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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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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莱比锡——科尔纳——胡博——《莱茵塔利亚》——友谊的热情——“亿万生民，一起相拥！”——哲学书信体小说——再论爱的哲学——物质主义的冷水——热情认识现实——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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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正在前往莱比锡拜访他的新朋友的路上。他预感到这将开启他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远方就像未来一样，”他在1785年致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的信中写道，“一个闪烁着晨光的巨大整体横亘在我们灵魂的前面，我们的知觉在其中渐渐模糊，可当彼处已成为此地时，却发现一切照旧，而我们的心仍渴求着错过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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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如此，也将会是如此。他满怀希望地前往莱比锡，走向这“闪烁着晨光的整体”。而当他两年之后迁往魏玛时，回首与朋友们一起度过的岁月，就仿佛是在莱比锡错过了那眼甘泉。在与科尔纳和他的朋友们共度的两年时光的尾声，席勒将会从魏玛写信向留在莱比锡的朋友们坦白：“若是我在离开你们之前不曾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精神的退化，我永远也不会与你们分别。”[1] （178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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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种“退化”的体验之前，还有过激动、兴奋与热情的瞬间。在莱比锡、戈利斯（Gohlis）、德累斯顿（Dresden）和洛施维茨（Loschwitz）度过的两年是文学上多产的两年：《哲学通信》得以收尾，《唐·卡洛斯》顺利完成，席勒还创作了诗歌《欢乐颂》，开始动笔写作小说《招魂唤鬼者》；但在回顾往事时，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不是创作，而是友谊的幸福。他在1787年8月8日从魏玛寄出的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对我而言，没有哪一种幸福能比完全享受我们俩的友谊，能比我们俩的存在、欢乐与痛苦那种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融合更确定、更高级。”莱比锡的两年如何开始，就如何结束：一头一尾都是一曲对友谊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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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2月10日，在马上就要动身离开曼海姆前往莱比锡之际，席勒给科尔纳写了一封信：“名声、尊崇和所有其他伴随着作家这个行当出现的事物，都比不上友谊与爱情带来的一个瞬间——因为心在挨饿。”席勒迫切地奔向那段友谊，尽管它眼下只是期待，尚不是现实。他决定前往莱比锡，尽管直到此时，他对科尔纳和胡博的认识仍只是区区两封信。但这两封信就足以让他对他们产生信赖。科尔纳在1785年1月11日写道：“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您的一切，已经足以让我们在收到您的信后，就向您呈上我们全部的友谊；但您还不太了解我们。所以请您尽快亲自前来。这样，有些现在不能写下的话，就可以当面倾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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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比席勒年长三岁，出生于莱比锡一个受人尊敬的富裕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圣多马教堂（Thomaskirche）的主事与牧师，是一个严格的路德宗信徒，反对儿子对艺术的偏爱，不愿意在自己家招待《强盗》的作者。父亲于1785年逝世，这对儿子来说是一种解脱，因为父亲也反对他和“铜板雕刻匠家里的小姐”明娜·施托克的婚事。因此二人只得等到父亲过世后，才于1785年8月成了婚。对父亲等级执念的反抗，又更加点燃了这对新人对《阴谋与爱情》作者的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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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还在他父亲严苛的教育原则之下吃了不少苦头。他本应当去读神学，却拒不从命，启蒙的哲学——他听过加尔弗和普拉特纳的课——让他对父亲的信仰越来越陌生。这个年轻学生找不到方向，从一个专业换到另一个专业，学过古代语言、哲学、自然科学、数学和法学，也投身于国民经济和行政管理学。他劲头十足地深入钻研各种不同学科，但也未曾忽视实践运用。他想成为有用之才。在第一封致席勒的详尽长信中，科尔纳写道：“拓展科学的领域，以此扩大人类支配其周围事物的力量，为人类打开新的幸福之源——这个念头当中确实有些壮美的东西。”（1785年5月2日）作为哲学硕士、法学博士，他于1779年在故乡莱比锡的大学取得教授资格，并立刻被任命为公证人和法官。同年，他又得到大好机会，可以陪同一位年轻的萨克森公爵在欧洲壮游[2] 。他游历了荷兰、英格兰、法国与瑞士，就这样有了某种圆滑世故。1783年5月，科尔纳被调往德累斯顿，获任高等教会监理会顾问，兼任农业经济代表团成员。与此同时，他对艺术、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却有增无减。在父母家里和他的职业圈子中，艺术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消遣，但他却想要将之推入生活的中心。对他而言，艺术就是“一种方法，让一个更好的灵魂生动地呈现在他人眼前，将它们引向高处、引向自身，在他们心中唤醒伟大与善良的种子，一句话：让一切靠近它的，都变得高尚”。[3] 科尔纳对鉴赏懂得足够多，知道自己谱曲与诗歌创作的尝试算不得数。但他却天性善感，能够全身心地深入钻研别人的作品，歌德称他为“接受的天才”。与艺术和艺术家交游是他生命的必需。若干年后，他在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我就这样欣赏着你精神的健康和充沛力量……你的存在，在我眼中就是这样，而当我试图把握它时，便感到我自己的存在也更加丰富、更加美丽。”