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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夺得德国世界杯冠军之后，我决定离开意大利国家队，其中的缘由相信大家都已清楚。我最初的意图是希望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却开始四处旅行，目的不是为了观看吸引我的球赛，也不是为了参加广播或电视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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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同前面提到的那样，我确实接受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邀请——起码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还不太习惯担任一个演说家，去谈论足球和我称之为“工作哲学”的理念，请各位原谅我那一丁点的自豪感或者虚荣心吧。实际上，“工作哲学”这个高深的专有名词并不是我创造的，而是来源于我所参加的“创造者、哲学与工作”会议。会议地点设在米兰的弗朗科·巴伦迪剧院，主办方是生命健康大学与圣拉斐尔出版社。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意大利杰出的哲学家、资深记者和知名企业家共同出席讨论会，与会人士包括马西莫·卡奇亚里、朱利奥·乔雷拉、埃马努埃莱·塞韦里诺、弗朗科·塔图和阿曼多·托尔诺等。我刚开始觉得很不自在，但后来慢慢地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优势。我的许多非理论性的见闻可以成为参与讨论的话题，我甚至还可以在听完参加会议的“同仁”们的发言后，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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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那件我要讲述的事情上来。一次，通过朋友介绍，我接受了一个当地卫生机构的会议邀请，去讲述我在球场内外的见闻与经历。我用了一点必要的时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此期间我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当然，这在我每次出席公开场合时都会遇到。但是，我注意到在场人士对我有些怀疑——这种不信任的感觉我在之前提到的那次哲学会议上却并没有体会到。好在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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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是一位医生或者卫生局长，碰上一个足球教练，比如世界杯冠军队的教练，来跟我解释怎样组织一个工作团队，我可能会摆出一副带有少许自以为是的姿态，傲慢地说：“这家伙居然还敢自负地跟我解释这些问题？赶紧回去做你的足球教练吧！”如果我真这么说的话，那我就错了，大错特错。错误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教练是生活中的智慧大师，是处处传播知识的先驱。绝对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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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试着向大家解释清楚错误的原因。我试图阐述这样一个概念：一定程度的能动性是每个团队的特色——当然，具体程度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当你面对着一个有能力带领团队达到国际顶尖级水平的人时，这样的经历本身就应当是具有建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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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言结束后，就到了观众提问时间。在观众席上的众多护士、医生、主任医师以及其他医院领导之间，有个人举手发问。那是一位卫生局长，他带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对我说：“亲爱的里皮先生，您谈论优胜团队的时间过于仓促了！真正的问题是，我和您不同，我可没办法挑选我‘团队’里的成员，只能和现有的成员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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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他的问题之前，我思索了一会儿，当然，这也是为了平复我稍稍激动的心情。提问者的态度让我感到生气，关于这点我并不否认。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卫生局长的想法恰恰代表着一个拒绝团队合作的典型例子。我想了想，调皮地回答道：“亲爱的局长先生，祝贺您！如果与您一起工作的人听到了这番话，知道您是这么想的，那他们一定会感觉特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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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描述我做出以上回答后，现场的掌声有多么热烈。那些掌声与其说是赞扬我的，倒不如说是谴责卫生局长的错误的，他不讨喜的讲话不仅公开地羞辱了与他一起工作的人——无论职位高低，还羞辱了现场所有出席会议的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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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提问者本来并没有想要以任何方式贬低他的团队，但结果却是如此！如果我所说的俏皮话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他的团队受到分崩离析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一起分析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局长所提问题的前提就是错误的，我当时也向他解释了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教练总是能够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球队的成员，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无论在俱乐部球队还是在国家队都是不现实的。当然，技术指导有权利挑选他喜欢的队员，但实际上，当他继承整个团队的时候，也就接手了他的前任未完成的所有工作。技术指导不仅不能忽视这些工作，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尤其是一个团队中，内部的每次“替换”都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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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局长听到我的回答后，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和医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而又分明的等级障碍，这种等级障碍不仅阻碍了彼此间的沟通交流，也使他们的关系复杂化。对于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或许他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建立团队、认可团队。当然，我只能做出一些假设，因为我不了解医院里机构设置的详细情况。假设我是卫生局长，我会首先组建一支由我、主任医师和其他医务人员组成的团队。