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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文为“hujra”，普什图人用来商讨部落事宜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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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马拉拉 2 父亲是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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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有发音方面的困扰。有时候，他在说话时，一个单词卡住，就会不断重复同一个音节，仿佛唱片跳针一样，下一个音节不知何时才会突然跳出来。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喉咙里头有一道墙倒塌。“马”“贝”和“可”这几个音是他的敌人。我开玩笑说，他之所以叫我“亲爱的”就是因为发音比“马拉拉”容易。口吃对一个热爱文字和诗歌的人来说，是件极糟糕的事。父亲有一个叔叔和一个舅舅都有同样的问题。但是，使父亲的口吃问题愈加严重的，无疑是来自祖父的影响。他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个说起话来能让文字飞舞、音量有如锣鼓撼天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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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儿子！”每当我父亲话说到一半卡住的时候，祖父就会厉声命令。我的祖父名为拉胡尔·阿明，意为“诚实的灵魂”，同时也是天使加百列的圣名。他对自己的名字感到非常骄傲。每次自我介绍时，他总会念一段有他的名字在其中的诗文给对方听。祖父没什么耐性，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比方说一只母鸡跑到外面来了，或是一只杯子碎了，都能让他暴跳如雷。他常常会涨红了脸，把水壶和锅子乱扔。我从未见过我的祖母，但父亲说祖母以前跟祖父开玩笑说：“看在真主的份儿上，你总是让我们看你皱眉头的模样。等我死后，愿真主赐你一位永不微笑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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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非常担心我父亲的口吃问题，所以在他还小的时候，她带他去见一位世袭圣人。路途遥远，他们得先搭很久的公交车，她的侄子法兹利·哈基姆背着年幼的父亲，再走上一小时的山路，才能抵达圣人的住处。圣人名叫里瓦诺·皮尔，是个疯圣徒，据说他可以让疯子平静下来。当他们被带去见这位圣人时，他请我父亲张开嘴巴，然后朝他的嘴里吐了一口口水。接着拿了一点用甘蔗制成的深色糖浆，放进自己嘴里，在口腔中推揉，用口水湿润，再把口中这团东西拿出来交给我祖母，要她每天喂我父亲吃一点。这个疗法没有治好我父亲的口吃，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觉得更严重了。所以，当父亲十三岁时对祖父说他要去参加一场演讲比赛时，祖父笑着问他：“怎么可能？你一句话就要讲一到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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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我父亲回答道，“你来写讲稿，我来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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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的演讲十分有名。他在夏波村的公立高中里教神学，同时也是当地清真寺的教长。他是一个拥有神奇力量的演讲者。他每周五的布道非常受欢迎，山民们都会骑着驴子或徒步下山来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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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身大家庭。他有一个比他年长很多的哥哥赛义德·拉姆赞，我叫他汗·达达阿伯。他还有五个姐妹。他们的村子巴卡纳很原始。祖父一家人挤在一户破旧的平房里，屋顶是泥土制的，每逢下雨或下雪就会漏水。跟大多数家庭一样，女孩都待在家，男孩则去上学。“她们就只是等着被嫁掉而已。”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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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姑姑们错过的，不只是上学而已。早晨，我父亲会拿到奶油或牛奶，他的姐妹们却只有没加牛奶的茶。如果桌上有鸡蛋，也只有男孩子有份享用。晚餐如果有鸡肉吃，女孩子们只能吃到鸡翅和鸡脖子，而美味的鸡胸则由父亲和他的哥哥，以及我的祖父享用。“从很早以前，我就能感觉到我跟姐妹们不一样了。”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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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村子里没什么娱乐可言。那里实在太狭窄，连打个板球的地方都没有，村子里只有一户人家里有电视。