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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封·德·雷克关于卡廖斯特罗的报道见报后不久，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欧根王子[48] 也在《柏林月报》上发声，坦诚自己与女爵刚好相反，非常相信可以“与更高的精灵交流”，因为教会曾经教导：我们必朽的身体内住着不朽的灵魂；那为什么一个有形的精神不能与无形的精神产生联系？到目前为止，符腾堡王子还一直算是启蒙人士，难道是最近被引入了蒙昧的阵营？或许幕后黑手正是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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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的柏林，人们就是这样想、这样揣测的，席勒对此也有所听闻。或许他正因此起了念头，想要描述一场意图蛊惑王子改宗的耶稣会秘社阴谋。《招魂唤鬼者》就是这样一部关于落入阴谋网的王子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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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秘社活动的模板都是共济会。到了18世纪末，先前被视为启蒙藏宝室的共济会分舵中，神秘主义的倾向渐渐占了上风。例如，“苏格兰共济会”就建立了一套精密的礼制，即分级透露本社秘密的硕大的等级制度。最内部的秘密不是别的，不过是一套满是幻想的起源神话。“苏格兰共济会”的基础是所谓的圣殿骑士传说：据说，圣殿骑士团在中世纪惨遭血腥镇压后，有少数幸存的圣殿骑士在暗中继续活动，将他们的教义与技艺的秘密传给后世。但他们所传授的究竟是哪些教义与技艺，却无从得知。席勒将会在1790年所做的《摩西之使命》（Die Sendung Moses ）的讲座中，将圣殿骑士传说的神秘传统追溯到古埃及的教士。在席勒看来，这一传说的核心秘密，在于对发明一神论的叙述。席勒的论点是，如果人们要信仰这个独一无二的神，那就必须掩盖这个神起初是出于道德目的被发明出来的事实。席勒认为，圣殿骑士团的核心秘密实际上是启蒙的，尽管当时人们的想象总揣测其中有些介于犹太秘术与炼金术之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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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阴谋论怀疑刺激到的想象力，正是历史哲学庸俗的早期形式。人们想要发现历史进展的秘密，想要握住引导历史的那只“无形的手”。当时最热门的秘社小说，是在席勒的《招魂唤鬼者》之后没几年出版的卡尔·格罗瑟（Carl Grosse）的小说《天才》（Der Genius ）。[49] 小说开头就是纲领性的一句话：“在所有表面的意外纠葛中，都探出一只无形的手，它或许正飘荡在我们中某些人的脚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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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末，这种想象陷入了普遍政治化的泥淖。人们觉得到处都是阴谋，对它的揣测与“揭露”牢牢占据了公众的视线。为了反对那些据称与革命共谋的秘密社团，就有另一些捍卫现存秩序的秘密社团开始行动。在耶稣会之外最著名的就是玫瑰十字会。正是在席勒创作《招魂唤鬼者》的那一年，玫瑰十字会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宫廷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据说当时的文化大臣约翰·克里斯多夫·沃尔纳（Johann Christoph Wöllner）[51] 就是玫瑰十字会成员，他誓言要与启蒙这条“九头蛇”斗争到底。1788年后，朝中连续下了几道谕旨，先是要求教士，再要求全体公职人员信奉严格的新教正统教义，另外还加强了出版审查。当席勒让他笔下的波萨侯爵要求“思想自由”时[52] ，也是在批判普鲁士的反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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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猜测，在所有反动派和敌视启蒙者的背后，都是同样有着严格教规的玫瑰十字会。这样一来，整个政治领域就变得神神鬼鬼的了。人们以为到处都是不可见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让各种千奇百怪的揣测都有了由头。这就导致新闻出版界一片骚动，也给热衷秘社与怀疑的精神所导致的臆想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但事实上，这些秘社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们今天知道，共济会成员聚集到一起，是为了共同阅读塞内卡[53] 、阿里奥斯托[54] 、普鲁塔克与维兰德。这些“密谋者”们偶尔也鼓起勇气阅读些禁书，例如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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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光照派”这个秘社中的秘社，行事却更加激进。他们踏上一场征服各级机构的大行军，梦想着夺权。为了能够测量“道德上的进步”、选择候选人、赋予成员恰当的等级，他们把共济会式的逐步净化道德的理念变成了一套相互监视的系统。