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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读为爱之行动的认知，并不寻求把握一个对象以便控制它，而是为了——让其存在。被认知的客体应能在认知主体的眼前展露自身。在认知的意识与其对象之间，有一种善意在游戏。人们怀着善意望向世界，而世界则同样怀着善意回望。在主客体两边都发生了力的解放。爱着的人有了新知，而求索的人也感到自己被人所爱。在给予和索取之间就有了一种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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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关于起源、方向与目的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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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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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爱，因为作为上帝思想的宇宙是出自爱的创造：“伟大的世界主宰，/没有朋友，深感缺憾，/为此造了不少精灵，/作为他极乐的极乐之镜。/最高的本质，不曾找到/任何东西和他品级相若，/从整个存在王国的圣杯中/无限为他泛起波澜。”[29] 这个远景影响确实很大，毕竟黑格尔日后也将用出自《尤里乌斯的神智学》的这几行诗来为他的《精神现象学》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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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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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都已内在完满，但人类精神却肩负任务，要通过认知和爱同整体融合，以实现自我完满，也就因此有意识地与整体相契合。但正是这种发自个人意识与意愿而实现的契合与自我完善，是世界向有意识且有自信的存在所要求的特殊成果。这样一来，第三个关于目的的问题便也得到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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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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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之外的存在在宏图中有各自的角色，但它们既缺乏意图，又毫无计划，便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它们而言，不存在仍需争取的完满。它们就是它们之所是，已然完满，是其之所应是的表达。而只有人才需要实现这种作为自我完善的完满——通过他的行动。自我创造被当作任务摆在了人的面前。于是他的目的便是：成为他能成为的样子，而他将通过自我完善，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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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愿景是精神性的，却并不需要一个彼岸。神性在创世之后便完全内在于世界，在爱的游戏中发生。这种游戏包括了认知与行动，在其中实现了不同存在之间的互相坦诚，而意识也因此可以体验作为存在巨链的世界整体。谁若是相信爱的力量，就不再需要超然于世的上帝。如果相爱的“精神间的引力”已足够强大，甚至可以“造出一个神来”。[30] 这便是在合一之力中展露自身的上帝。因此人们不需要超验的上帝，更不需要那种把信仰当交易的上帝，比如：我之所以虔诚也有道德，是为了有朝一日在天堂获得回报。爱，以及由爱而生的美德，其本身就已经是回报。生命在任何时候都能成功，人们不必等待彼岸的奖赏。生命可以借助爱而成功。因此诅咒并不来源于某个彼岸的审判，无爱之人现在便是在遭受惩罚。他与世隔绝、冥顽不化，只是像守财奴似地守着他可怜而渺小的自我，成了它的囚犯。他就在利己主义的监狱里蹲大牢。“利己主义将其中心设定在自身之内；爱却将中心向外播种在永恒整体的轴线上……爱就仿佛一个欣欣向荣的自由国度中共同执政的公民，而利己主义则像荒芜世界中的一个独裁暴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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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论席勒是否有意，但他的这一设想的确接受了乔达诺·布鲁诺[32] 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33] 思想中的若干主题。我们不知道席勒是否研习过这两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但他一定曾在阿贝尔的课上听闻过两人的大名。布鲁诺将爱理解为具有创造力的宇宙之力，而米兰多拉则阐释了人类充满创造力的未完成性这一概念：人的任务，就在于发扬自身的潜力。米兰多拉写道，我们并非由自然所规定：“我们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34] 自我完善是创造力的作品，而人正是由此模仿伟大的创世者。在尤里乌斯的幻想中，他将爱的宇宙合一之力与自我完善的创造之力这两种思想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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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乌斯几乎是带着羞怯，展示了他以“人类智慧织成的泛泛蛛网”[35] 。在坚持康德思想的科尔纳所要扮演的拉斐尔面前，他不得不担心自己要出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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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席勒在若干年之后才会开始细致地研习康德，但他毕竟对这个“碾碎一切的人”（门德尔松[36] 语）有所了解，知道康德要给“思考”一点儿教训，精确地给它算清楚：它在什么情况下、受什么刺激的诱惑，会不管不顾地脱缰越界，在与之无关的土地上四处偷猎，尽管那儿本是可使人幸福的原野。席勒也知道，这位来自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哲学家给“思考”圈定了地界，给了形而上学空想的高烧好一顿痛打；知道康德用他如枯骨般干瘪的思辨，手把手地将那些空想家和热心人引向他们那些虚幻图景的隐蔽作坊。对于此时的席勒而言，康德仍是一位思想警察，声称自己已不可辩驳地证明哪些东西是完全行不通的。他预感到，这样一种形而上的爱之哲学很有可能也行不通。而科尔纳于1788年迟来的信则证实了席勒的预感。科尔纳在信中写道：“自负的理性的确想要通过各种杂耍和花招避免丢面子，承认在其知识的扩展中确实不能超越人类自然的边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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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的席勒将会目睹谢林试图超越康德的努力，而谢林在此所回归的自然哲学，与他自己在《尤里乌斯的神智学》时期的那种自然哲学颇有些相似之处。席勒还将会看到人们是如何一一扫除康德的顾虑的。但现在的他还是感受到，康德的巨大阴影是如何笼罩着自己的每一次尝试。只是现在威胁着要撕碎他空想之“蛛网”的还不是康德的先验怀疑，而是那场能够摧毁他全部“创造”的“大胆攻击”。这种威胁来源于席勒长久以来已很熟悉的生理物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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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理学家的席勒，关注的并不是认知在精神层面的边界，而是其在身体维度的界限。