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69171
1705569172
但这同时是一部关于另一个意义上的欺世盗名之徒的戏；它在不经意间也关涉了艺术中的欺世盗名。
1705569173
1705569174
席勒已在《奥尔良的童贞女》中触及了欺世盗名者的主体。当如同其使命之梦游者的约翰娜从她创造历史的迷狂中猛然惊醒、坠落人间时，她至少在某几个瞬间看上去就像软弱无力的女骗子。谁若是不再相信自己，就不免意识到他不过是在别人眼前做做样子。在《奥尔良的童贞女》一剧中轻声回响的欺世盗名者之主题，在《德米特里乌斯》中却具有核心意义。这一主题与艺术家深层的自我怀疑密切相连。难道艺术家不也同样是在假装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吗？难道他不也同样需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虚构，才能发挥作用？难道他不也同样是个大骗子，只不过还没有露出马脚？这里涉及的就是那一曲“表象与存在”的老调。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全身心地创作那部关于菲利克斯·克鲁尔的未完成的小说[33] ，而和他一样，席勒也在自己关于伪沙皇的遗作中塑造了一个特殊的欺世盗名者的形象。当然，德米特里乌斯并不与艺术领域直接相关，但作为一个愚弄他人、不呈现存在而只呈现表象的人，他和艺术家一样都属于幻术家的大家族。《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Bekenntnis des Hochstaplers Felix Krull ）与《德米特里乌斯》分别是两段艺术生涯的终章：就仿佛艺术运转的秘密只能在最末了时才能揭晓。
1705569175
1705569176
德米特里乌斯不是沙皇；但倘若他在“朕乃沙皇”的错觉中强健有力地继续推进他将人类从奴役中解放的使命，那么表象便会成真，自我欺骗到头来就会成为实现伟大理想的必要先决条件。这一点对于创作文学作品时的席勒而言同样适用。文学作品只有通过富有创造力的热情，才能在种种现实之物中作为第二种现实立足。但若是在创作过程中失去了对自身作品的信任，那么作品便会轰然倒塌，就像一个过早从烤箱中取出的蛋奶酥一样向中心塌陷。例如，席勒在写作《招魂唤鬼者》时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到最后失去了对小说的信任，只能费力地续写，因此才会感到太过做作且毫无生气。人一旦听见了魔术机关的咯咯作响，就没了兴致。
1705569177
1705569178
文学——和一切想象力的作品一样——是一场游戏。重要的是沉浸在游戏之中。谁若是不被游戏的逻辑所诱惑，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多余、无意义、浪费时间。谁若只信任未经雕琢的真实，就会在真实缺位之时痴痴地凝望，因此根本不会进入游戏。但谁若是被引入游戏，就会发现真实的表象或许比所谓的现实更加真实。所有必要的话，席勒已在那首作于1795年的纲领性长诗《理想与生活》（Das Ideal und das Leben ）中说过一遍：“那些纺绩晦暗命运的天神/只能支配我们的肉身；/可是还有免于任何时间强力的‘形象’，/它是至福自然的游伴，/在天上光明的原野中徜徉，/在众神中如神一样。/你们若要乘着它的翅膀飞翔，/就要将身上尘世的恐惧摆脱：/逃出狭隘沉闷的生活/进入理想的王国！”[34] 在此诗的第一稿中，这个理想的世界还被称为“阴影的国度”。人们误以为这指的是阴间，但这句诗实际上意味着在想象世界的另一重生命力；因此，席勒删去了“阴影的国度”这一表述。更高的生活必须发出不让人误解的声音。他在诗中阐释说，艺术乃是真正的生命力，因为艺术进入生活、改造生活。
1705569179
1705569180
