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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唐·卡洛斯》。席勒将之暂搁一边时，马上就要写到著名的第三幕第十场。现在就来谈谈这一场国王与波萨侯爵之间的伟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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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爵被国王召见入宫。国王苦于统治者的孤独，周围尽是些谋求私利的廷臣，因此并不相信阿尔巴公爵、多明各神父和艾伯莉公主在他耳边所说、试图让他对卡洛斯起疑的那些话。国王想要知道卡洛斯与王后之间关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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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爵并不曾料到这次谒见。他的计划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虽然鼓动卡洛斯向国王要求佛兰德军队的指挥权，但王子的尝试却未能成功。现在轮到侯爵自己奉诏入宫。他身上的政治家气质立刻让他觉察到，自己必须抓住这个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或许能够“向专制君王的心理/大胆地投入真理的火光一缕”。[71] 国王受困于妒心的窘境，正要寻求帮助，他想要找“一个人 ”，觉得侯爵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君臣二人都陷入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假面游戏。国王想要和波萨套近乎，而波萨则要为了自己宏伟的政治目标利用这种亲近。他们一个寻求个人的真实，而另一个则想要帮助一种政治真理冲破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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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爵之强，是因为国王要拉拢他。波萨一直对国王避而不见，拒绝因为过去的英雄事迹领受奖赏。他就这样确保自己的独立。而习惯了他人之臣服的国王在这里要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骄傲与自信。这向他提出了挑战。他给侯爵提供任何他想要的官职，但后者却什么官都不想做：“我不能充当君王的奴仆！”[72] 官职会把他变成一台大机器中的工具，但他却不想成为某个更高意志的执行者，而是要做自己行为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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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享有“国王的特权”，即享有未被分割的自主。他不想成为他人目的的工具：“在我本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地方，我却只能降低身份去当一把凿子？”[73] 波萨要求的是君王的主权，因为每个人都应是自己生命的君王。对于波萨而言，这种自主正是历史的目的。在国王面前，他践行了自己为全人类所要求的自由：“请您允许/思想自由！”[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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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那个年代，“思想自由”这种说法还不常见。德语区内首先是赫尔德受英法启蒙运动的启发，在概念的意义上运用这个词。但正是席勒通过波萨侯爵的形象，赋予这一概念以丰富而极具纲领性的意义。思想自由意味着：在宗教、道德、国家与科学，也就是在生活中一切重要的领域都能够自由地运用个体的理性。这里所设想的理性存在于每个个体，只要教育得当就能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自由不是别的，就是个体通过自身的理性实现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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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思想自由的理解所要求的，自然远比像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样的开明君主所打算给予的要多得多。众所周知，弗里德里希二世曾有一句名言：“你们爱怎么思考就怎么思考，但要听话。”与之相比，“思想自由”要求的不仅仅是自由的思考，还有出于理性原因的实践自决。正如艺术家决定其作品，并在作品中实现他的目的，每一个个体都应自主决断，在他赋予自己生命的形式中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头脑中的理性渐趋成熟，每个人都应当只服从自己，并只在他人的命令与自身理性的声音相一致时才服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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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想的前提是一副积极正面的人类形象。“人不只是您想象的那样”[75] ，波萨说，而国王则回答他：“我知道，/您若一旦像我一样认识人，您的看法也会改变。”[76] 国王的论述和霍布斯如出一辙。人性本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没有一个君主统御他们，人与人之间永远不会有宁静与和平。君主管控人群，给予安全，人在安全的守护下可以过上好日子：“请您在朕的西班牙环顾四周。