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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村口的一栋农家小屋中找到了一个简朴的住处：一个低矮的阁楼小房间，只有两扇小窗、几把椅子和一张小书桌，边上就是卧室。他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夏天，一直到1785年9月10日。他一边创作《唐·卡洛斯》，一边享受与熟人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有些好事者专程前来，就为了看一眼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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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一个晚上，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出现在了戈利斯。他曾在书评中把《阴谋与爱情》贬得一无是处，说席勒触碰过的地方，都会“在他的手中变成浮沫与气泡”。[13] 放松的气氛与夏日的悠闲，让这个尖锐的批评家也得到了友好的招待。虽然莫里茨还是遭到了席勒的当面质疑，但他勇敢地为自己辩护，以至于席勒甚至承认他在某些方面的确说得有理。二人一直交谈讨论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席勒朗读了《唐·卡洛斯》中的几幕戏。莫里茨非常激动，临别时还拥抱了诗人。尽管没有收回对《阴谋与爱情》的负面评价——后来，他依旧表示“剧中没有一丝诗意的火花”[14] ——但他越发热烈地称颂《唐·卡洛斯》。在戈利斯的那个夏夜，席勒为自己赢得了这个几乎只欣赏歌德的严肃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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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要想免受热情似火的席勒的影响，的确不容易。在戈利斯度过几周时光的出版商葛勋，就曾这样描述心情好的时候的席勒：“他一开口就引人入胜，滔滔不绝，眼中饱含着泪水，一遍又一遍地刺激着朋友们，每个人都得在自己的领域用上所有的气力，只为了有朝一日能成为世界所不愿失去的那种英才。”[15] 在给弗里德里希·尤斯廷·贝尔图赫（Friedrich Justin Bertuch）[16] 的一封信中，葛勋写道：“我简直无法向您描述他面对每一条批评时是多么谦恭、多么感恩，他是如何努力地完善道德，他又有多么热衷于不间断的思考。我知道莫里茨给他写的书评……很不客气，但尽管如此，当莫里茨来这儿的时候，他还是带着尊敬、友好和殷勤接待了莫里茨，以至于……莫里茨在临走时……向他承诺要做一辈子的朋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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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通常昼伏夜出，但在戈利斯却把自己的作息颠倒过来。他每天都早早起床，有时四点就起来，穿着睡衣走过田野。房东的一个帮工得拿着水壶和玻璃杯在他身后跟着。这个带着水壶的年轻人描述道，在一次这样的散步后，他透过窗户看见诗人趴在地上，身体在剧烈地颤抖。他大惊失色，连忙冲到他身边，问他是不是哪儿磕碰了？但席勒只不过喊了一句：您别管我！过了一段时间，筋疲力尽的诗人走到他面前，告诉他自己刚刚拟定了《唐·卡洛斯》中一幕的大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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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席勒已经和胡博成了知心朋友，但科尔纳还在德累斯顿，暂时脱不开身。二人互通书信，语调是如此真挚而衷心，以至于年长一些的科尔纳最终向朋友提议以“你”互称。这是为了回应席勒5月7日那封热情洋溢的长信：“我曾经只能作为诗人隐隐预感到的，觉得如今已在我俩身上真正实现。——让精神成为兄弟，乃是通往真理那不可或缺的钥匙。我们单个人成不了气候……欢欣雀跃吧，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是如此幸运，能在平常人与人的纽带断裂的地方开始。从现在起，您不必再为这段友谊感到害怕，它将会永远持续。”他提醒朋友要提防考验的时刻，提防“冷漠的侵袭”。那种亲密的情感有可能表现得像“幻想”。但这不是幻想，席勒写道，“或者说，幻想至少是在享受我们未来伟大的提前爆发，而我绝不愿意拿这样一个瞬间去交换冰冷理性的最高胜利”（178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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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在情感中沉醉、互相保证对对方的一片忠心。席勒饱受经济问题的困扰，但还鼓不起勇气开诚布公，这一切，科尔纳都看在眼里。他考虑得足够周全，没有干等着席勒来找他、求他支持。他想为席勒省去这种尴尬，因此在信中写道：“我知道，只要你打算为了面包而工作，就肯定有能力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但请至少给我一年的快乐，把你从挣面包的必要中解放出来。”（1785年7月8日）席勒承认了自己的“顾虑”，在信中道歉说：“我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泛起羞红，而我的哲学却对此无能为力。”然后他立马从哲学上论证：为自己的窘迫感到羞愧，的确是不明智的。因为人们对此无能为力，无论是像科尔纳一样继承了一份遗产，还是像席勒一样，出生的时候就两手空空。一个人的价值绝不是由他所拥有的金钱价值决定的。而友情如果不是互相帮助，如果不是使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得到发展，那它还能是什么？