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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42 经常在耶拿逗留的歌德带着某种喜悦观察着年青一代活跃的一举一动。在他看来，这是一群天才，稍有些过于紧张；他认为他们正“处于边缘”，可能结局悲惨，而这会让他难过。但当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每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自己听到席勒的《大钟歌》几乎笑得从椅子上摔下来时，一个奥林匹斯之神就必须为另一个神出头，因为二人已经结下了最真挚的友谊。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只能灰溜溜地跑去柏林，在那里又继续了一段时间他那自恋、讽刺而毫无敬意的营生。他在柏林创办的杂志《雅典娜神殿》（Athenaeum ）原来要叫《海格力斯》（Herkules ），这是为了表明，浪漫派的“自我”觉得自身已足够强大，可以清理这个时代的奥革阿斯牛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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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44 歌德与席勒之间的友谊，这桩近乎成了神话的德意志精神之大事，发生在席勒从施瓦本归来两个月之后的一个温和的夏夜。那是1794年7月20日。但在这桩大事之前，两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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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46 在从意大利回国之后，歌德起初很难重新适应这个“雾蒙蒙的地方”。先前，他没有公务缠身，可以完全投身于艺术、爱情和自然研究。但回到魏玛，他遇到的是觉得自己受了屈辱、显得排斥而冷漠的施泰因夫人。1789年6月8日的信或许是二人间的最后一封。歌德在信中写道：“如果现在竟和身边最亲近的人有了一种恶劣的关系，人们就再也不知道自己应何去何从。”但事情倒也没有那么糟糕：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Christiane Vulpius）[65] 走到了一起，但二人的结合却激怒了魏玛的道德与礼俗的卫道士。他现在和克里斯蒂安娜同床共枕，一连几天都不下床。他创作着自己的“情色之作”，也就是《罗马哀歌》（Römische Elegien ）[66] ，但其中回响的与其说是已成过往的罗马情史，不如说是现在的魏玛情事。除此之外，歌德在处理公务之余还继续写他的颜色学，进行他的植物学研究，以及完成他在意大利重写的《塔索》（Torquato Tasso ）[67] 。他计划将之收入《文集》的最后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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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48 “意大利岁月”的结束、第一部文集的筹备，以及独子奥古斯特（August）的降生，让歌德在1789年末有了一种生命转折点之感。此外，还有法国大革命。他在1790年3月3日给雅各比的信中写道：“你肯定可以想见，法国大革命对我也是一场革命。”在回首往事时，歌德写道，他花了“很多年”，才“用文学克服了这桩最最可怕的事件及其原因与后果”。对“这个无法忽视的对象的执着”，将他的“文学能力几乎毫无用处地消磨殆尽”。[68]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在歌德90年代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是作为明确的主题，例如在《被煽动者》（Die Aufgeregten ）、《市民将军》（Der Bürgergeneral ）或是《自然的女儿》（Die natürliche Tochter ）中[69] ；有时则是作为故事背景或问题的远景，例如在《赫尔曼与窦绿苔》（Hermann und Dorothea ）[70] 或是在《德国流亡者闲谈录》（Unterhaltungen deutscher Ausgewanderten ）[7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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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50 但革命中是什么让他觉得如此“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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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52 歌德并没有把自己固化在贵族或富有阶层的利益与视角上，他绝对注意到了令人愤慨的不公与剥削。在革命爆发前的几年，歌德在给克尼贝尔的信中曾写道：“但你知道，当蚜虫稳坐在玫瑰的枝叶上，把自己吸吮得又肥又绿，就会有一群蚂蚁从蚜虫身上吸出过滤过的汁水。就这样一直继续。