/在这里，市民的幸福繁荣/滋长于毫无阴霾的和平环境。”[77] 并非如此，波萨回答道，这样一种和平不过是“坟墓般的宁静而已！”[78] 这正是卢梭反驳霍布斯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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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争辩中，国王几次让人意识到，他根本无需反驳。他知道辩论意味着自我辩护。但谁要是在他的臣属面前辩解，就已经失去了一半的王权。然而，国王也不免被侯爵的魅力所折服。“我要作为老人，不是作为国王/来反驳这个鲁莽冒失的年轻人。/我想要这样，因为我愿意。”[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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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普通人加入了争论，即便作为国王的他没有丝毫论辩的义务。他所代表的权力领域中的游戏规则，并不承认更好论据的力量。费利佩之所以反驳，是因为他开始喜欢这个热情似火的侯爵了。费利佩的论据就是瞄着侯爵这个人：如果人人都像波萨一样，自然可以准许他们自主。但侯爵不是普通人。人们不能从他身上得出人类的普遍性质。因此必须坚持把安全与和平的原则摆在自由与自主的危险原则之前。故而宗教裁判所，也就是对思想自由的禁止，就是必要的，而费利佩只能建议侯爵：“避开我的宗教法庭。——不然我会/抱憾终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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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萨则用这个理念反对国王消极的人类观：人只有在运用自由时才能学会正确地使用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幻景中，人们才能学会利他主义与为了大众福祉牺牲小我这两种美德，而此二者是捍卫自由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共和主义的美德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生根发芽，这是孟德斯鸠的论据。[81] 只有自由的文化才能为自己的存在创造精神与道德的前提。因此始终必须考虑到，将会有一段危险的学习过渡时期。虽然无法避免这种风险，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把人的自我还给人，也就是使他自由，这样才能让“自由的崇高、骄傲的美德繁荣生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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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涉的是自由能力的问题。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席勒将会在自己的美学论文中详细地处理这个问题。他将会在论文中阐明，革命虽解放了人类，但人的内心却依旧不自由，也就是不具有自由的能力。这就导致了暴民统治，无论是在社会底层还是在社会顶层。有那么一个瞬间，波萨侯爵看上去似乎也同样怀疑被压迫者的自由能力：“这个世纪还未成熟，不能接受我的理想。/我生而为即将到来的一代人中的市民。”[83] 但侯爵只是策略性地运用这种怀疑。当他注意到自己对费利佩的吸引力有多大时，便立马请求国王即刻解放佛兰德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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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萨侯爵沉浸于自己热烈的豪言壮语，以为自己能像引导领袖一样指挥国王。他的思想已翱翔至国家大政。国王却被妒忌所侵扰，因此要求侯爵助他一臂之力。想要解放佛兰德的侯爵，居然要放弃自己的尊严，去当国王的眼线：“请您接近我的儿子，/研究王后的心。”[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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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还陶醉于自己的政治野心的波萨侯爵，就这样被牵扯进了国王阴谋的泥潭中。他会如何行事？他可以拒绝国王的强人所难，坦承自己和卡洛斯的友谊；这样当然诚实，但考虑到他的政治目标，这么做却不明智，所以他表面上应下国王的要求。可如此一来，他既背叛了国王，又背叛了他的朋友卡洛斯，因为他没有向其透露新情况，反而试图按照自己的政治目的操纵卡洛斯。即便是在帮他的时候，波萨也在骗他：“为什么要让沉睡的人/看他头上悬着的乌云浓密？”[85] 尽管他的本意是好的，但他到底让那些信任他的人降格成了实现他目的与计划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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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最高目标是一份“充满热情的方案，要创造人类社会可以企及的最幸福状态”。[86] 所有一切都要服从这一目标，无论是与卡洛斯的友谊、对王后的尊敬，还是国王对侯爵的信任。侯爵对待他的朋友就像对待一个懵懂的少年：不仅得防止他伤到自己——事实上，波萨为了保护他，也的确把他关进了监狱——还得向他“解释”对王后的爱[87] ，将他的情感引向为了自由的斗争。而王后对卡洛斯的温柔情感，也同样被用于政治，心凉了一大半的王后抗议：“您大概没有考虑到，倘若我们/用这种名字来美化我们的激情，/将有多大的风险，威胁着我们的心？”[88] 至于国王的信任，波萨两三句话就打发了：“我对国王/又能有什么用处？——在这僵硬的土地上/我的玫瑰花已经不再生长。”