但现实世界有多真实？我们是在伟大虚构的视域中活动并理解自身。直到不久之前，我们还在引用俄狄浦斯（Ödipus）这一神话虚构，来为我们最深处的痴狂与情结赋形；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没有俄狄浦斯，是否还会有俄狄浦斯情结。虚构不仅统治着灵魂，更统治着政治。现实存在的法西斯主义是宏大而可怕的虚构、庸俗的神话，安排并克服了现实。作为历史学家的席勒清楚这一点，而作为关心政治的当代人，他更能感受到对权力的想象随着拿破仑一起到来。拿破仑必须先将自己虚构为拿破仑，才能成为拿破仑，并给欧洲历史留下难以预料的后果。一整个时代在当时经历了这一场从表象到存在的戏剧性转变。但不只有拿破仑是现实性与可能性、表象与存在的统治者。作者也是。凭借自己既能创造世界又能毁灭世界的激情，作者顶替了暂时消失不见的上帝的位置。而在每一次“无中生有”，即充满创造力的兴奋之下，都隐藏着对空洞与虚无之威胁的感知。想象力的每一部作品都源自虚无，但只要它还没有抵达成功塑造的“形象”这个拯救的彼岸，就可能再度遭到虚无的威胁。在奥古斯丁[35] 看来，甚至连上帝也不例外。世界作为上帝的创造，也同样染上了虚无：它是易逝的，是不完满的，有时更是糟糕的。直到今天，对上帝造物评头论足的批评家们还在不知疲倦地指出这一点，强烈怀疑世界本无意义。因此在创造的热情中蛰伏着对幻灭、对梦游者般确信之终结的恐惧，就不足为奇了。谁信任想象力，就必须预计到总有一天会被想象力抛弃。因此艺术家常常与其说像普罗米修斯，不如说更像珀涅罗珀（Penelope），在晚上拆毁白天织成的布[36] ；而艺术家的自我怀疑只剩下“反讽”这唯一一个避风港。因此，虚构如能通过传统、循环和交流成为现实的一个固定联结点，几乎与现实一样坚实，就实在是一桩幸事了。席勒的雄心在于，他要将理念世界塑造成这样一种形态：要将之撼动，就必然导致所谓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坍塌。振翅高飞的思想应当像《大钟歌》里唱的那样：“牢牢砌进泥土里。”[37]
1705569181
1705569182
席勒把他的作品交给时间，相信它不会这么快就被时间吞噬。这种自信要归功于帮助他日复一日战胜病痛的热情。必须从身体的衰败中夺来精神生活。现在，这场与身体衰败的斗争终于进入了尾声。
1705569183
1705569184
7月19日，席勒与洛蒂乘车前往耶拿。洛蒂正怀着二人的第四个孩子，希望在耶拿得到曾几次挺身而出的施塔克医生的帮助。尼特哈默尔原先也是“施拉姆之家”里男人们的哲学圈中的一员；在他家中，洛蒂于1804年7月25日诞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艾米丽·亨莉埃特·路易丝（Emilie Henriette Luise）。生产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洛蒂几乎不需要医生的帮助。然而席勒却急需医护：他在前一天晚上前往多恩堡山谷（Dornburger Tal）的郊游中得了重感冒，正因为强烈的肠绞痛而卧床不起。疼痛让他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他有一回高声呼喊：“我受不了了，如果现在就结束该多好！”[38] 医生说他只能再活几天。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席勒恢复了过来，不过依然虚弱，不能工作，只能用颤抖的手写信。医生给他开了西班牙的甜葡萄酒和德国的酸葡萄酒；两种酒都让他恶心，可他还是坚强地喝下了医生规定的剂量。正当他在10月逐渐恢复力气的时候，南德的《维尔茨堡报》竟散布了他的死讯。某些地方已经开始准备他的第一场葬礼，但席勒却回到了书桌前，重新拾起了《德米特里乌斯》的工作。然而工作又被打断：人们要为刚刚迎娶了沙皇之女玛利亚·保罗芙娜的王太子卡尔·弗里德里希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人们计划用一场诗意的庆典在剧院中迎接玛利亚·保罗芙娜。歌德找不到恰当的状态，于是席勒临危受命，在几天之内写出了一首情景诗《致敬艺术》（Die Huldigung der Künste ）——这是他最后一部完成的作品。席勒不想把所剩无几的时间花在为君王唱赞歌上，故而借这个机会再一次歌颂艺术，因为正是艺术帮助人们保存了对生命中真正重要、富有精神之物的感知：“我没有束缚，我不受限制，/自由地跃动，在空间中穿梭，/我不可估量的王国是思想，/我有翼飞翔的工具是语言。”[39] 玛利亚·保罗芙娜深受触动，不由得热泪盈眶。在接下去的几个月，来自她的邀请越来越多。人们在魏玛谣传：玛利亚·保罗芙娜已经爱上了席勒。