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上层一天所消耗的，总是比下层在一天中收集的要更多。”（1782年4月17日）他虽然拒绝革命，却也不因此就要为旧制度辩护。关于1792年在法兰西的战事，他曾给雅各比写信说，“无论是贵族派还是民主派罪人之死”，他“都一丁点儿也不在意”（1792年8月18日）。对歌德而言，革命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古老的、可能存在不公与剥削的财产阶级体系遭到质疑。在他的革命喜剧《被煽动者》中有一个贵族妇女的形象，他之后会在与爱克曼的对话中将她称为模范贵族的代表：“她意识到，人民或许会遭到压迫，但不会被镇压，底层的革命起义只是大人物之不公的后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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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54 对歌德而言，革命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一场社会与政治的火山喷发。他在革命之后的几个月潜心研究“火成论”（Vulkanismus）这一让他感到不安的自然现象，就并不是偶然了。与“火成论”相对的，是认为地球表面因为大洋而发生逐步变化的“水成论”（Neptunismus）。[73] 渐进的东西吸引着他，而骤然与暴力之物则叫他厌恶，在自然或在社会中均是如此。他习惯于过渡，而非断裂；他是进化之友而非革命之友。但革命中的强力并非唯一吓到他的地方。一想到从现在起，“大众”（Masse）将不可逆地踏上历史舞台，也让他感到恐慌。但这难道不是人们所期望的？难道这不属于解放，不属于人们常挂在嘴边的那种启蒙式的“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当然，如果政治成熟也能和大众一起掌权，的确是件好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引导乃至诱导大众的，是煽动家、教条主义者，或是那些被歌德鄙夷地称为“革命人士”之徒。而且情况必然如此：因为大众易被诱惑，他们会因为一时冲动被轻易地领入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政治处理的是普遍性，是社会整体的事务。这就必须以一种不仅追求个人私利，而且可为整体承担责任的思维方式为前提。但歌德认为，普通人无法抬高到这种视野，因此只能成为被煽动家操纵的乌合之众。普遍的政治化只会有利于谎言、受骗和自我欺骗。人们想要控制整体，却连自己也控制不了；人们想要改善社会，却拒绝从改善自我做起。理性在大众的迷狂中沉沦，而低级本能的释放却因此占了便宜。1793年席卷整个法国的国家恐怖为此提供了直观素材：大范围的处决、屠杀、对占领区的抢掠。“大众非抢不可，/然后才可尊敬，/他们的判断惨不忍睹。”[74] 就算革命没有砍掉人的脑袋，革命的力量也足以让脑袋一团混乱。歌德认为公共舆论的政治化是灾难性的，他称之为对“好谈国事”的普遍鼓励。那些在报纸或酒馆常座上高谈阔论的人对政治事件毫无影响力，他们对这些事件无休止的聒噪和争论让歌德难以忍受，而革命之友们对德国政治实情的诡异误判更让他感到气愤。他曾在《法兰西征战》中写道：“遗憾的是报纸从各个地方扑面而来，它们现在是我最危险的敌人。”（1792年8月18日）王侯批评者们的虚伪令他愤怒，因为这批人恰是王侯统治的既得利益者。他曾对近来被他视为这样的伪善之徒的赫尔德说：“我现在支持的是我仁慈的君主的原则，他给我吃的，因此我的责任就是和他有一样的观点。”[75] 这是在不怀好意地针对赫尔德，也是在自嘲。政治观念如果超越了自身的经验与责任，就没有任何用处；人们不应该相信这些观念，即便这是他自己的观念。“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大多数时候只是庸俗。”歌德说。[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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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56 歌德对革命的拒斥是在表达他的下述观点：在逐步开启的大众时代，普遍政治化将会导致对远与近之感知的一种根本性紊乱。他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写道：“人生在一个有限制的境遇里，简单的、附近的、确定的目的他是能够理解的，他习惯于利用手头现成的方法；但只要他一来到生疏的地方，他立刻就既不知道他愿意做什么，也不知道他应当做什么了，无论是由于大量的事物使他精神涣散，或是由于这些事物的高大和危险他被弄得魂不附体，这对他都是一样的。他被引诱，努力去追求一件事，而他又不能通过循规蹈矩的主动性达到目的，这永远是他的不幸。”[77] 针对《被煽动者》中的政治激情，歌德祭出了从限制的力量中成长起来的对个体个性的塑造。由于我们无法把握整体，远方又使我们分心，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将自己塑造成某种整体——这就是歌德的座右铭，因此才有：“就让人格成为/尘世子民的至福。”[78] 在这个几近反叛式的人格理想内，还藏着在服务生命时的那种精妙的淡漠；这正是尼采赞美歌德之处，也是他普罗米修斯式的塑型之力的一部分。这种塑型之力来源于生命的方程：将世界吸收并化为己有，但只接纳人可以吸收的部分。由此可得：要不留情面地把“不够格”的东西挡在外头。