因此，友谊便是一段成功人生的“圣殿”。席勒对于自己将来的成就自信满满，在给他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我成为我现在所梦想的那个样子——还有谁会比你更加幸运？”（178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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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这几行字，席勒为他的科尔纳引入了二人友谊的基本旋律：他们都会致力于激发一个更好的、更成熟的作家席勒。这完全不是自私，因为席勒感到自己的灵魂属于大众：对他而言，让自己有所成就乃是某种任务。于是友谊便是在为共同塑造那客观上有效之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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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博尔纳（Borna）坐落于莱比锡与德累斯顿之间。1785年7月1日，席勒与科尔纳终于在博尔纳的卡恩斯多夫农庄（Gut Kahnsdorf）第一次见到彼此。整个朋友圈，胡博、葛勋、施托克姐妹和其他人都在场，这一大群人让两位朋友无法深入交谈。第二天，胡博、葛勋和席勒再度动身前往戈利斯，在路上的一家酒馆稍做休整。这一天阳光明媚，他们点了些酒，情绪渐渐高涨，开始谈论起将来，每个人都必须起誓，要忠于自己所选定的目标。一种无可比拟的兴奋笼罩着整张酒桌，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席勒是这样描述给他的朋友科尔纳的：“直到现在，还没有提到你一个字，但我却在胡博的眼中读到了你的名字——不由自主地将它说出了口。我们的目光交会，而我们神圣的目标就在神圣的友谊中交融……哦，我的朋友！只有我们最紧密的联结，我必须再这样称呼它一次，唯独我们最亲密的友谊，才能让我们伟大、善良而幸福……我们将来所实现的完美不能也不应建基于另外的支柱，除了我们的友谊。”（178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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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将来还会多次让朋友想起或自己回忆起这个瞬间，他曾三次称这个瞬间是“神圣”的，对他而言，其意义不亚于“一场圣餐礼的开始”。但这不是为了准备献出生命或忍受苦难，而是预示着轻盈自由的人生。在这段友谊中，即便是重负也很轻，而席勒正是在这里实现了他之后用文字所描绘的愿景：“你要架着她的翅膀高高飞扬，/就要把尘世的忧苦摆脱，/从狭隘、阴沉的现实生活中逃亡，/进入那座理想的王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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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过去了。当秋天来临时，席勒已搬到了科尔纳在德累斯顿的住处，头几周先是住在城外，就在科尔纳坐落于洛施维茨的葡萄庄园的一栋房子里。科尔纳已和明娜成亲，组建了新的家庭。几个人再一次沐浴在秋日金色的阳光中，在花园里的一棵核桃树下坐到了一起。他们喝着酒，席勒大声说，要为这快乐的相聚干杯。“酒杯相碰，”明娜讲述道，“发出清亮的响声，但席勒却在高昂的情绪下如此用力地与我碰杯，以至于我的杯子竟碎成了碎片。红葡萄酒洒满了第一次铺上的锦缎布，让我惊恐万分。席勒大喊：这是对天神的祭酒！让我们把杯中酒倒尽……随后，他抓过所有倒空了的酒杯，一把掷出院墙，落到外面的石子路上，让它们通通碎了一地，同时充满激情地呼喊：不要分离，不要孤独！愿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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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情绪下，诞生了那一首后来因为贝多芬的谱曲而如此闻名于世的《欢乐颂》。席勒虽然因为这首诗创作的那个瞬间而喜爱它、珍视它，但当他在一段时间后以更冷静、更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时，就觉得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因此一开始并不愿意将这首诗收入他的诗集中。但在最后一版诗集中，这首颂歌经过修改，终于蒙恩，当之无愧地被收录在内。“亿万生民，一起相拥！/这一吻给全世界！/兄弟们呵——星空之上/必有慈父居苍穹。/谁能拥有，如此大幸，/成为朋友的朋友；/谁能迎娶，一位贤妻，/就来加入这欢唱！/谁只要有，一个灵魂，/可在世间称知己！/谁若不能，就请快走，/哭着离开这团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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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炽热友谊的瞬间，让席勒回想起他在《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中阐发的爱之哲学。用两位好友间的书信形式撰写一部哲学小书的计划，又被他重新拾起。席勒真的考虑过由自己扮演尤里乌斯，而让科尔纳扮演书中拉斐尔（Raphael）的角色。然而，小说终究还是没有写成。席勒于1786年在《塔利亚》中发表的，只有尤里乌斯的两封信、拉斐尔的回信，以及尤里乌斯的一篇长文。因为科尔纳没能完成，拉斐尔的回信是席勒自己写的；而尤里乌斯的长文中则包含了1780年就已成文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整个文本的结尾是尤里乌斯的后记，现在的他已冷静了下来。