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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批评家们将这首诗贬得一无是处，就并不让人奇怪了。施托尔贝格伯爵等批评家指责作者心怀亵渎神明的无神论——他们倒也没有说错，因为过于激烈的基督徒信奉的那个愠怒的上帝并不符合席勒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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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在基督教一神论与抽象理性在现代世界的统治之间存在关联。基督教一神论将上帝置于一个不可见的彼岸及一个同样不可见的内心世界，就这样让世界变得冰冷。只需再迈一小步，就能从这个一神论、没有灵魂、祛了魅的宇宙跨越到现代的科学祛魅。世界一开始是上帝的作品，然后就成了计算着的理性的质料。太阳神赫里奥斯与山之女神、俄瑞阿得斯诸仙女（Oreanden）曾在天际闪耀过的地方，现在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火球在没有灵魂地转动”。无论科学的目光投向哪里，最终都只能发现一副“骨架”。不管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科学的神，都可以说：“北方凛冬寒风的呼啸/尽数吹落那些花朵。/为了让众神之一富足，/整个神界都得毁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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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描绘的是神话意识与现代意识之间那场巨人之战；这也曾是《哲学通信》的主题，不过当时所处理的是爱之哲学与物质主义怀疑论之间的冲突。我们回想一下热情的尤里乌斯那时的哀叹：“物质主义的一次大胆攻击就能摧毁我的创造。”[25] 投射在古希腊古典之中的神话意识，其处境与爱之哲学如出一辙。它同样遭到了毁灭——一开始是因为基督教的一神论，随后又是现代的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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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有哀歌悲诉——神话意识却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可以在诗歌中重返。如果希腊众神返回的是“诗歌世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诗歌的语言中重生？为什么不能用诗歌的再度神化来回应自然的巨大沉默？为什么诗歌不能为那已变得过于道德、过于劳碌的生活开启对庆典的感受？为什么诗歌就要终止赋予无意义之物以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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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席勒考虑的是在诗歌的边界中复兴神话意识；他拒绝接受理性化以及资产阶级式的毫无感情的经济思维对世界的“祛魅”与“夺魂”。他悲叹他的时代没有神话，期望神话能在艺术中归来。当时，艺术在经济盈利与“有用”的狭隘思维的压迫下，已开始成为美丽却无足轻重的小事；可席勒却依旧在为了艺术的地位而抗争，要将之重新抬高到生命中所有可能目的之序列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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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忘记：在创作这首诗时，席勒正深陷于自我怀疑；在艺术的高远目标前，他已变得怯懦。这首诗是热情的自我暗示，而他也借此转入了一种新的情绪，允许他让“美”再度胜过“善”、“真”与“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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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之后，从1788年秋至1789年初，诞生了第二首长诗《艺术家》（Die Künstler ）。诗中延续了“美”胜过“善”、“真”与“有用”的思想，但这一次不再是通过投射回希腊古典，而是将之作为人类种属之历史的丰富呈现。席勒在1789年2月9日致科尔纳的信中，表达了这首“哲学诗”的基本思想。他颇为自豪地说，之前还从未有人做过类似的尝试：“首先要从哲学与历史的角度阐明这个思想，即艺术 是科学与道德文化的铺垫，然后再说明后一种文化并非目标，而是通向目标的第二级阶梯，尽管研究者与思想家总是急不可耐地先抢占王冠，把低自己一等的位置指定给艺术家：因为人类之完善，必须要等到科学与道德文化重新融于美中之时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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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的群神》不同，《艺术家》这首诗并没有将当下描绘成祛魅而无灵魂的样子。从后来的诗歌中可以发现，先前对现代的描写为了突出对比，过多强调了其中的负面因素。但人们现在注意到，席勒对现代的评价还远不止如此。或许的确是冰冷的异化规定了当今世界，但在席勒看来，这种异化不过是解放的背面。不断增长的自由将人从旧秩序中解救出来，催促他重新施展自己的力量，而在这个视角下，对自然的评价就会更为积极。席勒将之解读为过渡的时代。难道说，自由之所以先将人引向异化与孤立，是为了使一种新的、自由的统一最终在更高的阶段成为可能？而它要如何达到这一更高的阶段？席勒在《艺术家》这首诗中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审美意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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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开头——用席勒几乎是在向科尔纳道歉的话说——是从这个世界“较好的那一面”做的热情描摹。