[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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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爵以为自己算准了一切：要怎么保护王子免遭其父的怀疑；如何争取王后，让她令卡洛斯泛起爱情、燃起对自由的热情；还有如何帮助王子奔向佛兰德。这些计划都失败了；从中作梗的有意外、误解，以及生命与激情人尽皆知的晦涩不清：“谁竟那样自不量力忘乎所以，/妄想把命运沉重的船舵驾驭，/而自己并非全知的上帝？”[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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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侯爵只能牺牲自己：他将与王后私通的怀疑引向自己，以换取卡洛斯的清白。然而，为卡洛斯前往佛兰德铺路的信件被人发现。王子被交到了宗教法庭大法官手里，波萨白白牺牲了。最终胜利的是传统势力，他们一开始就监视着侯爵，只等时机一到，就把精心织成的反叛之网撕个粉碎。与革命的密谋相比，宗教裁判所证明自己才是更强的那个秘社。宗教法庭大法官谈起波萨侯爵时说：“他扑腾在绳子一端，/这根绳子很长，可是撕扯不断。”[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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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波萨侯爵这个角色，席勒在大革命爆发三年之前，就揭示了革命道德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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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萨爱着人类，也为自己那些服务于人类幸福的行动而倍感振奋。他自然也爱他的朋友卡洛斯，但把卡洛斯当作全体的代表：“在我的卡洛斯的灵魂里/我为千百万人创造了一个天堂。”[92] 对人类的爱吞噬了对个体的爱。这就导致侯爵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干涉他人的自由，置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于不顾，行事还时常任意专横。”[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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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道德在个体身上出卖的，正是它力图为全人类所争取的：自由。一方面，革命道德要求人自为目的，而另一方面却将之作为实现自己大计的工具。“暴力”、“秘密”与“统治欲”[94] 时常隐藏在自由斗争的面具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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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席勒在他的《〈唐·卡洛斯〉通信》中特别提到了光照派的阴谋实践。没过多久，罗伯斯庇尔[95] 就会以理性与自由的名义让真正的人头落地。波萨侯爵的战略行动中，便已预示了革命恐怖。普遍理性想要“抄捷径，把任务简单化，将零落而迷惘的个体性转化为一般性”[96] ，而侯爵没能经受住诱惑。“抄捷径”意味着：利用人类；谁要使人类幸福，就不能在芸芸众生面前止步不前。而将个体性“转化为一般性”则意味着：牺牲个体。然而侯爵连牺牲自我也毫无畏惧，这彰显了他人性的高贵，更以悲剧的方式重塑了原初的友谊。尽管如此，侯爵的自我牺牲依旧让人有所怀疑，正如王后对他说的：“是您自己投身到这个您称之为/崇高的事情。您不要否认！/我了解您，您早就渴望做这件事情，/——哪怕千百颗心为之破碎，这和您有什么相干，/只要您的高傲得到满足就行。”[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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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探讨了道德与超道德之间的棘手关系。他揭示出，与个体的具象的人际交往相关联的自然道德直觉，要比空想出的关涉整体的道德原则可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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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福的梦想，当然生发于卡洛斯与波萨亲密无间的友情；侯爵在自己牺牲前不久，让王后转达给朋友的话，是多么美妙：“请您告诉他，如果想做一个大丈夫，/应该尊重他青年时代的梦境。”[98] 不放弃梦想，但也不忘记每个有血有肉的个人——这就是波萨侯爵未尽的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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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宏伟之作所展现的“无论如何铭记都不为过的经验”，席勒在《〈唐·卡洛斯〉通信》中是这样表述的：“为了在道德事物中上升到一般抽象而远离自然的实践情感，不可能毫无风险；人们信任心灵触动或是眼下已有的个体的正义感，要比信任人为构想出的普遍理性观念之引导更加安全——因为不自然之物绝不会导向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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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预示着席勒之后对康德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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