（1801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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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尔纳懂得将热情与踏实结合到一起，那么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则太过沉溺于幻想，缺乏使之平衡的脚踏实地。胡博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则是一个醉心法国文化的巴伐利亚文人，把狄德罗算作他的朋友。他从小浸淫在文学世界中，读过各种重要的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作家的作品。这个早熟而极具语言天赋的年轻人十分自信，活在对自己将来伟大的预感当中。但现在他却依靠做些翻译工作的稿酬度日，也尝试当个剧院诗人。席勒将会在《塔利亚》杂志中刊登他的一部剧作《秘密法庭》（Das heimliche Gericht ）。[4] 这部剧曾在曼海姆上演，未获成功。席勒非常欣赏这位小他5岁的朋友的天赋，但同时也注意到了他的弱点。胡博的性格中有些不安分、不稳定的因素，他固然很有才华，然而却有胡乱发展的倾向。正如席勒在给科尔纳的一封信中所写，他希望“能帮着引导他精神的各个时期”（1785年7月3日）。首要的是得帮助他找到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位。人们想要安排他去当外交事务部门的秘书，却因为胡博不愿工作而不了了之。胡博与明娜的姐姐朵拉·施托克订了婚，但始终没有成婚，他在这桩人生大事上也缺乏说到做到的决心。他自己虽然始终需要别人的鼓励，却很善于站在朋友们的立场上为他们鼓劲。席勒很珍视他那种极具感染力的鼓舞能力。有一回，席勒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谈起《唐·卡洛斯》的创作，字里行间满是绝望：“为什么我……一仰视莎士比亚，就总觉得头晕目眩。”（1785年10月5日）10月11日，胡博回信说：“别在英国人莎士比亚面前晕眩——德意志的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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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胡博，有一些高傲自负，总在过分热情与懒散倦怠之间徘徊，只要心情好，就巴不得和每个人都掏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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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与席勒过从甚密的，也是胡博。还在曼海姆时，席勒便首先向他袒露了自己经济上的困难。他请求胡博借他一些钱，好让他还清在曼海姆的欠款，同时能留下些旅费。胡博和科尔纳把席勒介绍给了格奥尔格·约阿希姆·葛勋[5] ，科尔纳是葛勋在莱比锡新成立的出版社的隐名合伙人。席勒以他的新杂志《莱茵塔利亚》作为担保；杂志的第一期已于1785年3月在他迁居莱比锡之前不久付梓面世。席勒给他的朋友们算出了一个他所期望的数。虽然葛勋并不太看好这个出版计划，但因为有科尔纳的资金保障，他还是同意从第二期开始由自己的出版社发行这份刊物。席勒所请求的300塔勒，作为预支款汇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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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未来的收入寄希望于一份杂志，是非常冒险的事。席勒相信能给自己的杂志争取到500份左右的订阅量——可事实很快就证明这不过是虚幻的希望。席勒的种种杂志计划，在经济上总是不太幸运。还在斯图加特时，他和朋友彼得森以及老师阿贝尔共同编辑的《符腾堡文学索引》只给他带来了一屁股债。但他却希冀着以此确保收入来源。席勒对内容的要求也同样高远。他的目标不是别的，是从根本上革新文学批评。他要创造一种新的书评文体。席勒在《符腾堡文学索引》发刊词中写道：“一个作家，要是更在意平常报纸上瞎写的赞美，而不是他作品的有用性和内在完善，他在我们眼中就是个活该遭鄙视的人，阿波罗和所有的缪斯就该把他从他们的国度驱逐出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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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腾堡文学索引》失败之后，席勒想要借助《莱茵塔利亚》最终实现他的宏大目标。这一回，他也同样要狠狠地敲打在“平常报纸上瞎写”的那群人的乱象，以及某些高估自己的文人的自负。这个项目也同样不光是在财务上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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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塔利亚》诞生于一个折戟的计划：席勒原本是要按照莱辛的模板，为曼海姆的舞台编纂一部名为《曼海姆剧评》的剧场纪事。席勒本来想要争取达尔贝格，但后者却始终对此兴趣寥寥。在从曼海姆离职之后，席勒积极地开始自费出版这场冒险，单枪匹马也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在宣告杂志涉及的主题领域时，他的野心就已经可见一斑：“非凡之人及其壮举的画卷……积极生活之哲学……普法尔茨之美景与艺术……德意志戏剧……诗歌与狂想曲，戏剧断篇……我的自白……通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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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作于1784年秋的《莱茵塔利亚》发刊词，无疑是德国杂志史上一份值得注意的文献。还从来没有一位主编是用坦陈自己心路历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自己。正是在这篇发刊词中，席勒第一次透露了自己在卡尔学校的命运；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详尽地与他的公爵对簿公堂：“他育人的学校为数百人创造了幸福，却恰恰辜负了我的幸福。”同样是在这里，他写下了那句精辟的话，作为对早期作品的自我批评：“因为不了解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我的笔必然找不准天使与魔鬼中间的那条线。”[8] 他向他的读者开诚布公，甚至涉及私密话题，就仿佛要和读者结为秘密联盟。他奔向读者的怀抱，并且宣布：“读者现在是我的全部，是我的研究、我的主宰、我的知己。我现在只属于他一人。我只服从于这唯一一个法庭。我只敬畏也只尊敬这个法庭。