“多美啊，人呵，你带着棕榈的桂冠/矗立在世纪的尾声，/……/自然之主，它爱你给的锁链，/在千百场斗争里试炼你的力量，/在你麾下骄傲地走出野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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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半年，席勒写道，当今世界已迈出了赢得启蒙与自由的重要步伐，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高度。但这是如何做到的？文化发展并不是从理性，而是从审美意识起步；而当今世界若要保存这种自由的意识，就必须将审美意识视为自身的本质，始终铭记将它带到如此高度的力量。因为正是审美意识在道德上驯服了人类并使之高尚，同时引导着人的好奇与研究欲。当前的知识与道德文化中本就有许多东西应归功于审美意识，因此只有继续将之纳入审美文化，才能保留人类的尺度。人类游戏着成为人，一旦停止游戏便会退化。这是在对现时代的所有赞美中隐藏着的批判。这样一来，《艺术家》一诗便接上了《希腊的群神》中对当下的荒芜与失魂之哭诉。但《艺术家》却并未哀伤地回溯过往，而是鼓励现代去克服自身在审美上的自我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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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鼓励之所以显得那样急迫，是因为急需这种鼓励的，恰恰是席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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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这首诗承载着相当分量的思想，其中更有对人类审美教育的初步研究。几年之后，席勒将会以极大的手笔着手探究审美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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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席勒的1788年并不仅仅献给了《希腊的群神》与《艺术家》这两首诗，更是献给了两位触动席勒心灵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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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12月，席勒动身前往迈宁根拜访姐姐和老朋友、现在已经是他姐夫的莱因瓦尔德，在临近的鲍尔巴赫还见到了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五年前的那个冬天，满脑子都是《唐·卡洛斯》的席勒在雪后的森林里漫步；现在，他希望重新寻回当时的灵魂之景，却再也找不到了。他已经变了很多，感到自己已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剧院的琐事不再叫他担忧、给他羞辱，他不再需要逃离对他心存恶意的君主，也不再爱着亨莉埃特的女儿。这一切和那五年一样，都已被他远远地抛在身后。“那种魔力，”他在1787年12月8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就像是被吹散了一样。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所有那些当时让我的寂寞变得有趣的地方，现在没有一处在对我说话。一切都失去了说给我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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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莉埃特位于鲍尔巴赫的家中，席勒见到了她的儿子威廉·封·沃尔措根。他带着席勒一起前往鲁多尔施塔特（Rudolstadt）郊游。那儿住着沃尔措根一家的远亲——伦格费尔德家族：守寡的母亲是鲁多尔施塔特宫廷中的贵妇，她的两个女儿分别是与博尔维茨（Beulwitz）先生有一段不幸婚姻的卡洛琳娜[27] ，以及待字闺中的22岁少女夏洛蒂[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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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一个阴天，”卡洛琳娜多年后这样描绘当时那场值得怀念的相遇，“大路上来了两位披着风衣的骑士。我们认出了堂兄威廉·封·沃尔措根，他开玩笑似地用风衣遮住了半张脸；但另一位骑士我们却不认得，让我们很是好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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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席勒和夏洛蒂将会互相坦承，他们在见面的第一晚围坐在壁炉前的时候，就已经互生情愫。席勒在告别时表达了希望下个夏天能在伦格费尔德一家府上或邻处小住几周的愿望。两姐妹听了，自然满心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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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格费尔德家族属于古老的帝国贵族。汉斯·克里斯多夫·伦格费尔德（Hans Christoph Lengefeld）曾任林区总管，是当时业内的著名人物，曾极其有效地制止了毫无计划的乱砍滥伐，以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想将他任命为全国森林的最高监管。但伦格费尔德却谢绝了。