1705569185
1705569186
1804年12月，席勒收到了来自出版商科塔的40瓶波尔图甜红酒和10瓶马拉加葡萄酒。科塔之所以送了这份厚礼到魏玛，是因为他得知席勒不像报上说的那样已经去世，不仅还活着，而且康复得不错，现在又可以尽情享用珍酿了。他甚至还去参加了一次化装舞会。荷马译者约翰·海因里希·福斯之子海因里希·福斯是席勒狂热的崇拜者，在过去几个月经常探望他，全心全意地做好病人陪护的工作。他陪着席勒参加了这最后一场假面盛会和纵饮的酒宴，在一封信中如此描述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们的酒王是潇洒的席勒；我们一同围坐在他身边，直到凌晨3点。你不会相信也不会理解，这个男人是多么和蔼可亲，就好像是个20岁的青年，如此纵情欢悦，快乐时如此不拘小节，如此开放，关心他人……我们高呼：我们可敬的、可爱的席勒万岁！……他不知道要如何感谢或是回应：亲吻、握手、充满新意与灵魂的表情，一切仿佛都不遂他的意，或不如说无法表达出他所希望的那个程度，因为他喝了一杯又一杯。想想吧，我们喝光了整整9瓶酒，在幸福中沉醉。”[40]
1705569187
1705569188
1805年2月8日，歌德得了重病。席勒听说此事，不禁哭了出来。就在一天之后，他也遭受了一场严重的高烧。然后是恶性便秘，或许是肠扭转。忠诚的福斯陪着席勒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便椅上。“我给他讲了各种……有趣的故事，叫他开心不已，几个小时就这样愉快地过去了。最后的最后，情况终于有所缓解，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发自内心地真诚庆贺。现在，他相当平静地说，我很健康。”[41] 他也的确健康了几周，让画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蒂施拜因（Johann Friedrich August Tischbein）[42] 为他绘制一幅肖像，却没能等到画作的完成。4月，他遵医嘱买下了一匹马，因为医生让他多活动活动。席勒期待着纵马跃入正来临的初春。然而他的梦想却未能实现。4月25日，最后一封给科尔纳的信：“要克服九个月以来的种种重击，我还有得忙活；而且我担心其中还是会有些东西留下……不过，如果能让我差不多健康地活到50岁，我就心满意足了。”
1705569189
1705569190
他在5月1日去剧院的路上最后一次见到歌德。他们只是短短地说了几句话，歌德就因为身体不适而掉头回去。他预感到了灾难。就在5月1日当晚，席勒在上演一出消遣剧的时候在他的包厢中突发重病倒地，高烧寒战。海因里希·福斯送他回了家。
1705569191
1705569192
席勒还要忍受9天的折磨。他很少失去意识，想读童话和骑士故事，“毕竟那里才有一切美与伟大的素材”。[43] 他希望和卡洛琳娜讨论悲剧与戏剧的区别。卡洛琳娜却做不到。席勒：“好吧，如果没人再能理解我，而我也再无法理解自己，那我宁可沉默。”[44] 5月8日，当卡洛琳娜询问他的状况时，席勒回答说：“越来越好，越来越轻快。”[45] 他想要看一看黄昏时天空中的落日余晖。卡洛琳娜拉开了窗帘。然后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强烈的心绞痛。医生给了他一杯香槟。席勒认不出在场的人了。但洛蒂坚信，他在最后握住她手的时候认出了她，卡洛琳娜轻声表示怀疑。
1705569193
1705569194
5月9日傍晚，弗里德里希·席勒与世长辞。5月11日，他入土为安。歌德因病未能到场。
1705569195
1705569196
[1] 语出席勒致歌德的信，1802年8月18日。
1705569197
1705569198
[2] 古斯塔夫·阿道夫四世（Gustav Ⅳ Adolf，1778～1837），瑞典国王，沉溺于宗教，在第四次反法联盟中败给了与法国结盟的俄国，失去了芬兰，于1809年被逼退位。
1705569199
1705569200
[3] 玛利亚·保罗芙娜（1786～1859），俄国沙皇保罗一世（Paul Ⅰ，1754～1801）之女，于1804年与魏玛太子卡尔·弗里德里希结为连理。
1705569201
1705569202
[4] MA Ⅲ，S. 259.