光照派的一份内部命令如是写道：“请您关注您的每一个下级，观察他在有机会成为与他之所应是（的人）不同的人时的表现：这个瞬间就能展现出他进步了多少。”[55] 借助这样一个监视体系，确实可以在组织中心积累起对某些人极为危险的知识，因为这些信息都牵涉他人的隐私。组织不仅可以向自己人，也可以向其所监视的外人施压，施加影响。在查禁“光照派”后，对这个组织的怀疑由于其内部文件的出版而愈演愈烈。就在席勒创作《招魂唤鬼者》的当口，人们对光照派的猜想开始泛滥。没过几年，就有人声称，法国大革命事实上是从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操纵的，而亚当·魏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56] 正是在此城创立了光照派。庸俗的头脑就是这样幻想着那些创造历史的秘密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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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于创建秘社的人，还是对于那些沉溺于预感、揣测与想象的人，向往秘密的意志都是一种驱动力。谁参与了这行当——不管站在哪一边——其举止都像是诺瓦里斯此后不久站在浪漫主义空想精神的高原上——自然不带有政治目的——所要求的那样：“当我赋予平凡之物以高远的意义，赋予日常之物以神秘的模样，赋予熟悉之物以未知之物的尊严，赋予有限之物以无限的表象，我就是在将世界浪漫化。”[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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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招魂唤鬼者》就是一部先于时代的浪漫派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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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浪漫派的，还有对故事发生地威尼斯的特别兴趣。自古以来，这座城市就一直激起人的幻想。人们把威尼斯想象得和卡纳莱托（Canaletto）[58] 的画里一样：古典、无瑕、澄明的天空下如大理石般洁白。但同样知名的还有狂欢节期间狄奥尼索斯式的躁动。威尼斯就是疯狂的假面之城。再加上席勒年轻时曾在路德维希堡听说过一个传言：卡尔·欧根公爵曾经在威尼斯狂欢节上栽了一个大跟头，因为欠债太多，不得不飞也似地逃出了城。席勒或许是第一个用文学手法如此引人入胜地描述这座城市可怕之处的作家。他将威尼斯塑造成了一桩交织着秘密、阴谋与纠葛的故事的背景。席勒的《招魂唤鬼者》开启了“死于威尼斯”的母题。[59] 威廉·海因瑟的艺术家小说《阿丁盖罗》（Ardinghello ）[60] 续写了这一母题，威尼斯在小说中则彻底成了爱情、死亡与欲望的都城。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作家若是想要笔下的主人公学会狄奥尼索斯式的生之艺术与生之痛苦，就让他们到威尼斯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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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威尼斯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文学圣地，但当席勒将之作为其小说的发生地时，威尼斯还没有如此出名。他的朋友胡博帮了他大忙。二人在那个夏天共同构思了一卷《最奇特的叛乱与阴谋故事》（Geschichte der merkwürdigsten Rebellionen und Verschwörungen ）合订本的出版计划。胡博提供了《1618年贝德玛侯爵颠覆威尼斯共和国》（Verschwörung des Marquis von Bedemar gegen die Republik Venedig im Jahre 1618 ）的文稿，席勒因此掌握了他无法亲眼看到的城市风貌。但想象力有时却比记忆画得更好，阅读经验可能比生活体验更加深刻。人们或许根本不必看过这座城市，就能像席勒一样将其描绘得如此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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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787年1月第四期《塔利亚》准备的第一部分稿子，席勒像玩儿似的写得很轻松。一年之后发表于1788年4月的第二部分，则已经给他添了些困难。他在1788年3月1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他不知道有什么工作“能像胡乱炮制这篇小说一样，让我如此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罪恶地浪费着时间”。准备第三部分时，他给科尔纳写信说，“在一桩毫无计划的事情中加入计划，把那么多断开的线头重新接上”，对他而言无异于痛苦的拉大车活计（1788年5月17日）。而1789年的最后两部分则又写得很轻松。所收到的优渥稿酬更使工作成了他的一桩开心事。然而，当席勒于1789年末决定停笔，不顾读者的要求让小说戛然而止时，依旧让他如释重负。他曾把自己与读者带入迷宫，到头来自己也认不得出路，于是终于想要逃离。他于1789年底将未完成的小说修订后以书的形式出版，成了他当时经济上的最大成功。到处都有这部残本小说的盗版，其他作家则自行创作了各种奇异的续集。出版商多次询问席勒是否想要将小说写完，但席勒一一拒绝。他很庆幸能够从他招来的鬼神手中抽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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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席勒自己承认的，当他动笔创作时，其实并没有计划，只有关于阴谋与秘社的大概想法，确定了故事的地点、氛围与若干角色：主要是一位东宫太子，还有神秘的亚美尼亚人。