两年之后的1788年4月，科尔纳终于以拉斐尔的口吻写成了一封信，席勒虽在《塔利亚》第七卷中将之发表，但他早已疏远了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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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收到科尔纳的来稿时，他向好友承认，哲学思辨着实让他伤神，他也因此放弃了原先的书信体哲学小说的计划。“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完全放弃，因为这个问题的的确确在某些瞬间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但如果你想一想，关于这些内容我读得有多么少，而相关的杰作又已经有那么多，以至于人们要想不叫人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读过，脸上就不得不羞得通红。这样一看，你就会相信我说的，写一封尤里乌斯的信，总是比创作最好的一幕戏剧还要困难得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而且你得承认，这种感觉傻透了——只有在写作这类文章的时候，才最强烈地侵扰着我。”（1788年11月14日）但是，他为什么在1786年重又拾起了这项“困难得多”的工作，特别是当时他还得迫切地写完《唐·卡洛斯》？这是因为，正像他在1786年4月1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所写，当时他的脑海中又有一阵“理念的无政府”，又有一种“思辨与热烈、想象与天才、冰冷与热情”的混杂。他在80年代初写作医学哲学论文、研究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时所冒出的那些困境，又再次浮现，要求得到解答。这主要也是因为精通哲学也热衷于此的科尔纳常常把二人的谈话引向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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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纳当时正着手研习新近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对他来说，康德乃是伟大的精神导师，而他也曾几次三番地鼓动席勒与自己一起研读康德。但席勒却有些犹豫。为什么？他在1788年4月15日致科尔纳的信中给出了答案：“我从（自己曾读过的那寥寥几本）哲学著作中，只取那些富有诗意感觉也能用诗去处理的内容。”但对他而言，康德的哲学暂时只是“对人类认识的枯燥研究”，因此也就不适合让人“富有诗意感觉，同时也能用诗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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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可以从《哲学通信》，尤其是导读的《前言》（Vorerinnerung ）之中察觉到，作为德国哲学之理论良心的康德，已开始在席勒背后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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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12月5日，《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 ft）刊登了康德的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ufklärung？ ）。[22]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发的公开讨论，远远超出哲学圈；而定期阅读《柏林月刊》的席勒，若说没有读到这篇纲领性的短文，恐怕也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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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3] 和他一样，席勒也在“启程”的比喻意义上运用“启蒙”概念。他写道，我们生活的时代，“承认无知的幸运断念已开始为一种半桶水的启蒙腾出地方，只有极少数人停留在出生的偶然给他们规定的位置。”[24] 如果康德要求人们自己寻找一条脱离不成熟状态的出路，同时还要“运用自己的理智”，那么席勒则是要与这一号召相呼应，但他却力图描绘每一个发现了运用理性之乐趣与痛苦的人，究竟是什么处境，他们又得走怎样的弯路、陷入怎样的迷宫。他要一边反思自己迄今为止的精神发展，一边讲述理性自身的种种命运。“理性，”《哲学通信》的开头写道，“和心灵一样，有自己的时代与命运，但它的历史却罕有人记叙。”理性自身的命运——对席勒而言，这就是那种既可以思考，亦可以让人“富有诗意感觉，同时也能用诗去处理”的哲学视角。康德要求理性启程上路，而席勒则想在他的书信小说中，讲述理性在路上所遭遇的种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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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乌斯与拉斐尔是一对好友，但二人间的关系却并不对称。拉斐尔更年长，是导师，也是心理疏导者，他引导年轻的尤里乌斯，在不经意间便将其引入了一场教育大计。这里就显露出席勒日后不再认同的共济会精神。科尔纳所作的拉斐尔的回信于1788年姗姗来迟，信中批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认为这是生命中那个热衷抽象推论、太过于激动的阶段所必然犯下的错误。