他于1775年撒手人寰，留下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卡洛琳娜生于1763年，更活泼、更有激情。她的偶像是当时柏林沙龙中那些参与社会精神生活的自信妇女，例如亨莉埃特·赫尔兹（Henriette Herz），也在远方加入了赫尔兹的“美德联盟”（Tugendbund）。[30] 她与卡洛琳娜·封·达赫霍登[31] 是好友，后者将来会成为威廉·封·洪堡的妻子。正是卡洛琳娜让席勒结识了洪堡。在妻子卡洛琳娜去世后，洪堡写信给伦格费尔德家的卡洛琳娜：“在您身上……美丽而深刻的女性特征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独特形象。但这种形象，或至少是它在您身上的那种完美表现，也会随着您而陨落。我认为，我能有幸与这个形象如此接近，能这样去把握它，的确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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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在他的文章《论男性与女性之形式》（Über die männliche und weibliche Form ）[33] 中描绘了女性的优点。当时的人们就猜测，给他当模特的不仅是夫人卡洛琳娜，还有卡洛琳娜·封·伦格费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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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娜是性情中人，足够冲动、直接和大胆，有时敢于无视社会定下的规范。她不愿将自己局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当我想起，”她在1789年6月3日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生活是被怎样一张琐碎小事的大网所笼罩，这张网又如何经常使人失去最好最高贵的享受，我就愤愤不平，不能自已。而这却是我们女性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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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梦想是像柏林的姐妹们一样开一个充满智慧的沙龙。当她与博尔维茨离婚并嫁给远房堂兄威廉·封·沃尔措根之后，她将会在魏玛实现这个梦想。有一回，沃尔措根在动身开启一次长途旅行前，将家人托付给一位朋友照料。在给朋友的信中，沃尔措根写道：“内人是我在生命中遇见过的最美好的女性之一——这样多的思想，这样无尽的温柔；这样多发自内心的爱，这样积极地追寻更高的事物；如此单纯得让人无法理解，却又如此全面；她是个好主妇，温和的母亲，但她美丽的幻想却在这样的和谐中创造了诸多世界。亲爱的朋友，我无法向您描述和这位万里挑一的女性所度过的岁月，我是多么幸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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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稍稍描述一下这位“万里挑一的女性”，是因为人们不清楚在1788年夏开启的那段情事中，席勒更倾心的究竟是卡洛琳娜还是更矜持的夏洛蒂。有时候，他暗诉衷肠的亲密信件是同时写给姐妹二人的，而她们则得从字里行间找出线索，看看信中说的究竟是谁。席勒与二女的关系让科尔纳心生疑虑。席勒则将他的模棱两可解释为一种策略：“我通过这样的二分法减弱了我的情感，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就能处于亲密而理性的友谊的界限之内。”（1788年11月14日）而即便是席勒的示爱越发明显，也依旧是同时对着姐妹二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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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末，这段关系已持续了快两年，夏洛蒂有些按捺不住了。她终究要从席勒那儿知道，他更喜欢的究竟是姐妹中的哪一个。她让席勒清楚，自己并没有姐姐那样光彩夺目的品质，若是迫不得已，她也懂得放手。席勒的回答将让她一时无法忘记：“卡洛琳娜与我的年纪相当，我们俩情绪和思想的形态也因此几乎相同。亲爱的洛蒂，与你相比，她让我把心中更多的情感化作语言——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种状况有任何变化，不愿看着你变成另一个模样。卡洛琳娜胜过你的东西，你必须从我这里得到；你的灵魂必须在我的爱中释放，你必须成为我的造物，你的花朵必须在我爱情的春天中飘落。若我们相遇得更晚，你就会剥夺我这种美好的快乐，即看着你为我而绽放。”（178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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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显然认为：向他追求的少女宣布，要把她当作自己的“造物”，显然是一种爱的证明。夏洛蒂并不觉得被冒犯；她之后寄给席勒的信中，流淌着温柔与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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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席勒的模棱两可让姐妹俩陷入相互竞争，二人之间也没有任何不和谐的声音。“没有人像您一样，”卡洛琳娜在1788年11月18日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懂得触动我最内在的天性——我近乎落泪，一想到您是如何温柔地在那些阴暗的瞬间抚慰和支撑我的灵魂。——我多么需要活在这种希望之中！”卡洛琳娜或许会为了席勒与她不爱的博尔维茨离婚。但她却让妹妹先来。在席勒迎娶夏洛蒂之后，她才与丈夫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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