对于认知而言，身体是最大的挑战，或者说是它的命运。冷静下来的尤里乌斯将精神与身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称为“自然不幸的矛盾——这自由地向上求索的精神竟被束缚在不免一死的身体那僵化不变的钟表装置当中”。[38] 此处响起的并不是柏拉图式的古老哀诉，认为身体不过是灵魂的监狱；这里更多的是在严肃地谈论精神生理学，它将精神认定为身体的一部分，并以此为之祛魅。如果精神不过是“在我的大脑里搭建起它的王座”，那么它的威严就不过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幻象。“我大脑里只要有一根断裂的经脉”[39] ，整个精神世界就像鬼魂一样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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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讨论的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认知的先验界限，而是精神与大脑的关系——被泼了一盆冷水的尤里乌斯就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而席勒也曾在他的医学哲学论文中对此做过思考。“是精神为自己塑造肉体”，《华伦斯坦之死》（Wallensteins Tod ）剧中有言。[40] 但是“大脑”又该作何解——这里是否也能用个类比：是人的精神在运用大脑？是说精神这种存在，虽然其位置居于大脑当中，但其他时候都是随心所欲地流转游走——还是说精神不过是大脑的一个产品，某种分泌物，随着大脑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的所思所想，是我们想要思考的，还是我们的头脑“想要”让我们思考的？思想究竟有多自由？如果思想不过是大脑的产物，那它还有什么效力？难道精神的生理学起源不会减损其效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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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些问题，让尤里乌斯心烦意乱、哀叹连连：“若是这件乐器的琴弦在我生命的关键时期让人校错了音——若是我的信念和我的脉搏一样摇摆不定，我就完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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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能宣称上述问题在《哲学通信》中得到了完全的解答。其实又怎么可能有解，毕竟这是席勒自他的医学哲学论文起就一直未能弄明白的开放问题。他就好像在一个旋转舞台上：一会儿在精神中看见大脑的作用，一会儿又在大脑里发现精神的效果。在文章最后，尤里乌斯用这些忧郁的语词评论了他的神智学：“我在这里所描绘的世界，或许不在别处，而只有在你尤里乌斯的脑海中才是真实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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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并不曾就这样盖棺论定。生理学的内在性使得精神无法再振翅高飞，但尤里乌斯居然还想到一招，能将自己从这种内在性中解放出来。就算伟大的真理与精神的愿景真的只是一个或许已陷入混乱的大脑的畸形产物，大脑也还属于自然；这样说来，就是自然在这个大脑中生成了它自己所特有的镜像。“大脑的每一个产物……都在造物这层更大的意义上具有不可辩驳的公民权利。”[43] 尤里乌斯想要在一种苦心营造的三段论里找到庇护：所有现实的都是真理的。热情的爱之思想——作为思想——也是现实。因而它亦属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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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种三段论太过牵强，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给了所有思想甚至是最荒谬的念头以一种真理的价值。虽然救得了热情的神智学，但代价却是也同时救了每一种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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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自己却从他的神智学中以另一种方式——务实的方式——保留了另外的东西。他从爱的宇宙哲学中摘取了较为实用的自我激励，鼓励自己与他人结成真正的友谊，于是也将友谊尊奉为充满创造力的——因此是最高级的——生命形式。这位刚刚用“亿万生民，一起相拥！/这一吻给全世界！”的诗句歌颂过友谊之盟的诗人，有资本让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产生效力，即便带着些许揶揄以保持距离。“谁能拥有，如此大幸，/成为朋友的朋友”，尤里乌斯的神智学对他而言便不是什么困扰，他很可以听着形而上学的高调而自得其乐，因为赞颂友谊的调门永远都不嫌高。“至少，”席勒在1785年10月5日给胡博的信中写道，“我们得肩并肩、手牵手，直闯到死亡的活板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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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有它伟大的瞬间，但我们不能忘记：瞬间也会消散。席勒在10月5日的那封信中，用一幅美妙的图景描绘了热情之易逝：“热情是把弹珠掷向空中的大胆而有力的一投，但如果有人期待这颗弹珠永远沿同样的方向、永远以同样的速度飞行，只能说他是个傻子。弹珠会划出一道抛物线，因为它在空中会失去力道。但在理想主义分娩的甜蜜瞬间，我们常常只想着推动力，而忽略了重力，也忽略了物质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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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也是如此。它也是一道抛物线，眼看着就要坠落。1786年春，在徜徉于他和科尔纳及胡博的同盟一年之后，席勒终于开始露出疲态。“我现在几乎无所事事，”席勒在1786年5月1日给胡博的信中写道，“为什么？我很难说得上来。我总觉得闷，而且很不满意。再没有之前兴奋的脉搏。我的心已经缩到了一起，我想象力的灯火已经尽数熄灭。真是怪事，几乎每一次苏醒、每一次躺下，都让我更接近一场革命、一个决心……我需要一场危机——大自然准备着毁灭，是为了再度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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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纳也听到过类似的抱怨。席勒当然不觉得朋友们厌烦，但他们已无法再使他回到初结友谊的头一年中的那种高昂的情绪中去了。平凡的辛劳开始了。席勒往后得从自己的创作中寻找激情。《唐·卡洛斯》曾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席勒现在又重新将之拾起，而在闲暇时则追寻着另一个念头：他开始创作小说《招魂唤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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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样渐渐找回了活力。1786年10月，他志得意满地向出版商葛勋宣布，《唐·卡洛斯》年底就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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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他成功“再度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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