即便有抵抗与划清界限的姿态，歌德的世界与生活始终保持得足够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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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58 这种抵抗可以非常激烈而极端。例如，歌德完全无法与死亡和解。他认为死亡是不文雅的。看到诺瓦利斯故弄玄虚的死亡崇拜，他只能摇摇头，认为这些年轻人是在浪费他们的全情投入。他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死亡对他的思想有任何权力，不参加任何葬礼，在任何一个将死之人的病榻边都找不到他的身影。封·施泰因夫人的灵柩必须避开圣母广场（Frauenplan）上的歌德的宅子。封·施泰因夫人出于内心的礼貌，自己就这样安排好了。当克里斯蒂安娜去世时，有些病恹恹的歌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而在席勒离世时，他有一整个星期没有离开屋子半步。用“压抑”的概念无法描述这一举止，因为他身上没有丝毫狭隘或局促之处；他果决地划定了他的圈子和界限。他要求在一切可能对他有影响的事务上拥有共同决策权，自行决定什么与他相关——这就够多的了。歌德确实有着全方位的教养，他可以嘲笑那些自诩博览全书的人，以及那些热衷评判但评判却软弱无力的人，也就是那些煽动舆论之徒。能够克服分心的只有收心。不是每一种好奇都能博得掌声。他所偏爱的好奇，会绕行一条通往世界的弯路来让我们了解自己。歌德不单是作为一名自然研究者追求着一种不至于让我们失明失聪，而是可以在体内与生命中塑造的真理。这并非意味着内在化。他写道，那种“听上去相当重要的任务——‘认识你自己’”，在他看来“始终很可疑”。谁只寻找自己，就无法找到自己。“针对外在世界的行动”是必要的，而平静、详细的观察也同样如此：“人只有理解世界，才能理解自身……每个新事物若能好好观察，就会在我们体内开启一个全新的器官。”[79] 重点在于“好好观察”；这就指向了一种与现实的关联，它比煽动起来的混乱舆论要包含更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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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60 虽然歌德也无法完全免于政治化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他毕竟还是给儿子奥古斯特买了一个玩具断头台——但他却下定决心，在他对自然研究的平和观察中寻找逃避纷扰之处。1791年6月1日，他写信给雅各比说，他对光学和颜色学的依赖每天都更加紧密，也“意识到自己将来可能完全只研究这两门学科”。不过事情倒也并非如此。他不愿与艺术和文学一刀两断：在自然研究之外，它们是歌德抵御群情激愤的时代精神的第二道防线。“美学的快乐让我们挺直腰杆，”他带着挑衅的讽刺在给抱有雅各宾派思想的作曲家兼杂志主编莱夏尔德[80] 的信中写道，“而几乎整个世界都屈服于政治。”[81] 他还有另一位熟人住在离法国不远、同样躁动不安的特里尔（Trier）；歌德告诉他：“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那种只能从缪斯那里获得的精神的克制与平和。”[82] 当他重新开始创作先前搁笔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时，他在1793年12月7日写信给克尼贝尔：“我现在正在思考并决定自己来年要从什么工作开始，人必须把自己强行钉在什么事上。我想，这会是我原来那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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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62 但他依旧保持着和席勒的距离。上文已经提到，他对席勒的《论秀美与尊严》并不感冒。不过，他倒是在此期间与1794年2月为了席勒迁来魏玛的威廉·封·洪堡结下了友谊。洪堡尝试了各种方式以让歌德对尚在施瓦本逗留的席勒有些好感。然后还有费希特，他在席勒之前现身魏玛，说了许多称颂席勒的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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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64 这也对歌德产生了影响，因为他毕竟对赞美席勒的费希特很有好感，几乎是充满爱意地把他称为“一个奇妙的怪人”。当费希特头一回造访圣母广场边的歌德家时，根本不等把帽子和手杖放下，而是把外套往最近的桌上一丢，就立马与歌德深入地攀谈起来。歌德感到不知所措，但也同时对这种严肃而振奋人心、毫不在意任何规矩的激情印象深刻。他让印厂给自己送来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头一张全开书页，立马读了起来，并给费希特写信说：“这其中没有任何我不懂的东西，或者至少我认为自己都能读懂；也没有任何东西不与我习惯的思考方式相联结。”（1794年6月24日）费希特不必把这当成客套的表扬，因为在和歌德的一番长谈之后，他向妻子汇报说：“最近……他如此简要而清晰地为我阐明了我的体系，我自己也不能说得更加清楚。”[83] 他们免不了对第三人有些小小嘲弄，但也还都处于友好的界限之内。歌德把费希特的作品寄给雅各比，并附言：“亲爱的非自我，希望你偶尔能向我的自我透露一些你的想法。祝好，问候你身边所有可爱乖巧的非自我们。”