每周五，他们兄弟俩就会偷偷溜进清真寺，崇拜地看着我的祖父站在讲台上，对着信众传教，等待着听到他的音量提高到几乎震动了梁柱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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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在印度念过书，他在那里见过很多伟大的演说者和领袖，包括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圣雄甘地，以及阿卜杜勒·伽法尔·汗——为我们争取独立的伟大普什图领袖。我的祖父，我叫他爷爷[2]，甚至见证了1947年8月14日那天午夜，巴基斯坦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那一刻。他有一台用来收听新闻的老旧收音机，现在还在我大伯家里。祖父喜欢谈论政治，他的布道内容广涉世界大事，或是《古兰经》和圣训[3]里的历史事件与故事，还有先知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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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特在1969年，也就是我父亲出生的那一年，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很多斯瓦特人都不高兴，抱怨巴基斯坦的法治系统比传统的部落法则来得缓慢又没效率。我的祖父则怒斥阶级制度、部落首领的世袭权力，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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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虽然立国不久，但已经不幸地拥有军人执政的历史。我父亲八岁的时候，一位叫作齐亚·哈克的将军夺下了政权。至今，很多地方还张贴着他的照片。他是个很恐怖的人，有着很深的熊猫眼，大而突出的牙齿，头发梳得油亮，贴在头顶上。他把我们选出来的总理佐·布托抓了起来，指控他叛国，并在拉瓦尔品第把他处以绞刑。直至今日，人们仍然传颂着布托先生的超凡领袖魅力。大家都说虽然他自己是封建地主，坐拥辽阔的杧果园，但却是第一位真正为平民百姓代言的巴基斯坦领袖。他被处死的消息震惊了所有人，而且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美国因此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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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得国内的支持，齐亚·哈克将军推动政治伊斯兰化，让我们成为正式的伊斯兰国家，用军队保卫我们意识形态上与地理上的疆域。他告诉人民，听命于他的政府是我们的义务，因为这同时是为了追求伊斯兰教的准则。齐亚·哈克甚至企图强制规定我们祈祷的方式，并在每个地区设置萨拉特，也就是祈祷委员会，连我们这么偏远的村落也纳入其中。他还向各地派出十万名祈祷指导员。在那之前，毛拉[4]不过是个空设的职位。父亲说他们以前会出现在婚礼派对上，在角落待一会儿，便提早离开。但在齐亚·哈克的政策下，他们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还被召唤到伊斯兰堡指导传教的方法。连我的祖父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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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亚·哈克的统治下，巴基斯坦妇女受到更加严苛的生活限制。真纳说：“如果女人无法与男人肩并肩地参与事务，那么所有的困境都不会有突破的一日了。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另一种则是笔。其实还有第三种力量，比这两种还要强大，那就是女性的力量。”但是齐亚·哈克将军采用了伊斯兰律法。在法庭上，如果被告是女性，那么她的证言只有一半能被采信。很快地，监狱里充斥着这样的案例：一个13岁的女孩被强暴导致怀孕，却因为奸淫罪被关，只因为她没有办法找到四位男性证人来证明她是受害者。如果没有男性的批准，妇女连在银行开户都无法被核准。我们曾是曲棍球的强国，但齐亚·哈克禁止女性球员穿短裤，必须改穿累赘的长裤，并直接禁止女性从事其他数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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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开办了许多穆斯林学校，或是宗教学校。学校里的宗教研究课，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迪尼亚”的，都被换成“伊斯兰米亚”，即伊斯兰研究。巴基斯坦的孩子至今都还要上这堂课。我们的历史课本被改写，巴基斯坦被描述成“伊斯兰教的堡垒”，仿佛我们的国家在1947年前就存在了一样。课本还谴责印度教和犹太教。任何看了课本内容的人，可能都会以为我们打赢了那三场战争，但事实却是我们惨败给了我们最大的敌人——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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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十岁那年，一切都改变了。1979年的圣诞节刚过，苏联人攻打了我们的邻国阿富汗。数百万阿富汗人跨越国界逃到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将军为他们提供了庇护。白沙瓦各处支起大量白色帐篷，直至今日，仍有一些帐篷在那里。我们最大的情报单位——三军情报局（ISI）[5]隶属于军方管理。ISI开启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招募并训练这些难民营里的阿富汗人成为游击队员。