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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莱比锡的伙伴们，他还知之甚少；但用他自己信里的话说，他“带着急不可耐的神情”一下子投入了友谊的怀抱，尽管这段友谊暂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幻象：“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呵，在你们面前，我绝不会有任何粉饰；这种冰冷之心的可悲的庇护所，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还没见面，但也不是非见面不可，能够互相想象就足够了，而想象告诉他：“这些人属于你，你也属于这些人。”这段前路未卜的友情，这种汹涌满溢的真挚，竟然全建立在臆测与想象之上，难道不是有些疯狂吗？或许吧。但这个热衷于友谊的人却觉得自己不同寻常，他在上文已引过的那封2月10号的信中骄傲而自信地宣布：“自然为部分人拆毁了‘时髦’那无趣的樊篱……”这一句话中凸显的主题，半年之后，将在席勒为他与科尔纳牢不可破的友谊而创作的《欢乐颂》（An die Freude ）中强有力地回响：“你的魔力，重新联结/时髦之剑分开的一切”（在第二版中改作“你的魔力，重新联结/时髦无情分开的一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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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写道，如果朋友们忽然被一股“忧愁”的情绪袭扰，那他们可以确信，就在这个瞬间，一定是“席勒在想念他们”。忧愁？当然，他们是应该再读一遍卡尔·莫尔在多瑙河畔的哀诉了：“你们瞧，所有的人都出来，沐浴在春天和平的阳光之中……所有的人都如此幸福，通过和平的精神互相成为兄弟姐妹！——全世界都是一个家庭……只有我一个人遭到摒弃……永远不配获得恋人充满缠绵柔情的目光——永远永远不会得到知心朋友的拥抱！”[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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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的那封信结束得很突然。搁置了几乎两个星期，席勒才又一次提笔，像是吹响了冲锋号。他说，他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开启了我生命的新时代”。他不能也不愿意再留在曼海姆：“12天来，我把这个念头藏在心底，就好像这是与世界诀别的决定。人群、关系、土地和天空都叫我反感。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填补我内心的灵魂，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男是女。”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莱比锡找这几位朋友。只有那儿，他们身边，才是他真正的家乡。一旦他去到他们那儿，就能重新找回自己。“我诗意的血管已经堵塞，正如对我先前的那些圈子，我的心早已干涸。您必须重新温暖它们。在您身边，我将两倍、三倍地找回过去的自我，甚至还不止，我亲爱的朋友们呵，我将会幸福……我还从来没有幸福过，因为名声、尊崇和所有其他伴随着作家这个行当出现的事物，都比不上友谊与爱情带来的一个瞬间。”热情裹挟着他，把他带向朋友们。席勒对科尔纳、胡博和两位施托克家的姑娘还没有印象，他将会在莱比锡认识他们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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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月22日的信中，席勒隐晦地提到了一桩情事，这件情事既让他留在曼海姆，又迫使他远离曼海姆：“那些或许会让我心心念念的人和事，习俗与境遇却逼迫我与之分离。”席勒在此隐射的，是他和夏洛蒂·封·卡尔普[48]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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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是个奇女子，整天沉醉于她的梦境与幻想。她是亨莉埃特的远房表亲，婚前是马沙尔克·封·奥斯特海姆女爵（Freiin Marschalk von Ostheim）。她很早便成了孤儿，和她的兄弟姐妹一样被寄养在亲戚家里，生活在城堡或庄园中，孤独而喜欢一个人沉思。她有些忧郁的情绪。在她的回忆录中，这位当时已上了年纪、双目失明的老妪谈起过她的祖母，据说后者在她出生时曾大喊：“你不该来这世上。”这句话决定了她的一辈子，她写道。的确，她不得不忍受多次命运的打击：她景仰也爱慕的哥哥在哥廷根求学时忽然暴毙；她的姐姐爱上了一个平民男子，却嫁给了一个贵族，婚后很快就因相思之苦而离世；另一个姐姐则被逼与被解职了的魏玛宫廷总务丞相封·卡尔普[49] 成婚。接任此职的歌德曾评价此人说，他是个平庸的商人，政治头脑差劲，却是个可怕的人。夏洛蒂则被许配给了卡尔普的弟弟。这个海因里希·封·卡尔普[50] 刚刚从北美回来，他在那儿作为军官为法国效力并与英国作战，现在被派到了兰道（Landau），而夏洛蒂则从兰道来到了临近的曼海姆，以便拜访她崇敬的席勒。她早已多次读过席勒的作品，一口气买了6本《斐耶斯科》，对这本书和这位作者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法军军官的夫人们通常不被允许和丈夫一起生活在军营城市中，夏洛蒂便得以在1784年夏在曼海姆租了一间住处，来到了席勒的近旁。当她于9月产下第一个儿子，却在第二天出现了种种并发症时，正是席勒在她身边，确保她有医生照料。从这天起，夏洛蒂就视席勒为她儿子的救星。后来，在席勒的介绍下，她的儿子被交给了家庭教师荷尔德林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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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分娩后的几个星期，席勒几乎每天都去探望她。我们不知道二人之间是否真的有一段风流韵事。夏洛蒂在回忆录中有所暗指，但她的回忆录并不十分可靠。当席勒在5年后找到另一个夏洛蒂时，夏洛蒂·封·卡尔普将会经历一场灵魂的崩溃。她这样迷狂而爱幻想的人，很可能真的期待过与她最爱的诗人共度余生。席勒将会在15年后给她写信，回忆二人当年在曼海姆共同度过的时光：“当时，您把我精神的命运放在您那友好的心上，尊重我那尚未完全发展、仍在犹犹豫豫地与质料斗争的才华。