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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19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1705563470]
1705566120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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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22 《唐·卡洛斯》的诞生——行动的阻碍与人类的激情——波萨侯爵发迹史——粉墨登场前的踌躇——转向小说《招魂唤鬼者》——从左派阴谋到右派阴谋——密谋家、秘密结社和卡里斯玛——波萨侯爵与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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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24 《唐·卡洛斯》——席勒是1782年夏天从达尔贝格那里获得的灵感。达尔贝格把德·圣·雷亚尔神父[1] 1691年版的《唐·卡洛斯秘史》(Histoire de Dom Carlos )留给席勒作读物,提示他说,从中很可以写出些适合剧院的东西。达尔贝格了解他的观众,知道催人泪下的古装家庭剧一定很受欢迎。例如,约瑟夫·奥古斯特·封·托林伯爵(Joseph August Graf von Toerring)的《阿格尼斯·贝尔瑙厄琳》(Agnes Bernauerin )在曼海姆的演出就大获成功。[2] 达尔贝格相信,将费利佩二世之子的悲伤故事改编成戏剧,也会有类似的效果。圣·雷亚尔的叙述更像小说,基本不太注意史实的准确。费利佩二世的第三个妻子、瓦卢瓦(Valois)家族的伊丽莎白(Elisabeth),原本是被许配给了储君唐·卡洛斯。[3] 这位法国作家想要让她的形象更加光明,于是把费利佩塑造成了恶人,而唐·卡洛斯则是无辜的牺牲品。圣·雷亚尔将王子与王后的情事推到了故事的中心,尽管历史上对此并无确凿记载。到最后,妒火中烧的费利佩让宗教裁判所处决了自己的儿子,又让王后中毒身亡。这也是史料中所没有的。至少根据官方说法,宗教裁判所并没有什么动作。唐·卡洛斯被父亲剥夺了继承权,又因其举止狂躁易怒甚至有虐待倾向,而遭到监视,最终死于肠道感染。但当时人们便怀疑王子也和三个月后离世的王后一样,都是被人下了毒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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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26 圣·雷亚尔始终是席勒主要的素材来源,尽管他之后还使用过其他一切更忠于史实的历史书籍,例如罗伯特·沃特森(Robert Watson)《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执政史》(Geschichte der Regierung Philipps des Zweyten,König von Spanien )1778年的德语译本[4] ,以及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皇帝查理五世执政史,及欧洲社会生活自罗马帝国覆灭至十六世纪初之兴盛与发展概况》(Geschichte der Regierung Kaiser Carls V. Nebst einem Abrisse vom Wachstume und Fortgang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 in Europa,vom Umsturz des römischen Kaisertums an,bis auf den Anfang des sechzehnten Jahrhunderts )1771年的德语译本[5] 。若干年后,席勒还将为了他的《尼德兰独立史》(Abfall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6] 这部历史巨著而参考这几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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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28 席勒之所以能毫无顾忌地以圣·雷亚尔为基础,是因为他所在意的并非历史真实,而是心理上的可能事件以及强有力的戏剧效果。至于他和历史真实的关系,席勒已在《斐耶斯科》的后记中把该说的都说了:“我敢说自己马上就能搞定历史,因为我不是……写历史的。在我看来,只要能通过大胆的虚构在我的观众胸中激起哪怕一次情绪大迸发,就远胜过最严谨的历史精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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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30 而他在圣·雷亚尔那里发现的历史,不仅会在“观众胸中”产生影响,更是首先让席勒自己的“情绪大迸发”。他在这儿也发现了在前几部作品中就深深吸引他的母题:父子冲突、阴谋诡计,以及一场致命的爱情。还有一个他在《强盗》中只是一笔提过的主题也能在此展开:宗教裁判所。它被视为邪恶的代名词,被时代的启蒙精神钉上了耻辱柱。