席勒对这封信却回应说，“知道真理在人世间也有潮起潮落……知道人在这儿和你们共济会的社团一样，第一第二级可以相信乃至应当相信的事，第三第四级会将之当作没用的外壳给剥去”，对他算不得什么“宽慰”（1788年4月15日）。这些话，席勒是在完成《唐·卡洛斯》后写下的，那时的他已借由波萨侯爵与唐·卡洛斯的关系，理解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意志去操控一颗善感之心的灵魂，究竟会造成怎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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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6年的文章中，尤里乌斯是个年轻人，经历了“思想之革命与时代”的三重发展阶段。他曾有一段“天堂般的时光”，感觉让他眼前的世界栩栩如生，一种信仰为万物赋予了意义；这是安逸的封闭空间。这时，拉斐尔出现了。他教会尤里乌斯“思考”，教会他康德的sapera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25] 他本已准备好把自己托付给理性，却发现还年轻的理性尚没有那么可靠。理性首先将他引向或不如说诱惑他进入一种热烈的抽象思考：作为这一时期的见证，尤里乌斯与拉斐尔分享了他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这篇文章的确是青年席勒在卡尔学校时的哲学自白，在《哲学通信》的背景下由席勒自己首次发表，反映了他第二个发展阶段的思想。尤里乌斯将这些思想的展露与一段评论联系在一起：“我研究着精神的法则——将自己提升到无限，却忘了证明精神确实存在。物质主义的一次大胆攻击就能摧毁我的创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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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骄傲兴奋”的幸福时光后，作为第三阶段的“冷静”便紧跟着到来。但这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冷静，不是理性通过证明自身的界限理智地限制自身（科尔纳在他姗姗来迟的拉斐尔的信中才会提到这一点）。这种冷静是由席勒在卡尔高等学校时就已熟悉的医学生理物质主义所引发的。在他当时写作《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一文的时候，就曾不得不应对物质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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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尤里乌斯不同，在席勒自己的精神发展历程中，热烈的爱情哲学与物质主义的冷静并不是相继而至，而是同时到来。这两种思维方式互相角力，热情与冷静的思想作为两种相反的心境，在席勒身上交替出现。矛盾的同时性让席勒的精神生平有别于尤里乌斯。后者只是忧郁地回顾他的热情，就像在回望某种完全“逝去之物”。但在席勒那里，正因为爱情哲学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生理物质主义泼的冷水，它才成为一种经得住批判的选项。这种爱情哲学绝不会彻底消失，只是会失掉它迷狂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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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一次回忆尤里乌斯在他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中所阐述的这种热情的爱之哲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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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上帝的一个念头。自然饱含意义，自然现象是符号，可为人类精神所解读。自然的意义并非如康德所言，只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投射，而是从自身出发，向人类精神展现出一种意义。在“整个自然中”，没有一处缺乏意义的“荒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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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回答着人类关于起源、方向与目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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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可以像一件内在完满的艺术品一样被人阅读。所谓内在完满的艺术品，是指其内部就蕴含了所有的合目的性。或许在表面还有些许不和谐或是差异——还有邪恶、腐坏、死亡与弱肉强食——但在更深的层面上，所有的一切都相互协调，是一种和谐。如果目光钻研得足够深，深入这个宇宙的存在，各个世界的和谐就会显现。从意识的角度出发，这种和谐会被发现，但从存在的角度出发，是这种和谐展露自身。于是就导致了伟大的合一。因此认知是交融的行动，也就是爱的行动。谁若是深入探究这种存在，就会发生一种变形：他自身的状态就会趋近于整体的和谐。变形的瞬间便是理念实现的瞬间。“我坚信，在理念的幸运时刻，艺术家、哲学家与诗人就会真正成为他们所描绘的那些伟人与善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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