登徒子可以买来的女奴；但有一位伟人就在此时挺身而出，将人类现在还能做到的展示出来，使人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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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席勒在日后给科尔纳的信中写的那样，他当时倍感羞愧。种种困境已将他的自信压抑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配得上这份尊敬。当他在收到包裹半年之后，于1784年12月7日终于鼓起勇气，提笔回一封感谢信时，他为自己的沉默表示道歉，并写道：“收到您的信时……我的心正陷于最悲伤的情绪……我当时的心绪，并不适合第一次出现在像您这样的贵人面前。您对我的赏识当然只是一场愉悦的幻想……因此，我最亲爱的几位呵，我才想要等到一个状态更好的时刻再给你们回信——等到我的灵感到访，等到我在命运的眷顾下拥有更美好的情感之时。”他继续写道，他诅咒诗人的行当，怀疑自己以至于绝望。在这种情绪下，他既不能也不愿提笔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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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初，自信与力量又重新回到了席勒身上。这也是因为在经过重重屈辱之后，席勒终于能再度体验成功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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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莉埃特有一位亲戚是路易丝·封·梅克伦堡公主宫中的嬷嬷。1784年圣诞，席勒在她的推荐下，被邀请去了达姆施塔特的宫中，当时，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正在那里做客。人们让席勒从他正在创作的新剧《唐·卡洛斯》中朗读几段。朗诵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席勒已经学会如何更有舞台效果地朗读自己的剧本。第二天，他又和魏玛公爵长谈了一次，在席勒的请求之下，大公“非常愉快”地为他授予了魏玛公国顾问的头衔。又是一个只要有“一点儿苗头”就开始“神往”最宏伟的希望的契机。要不干脆离开曼海姆剧院这个不知感恩、只会给他羞辱的地方，前往魏玛？或许他可以在那儿重新开始，再做个作家、做个剧院作家，而且他反正也学过一点儿法律，说不定还能在那儿的宫廷中找个管事的职位，也许这个新鲜出炉、有名无实的顾问，会变成真正的顾问，就在枢密顾问歌德的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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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1785年2月的席勒又充满了自信。2月10日，他在给莱比锡朋友们的信中写道，他现在已经从他的“蠢事”中得出结论，“自然对他有特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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