今天的人们相信自己已克服了那段黑暗的时代,但他们之所以依旧回忆起早已不复存在的宗教裁判所,是为了作为警醒,在记忆中唤起那黑暗时代的反面图像。“此外我还要在这部剧中给自己立下义务,通过对宗教裁判所的描写为被逼为娼的人类复仇,将它的耻辱污点令人畏惧地钉在耻辱柱上。”(致莱因瓦尔德,178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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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32 在创作《斐耶斯科》时,席勒已经认识到,政治行为只有“出自人心”,才适合搬上舞台;而他也在剧作前言中断言,作为市民作家的自己尤其有资格将政治心理化、内在化。“我和市民世界的关系也让我更了解人心而不是内廷,或许这种政治弱点已转变为文学美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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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34 1783年春在鲍尔巴赫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席勒极其用心地关注了不幸爱上继母的卡洛斯。他对待卡洛斯就像对待情人一样,席勒在给莱因瓦尔德的信中写道:“我和他一起,徜徉在鲍尔巴赫近郊。”(致莱因瓦尔德,178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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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36 很可能正是在鲍尔巴赫的这个春天,当席勒漫步在鲍尔巴赫附近还浸着雨露的草地、还很松软的小路的时候,诞生了阿兰胡埃斯(Aranjuez)御花园中第一场戏的那几行诗。多明各(Domingo)对卡洛斯:“最美的春日——欢悦的花园——/周围是一片花海的田野——/甚至天空也与大地争艳,/艺术与自然斗奇——只为了博您开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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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38 席勒在鲍尔巴赫勾勒了剧本的大纲。他要用“五步”[10] 给这段危险的爱情系个死结,到最后解开时导致灾难。同样深爱着唐·卡洛斯的艾伯莉公主(Prinzessin Eboli)促成了一系列误会,一场针对王子的宫廷阴谋拉开了帷幕。妒心极盛的费利佩“决定了其子的毁灭”。波萨侯爵也已在大纲中出现,他为了保护朋友卡洛斯,将秘恋王后的嫌疑引到自己身上。但在第一份草稿中,这一设计并无后续,波萨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国王依旧怀疑他的儿子。王子和王后放弃了他们的爱情。或许席勒在初稿中就已考虑到,要用某种方式把宫中的爱情故事和佛兰德(Flandern)[11] 的起义联系到一起。在第四幕的笔记中有这么一句:“国王发现了王子的一场叛乱。”宫廷与宗教裁判所必须在剧末经历一场大失败。卡洛斯虽然死了,但控诉他的人却被揭穿,显露出罪犯的嘴脸。整部剧应当以“被欺骗的国王之悲痛”及对欺君之“始作俑者的复仇”结尾。也就是说,没有旧势力的胜利,但也没有新势力令人瞩目的登场。波萨侯爵的伟大密谋和自由之“暴政”的问题,虽然之后会成为全剧的思想核心,但在这里还未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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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40 1784年夏,当席勒正为了曼海姆剧院的续聘而斗争的时候,他在达尔贝格面前如此夸赞自己这部初露雏形的新戏:“《卡洛斯》肯定不会是一部政治剧——说到底,这是一出帝王世家中的家庭戏。”(1784年6月7日)这标志着席勒有意讨好剧院总监的口味和他对待政治的谨慎,因为政治维度——“王子的一场叛乱”——本来是在全剧最初构思时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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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42 在和曼海姆剧院分道扬镳之后,席勒把精力集中到了《唐·卡洛斯》的创作中。他不再受义务的约束,有时间,还需要钱。他希望尽快把剧本写完,给自己定下不切实际的期限。1784年秋,他决定不同于自己之前的剧本,要用抑扬格(Jambus)来写这出新剧。这与他先前几个月在剧场中所经历的屈辱有直接关联。他之所以选抑扬格的诗歌形式,是有意要抬高格调,将之作为对风格的打磨,并以此从剧院阴谋的泥潭中抽身而出。现在他考虑的不再是使他觉得自己抬不起头的现实剧院,而是一个想象的剧院;他要用诗行赋予文字以新的珍贵与精致,并让它们在剧院中鸣响。施特莱歇尔描绘了席勒一开始下了多大的功夫,到最后又从中收获了多大的喜悦。“为了让抑扬格诗行流畅,他不得不尝试按着韵律去思考。但只要一场戏披挂上了这种格律,他自己便发现这不仅是最适合戏剧的形式,而且因为抑扬格甚至还能强调平庸的想法,就更会令遣词造句中的崇高与美感愈显高雅。