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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娜喜爱玩乐，热衷表演，想要给她的生活增添一抹浪漫的色彩，也的确创作了一部小说。席勒将会把这部题为《艾格尼斯·封·莉莉恩》（Agnes von Lilien ）的小说匿名登载在他的杂志《季节女神》上。包括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内，当时有许多人对小说评价颇高，甚至以为这是歌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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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生命中那段生活在席勒近旁的岁月时，64岁的卡洛琳娜在日记中写道：“但尘世享乐的诱惑引诱我堕落；头脑里的小聪明、求知欲，甚至在更高、更好的事物中玩想象力的游戏，这种按我的心意指挥一切的冲动搅乱了我的灵魂。”上了年纪的卡洛琳娜变得虔诚。她为自己挑选的墓志铭是：“她迷惘过、痛苦过、爱过，在对基督、对宽恕之爱的信仰中离开了人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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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妹妹夏洛蒂。卡洛琳娜总是口若悬河，而她则羞涩而矜持。她读书很多，诚实地将自己的想法记录在一个草稿本上，日后把它交给席勒阅读。她最爱的书之一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Reiches ）[36] ，还曾将其中几章译成德语。她的忧郁性格使得她不仅喜爱衰亡的故事，也喜爱秋天。英雄传奇吸引着她，但只有当人性的强大结合了秀美，才能叫她敬佩。这是另一个她喜爱的作家沙夫茨伯里教会她的；她能整页整页地背诵沙氏的作品。夏洛蒂的母亲本想将她送入宫中，但对于这个名利场，她必须离得远远的才能勉强忍受。她在1788年11月26日给席勒的信中写道：“相比于亲自和宫里的人搅和在一起，从远处看着他们才更有人性；因为人如果能发现人类所有的渺小之处，他对人类的炽热情感恐怕就会被扼杀。我在自己的闺房中过得宁静而平和，能和自己打交道就让我觉得很高兴了。”她期待着两个人的孤独，“因为我其实并不想让所有人都能享受您的陪伴”。她与自然对话，觉得自己像自然的一部分，不直接表达她的情感，而是描绘一处风景，让它代诉心声。1788年末到1789年初的寒冬，她曾对二人关系的未来有过怀疑；冬天过去后，她在信中写道：“我被寒冷完全击倒了，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朵被霜打落的花，仿佛只有一半的生气……今天，我头一次重新见到自然，觉得开心极了。我走在水坝上，萨尔河（Die Saale）是这样美，大块的冰靠在河岸边，山又蓝了，而太阳也照耀得这样可爱；我觉得仿佛到了春天，花骨朵已经显出红色；我的胸中如此宽广，如此远大，我的灵魂仿佛更加自由……”[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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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是施泰因夫人的教女。施泰因夫人曾给她写信说：“就算我真的变成一块石头，我心中属于我忠实的洛蒂的火花也绝不会熄灭。”[38] 歌德也很喜欢这个他在施泰因夫人家中时常见到的小姑娘。当夏洛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曾和她一起玩耍。夏洛蒂将会巧妙地安排席勒和歌德的初次见面；席勒与歌德之所以能逐步相互靠近，也要算她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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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7年11月于鲁多尔施塔特初次见面后，席勒与夏洛蒂开始频繁地互通书信。夏洛蒂很真诚，却依旧矜持。她说起友情，而席勒却让她明白，自己并不满足于友情。他认为友情最多也只是“种子”，“一旦春日的阳光照耀在上面，我们就能看见它究竟会开出怎样的花朵”（致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1788年4月5日）。他沉浸在对夏天的向往和愉悦中，在脑海里畅想着二人将如何漫步在鲁多尔施塔特，一起阅读，在花园里闲聊。“我为这个夏天想象出多么美妙的梦，而您可以让这些梦一一成真。”但一想到“尊贵的小姐”可能在这段对他意味着“至高幸福”的感情中只发现“暂时的乐趣”，他就感到不安。因此席勒尝试将夏洛蒂从她的矜持中引出来。可她却依旧那么规矩得体，即便席勒殷勤地奉承：“我的幻想应当永不停歇地在我眼前描绘出您的模样，就好像它在我将之交给缪斯的八年中，始终只在练习这一幅画像。”（1788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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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忠实地向他描述了日常琐事，以及她看着春天里苏醒的自然时的情感。席勒能把这些解读成她对自己的春日之情吗？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她，说他希望能在鲁多尔施塔特的乡间宁静中重新寻回他在魏玛的社交与工作中间或失掉的“自己的内心”（1788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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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很谨慎。