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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对康德的构想做了根本性的改动。在康德那里，“应当”就是自由的代名词。不是经验，而是他的哲学体系迫使他得出“应当”与“自由”等同且二者均与“欲求”相反的结论。先是一段负责的论证，不过最后还是一个简单的念头把他引向了这一结论：“欲求”——这就是我们体内的自然。我们体内的自然所欲求的，就是自然的必然而非自由。而只有当我们证明自己具有挣脱束缚着作为自然存在的我们之锁链的力量时，才是自由的。自由是对我们自然冲动的胜利。如果我们不再让自己受自然的限制——即被自然物化——就能不受限制地行动。作为自然存在，我们属于现象世界；但作为自由的存在，我们能听到“应当”的声音，能够超越必然性的国度；我们不再是物，而是从内心体验到的“物自体”。用康德的话说，正是我们的道德将我们引向了世界沉默的核心。在康德那里，道德的“物自体”正是在此处接过了古老形而上学的遗产。“物自体”“自由”“道德法则”“良心”“应当”——这一切合在一起，就成了“实践理性”，它用头脑中的道德天空补偿了一片空荡的外在天空。就好像那被赶下王座的古老的形而上学本已被驱逐出宇宙的广袤空间，却又聚集起剩下的所有力量，闯入了世俗化了的主体之良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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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陷入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境地：按康德的说法，理论理性的范畴只有在被当作可能经验的条件时才能发挥效用。而在实践理性那里却刚好相反：它只有在反对实践—道德的经验规则（例如自私、自保、追求幸福）时才具有效力。倘若实践理性只要求经验所教导、自然所强制的东西，就不可能来自“自由”、来自内在的“物自体”。但它应当是这样。这是体系的强制所要求的。因此，自由的力量在康德那里便不隐藏在（接近自然的）欲求之中，而在“应当”中。按照康德的论述，来源于神秘的“物自体”的实践理性具有一种力量，能够导向那些纯粹是因为符合理性，因此应当完成的行动。这一力量不能依赖任何起协助作用的偏爱或恐惧的冲动，甚至必须拒斥冲动。“许多人很富于同情之心，”康德写道，“他们全无虚荣和利己的动机，对在周围播撒快乐感到愉快……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行为不论怎样合乎责任，不论多么可爱，依旧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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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康德的信徒席勒感到无法接受。他在其中看见的是一种没有秀美的道德，一幅丑陋扭曲的自由之像。他在《论秀美与尊严》一文中用细致的论述做了反驳。在几年之后的《赠辞》里，他觉得自己已足够自由，可以狠狠地加以嘲讽：“我很乐意侍奉快乐，可惜侍奉时得带着愉悦，/所以心中常有芥蒂，觉得自己不够道德。// 没有别的建议，你得尝试鄙夷观之，/然后怀着厌恶去做，正如义务要求你的一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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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席勒想要的并非如此：“应当”不应统治“欲求”，相反，应通过艺术驯化“欲求”，使之将“应当”纳入其所欲中。当然也可以想见，在一些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不能“欲求”“我”所“应当”之事，在一些场合中“我”不得不逼迫自己做出某些事情——对席勒而言，这就是特殊情况，虽然在其中无法表现出“美”或“秀美”，却能展露“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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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里亚斯》通信中一样，席勒用一幅政治图像描述了秀美与尊严之间的区别：“因此，在尊严那里，精神在躯体内是作为统治者在活动，它面对专横独断的内心冲动必须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因为内心冲动总是想在没有精神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摆脱精神的枷锁。相反，在秀美那里，精神却是以自由思想进行管理，因为在这里是精神使自然本能动起来，而且没有必须要战胜的反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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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的灵魂”就仿佛一个自由的国度。人们不会预设普遍敌对或是人的狼性[44] ，而是相信众人能在其任性的甚至是自私的追求中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暂时还是个隐喻。但没过多久，席勒就会将这一审美自由的思想继续引申，使之成为一种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政治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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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强盗》，席勒成了“狂飙突进”运动中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凭借他的历史杰作，他又成了最重要的历史作家；而凭借这篇《论秀美与尊严》，他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德国最权威的艺术哲学家。甚至必定感到被文中的批判所击中的康德，也毫无妒心地承认了席勒的地位。他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的第二版中称席勒的文章有大师风范，认为自己需因此弱化他关于道德之构想的几个方面。席勒立刻自豪地告知了好友科尔纳：康德“非常尊重地谈起我的文章，说它出自大师之手。我没法告诉你，这篇文章能到他手中、给他留下这样好的印象，叫我有多么高兴”（179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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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康德的赞美，更因为康德随即修正了他的道德哲学（尽管他声称所谓“修正”只是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席勒觉得自己很受恭维；但他依旧怀疑自己是还追随着康德轨迹，还是说已在论证时与康德背道而驰。1795年6月29日，在给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的回信中，席勒写道：“我在单纯地破旧、攻击其他教条思想时，是严格的康德式的；只不过当我在立新时，却发现自己与康德相对立。但现在他给我写信，说他对我的理论很满意；我真是说不清楚，在他面前我究竟身处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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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文章《论秀美与尊严》开启了一系列美学—哲学鸿篇，它们影响了谢林、荷尔德林、黑格尔、施莱格尔、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45] 那一代人。对于仍在幕后候场的年青一代而言，这一系列论著就是一种审美思想的学派。但歌德对此还显得很冷淡而拒斥。回首往事，他在作于1817年的《幸运的事》（Glückliches Ereignis ）一文中写道，席勒还没有归还自然属于它的所有权利，还是在复述康德式的理性统治。歌德认为，席勒在“自由与自我规定的高昂情绪中”还不感恩“伟大的母亲（即自然），它一定不曾像继母一样亏待过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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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价令人吃惊，因为相比起歌德在这里所描述的，席勒事实上要更站在自然那一边。歌德本人之后也将会在《威廉·麦斯特》中重拾席勒关于自然与理性和谐统一的“美的灵魂”之理念。[47] 歌德的抗拒可能有别的理由。