除了世界的评判，不忍受其他任何枷锁——除了人类的灵魂，不祈求任何其他的王座：一想到这里，我就忽然感受到一种伟大的情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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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个月后，席勒正是带着同样的姿态投入了莱比锡的朋友们的怀抱。只不过现在这还是一个匿名的群体，因为读者有多重面孔，或者完全没有面孔，而席勒会在之后将之称为一个“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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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剧院让他失望，达尔贝格给他羞辱，于是席勒带着他的杂志计划逃向了前方，这就意味着：逃向了读者，逃向了一个自由作家对市场好恶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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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总拿极端情况做试验，这一次也不例外；这样，他才能发动自己振奋精神的力量，才会开始夸张，才会使转向读者几乎成了一段爱的表白。席勒在发刊词结尾大声疾呼，创办这份杂志的目的不是别的，正是“在读者与我本人之间连接起友谊的纽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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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属于这段友谊的还包括，席勒带着些许激情宣布自己已做好准备，要在读者眼前完成一段学习的过程。他要让他的读者一窥自己创作的工坊，读者可以见证一部作品是如何逐步完善的。因此，席勒在《莱茵塔利亚》的第一期中刊印了《唐·卡洛斯》的第一幕，这也是他彼时正在撰写的剧本。一直到1787年春，他在另外三期杂志中记录了剧本创作的进展。一位作家把他正在创作的剧本像连载小说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当席勒于1787年初真把他的《招魂唤鬼者》作为连载小说出版，将一种新的体裁引入德国，就一点儿也不让人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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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塔利亚》与席勒十年之后的杂志《季节女神》完全不同。《季节女神》更多的是培育一种循循善诱、要为人师的文风，而前者则是在铺垫友情的精神。于是刚刚与读者订立友谊同盟的席勒，现在便急匆匆地赶往莱比锡，要投入真正的朋友们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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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于4月17日星期天抵达莱比锡。他下榻在“蓝天使”（Blauer Engel）客栈，从那儿请人给胡博送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到达。他“被一场对我来说史无前例的旅行摧残得筋疲力尽，因为通往你们的道路，我亲爱的朋友们，路况差得可怜，就好像人们传说中通往天国的道路似的”（178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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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纳当时正在德累斯顿，但他的未婚妻明娜和明娜的姐姐朵拉在莱比锡。第二天一早，席勒就被请进了她们位于阁楼的住处。在两位女士的想象中，席勒应当是另一副模样，如明娜日后描述的，应该“像波希米亚森林中的卡尔·莫尔，炮筒靴、厚马刺，腰间系着长穗的佩剑”。可看到站在眼前的是个“金发碧眼、有些腼腆的年轻人”，“眼中噙着泪水”，几乎不敢向二人问好，她们不由地感到诧异。[11] 但席勒很快就不再拘谨，到最后，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仿佛已是故交旧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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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博为席勒租下了一间朴素的学生房。让席勒尤为高兴的是，他在同一栋楼里碰见了在法兰克福短暂逗留期间结识的女演员索菲·阿尔布莱希特（Sophie Albrecht）。有传言说他们二人有一腿，但若是读一读索菲·阿尔布莱希特日后对这位诗人的描述，就会发现这种风言风语毫无根据。“席勒日常的服装，”她写道，“不过是一件简陋的灰大衣，配饰无论从质地还是搭配上看，连审美眼光的最基本要求都根本满足不了。除了不会打扮之外，他的身材也不吸引人，常抽西班牙烟又使他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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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除了在法兰克福的短暂停留，席勒只在王侯的都城中见识过城市生活，来到这座萨克森重要的商业中心和大学城，就好像踏入了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当时的人们把莱比锡称作“小巴黎”，因为在广场上，在宽阔的街道上，在数不尽的商店和咖啡馆里，在城市郊外的大花园中，到处上演着活力四射、多姿多彩的生活。席勒之前就听说过“里希特的咖啡屋”（Richters Kaffeehaus），知道能在这儿遇见各种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学者、艺术家、政治家、交际花，不一而足。他在这儿才意识到，自己现在也算是个名人了。《强盗》的作者就像奇禽异兽一样被人围观。在给施万的一封信中，席勒嘲讽了“要了命的乌泱乌泱一大群”好奇之徒，“就好像粪堆里的苍蝇似的绕着作家嗡嗡作响”，“因为几张沾满墨水的稿纸就想和他高攀成同行”（178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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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几个星期，席勒就受够了城里的喧嚣，和胡博、葛勋及另外几位新认识的朋友一同迁到了临近的戈利斯村，这是莱比锡人青睐的郊游目的地，坐落在秀美的玫瑰山谷（Rosental）之中。歌德在莱比锡时，就常爱来此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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