但席勒的书信偶尔也让人觉得，他要找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种能让他感到充实、意气风发的处境。面对心存疑虑的科尔纳，席勒毫不遮掩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我需要一种媒介，”他在1788年1月7日写道，“才能由此享受其他的乐趣。只要有一系列精致、舒适而又温馨的情绪不间断地让我准备好迎接欢乐，重新温暖我僵化的内心，友谊、品位、真理和美就会对我产生更大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一直是个孤独的异乡人，在自然中迷了路，也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财产。我所依赖的一切，都有某些比我更宝贵的东西，这叫我的心如何是好。我渴望能有个市民一样的家庭，这也是我现在唯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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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自己所找的那位女性能给他那种“家”的眷恋。只有“家”才能为精神之欢愉赋予坚实的基础和“市民”式的团结。当然，“心”也要参与其中。不愿将好友拱手让给一个女人的科尔纳警告说：如果席勒要为家长里短操心，就会失去他作为作家的独立。他或许出于财政原因不得不做些妥协，为当时流行的读者口味服务。但如果能找到一位“有钱的姑娘”，就可以“算一算富足带给你的好处，是否抵得过你可能失去的家庭欢乐”（178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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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并不是“有钱的姑娘”。她虽然出身良好的家庭，但伦格费尔德一家并不是大户，因此对母亲而言，把女儿许配给同等级的贵族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席勒知道，这事从理性的角度看遂不了他的愿。但他自然不光在算，更在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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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他收到了一个无法接受的怪异提议：有人从施韦因富尔特（Schweinfurt）向他提供了“一个报酬优渥的市议员职位，附加一位有数千塔勒财产的女性”。席勒把这件事当作对择偶时的权衡与算计的讽刺，告诉了先前要他在此类事情上保持冷静的朋友科尔纳（178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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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5月18日，席勒动身前往鲁多尔施塔特。让席勒住在伦格费尔德一家府上并不妥当，因此夏洛蒂在临近的福尔克施泰特（Volkstädt）村的教堂唱诗班领唱乌比豪恩（Unbehauen）家中为客人安排了住处：一间带卧室的整洁而安静的小屋，可以远眺美丽的风景。一条小路沿着萨尔河顺流而下，经过花园、玉米地和古树，一直通到鲁多尔施塔特的新街。伦格费尔德和博尔维茨两家人就在这条街上比邻而居。夜幕初降，席勒沿着小路漫步，这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有时，他还能在半路上碰见伦格费尔德姐妹。姐妹俩穿着洁白的长裙站在那座小桥上，向他招手，把他簇拥到中间，三人就这样一起走完到伦格费尔德家的最后一段路。人们就在客厅或花园里稍坐。家中有客时，席勒若是对惯常的闲谈感到无聊，还能回到夏洛蒂的房间，因为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要在这个夏天写完他的历史著作，此外还有《〈唐·卡洛斯〉通信》以及《招魂唤鬼者》的最后一部分。他刚写到纸上的东西立马就朗诵，人们喝着茶或饮着酒，对文章发表评论。席勒在这里发现了让他舒适的东西：“我很乐意谈谈严肃的事物，谈谈精神的杰作，谈谈情感——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还可以轻轻松松地就跳转到玩笑上去。”他在1788年7月2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如此写道。如果天气不好，或是感冒与牙疼折磨着他——这种情况更加常见——就有一位女邮差带着信来回穿行。他们一起读了福斯[39] 翻译的荷马，尝试他的风格作为游戏。就像参与其中的人日后所回忆的，这是他们的“荷马之夏”。席勒致洛蒂：“您今晚在您那张精致的小床上睡得怎样？甜美的睡眠是否到访了您可爱而妩媚的眼睑？请您用几行漂亮的诗告诉我吧！”（8月末）洛蒂致席勒：“在破晓的初晨带着玫瑰色的玉指醒来时，我希望您还依然安睡。”（1788年9月）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席勒甚至被允许用夏洛蒂在家里的小名“小洛洛”称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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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夏天，卡洛琳娜在多年之后这样写道：“一颗开放而纯洁之心的高尚严肃与它优美且充满智慧的轻快，在和席勒的交往中总是那样充满生机……人们和他交谈时，就像在天空中不变的星辰与泥土上的花朵之间穿行。我们觉得自己就是有福之人，我们的精神摆脱了大地的束缚，在‘自由’那更纯洁、更轻盈的环境中欢庆相互间的完全理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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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席勒未能到来的晚上，夏洛蒂便一个人穿过草地，坐在河岸边背诵着《希腊的群神》。