大功告成之时,他的欢乐与享受便提高了他对生命与工作的乐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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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44 但席勒所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这种新的乐趣,更有一种责任。维兰德于1784年在《德意志水星》杂志(Der Teutsche Merkur )[13] 上给剧院诗人的建议,给席勒很大启发。维兰德说,剧院诗人得学会运用诗行,才能在德国戏剧与法国戏剧的比较中,赋予德国戏剧更高贵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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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46 在动身前往莱比锡之前,席勒笔耕不倦,怀着兴致勤奋地创作他的剧本。又有新的主题从他的生活中进入了作品。当他将命运与科尔纳和胡博的友谊联结起来之后,他构思了唐·卡洛斯与波萨侯爵之间那几出伟大的戏,而友谊的主题也赢得了远超最开始计划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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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48 直到1787年动身前往魏玛之前,席勒在莱比锡、戈利斯与德累斯顿度过的两年总是断断续续地继续着创作;而当他最终完成时,剧本篇幅早已超出了所有德语戏剧艺术迄至当时为止的体量。在完工前的最后几周,作品就像磁石一样,有那么多的想法在吸引着他。他其实可以一直写下去。1787年4月22日,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另外,你可以发现,我不得不放弃许多绝妙的想法……《卡洛斯》现在已经装得太满,而这些其他的种子只会在臻于完善的收尾关头发出芽来,让我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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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50 席勒这些年来学到了很多,也变了很多。这些都会在剧本中显现。当他开始创作时,席勒还对自己非常好奇。没错,他是会写出一部作品,但这部作品又会把他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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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52 1787年夏,在完成《唐·卡洛斯》、告别德累斯顿之后,席勒曾在魏玛城堡花园与赫尔德的一次交谈中说,自己“在漫长的文艺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让他倍感特别;而鉴于他始终在“进步”,于是“在这样一部作品收尾时的思想与感受,就会与刚开始时完全不同”(致科尔纳,178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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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54 构思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波萨侯爵强有力的出场,甚至将主角唐·卡洛斯挤到一边。席勒在1788年发表的《〈唐·卡洛斯〉通信》(Briefe über Don Karlos )[14] 中回应了对他作品的批评,就这一点也做了说明:“与此同时,涌入我脑海的新念头取代了原来的构想;即便是卡洛斯也不再叫我喜欢”,而正是波萨“取代了他的位置”。[15] 我们可以很精确地确定发生这一转变的日期。四期《塔利亚》杂志——1785年3月、1786年2月、1786年4月、1787年1月——陆续刊登了剧本的若干场景,就到国王与波萨侯爵在第三幕的那场影响深远的会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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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56 当席勒于晚秋将手头已写完的戏交去付梓的时候,国王与波萨的这一场戏(书中的第三幕第十场)还尚未完成。正是在这几个星期,席勒再度搁置了《唐·卡洛斯》的写作,开始新的工作,即小说《招魂唤鬼者》——整个过程颇为奇怪。我们还是先详细考察一下在波萨侯爵与国王费利佩二世的那场伟大对话之前的情节与人物之发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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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58 唐·卡洛斯爱着他父亲的妻子伊丽莎白。这不是乱伦的冲动,因为伊丽莎白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姑娘,首先被许配给他,随后却因为王室联姻的考虑,被卡洛斯的父亲娶作(第三任)王后。