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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爵敬佩王子的热情，却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请善意地低头/朝这美丽的幻象微笑吧，/崇高的命运。”只在那短短的一瞬，卡洛斯才决心将友谊的热情引向更宏大的政治：“和你手挽着手——/我要挑战我的世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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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是个感性的人，侯爵则是个策略大师，始终紧盯着将来；王子却听凭一时情绪的摆布。正是出于一时兴起，卡洛斯向父王要求已交给阿尔巴公爵（Herzog von Alba）的佛兰德军队的指挥权，但未能成功。在短暂踏足政治却失望而归之后，王子再度成为其爱意情感的牺牲品，最终导致了他在同样爱着王子的艾伯莉公主面前的致命误解。她约王子前去幽会，可王子却以为邀请他的是王后。当他在约定的地点没有见到王后，只看见公主时，无法再掩饰脸上的失望。艾伯莉被深深地伤到了。从现在起，她就要为自己受了伤的爱情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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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卡洛斯又重新落入了爱情的喧嚣，侯爵试图将他带离的种种努力，也全是白费力气。侯爵告诫王子，他表面上爱的是王后，其实爱的不过是他自己，他不应再这样下去，而应该将他的爱扩展到整个人类。为了普遍的自由，他要完成一份公共的使命，不应把珍贵的时间浪费在毫无前途的激情之上。侯爵提醒王子毋忘他的公共义务，伟大的使命不给儿女情长留任何时间，而侯爵则作为这使命的代管人登场：“不是作为少年卡洛斯的游伴，站在这里——我是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在拥抱您，/是佛兰德各省/扑在您的胸前哭泣。”[24] 侯爵就这样敲打着他忧郁的朋友的良心：“是的，/从前情况完全不同。你那时如此富有，/如此温暖，如此富足！你那广阔的胸怀/包容整个世界。这一切现在全都/荡然无存，为一种 激情，/一种渺小的自私心所吞噬净尽。/你的心已经死灭。对于佛兰德各省/极端痛苦的命运你已没有眼泪可流，/你对此连一滴眼泪也没有！——啊，卡尔，/你变得多么贫穷，贫穷得像个乞丐，/自从你除了自己谁也不爱以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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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萨侯爵现在该拿卡洛斯怎么办呢？情况很不乐观。侯爵料到受了羞辱的艾伯莉会将王子对王后的爱偷偷告诉国王，她一定会为自己报仇。多明各神父和阿尔巴也早已让国王起了疑心，他们为了扳倒卡洛斯并确保自己的权力，会更加强国王的妒意。国王不知如何是好，更不知道是否应当相信这些指责。《塔利亚》断篇最后几幕之一，就包含了国王的一长段独白：“现在请赐给我一个人，善良的命运。”[26] 他翻阅着档案——诺瓦利斯曾称之为“国家的记忆”——一眼就看到了波萨侯爵的名字。档案上记载着不少他的光辉业绩，但他却甚少在宫廷中露面。他为什么不来向国王讨一声感谢？“我的上帝，在我统治的众多王国之中，/无求于我的，就他独自一人！”[27] 此人必然一身正气。可以向他询问，可以委以重任，国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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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亚》断篇的场景就到百官觐见国王为止。在这个过程中，波萨侯爵的名字被点到。但在波萨入殿之前，断篇便戛然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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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夏末，《唐·卡洛斯》就发展到这里。现在，有新的东西开始浮出水面。现在饰演主角的不再是卡洛斯，而是波萨侯爵。现在，人类热情的深渊将会显现，追求自由的意志将会展露其专横的一面。“暴政”[28] ——在他的《〈唐·卡洛斯〉通信》中，席勒将会用这个词代指波萨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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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将会用波萨侯爵这个形象去摸索历史的隐蔽心房。在波萨侯爵的矛盾中，他预料到了一种启蒙的辩证：理性向人类幸福之暴政的转变。不久之后，这种辩证就在法国大革命中化作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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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席勒还在犹豫：他发现眼前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他想要深入思考启蒙辩证法和革命之困境：革命希望解放个体，但同时却将其消耗殆尽。他在《〈唐·卡洛斯〉通信》中写道，为了继续写下去，自己需要“一颗完全不同的心”。[29] 他知道全剧的中心将会从唐·卡洛斯转移到波萨侯爵。必须得找到一种过渡方式，使重心的偏移在戏剧上成为可能。可是要怎么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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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须把侯爵塑造成行动的载体；为此，波萨需要赢得费利佩的信任。“但全剧的结构只允许我用唯一一场戏，”席勒写道，“去实现这超乎寻常的效果。”[30] 至少有一点他很清楚：这场戏也将有超乎寻常的分量；他必须成功地让这个热心于自由的人，这个革命家，这个冷静的策略大师以一种能施展其全部魔力的方式登场。必须令人信服地让国王也对他刮目相看。但国王之后还应继续代表旧势力的精神。在理念的高原，革命的精神与专制的精神必须相互碰撞。换言之：必须把18世纪末欧洲对于自由与秩序的话语聚拢到一起，这里所要求的是一出理念的大戏，是政治—哲学上的种种矛盾的一场搏击表演。