有一天夜里，她甚至梦见了威廉·封·奥兰治，于是第二天立马将梦写进信里，配上一束刚刚从田野里采摘的鲜花，寄给她在福尔克施泰特的诗人。他高兴地看见自己的幻想与她的想象交织在了一起，觉得很幸福。他1788年5月26日写信给夏洛蒂，说他觉得自己“像是歌德《伊菲革涅亚》（Iphigenie ）中的俄瑞斯特（Orest）……您将会代替善良的女神，保护我免遭阴间邪恶势力的袭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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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席勒为自己发现希腊古典这一年，他在鲁多尔施塔特还着手翻译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42] 。他读了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原本是想为之写篇书评。歌德离他很近。自打席勒在年轻时读了《维特》，又在当年卡尔学校的结业晚会上看见歌德就在卡尔·欧根和魏玛公爵身旁，一同站在装饰华丽的楼廊上之后，歌德的形象便始终浮现在他眼前。初到魏玛的头几个月，没有一场社交活动不谈到歌德。赫尔德在一次共同的郊游中曾说歌德像“上帝一样”。但他也不得不听些关于歌德的风凉话。有人说，歌德忽略了公职，作为诗人没有耐心；他的意大利之旅实际上就是在逃避；他不要脸地抛弃了施泰因夫人，就是为了在南方过上放荡的生活；他不负责任、反复无常，人们总是把他看得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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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此期间，歌德已于1788年6月18日从意大利回到魏玛，而席勒则紧张地期待着最终见到歌德本人。现在的他已有了足够的自信——“但我已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天才”，他在1788年7月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可以毫无羞怯地走到这个伟人的面前。当歌德于9月6日前往封·施泰因夫人位于魏玛附近科赫贝格（Kochberg）的府上做客时，机会来了。夏洛蒂拜访了她的教母，成功地说服众人到鲁多尔施塔特待上一天。可是席勒急迫的愿望却未能实现。这次相遇并没有在两人间建立起私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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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歌德情绪低落。在呼吸过意大利的“生命的自由空气”之后，他回到了魏玛狭隘局促的环境中。日后，他如此描述自己在重新适应魏玛的头几个月的感受：“我被人从多姿多彩的意大利赶回了形式全无的德国，把晴朗换成了阴天；朋友们不仅不安慰我、不重新接纳我，还让我陷于绝望。我对最为遥远、几乎无人所知之物的醉心，对已逝时代的痛苦与哀诉，仿佛是对他们的侮辱，我找不到任何一丝关怀，没有人懂我的语言。身处这种尴尬的境地，我找不到自己。”[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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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意大利返回德国的途中，歌德在马车上给自己将来的行事定了几条规矩：“隐瞒——当前的状态……不谈任何关于意大利的东西。”可即使他的心情已如此糟糕，但为了至少表现得不至于太不近人情，歌德不得不在鲁多尔施塔特的伦格费尔德家中把话题引向了意大利。“他乐于谈起意大利，说话时总带着激动的回忆”，席勒在1788年9月12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他在信中详尽描述了与歌德共同度过的这一天。二人没能面对面交谈，这让席勒倍感遗憾。他在信中也做了说明：“当然，整个聚会人数太多，而且所有人都为了和他说上话而在那里争风吃醋；这让我没办法和他独处，更没有办法和他探讨一些日常的鸡毛蒜皮之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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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没弄明白，或者故意不愿明白，妨碍他的不仅仅是其他客人带来的干扰，还因为歌德在二人的第一次会面中避免和席勒真正相见。后来，歌德解释说，他从意大利回来后，惊愕于席勒在公众舆论中所享有的盛名。但在他眼中，席勒还只是《强盗》那部叫他“痛恨”的剧的作者。他认为席勒是一个“充满力量但尚不成熟的人才”，正在“用奔涌的洪流向祖国大地上倾泻那些我试图从自己身上洗去的道德上与戏剧上的悖论”。[44] 他太让歌德想起自己当年在“狂飙突进”时期做过的傻事，而席勒后来的发展，歌德还没有去了解。但他现在不能不注意到，即便是在自己的朋友那儿，席勒的名声也在与日俱增。甚至克尼贝尔也在他耳边絮叨着称赞席勒；而在出于其他原因成了他的累赘的封·施泰因夫人那里，他也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个不讨他喜欢的作家的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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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在歌德礼貌的冷淡中，藏着比席勒想的更多的刻意。但或许席勒真的有所察觉，因为在他对这值得纪念却又令人失望的一天的记述中，还是能读出些许不快。这一点，在他描写歌德的外貌时就起了头：“人们告诉我，他的外表英俊而富有魅力；可第一眼看到他，就让我的高昂情绪瞬间跌到了谷底。