（1794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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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66 歌德最先提及的竟是费希特的哲学，这已经让人很惊讶了。他在给费希特的信中写道，他明白自己要感谢他：“正是您，使我终于能和那些我无法割舍却又永远无法与之合一的哲学家们和解。”（1794年6月24日）费希特的哲学中，让他喜欢的是对行动、追求与塑造的热烈强调。他宁愿接受极端的主观主义，并为了自己的目的将之温和化。在他的颜色学中，便流露出了第一批痕迹。他更重视颜色感知的生理学，正如他开始赋予主观性更多空间。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将以下原则收入了他的《格言与反思》（Maximen und Reflexionen ）：人们必须始终扪心自问：“在这里是谁在说话？——是你所观察的对象，还是你自己？”[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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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68 歌德与哲学的接近，也使得他自我感觉缩短了与席勒的距离。这一点，再加上他想要将反抗政治胡闹的美学圈子锁得更紧的愿望，就创造了有利条件，让歌德于1794年6月中旬收到的那封信得以产生积极的效果。那是席勒的邀请信，邀请歌德加入新创刊的杂志《季节女神》的编委会。“阁下决心参加进来以支持这一事业，这必将对杂志取得圆满成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欣然接受您答应我们参加合作的附带条件。”（1794年6月13日）[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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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70 席勒与科塔在春天敲定的两项计划，只有《季节女神》杂志这一个项目保留了下来。席勒一开始在编辑出版一份日报这一科塔最爱的计划前打了退堂鼓。这计划在经济上可能很诱人，但席勒担心它会让自己完全无暇顾及美的文学。此外，他还与一份名为《欧洲诸国汇报》（Allgemine Europäische Staatenzeitung ）的刊物保持距离。席勒在6月14日给出版人的信中告知对方，他对编辑一份政治刊物感到力不从心；他会在错误的地方毁掉所剩无几的健康，而更好的办法是把他余下的力量集中到一份美学期刊上来。这是他熟悉的领域，席勒写道，他会“怀着兴趣与内在使命感”创造出前无古人的成就，也就是聚集起“全国上下第一流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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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72 一种作为对革命法国的“政治民族”之回应的“文化民族”理念，正是在此初现雏形。在公开的邀请函中——席勒将之作为给歌德的信的附件——这一理念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德国人的文化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那些最优秀人物所喜爱的书籍能在每个人手中找到。如果现在全民族最顶尖的作家都共同加入一个文学协会，他们就能由此统一先前四散于各处的读者，而所有人都出了一份力的作品，也将吸引整个读书界都成为它的读者。”[86] 席勒所设想的是一场高水平的精神会集运动，而事实上，邀请信也发给了所有那些有地位和名望的作家、政论家和哲学家。大多数人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甚至远在柯尼斯堡的年迈的康德也说可能会在将来投稿。而为了这一计划必须把歌德争取过来，则是不言自明的事。以席勒为核心的编委会团体包括威廉·封·洪堡、费希特和最近被聘到耶拿的历史教授沃尔特曼[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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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74 席勒严肃地提出了一个“文学公共领域”的理念，因为邀请函中纲领性的承诺也要求了一种文学风格。杂志将“详细探讨一切可以用审美和哲学精神论述的问题”。[88] 席勒希望让他秀美与尊严的理想在杂志上起效，因此文学上的消遣应当有品位，而学术内容应有思想；无论是单纯的娱乐还是僵化的掉书袋都应被拒之门外。令歌德特别有好感的，可能是像他一样厌烦政治的席勒决定《季节女神》应对所有其他领域开放，唯独政治除外：“而尤其是涉及国家宗教和政治状态方面的内容，本刊概不采纳。”[89] 虽然歌德本人在他给《季节女神》的稿件中并没有遵守这一原则，而席勒最初发表在杂志上的《审美教育书简》也同样指向政治，但二人眼下都感到某种政治节制将会对精神生活有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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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76 歌德在几天之后才给了答复。