这些人应当成为与局长每天沟通交流的人，是团队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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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是，要让这个团队里的每个成员、每个合作者都肩负一定的责任，这样才能保障局长所下达的各项指令能够明确、高效率地到达接收对象那里。如果指令未能得到良好执行，那就是团队内部出了问题，局长不应当漫无目的地发泄不满、散播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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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述这件往事是想说明，像这样互相交换意见的经历对于我自己也同样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认可自己的队伍不光意味着我有权挑选谁进入国家队，或者决定谁该上场，更多的是在一个球队敏感而细微的平衡中，我能向谁交待什么事情。我并不只是在说运动员的竞技——运动技能，而是指更深层次的东西。作为教练，不仅要深入了解团队成员各自的性格特质，还要懂得利用他们的能力和可塑性，让他们在团队内部发挥各自的角色并肩负自己的责任，这种责任意识会经常促使队员们给教练带来巨大帮助，因为每个独立的个体都在努力地巩固整个团队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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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竞赛：里皮自述 即使面对“载重卡车”也不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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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我常常回头去反复阅读其中的一页。我非常喜欢那位作者的风格，虽然他并不是专业的文学家。事实上，他曾经是一名将军，但在我看来，他知道如何在书页中安置他的思想，在总是很精准的句式中配置词汇，这种能力与他在战场上指挥部队的能力是相当的。他成长在反拿破仑战争时期，并且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男人。这个人名叫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这本书就是经典军事著作《战争论》。（他去世后，这部作品在他妻子的努力下发表于1832年，共三卷，但第一版并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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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论战争理论》，第十四段中如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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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论在涉及伦理因素时都会变得无限困难。当论及艺术的素材时，建筑和绘画都处在一个非常安全可靠的境地；在结构和光学方面总是会有人认可。但是当他们创作的精神效力开始发生作用时，当需要产生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震撼时，整个规则体系都在理智的不确定性中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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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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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艺术并非致力于大部分只是身体症状的病例；它还与动物机体有关，可以这么说，动物机体是处在永恒的变化中的，每两个月后都绝不会与之前相同。这就使医生的使命更加困难，并且将其识别力置于其学问之上。而当出现精神并发症的时候，病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灵魂的医者则应该被置于相当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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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这个伟大的战略家，还原了那种棘手关系的复杂性，而我则将这种关系重新引向了理论和实践的必要结合，也就是阵型、战术等和队伍的运动训练以及心理和情感准备，就像他所说的“伦理”因素之间的必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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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普鲁士将军直击要害，显示出一种透彻的认识。他明白，恰恰就像一名医生面对一具“永恒变化”的“绝不相同”的身体一样，一支军队也绝不会一成不变，即使这支军队还是由同样的单位组成。一个团队正应这样了解自身的变化，即使有时这些变化不是特别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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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灵魂的医者”的优先性，它最好地证实了在我的教练经验中，具体地凭直觉获得，但并没有形成清晰理论的感悟。“灵魂的医者”应该是一个渴望成为队伍领袖的人。首先，因为他知道“认识和再认识”“他自己的人”，正如之前所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在上文也试着解释过了，一个队伍的领导者，如果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并且严重地独断专行，是不利于形成一种协调一致且充满决心的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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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球队的教练，就像一支军队的将军、一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也像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应该有能力“识别”“他自己的人”，同时也应该让自己得到“自己人”的“承认”。换一种说法就是，他应该知道怎样一天天地逐渐获得“来自底层”的承认。这并不是向别人乞求尊重，而是要知道如何在赛场上为自己赢得尊重，同时展现出他的权威。权威由很多因素组成：严厉、专业性、竞争力以及个人魅力、情感、自信和信任。领导者并不是靠独断专行来令人信服，而是因为他的权威而得到承认。他的脱颖而出，就像他作为参照榜样而出现一样，是这个团队本身的自觉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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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上下级之间就不再是从属关系，而是遵守一个被认可的价值：一种从内部产生平衡和合理的等级间的互动关系。另外，在一支球队中，领导者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当然，教练应该处在这种角色的高处，否则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困难。但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两三个球员，由于他们自身的个性和成熟性，能够得到队友们的极大信任，因此成为了有用的“灵魂的医者”，在面对困难的任务时，陪在教练身边，帮助队伍的管理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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