但并没有详细的情节规划。这部关于秘密的小说对他本人也成了一个秘密。这让席勒很兴奋，所以他才会在不知道情节后续如何发展的情况下就动笔开始创作。他获得了素材，但私底下却希望被素材征服。他想要被某种自己开启的东西推动。小说的精灵得帮他的想象力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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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明确的只有这些：王子性格内向、忧郁、接受过新教教育，却落入了一个富有魅力的亚美尼亚人之手。此人有无数帮手，可以指挥一场复杂的假面舞会。王子应被劝诱改宗、失掉内心的自由、性格大变，而这一切都应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在大革命前风雨欲来的那几年，席勒构思了这个充满未知期待的故事。而他之所以完全失去了将小说写下去的兴趣，或许正是因为大革命这场起初净化天地的暴雨，居然真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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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故事首先是从在威尼斯狂欢节期间陪伴在王子身边的封·O.伯爵的视角讲述的。席勒一上来先为王子画了一幅肖像：他“正当35岁的盛年，却抵挡住了一个荒淫放浪的城市的百般诱惑。”[61] 他离群索居，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因此在现实世界成了一个“怪人”。他做梦，却不能想象现实世界究竟有多么梦幻、可怕而充满诱惑。由于他的目光总向着内心，就看不清世界。他的原则并不是通过经验与学习得出，因此在其中找不到坚实的基础，而只是半梦半醒地顺从着。甚至他的感觉也缺乏明晰的形象，他听凭自己被间或迷狂的情感牵着鼻子走。游移不定的性格最终将让他厄运临头。“没有人生来就受制于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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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O.伯爵与王子在圣马可广场散着步，跻身于众多假面之间。有一个假面却紧跟着他们，即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甩不开。伯爵和王子找了一张偏僻处的长椅坐下，但没过多久，这个假面就现身了，自然而然地坐到了王子身边。二人刚惊愕地起身，却听这陌生的假面下传出声音：“您该庆幸自己交了好运，王子……他在九点钟死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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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之后得知，执政的大公于当日九点去世，而王子正是他的继承人。而这个带着亚美尼亚人假面的陌生人究竟如何得知死讯，作者却语焉不详。由此开始，这个亚美尼亚人就在小说中到处作祟。但小说中还有很多地方和他一样神秘。心神不宁的王子开始和他的随从一起找寻此人。他们穿过了众多广场，探访了大小酒肆，却哪儿也找不到他。此人行踪难觅，只在想露面时现身，就这样在人群中陡然出现在王子面前，对他耳语道，王子将从参议院收获一项殊荣。他又是从哪儿知道的？王子忽然觉得，一张监视与操纵的无形大网正在他身边越收越紧。在一个赌场里就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个相当粗鄙的威尼斯人挡住了王子，不让他上牌桌。王子不从，其他人就一拥而上对付他，他不得不担心自己将遭不测。突然，赌场里出现了国家宗教裁判所的几个衙役。他们将王子和伯爵领入了一间挂着黑幕帘的屋子，一大群身着黑衣的男子显然正在等待二人的到来。那个威尼斯莽汉被带上前来，人们宣判了他的死刑，立刻将之斩首。还有些其他的怪事，眼色、暗示、阴影、被抹去的痕迹。随后是一场在布伦塔河（Brenta）上的乘船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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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长舒一口气的平静瞬间，席勒为他从未见过的风景描绘了一幅明快的画卷：“这次河上泛舟令人心旷神怡。布伦塔河两岸风景如画，引人入胜，而且仿佛每过一道河湾都更增一分美丽，更添一层异彩……无数迷人的花园和幽静的别墅散落在河两岸的山水之间，我们背后便是那威严、壮丽的威尼斯城，千百个塔楼和桅杆兀立在水面——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这世界的光辉灿烂的景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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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下了游船。在岸上是乡间的盛会，人们载歌载舞，各显神通，人群熙熙攘攘。可是所有花式繁多的活动都像特意为王子安排的一样，仿佛人们在期待他大驾光临。而一个西西里人邀请郊游的众人去欣赏一场招魂表演，则更加深了这种印象。王子现在才注意到一位样貌不同寻常的俄国军官：“在我一生当中，我从未见到过如此丰富的表情和如此贫乏的个性，如此令人景慕的古道热肠和如此令人反感的严酷冷漠同时表现在一张脸上。在这张脸上，一时仿佛全部激情不可抑制地涌现出来，而随之又全然消失，留下来的只是那一双洞察一切的深沉目光，这是老练的识人者的目光，不论谁的眼睛碰上它都会给吓得悄然避开。”