虽然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个大好计划，不光可以在整体上给文学生活，同样也可以给自己的创作以新的刺激；而席勒与他接近也让他高兴——他对夏洛蒂·封·卡尔普说，席勒“对我们魏玛人越来越友好、越来越信任”——；可他还在犹豫，因为他预感到（按他两个月之后的说法）这是他生命中全新“时代”的开始。他谨慎地起草了他的回复——有多份书信草稿得以保留——融合了外交辞令与坦然自白：“我将欣然地、全心全意地加入这个团体。如果在我还未付印的文稿中有什么适宜于在这样一本刊物上发表的东西，我将乐意告知您；而与这项事业的创办者那样正直勇敢的人物有进一步的结合，必定会使我某些已经停滞的工作得以充满生机地重新开展。”（1794年6月24日）[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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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78 这是歌德写给席勒的第一封信。席勒为自己的计划赢得了一位如此大名鼎鼎的合作者而欣喜不已。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也即将因此赢得一位无与伦比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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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80 [1] 指席勒作于1793年春的文论《关于崇高》，最初发表于1793年的《新塔利亚》（Neue Thalia ）杂志上。在1801年修订时，席勒删去了文中关于“崇高”的第一部分，只留下第二部分并将之重新命名为《论激情》（Über das Pathetische ），收入《短小散文著述》第三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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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82 [2] MA Ⅴ，S. 516. 语出席勒的《论激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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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84 [3] “溶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这一对概念，席勒曾在《审美教育书简》第十六封信中做过区分，参见MA，第620页，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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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86 [4]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哲学家、政治家。著名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使之被后世视为保守主义鼻祖。而他早年的美学论著《对我们关于崇高与美的理念之渊源的哲学探究》（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1757）则将“崇高”（The Sublime）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开启了相应的美学与诗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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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88 [5] Kant，Bd. 7，S. 300. 语出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部分（KpⅤ186），汉译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第200页。当然，康德关于“崇高”的论述更应参阅其《判断力批判》中《崇高的分析论》这一章，参见〔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第82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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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90 [6] MA Ⅴ，S. 502. 语出席勒《关于崇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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