他不过是中等身材，穿着僵硬，走起路来也一样；他的脸上眉头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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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对这场初次见面的结论很冷静：“我怀疑我们俩是否真有一天能够那么接近。现在让我感兴趣、让我期待与希冀的很多东西，在他身上都已经过时；他远远在我前头（年龄还在其次，更多的是他的生活经验与自我发展），以至于我们在人生路上永远不会碰面；他整个人的天性从一开始就和我不一样；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们想象的方式似乎有着本质区别。不过，从这样一次见面中也得不出什么确定翔实的结论。时间会告诉我们余下的一切。”（1788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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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的失望一直影响到了后来。当席勒从鲁多尔施塔特回来，见到真的把歌德当作圣人崇拜的卡尔·菲利普·莫里茨时，他气不打一处来。他嘲笑歌德崇拜者的“宗派”，进而渐渐地产生了怨恨。1789年2月2日，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常在歌德身边恐怕会使我不幸；即便是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他也不会有倾诉内心的时刻，他让别人无从把握；我的确相信他是个非同寻常的自我主义者。他有牢牢吸引别人的才华……但他却懂得保持自己的自由。他大发慈悲地告知众人他的生活，但是像神一样，不会交出自己……人不应让自己周遭出现这样一种存在。因此我才厌恶他，尽管我发自内心地爱他的思想，认为他很伟大。我就当他是个高傲而做作的大小姐，得把她肚子搞大，才能在整个世界面前羞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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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爱与恨的奇异混合”，令他无法离开歌德。在他的想象中，他自视为一个追求者，而歌德则是他要“搞大肚子”的女人。他就像那个恶人弗朗茨·莫尔一样怨恨自然亏待了他，抱怨自己不像卡尔一样受到自然的照顾。席勒了解由此产生的恨意——他毕竟曾在《强盗》中描述过这种恨的后果。但这里不仅有恨，而且有爱，所以才让这段关系如此复杂。多年之后那句令他与歌德之间的真正友谊得以可能的奇妙话语，他还尚未找到。这句话出自他1796年7月2日写给歌德的信：“我多么生动地体会到……面对杰出的物与人，除了爱，没有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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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席勒眼下还没有那么自由。虽然已经有了爱，但恨却依然在，还有由此产生的怨念。他不得不始终拿歌德同自己相比，必须在脑海中将自己的作品送到歌德那里审阅。歌德会喜欢吗？他扪心自问。当听说歌德对《希腊的群神》评价不错时，他感到由衷的喜悦；而在创作长诗《艺术家》时，他则把歌德想象成将来的读者。于是后者也产生了“许多影响”，让席勒“想要把诗写到真正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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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席勒的情绪有了变化。他觉得《艺术家》已经相当成功，可以对先前给朋友的信中写的东西报以一笑。他在1789年3月9日写信给科尔纳，告诉他不必反感他的“弱点”：“我很乐意让你了解我现在过得怎样。”那么，现在的他究竟如何？他觉得自己就是被命运亏待的人，已经学会了抗争，要从造物主给他的那些微不足道之物中创造出最好。可是，他前一秒还能笑对自己的怨言，后一秒想到歌德，就立马再度怒火中烧：“这个人，这个歌德，现在挡了我的路。他总是在提醒我，命运待我是多么严酷。他的天才被他的命运托举着，是多么轻巧，而我却不得不奋斗到这一分钟！……但我还有勇气，相信未来会有一场幸运的革命！”（178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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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的生活状态的确在经历一场革命，而歌德并没有袖手旁观。正是歌德不断地支持着将席勒作为历史学教授聘请到耶拿的努力。这件事的契机，是席勒通过其历史著作《尼德兰独立史》新近赢得的名声。与他交好的枢密顾问福格特[45] 是魏玛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宫廷官员，早在1788年12月就和席勒通了通气。这份动议让席勒倍感光荣，他表现得很高兴，于是很快点头同意——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或许同意得太快了。当他发现这个职位没有俸禄，自己只能依赖少得可怜的课时费生活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科尔纳建议席勒拒绝；毕竟，他始终致力于帮助作为诗人的朋友抵抗其他所有诱惑和义务。但席勒在一番踌躇之后，还是接受了聘书，期待着能有好事从中产生，比如一个薪酬更高、教学义务更少的教职，或者在宫中的一个名誉职位，又或者是其他某个可以确保他经济独立的闲职。但他确定的是，他绝不会为了学术而牺牲艺术。“我必须全身心地做个艺术家，否则我就不愿再活着。”（致科尔纳，178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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