您之所以看重我，不是因为我当时如何，也不是因为我事实上有些什么成就，而是因为我将来或许会成为的样子、或许会完成的事业。若是我今天已将您当年对我的期望变成了现实，没有辜负您对我的关怀，我就绝不会忘记自己有多么亏欠那段美好而纯真的关系。”（179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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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4年的这个秋天，当席勒与夏洛蒂这段棘手的友情开始之时，他曾写下一首诗，题为《激情的自由思想》（Freigeisterei der Liebe ）[51] 。诗中描绘了道德和来自有夫之妇的诱惑之间的冲突。诗中写道，“美德”无法平息“心中烈焰的驱使”。一生道德高尚的承诺，这个自由思想者已不愿再遵守：“收回去吧，让我犯罪。”于是之后四节就详细描述了要如何“犯罪”。这倒是很有道德的情欲高潮，还要仔仔细细地确保自己有放纵的权利。难道这个姑娘不是被逼入了一桩糟糕的婚事，被逼入了一个“让羞红的自然后悔”的结合吗？屈服于这种违背自然的事情，难道还是美德吗？要求这种屈服的美德，难道不就是暴君，不就是“尼禄”（Nero）吗？诗中坠入爱河的无神论者为了平息情欲的索求，竟与整个道德世界的秩序开战。这个特立独行的浪子不仅扑向爱欲的床笫，更同时冲向神学的战场。到最后，对女性的爱情几乎已被忘却，只剩下慷慨激昂否认上帝的姿态：“哦，在这个上帝面前，让我们紧锁神殿，/没有一首赞歌将他颂扬，/没有欢喜的泪水为他继续流淌，/他永远失去了他的报偿！”[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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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构架是对一个有夫之妇的爱，若是席勒真的与夏洛蒂·封·卡尔普有一段风流韵事，这首诗倒的确很契合。人们通常也是这样解读的，把它视为诗歌形式的自白。但也不是非这样不可。人们还可以把它当作一首角色诗，一首无神论者写的诗，对这个人而言，神学论证看上去几乎比他所爱的女人更加重要。无论如何，作者席勒还是认为诗中有不少情欲的冲动，故而第一次发表该诗时（《塔利亚》杂志1786年第二卷），添上了一段评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人们不应“将一个虚构的爱人之绝望”看作“诗人在表明信仰”。在此诗后来的一个版本（即《斗争》（Der Kampf ）一诗）中，所有易被误解的对某位已婚女性的隐射都被尽数删去，而否认上帝的语调也得到了缓和。另一首作于同一时期的诗歌题为《断念》。在二十节的长诗中，情感被诗意地颠倒，发生了变换：“我也曾生在阿尔卡狄亚……/可是短促的春天只给了我眼泪。”[53] 这是一段对承诺很多却实现寥寥之生活的怨言，形象生动而又滔滔不绝。1784年最后几周的情绪，一定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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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初，席勒终于在心里和曼海姆剧院做了个了结。1月18日，他又经历了一场《阴谋与爱情》的糟糕演出，差得让人上火。这部剧就这样被毫无感情地从头演到尾，演员们忘了词，开始随意即兴发挥。席勒愤然给剧院总监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人们由此可以看出，他现在已无所顾忌。“我们这儿的演员先生们，”席勒写道，“为了自己方便，用优秀的表演拔高差劲的对白，又用差劲的表演糟蹋优秀的对白。”这摆明了是针对演员偏爱伊弗兰的剧本而糟践自己的剧本。“《阴谋与爱情》因为漫不经心的排练……被扯成了破烂。”（178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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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他基本上已经下了决心，要去莱比锡寻找他的新朋友了。最终下决心前往莱比锡的决定则是在2月底做出的。他又等了几个星期，直到把一切都安排妥当。4月初，他与熟人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一一告别。出版商施万那个芳龄十六的女儿，席勒曾几次歌颂过她的动人可爱；她为席勒缝制了一个信袋，眼里噙着泪水，在离别时塞到了他的手中。这让席勒感慨万千。这个很快就拿定主意的男人从莱比锡向她提了亲，然而却被姑娘的父亲给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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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海姆的最后几天，席勒是和他忠实的朋友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一起度过的。1785年4月8日，二人推杯换盏，长谈至午夜。他们制订了一系列计划：施特莱歇尔要重新开始学习作曲，而席勒也再次坚定了他的目标，即“只有在最兴奋激动的时候才迎接缪斯的拜访；怀着全部的热情再度投身于法律学习中去，他期待能凭借法律挣得一种富足无忧的生活状态”。[54] 只可惜这不过是大醉时的计划，席勒再也没有想起过它。但在这最后一晚，两位朋友却为此干杯，用一个拥抱给它盖上印章，“谁也不给对方写信，直到一人成了部长，或是另一人成了乐团指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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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挚友就此别过。他们再也不曾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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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reicher 1959，S.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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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luge 1988，S.