但席勒不可能知道：这一切所发生的历史时期，恰恰是大革命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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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之所以在一开始被这项工程吓退，正是因为预感到它会对自己提出何种苛求。因此他先用一个新计划暂作回避，开始创作小说《招魂唤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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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场阴谋，即耶稣会——或许是玫瑰十字会——秘社导致一位新教的王位继承人改宗的密谋。席勒一个猛子扎入秘密结社、共济会分舵和阴谋诡计的那个含混不清且神神秘秘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半真实，一半幻想，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吊起了整个欧洲舆论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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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中断《唐·卡洛斯》的创作是为了赢得与作品的距离、获取新的力量。可他从一部关于左翼共和派之谋反的戏剧中缓过神来的方式，却是埋头创作一部关于右翼阴谋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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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席勒暂时放下了《唐·卡洛斯》的创作，我们也暂停一下对这部戏剧的分析，像席勒一样转向《招魂唤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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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招魂唤鬼者》在《塔利亚》上连载两期、席勒被出版商和读者催着更新之后，他给科尔纳写信说：“这该死的《招魂唤鬼者》让我到现在都提不起兴趣；究竟是哪个魔鬼给了我这个题材！”（1788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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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1786年夏天给了席勒这部小说灵感的魔鬼，出自一种时代精神正在翻涌的情绪。这一年中发生的几桩事情，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法国的“钻石项链丑闻”[31] 、原形毕露的卡廖斯特罗及其倒台[32] ；反“光照派”运动及其秘密仪式的曝光；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86年8月17日逝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Ⅱ）[33] 继承普鲁士王位，他的蒙昧主义倾向天下皆知，人们纷纷担心启蒙的时代将会在他手上终结。空气中笼罩着一种将要变天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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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卡廖斯特罗的得势与倒台，更让人觉得是世界将要分崩离析的征兆。关于这场发生在1785年冬至1786年初的“钻石项链丑闻”，歌德曾在《法兰西战纪》（Campagne in Frankreich ）中写道：“项链的故事在1785年就已经像戈耳工的头颅[34] 一样，把我吓得不轻。我眼睁睁地看着国王的尊严正是因为这一闻所未闻的恶劣行径降到了谷底、在革命之前就被消灭，而从这一天起，事态的所有发展不幸都证实了这可怕的预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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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卡廖斯特罗现象，席勒起初表现得很冷静。1781年夏，他为《斯图加特实用及消遣新闻报》（Stuttgarter Nachrichten zum Nutzen und Vergnügen ）撰写了一篇题为《卡缪斯特罗——无事生非》（Caglistro -viel Lärm um Nichts ）[36] 的报道，其中写道：“不管他是谁，只要人们把迄今所报道过的一切综合起来，就可以确定，此人远远算不上什么能让盲人复明、让瘫痪者重新行走……或是让已半截入土的人重获生机的圣徒式的人物。”[37] 尽管心存疑虑，但他还是怀着浓厚的兴趣追踪着“钻石项链丑闻”的发展，这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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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廖斯特罗原名朱塞佩·巴尔萨摩，来自西西里岛的一个穷人家庭，通过魔法招魂、炼金实验和神秘预言让他的观众尤其是来自贵族阶层的观众极为着迷，而他自己也借此得以出入法国国王的宫廷。他受主教罗昂委托，要为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38] 置办一条钻石项链，但到了交付的时候，这条珍贵的项链却不翼而飞，而用于购置项链的钱也不见了。人们怀疑卡廖斯特罗从中做了手脚，尽管不能证明他有罪，还是将他驱逐出境。这桩丑闻揭露了王室腐败、轻率与奢侈的深渊。不只是歌德一个人将这一事件视为欧洲贵族日后命运的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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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廖斯特罗，歌德早在1781年致拉瓦特[39] 的一封信中写道：“相信我吧，我们的道德与政治世界就像一个大城市常有的那样，底下早已挖了各种暗道、地窖和阴沟，没有人想到或者考虑……它们之间的关联。”