[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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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一下子就清楚了：这就是亚美尼亚假面后的那个人。招魂开始了。王子试图保持怀疑，像是要嘲讽这一切似的，要求看一看他死去的法国战友。房间已经布置得当：黑色的幕帘、一部喀尔迪亚《圣经》（Chaldäische Bibel ）[66] 、祭坛上的骷髅、蜡烛、厚重的烟雾、浓烈的香气。死去的朋友先是出现在墙上，随后他的身形又出现在房间中。所有人都愕然了。魔术师朝鬼魂开了一枪，可子弹却打偏了。王子向这个形象提问，它的回答却全是些隐晦的暗示。鬼魂消失了，人们打开百叶窗，天早已亮了。在整个招魂过程中不知所踪的俄国军官忽然走到魔术师面前，冲他说：“变戏法的，你再也不能招魂唤鬼了。”[67] 西西里人一看见俄国军官，就惊愕地倒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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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到这里便中断了叙述。他在《塔利亚》杂志上连载的小说的第一部分，的确是一系列恐怖浪漫主义的场景，而人们也很能体会为何读者强烈要求他更新续集。一期接一期，读者不断地催他继续写下去。十年之后，席勒终于可以在《赠辞》中讽刺：“劳烦德尔斐的天神，也是值得的，/只要他告诉你，我的朋友，谁是那个亚美尼亚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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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亚美尼亚人、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究竟如何行事、王子又会怎么样——席勒暂时把这些问题全搁在一旁，重新回到了《唐·卡洛斯》，回到了波萨侯爵的那次伟大登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波萨侯爵在全剧的第二部分也是亚美尼亚人，故而转回创作戏剧对席勒而言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决定。因为波萨侯爵也把自己包裹在重重秘密之中，像棋子一样摆布着王后与他的朋友卡洛斯。对一个人命运的秘密与公开操纵这一母题，就是席勒从小说《招魂唤鬼者》回归他这部剧的桥梁。和王子一样，唐·卡洛斯也不过是更高精神手中的一件工具，而波萨侯爵这个光辉的形象，就像藏在暗处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想要扮演不可见的手这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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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唐·卡洛斯》之后，席勒还会有一些关于《招魂唤鬼者》的灵感。一看到亚美尼亚人就崩溃了的西西里魔术师，将会坦白自己是他手里的傀儡。一开始王子还能看穿针对他的阴谋，但读者能知道王子所不知道的事：这一切都是亚美尼亚人安排好的，就是要让王子看穿，这样他才能仗着自己的理性，以为自己高枕无忧。这其中的算盘是：要让王子学会相信自己的理性，然后要让理性离开王子，因为他高估了它。王子要成为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根本不吃神秘主义这一套，但眼中也不再有任何神圣之物。亚美尼亚人要解放王子的天性，使他自由，但要像个奴隶一样自由，逃跑时戴着脚镣，所以可以轻松地再抓回来，用作其他目的。王子一开始可以在狂野的聚会与感官的享受中声色犬马，可以欠一大笔赌债，而一旦他的灵魂已千疮百孔，精神上不再有依靠，他就羸弱得想要抓住教会强有力的臂膀。“您还记得那个去年曾弄得我们晕头转向的亚美尼亚人吗？亲王投身到他的怀抱中去了，五天以前，他已经听过第一次弥撒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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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成书的版本就到此结束。按照计划，王子会在接下去的故事中犯下一桩谋杀罪行，并作为一个优秀的天主教徒登上王位。但席勒为自己省去了这一切。在他看来，王子这个形象的可能性已然穷尽。他展现了一个人物的自身发展与遭人摆布，描绘了他从多愁善感的忧郁者到怀疑者，接着成为无神论者、纨绔子弟，直到深陷于阴谋魔咒，最终回到教会的怀抱。从晨昏晦暗的状态到虚假的光明，最后又坠入黑暗。整段发展过程，王子虽亲身经历却并不能理解，因为这一切都是亚美尼亚人操纵的（正如歌德笔下的威廉·麦斯特自始至终受到塔社的引导）。这是一个关于自觉自由却并不自由之人的故事。小说原有一段哲学对话，但为了不让王子有过多清醒的认识，席勒在小说后来成书的版本中又将之删去。在这段对话中，席勒让王子坦言：“我就像个信使，把一封封了漆的信送到它的目的地。”[70] 但他并不知道这封信究竟是什么内容。因为他不了解自己，才会对自己、对自身命运无能为力。狡兔死，走狗烹：他为人所用，最后依旧被人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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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同样的命运正威胁着落入波萨侯爵之手的唐·卡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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