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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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典之屋”（Antikenkabinett）又称“曼海姆古典厅”（Mannheimer Antikensaal），于1767年由卡尔·特奥多尔选帝侯下令作为绘画学院的一部分建成，但当卡尔·特奥多尔于1778年迁都慕尼黑时，他将“古典厅”中的雕塑石膏件尽数带走。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得以逐步重建曼海姆古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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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威廉·海因瑟（Wilhelm Heinse，1746～1803），德国作家，对艺术颇有造诣，代表作是书信体小说《阿丁盖罗》（Ardinghello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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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艺术史学家与考古学家，首次将古希腊雕塑艺术作为艺术之美的典范。并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 ，1755）中提出了古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Stille Größe）这两个美学标杆（参见〔德〕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7页）。此后，他还出版了《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1764），开创了艺术史这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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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 Ⅰ，S. 879-884. 席勒于1784年4月10日参观了古典厅，并作《一位丹麦旅人的信札》（Brief eines reisenden Dänen ），其中对艺术作品的描写流露出温克尔曼美学思想的影响。参见MA Ⅰ，S. 1281。关于席勒对古希腊艺术的接受，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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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Zit. n. Berger 1924，Bd. 1，S.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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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普法尔茨选帝领德意志协会（Kurpfälzische Deutsche Gesellschaft）于1755年由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建立，以著名的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为模板，旨在弘扬德语语言与艺术。当时的德国境内已有多个类似机构，如1727年由戈特舍德（Gottsched）在莱比锡建立的德意志协会，其宗旨是构建一种不受外来词或地区方言口语影响的统一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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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因里希·贝克（Heinrich Beck，1760～1803），18世纪德国知名演员、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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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约翰·大卫·拜尔（Johann David Beil，1754～1794），18世纪德国知名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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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约翰·克里斯多夫·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德国作家、戏剧家、理论家，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法国古典主义（Klassizismus）为标杆，坚持“三一律”，并根据理性主义系统哲学原则为文学制定了一系列规范，被称为“规范诗学”（Regelpoetik），其理论著作《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Versuch einer critischen Dichtkunst vor die Deutschen ，1730）即为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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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伊阿古（Iago）是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Othello ）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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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iedermann 1974，S.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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