[40] 在“钻石项链丑闻”大白于天下之后，席勒也将卡廖斯特罗的得势与倒台视为一个地底被挖空的世界陨落前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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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5月，席勒在《柏林月刊》这份启蒙运动的核心刊物上，读到了女作家伊丽莎·封·德·雷克（Elisa von der Recke）[41] 撰写的一篇揭露真相的报道，其中描写了她在自己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叶尔加瓦城中的庄园与卡廖斯特罗见面的场景。女爵曾一度被这个江湖术士蒙蔽，希望从他那儿得到医学诊疗，并一起召唤鬼神。但她现在已破除了幻想，将卡廖斯特罗形容为一个骗子，描述了他的若干把戏，得出结论：即便是已启蒙的人，也并不总能免于陷入“占了上风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招魂唤鬼以及其他秘术”的危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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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封·德·雷克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卡廖斯特罗在“钻石项链丑闻”的审判中，将伊丽莎的父亲搬了出来，作为自己名誉的担保。在女爵拜访德累斯顿的科尔纳夫妇时，席勒得以认识了她本人，并由此了解到更多她与卡廖斯特罗接触的经历。此人虽然是个骗子，但是——席勒在同女爵的对话中至少会意识到这一点——此人一定是个天才的骗子。他肯定不能施什么魔法，却能让人像着了魔一样。不仅仅是力图揭露真相的启蒙精神，更多的是出于对这种不祥的卡里斯玛的着迷，席勒才让他小说中的那个神秘的亚美尼亚人作为人类捕手而非单纯的江湖骗子登场。席勒同样被这种神秘所触动。就连他也不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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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秘密的兴趣当时风头正劲。启蒙之光暂时失去了辉煌，它本来也没有下沉到普通民众中；而在贵族圈子中，人们也只是和理性玩玩游戏，实际上都在练习“桌灵转”（Tischrücken）的招魂术[43] 。到18世纪末，“神异”（Das Wunderliche）又得以大摇大摆地作为“奇妙”（Das Wunderbare）登堂入室。先前被关在劳教所的“神医”现在又跑来露头，城市里的人们又聚集到一起听所谓先知宣扬世界末日或者救世主降临的布道。在萨克森和图灵根，驱鬼者伽斯纳（Gaßner）又开始兴风作浪，而莱比锡的酒店老板施莱普菲尔（Schrepfer）又作为招魂人短暂地出了一阵风头。社会的风气变了，人们又开始喜欢神秘的东西，对透明性与世界的可预期性的信仰变弱了。对神秘与奇异事物的兴趣也同样出现在世纪末的文学文化中，预示着日后浪漫派精神的爆发。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卡廖斯特罗这一类骗子凭着命运和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竟成了神话一般的人物。他们如同彗星划过天际，人们可以在社会的天空短暂地发现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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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今天对恐怖主义的过度敏感、对阴谋论的过度热衷，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时对于秘密结社与密谋的臆测令公众的不安达到了何种程度。但这种氛围却对一种文学体裁相当有利，这便是秘社小说——席勒的《招魂唤鬼者》也属于这一类。此类小说用吸引人的恐怖语气讲述神秘组织及其行事，在18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接近二百部叫得上名的作品。尽管其中大多数只属于通俗读物，却对文学高峰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中就有神秘的“塔社”（Turmgesellschaft）[44] ；让·保尔（Jean Paul）的《提坦》（Titan ）[45] 、阿希姆·封·阿尔尼姆（Achim von Arnim）的《皇冠守卫者》（Die Kronenwächter ）[46] 或是蒂克的《威廉·洛维尔》（William Lovell ）[47] 则均受秘社小说传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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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席勒是秘社小说的开山鼻祖，而此类小说亦有其惯常套路：一个平凡人陷入了种种神秘的阴谋诡计之中，被人追踪，到处遇见对他知根知底的人；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落入了某个不可见的组织的罗网中。经常有一个美貌的女人作为诱饵：甜蜜的幽会成了危险的秘密。或许主人公能打入秘社，甚至踏足其最核心的地牢，阴暗的黑洞摇曳着微弱的烛光，他只能看见一副副苍白的面孔。有时候，他能得悉某种神秘知识或隐秘安排中的玄妙，认识秘社的领袖，但绝不会见到最高首领。让他大吃一惊的是，那些向他揭露自己真实身份的人，往往是他早已熟识却只在另一种环境下见过的人。这些故事中时不时会出现正邪两派的秘社，而如果叙述二者的争斗，整个故事就彻底变得复杂，根本看不清其中脉络；到处充斥着双面间谍，几乎没有一间屋子不带着夹层地板、双层柜或是暗门。人们也不会穿越一条街巷而不被某个长脸薄唇密使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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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包括席勒的小说——与现实的共同点，就在于不同秘社的交织或对立：耶稣会、共济会、光照派或者玫瑰十字会。耶稣会于1773年被禁，但人们怀疑它现已改变目标，要通过秘密行动鼓动将要继位的新教王储改宗天主教。坊间流传着各种这类可怕故事，其中有一些让席勒特别感兴趣：在符腾堡公爵家族中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改宗——卡尔·欧根的父亲改宗天主教，而他的侄子没过多久也改宗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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