他自己暗示道：“我甚至可以将若干不留情面的段落联系到自己身上，它们将我的信仰置于一种错误的光线之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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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若干段落”指的是席勒那几段批判所谓“自然天才”的文字。哪一种更值得人尊敬，席勒问，是精神那种将可能不利于己的自然拢入其游戏的力量，还是一个天生的天才，不必与任何抵抗搏斗就能完成其作品？对席勒而言，更值得尊敬的是那为自己塑造身体的精神。和在社会中一样，席勒写道，功劳应当比与生俱来的特权和自然的青睐更受重视。歌德倒是可以把这段评论联系到自己身上，因为他的确觉得自己是“自然的宠儿”。[49] 这段话是否真是针对歌德，已经无从得知。但无论如何，歌德是把它联系到了自己身上。尽管他出于其他原因欣赏《论秀美与尊严》并将之为己所用，但这篇文章暂时还是二人相互接近路上的一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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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需再过一年，歌德与席勒就将结下他们划时代的友谊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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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ethe MA 19，S. 341. 约翰·彼得·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德国作家，于1823年初次拜访歌德，很快成为其忘年交；歌德在遗嘱中嘱其编辑自己的遗稿。由爱克曼编辑出版的《歌德谈话录》（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1836/1848）是了解晚年歌德思想世界的重要文献，汉译（选译本）参见〔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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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 Ⅴ，S.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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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tersen 1904，Bd. 3，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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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文作者并未给出此句出处。经查，席勒的担心出自他于1784年1月1日致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的信，因此前句“1784年冬”应为“1783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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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 Ⅰ，S. 242. 语出席勒的名诗《挽歌》（Nän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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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 Ⅰ，S. 242. 语出席勒的名诗《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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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钟歌》是席勒作于1799年的名诗，于1800年发表于《一八零零年缪斯年鉴》（Musenalmanach für das Jahr 1800 ）。全诗以民歌式的诗节用浇铸大钟的过程作喻，描述了社会的发展过程及最后实现和谐之理想的过程——诗中的大钟最后即被命名为“和谐”（Concordia），其中不乏对法国大革命的隐射。因其形式简约、内容明了，《大钟歌》也是在文学史上被戏仿最多的德语诗歌之一。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2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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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尼古拉·哥白尼（Nikolaus Kopernikus，1473～1543），欧洲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生于今属波兰的普鲁士，于1543年发表著名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通过观测与数学演算认为行星绕太阳公转而地球则绕其自转轴自转。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中世纪教会认为的地心说，引发了史称“哥白尼转折”（Kopernikanische Wende）的天文学革命。后用“哥白尼转折”指称学科中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由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将认识论研究的对象从客观世界转移到了认识主体，因此也被称为哲学上的“哥白尼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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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ant，Bd. 3，S. 25. 语出《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导言，汉译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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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 Ⅴ，S.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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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准确来说，这一系列书信的标题应译为《人之审美教育书简》，译文则取汉语学界通行缩写；而原书作者在提及席勒这篇名著时，无一例外均误将标题中（作第二格）的“人”（des Menschen）一词写作“人类的”（des Menschengeschlechts）。已更正，此后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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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 Ⅴ，S. 642. 语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十三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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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此信亦是席勒与科尔纳的《卡里亚斯，或论美》（Kallias，oder über die Schönheit ）通信的一部分，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38页。“卡里亚斯”在希腊语中表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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