1705569203
1705569204
[5] 克里斯多夫·威廉·胡费兰（Christoph Wilhelm Hufeland，1762～1836），德国名医，于1793～1801年任教于耶拿大学，提出“活力论”（Vitalismus），强调生命的活动性而非机械性。海因里希·艾伯哈特·戈特洛卜·保卢斯（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Paulus，1761～1851），德国新教神学家，重视基督教中的道德规训，尝试通过理性的方式阐释神迹，于1973～1803年任教于耶拿大学。
1705569205
1705569206
[6] 卡尔·路德维希·费尔诺（Karl Ludwig Fernow，1763～1808），德国艺术史学家，自1803年起在耶拿大学任教，曾共同编纂温克尔曼文集。
1705569207
1705569208
[7] Biedermann 1974，S. 336.
1705569209
1705569210
[8]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387页，有较大改动。
1705569211
1705569212
[9] 根据希腊神话，利比亚国王达那俄斯（Danaos）本将50个女儿许配给其孪生兄弟埃古普托斯（Aegyptus）的50个儿子，但因为预言说他将被女婿杀死，于是要求众女儿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丈夫，有49个女儿照办。天神震怒，罚她们在冥河用瓮汲水盛满一只底有大洞的水桶。后世用“达那俄斯女儿们的劳作”（Die Danaidenarbeit）比喻无用功。
1705569213
1705569214
[10] Zit. n. Bienert 2004，S. 5.
1705569215
1705569216
[11] “施普雷河边的雅典”（Spree-Athen）是柏林的别名，最早可追溯至1706年一位叫厄德曼·威尔克（Erdmann Wircker）的人为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Ⅰ，1657～1713）所作的颂诗。施普雷河是流经柏林市内的河流。
1705569217
1705569218
[12] 卡尔·特奥菲尔·多依布林（Karl Theophil Döbbelin），德国演员，于1775年在柏林贝伦街开办了自己的多依布林剧院（Döbblinisches Theater），莱辛的《智者纳旦》就曾于1785年在此首演。卡尔·马丁·蒲吕米克（Karl Martin Plümicke，1749～1833），德国剧本作家，于1783年在未经作者授权的情况下出版了《强盗》的舞台改编版，对剧情肆意做了大幅变动（例如让弗朗茨被强盗杀死而非按原版自杀，让卡尔死于强盗同伙施魏泽尔之手等），但正是这个未授权版于1783年1月1日在柏林的首演获得极大成功。参见Friedrich Schiller：Die Räiuber. Fiesko. Kabale und Liebe. Hg. von Gerhard Kluge，Frankfurt a. M. 2009，第912～914页。
1705569219
1705569220
[13] 《福斯报》是柏林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得名于1751年起负责报纸出版工作的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福斯（Christian Friedrich Voss，1724～1795）；报纸正式名字即上文引谜语诗时所提到的《王室特许柏林日报》；1934年由于政治原因，这份坚持自由主义的报纸遭到查禁，不得不停刊。
[
上一页 ]
[ :1.70556917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