虽然阿富汗人被誉为天生优秀的战士，负责整个计划的伊玛目上校仍抱怨说，整顿这些人有如“把青蛙抓去称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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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入侵事件扭转了齐亚·哈克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他由一位被大家所鄙弃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冷战中伟大的自由捍卫者。因为视苏联为最大的敌人，美国再次成为我们的友邦国。邻国伊朗几个月前发动了革命，导致美国中情局在这个地区失去了主要基地。巴基斯坦于是取而代之。数十亿美金和武器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流入我们的国库中，帮助ISI训练阿富汗人对抗苏军。齐亚·哈克将军受邀到美国白宫与里根总统会谈、到英国唐宁街十号与总理撒切尔夫人会晤。西方社会不断地为他送上各种表扬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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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总理佐·布托指派齐亚·哈克接管军事，是因为他以为齐亚·哈克不太聪明，不会是个威胁。他称齐亚·哈克是他的“猴子”。但齐亚·哈克实际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使阿富汗不仅吸引了意图阻止苏联共产主义思想蔓延的西方世界，也吸引了从苏丹到塔吉克斯坦的穆斯林，因为这个兄弟伊斯兰国家受到了异教徒的攻击。大量的金钱同时从整个阿拉伯世界涌入，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不论美国送什么来，他们也依样画葫芦，甚至还派来了参战的武装分子，其中包含一名沙特百万富翁——奥萨马·本·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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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什图人居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对英国一百多年前划定的巴阿边界也不完全认可。所以当苏联入侵，我们不只为了宗教信仰，也为了民族主义而热血沸腾。清真寺里的毛拉在讲道时，会时不时谈到苏联侵占阿富汗的事，谴责苏联人是异教徒，并催促民众加入圣战士的行列，成为除了我们从小所知的信仰五柱[6]以外的第六根支柱。父亲说，当时，美国中情局竭力鼓吹“圣战士”这个概念。难民营里的孩子甚至会拿到美国大学编撰的课本，用战争教导基本的四则运算。课本里有像这样的举例：“如果10个苏联异教徒，有5个被穆斯林杀死了，就会剩下5个。”或是“15发子弹-10发子弹=5发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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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和我父亲住同一区的男孩子去阿富汗打仗了。父亲记得，一天，一位名叫苏菲·穆罕默德的大毛拉来到村里，要求年轻男子去参战，以伊斯兰教之名对抗苏联。很多人参加了，有人带着老旧的来复枪，甚至只带着斧头和火箭炮就出发了。那时没有人知道，几年后，这个学者的组织发展成为“斯瓦特塔利班”。当时，我父亲才12岁，还不能打仗。但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大约十年之久，苏联人都在阿富汗。成长为一名青少年后，我父亲也决定要成为一名圣战士。然而这之后，他反而更少祈祷了，因为他常常得在清晨就离家出发，走路去另一个村子的清真寺，跟着一位塔利班[7]学长研习《古兰经》。当时，“塔利班”单纯只有“宗教学生”的意思。他们一起研读了《古兰经》里的30个章节，不只朗读，还有讲解，很少男孩子会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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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长把圣战士形容得无比光荣，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父亲。他会不停地跟我父亲说人生苦短。村子里的年轻男人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我们的家族也仅有一小块土地，父亲不想像其他同学那样，最后不得不去南方的矿井工作。矿工的工作辛苦而又危险，一年之中，总有好几副棺材因为意外事故发生而被抬回村里。村子里大多数男孩能期待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到沙特阿拉伯或是迪拜的建筑工地工作。所以，“天堂有七十二个天使”听起来十分吸引人。父亲每晚向主祈祷：“喔，阿拉真主，请让穆斯林和异教徒打起来吧，这样我就可以在您的圣泽下捐躯，成为您的殉道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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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子，穆斯林这个身份在他的生命中，似乎比所有的一切都要重要。他开始自称“齐亚乌丁·潘齐皮丽”[8]，也开始留胡子。他说，当时就像是被洗脑了一样。如果当时有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机会，他可能也会去参加。但他从小就是个很爱问问题的孩子，不会只关注事物的表面意义。虽然在我们的教育里，公立学校就是要你死背课本，学生也不该质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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