但是这份爱在他自己和他父亲眼中——如果被父亲察觉的话——却是一种罪孽,因为儿子不得侵入父亲的权力范围,而女人正属于其中。唐·卡洛斯必须有所伪装,藏起自己的情感。他的爱不能公开,王子必须谨言慎行,因为他活在无数圈套之间,活在怀疑与假面的环境中;这是宫廷的世界,所有人都得小心翼翼,尤其是王子。“我知道,”卡洛斯在阿兰胡埃斯的花园中对多明各说,“有千万双眼睛拿了钱来监视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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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60 危险的情感和宫廷生活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王子内心与外部的困境在戏中变得越发尖锐。外在的形式——例如王子拜见继母都必须先由国王批准——以及语言习俗还能控制住欲望,而如果欲望还是得到了表达,那也是含蓄而隐晦的。重要的东西只能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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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62 席勒在《斐耶斯科》中呈现了一台化装舞会,主人公像君主一样,兴致勃勃地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然而这里的假面却是出于强制与恐惧。由于内心活动找不到恰当的表达,卡洛斯胸中的紧张与日俱增,每个瞬间都有可能爆发。在第一场戏中就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卡洛斯情绪激动地对多明各神父说:“你说母亲?/哦苍天啊,让我忘记那个/把她变成我母亲的男人!”[17] 王子的选词掂量得不够小心,也没有意识到神父是要诱使他不由自主地承认心中禁忌的情感。卡洛斯演得还不够好,也不知道人们和他玩的究竟是哪一出。害怕“‘疑心’这条毒蛇的啃咬”[18] 让他无法行动。或许席勒曾借助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的《智慧书》(Handorakel )[19] 研究过西班牙宫廷社会中作为行为准则的“冷漠”。毕竟这是他老师阿贝尔所喜爱的书籍。但至少卡洛斯还没有熟谙此道。他想要真诚,想要热心,他的内心就像18世纪晚期的一位多愁善感的市民。然而他却必须隐藏他的情感,而他的行动也因此受阻。行动的障碍,让他看上去仿佛是哈姆雷特(Hamlet)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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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64 他的朋友波萨侯爵的登场则大不相同。和他一对比,卡洛斯便怀着羞怯与忧郁意识到了自身的拘束、停滞与碌碌无为:“一条隐蔽的虫/正啃食着这株骄傲灌木的心,/于是它永远无法生长。”[20] 在《塔利亚》断篇中,一时还分不清楚波萨侯爵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剧中自然有真心的友谊,二人在回忆中沉醉;但波萨还是保持了距离,他在王子眼中看到的是未来的统治者。卡洛斯向他承认了对王后的爱,波萨大惊失色,警告朋友:“请您照顾/您父亲的安宁!”[21] 这是波萨的一个念头,但他立刻就准备好为王子与王后的见面牵线。波萨侯爵想要帮王子一把,将他对王后的无望激情转移到政治行动上来。波萨要为佛兰德的自由斗争赢得自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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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66 《塔利亚》版本里只是暗示了波萨侯爵的计划,但在成书的版本中却能清晰地看出,波萨是在组织一场真正的密谋以解放尼德兰。卡洛斯应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他对王后的爱应当转化为对全人类的爱,并应当以大爱之名,成为尼德兰自由斗争的领袖。波萨只把这个计划透露给了王后,要求她也升华自己的爱。这对王后而言不那么困难,因为她爱得不那么激烈。但侯爵还没有为这个计划争取到卡洛斯。王子还在自己情感的监牢中酝酿着他的爱情,被宫廷的势力监视着一言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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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168 在第二次见面时,卡洛斯向朋友提议两人以“你”相称,侯爵则提醒说,等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他们分隔。卡洛斯呼唤超越一切等级限制与宫廷礼俗、联结起所有人类的“心”。侯爵最终同意了,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互相立下忠诚的誓言。王子向上天的权柄呼喊:“这里相拥,/这里相吻,在你的面前,/两位青年,充满梦想的勇气,/……/在下界/人们总叫他们君王与臣子,/但在天上却称为兄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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