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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uner，位于斯瓦特东南方的一个地区，距离伊斯兰堡不过100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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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马拉拉 15 离开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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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河谷，比我之前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艰难许多。我还记得祖母以前经常背诵的一首拓帕：“普什图人不会自愿离开他的土地。若要离开，不是因为贫穷，就是因为爱。”现在，我们因为诗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第三个被迫离开的理由——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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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我们的家，让我觉得心如刀割。我站在屋顶眺望远山，亚历山大大帝曾登上白雪覆盖的埃勒姆山顶，在那里碰触到了木星。我看到了树木正在萌芽。今年，我们家那棵杏树的果实会被其他人采摘吧。世界悄然静寂，就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河流和春风都静默了，甚至连鸟儿都停止了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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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哭，因为我从心底感觉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了。纪录片的制作人曾经问我，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斯瓦特，永远不再归来，我会有什么感觉。当时，我认为那是个愚蠢的问题。但现在我发现，所有那些我无法想象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我以为我的学校不会关闭，但它关闭了；我以为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斯瓦特，而我们正准备离开；我以为有一天斯瓦特会脱离塔利班的魔掌，我们可以开心地过日子，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我开始流泪。现在的局面，就好像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带头去做点什么。我堂兄的太太哈尼开始抽泣，然后我们全部都哭了。但我的母亲却显得非常沉着而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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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放进书包里，然后开始用另一个袋子打包衣物。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条长裤，然后从另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件上衣。就这样，我整理出了一袋上下身完全不搭的衣服。我没有带上任何学校的奖状、照片或私人用品，因为我们要搭乘别人的车，空间有限。我们家没有任何值钱的物品，像是笔记本电脑或珠宝首饰之类的。我们仅有的贵重物品就是电视、冰箱和洗衣机。我们过着很朴实的生活——我们普什图人喜欢坐在地板而非椅子上。我们家的墙上有洞，每一个杯子和盘子都有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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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父亲仍旧抗拒“离开”这件事情。然而某天，父母的一位朋友在战火中失去了亲人，他们前往那户人家慰问。看见那户人家哀伤的面容，母亲下定决心要离开。她告诉父亲：“你不一定要跟着去，但我要走，我会带着孩子一起去香拉县。”母亲知道父亲不会任她只身离去。母亲受够了枪战和神经紧绷的压力，所以她打电话给阿富扎医生，求他劝我父亲离开。医生和他的家人也正要离开，因此愿意顺道带上我们。我们家没有车，幸好我们的邻居萨芬娜跟她的家人也要离开，可以顺便帮我们带一些人，而其他人则跟着阿富扎医生一道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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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5日，我们成了IDPS（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这听起来很像某种疾病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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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数众多——不止我们家五个人，还有我的外婆、我的堂兄及他的妻子哈尼，还有他们的小婴儿。此外，我的弟弟们还想带上他们的宠物鸡——我养的那只死掉了，因为我在冬天用冷水给它洗澡。虽然我后来把它放进屋内的鞋盒帮它取暖，还找了所有邻居帮它祷告，它最后还是没能活过来。母亲拒绝带上那些鸡，她说：“如果它们把车里弄得一团乱该怎么办？”阿塔尔居然提议可以给它们穿上尿布！离开时，我们留了很多水和玉米给它们。母亲又要求我把书包留下，因为空间实在是太小了。我很害怕。我走过去，对着书本默念《古兰经》里的经文，试着借此保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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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所有人都准备就绪了。母亲、父亲、外婆，我的堂兄和他的太太及宝宝，还有我那两个弟弟，全都挤进阿富扎医生的厢型车后座，车上还有他的太太与小孩。有些小孩坐在大人的膝上，更小的小小孩则坐在小孩的膝上。我比较幸运——萨芬娜家的车上人数比较少，但我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书包而心情沮丧。因为我把书本分开打包，而现在我只能眼睁睁地抛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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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别从《古兰经》中挑出一些章节，并做了一个特别的礼拜，以求保护我们甜蜜的家园与学校。然后，萨芬娜的父亲发动汽车，我们就这样慢慢驶离了我们的街道、家园、学校，离开我们的小世界，走进未知。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再见到我们的故乡。从照片上，我们看到过军队在一次对抗巴焦尔武装分子的行动中，将一切碾平。我们觉得，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将被摧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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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拥挤不堪。我从未见过人们如此惊慌失措。汽车和人力车到处都是，骡车及卡车上也满载人和行李。甚至还有一家人全部挤在一部摩托车上，搞得全家人都在努力维持车的平衡，使其不致翻倒。更有数以千计的人徒步逃离，只是把衣物塞进背包里，背着就走。这看起来很像是整个河谷在集体搬迁。有些人认为普什图人是一支早已失落的以色列部落的后裔，面对此情此景，父亲则说：“看起来，我们就像是要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但我们缺了摩西领路。”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他们只知道他们必须离开。这是普什图人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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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要离开明戈拉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但是，塔利班砍倒了几棵巨大的苹果树，挡住了部分去路，因此，所有人不得不拥挤在同一条道路上。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塔利班持枪在道路上巡逻，也在建筑物的屋顶上设置了哨卡，监视着我们。他们命令群众把车排成一列，而他们用来发号施令的，不是哨笛，而是武器。“塔利班交警。”我们试着用玩笑来打起精神。隔着差不多的距离，我们接连通过军队与塔利班的检查哨。看起来，军方再一次没有注意到塔利班就在他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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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他们视力太差，”我们大笑着说，“差到看不见塔利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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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的拥塞造成道路拥堵。旅途漫长，我们全身湿黏黏地挤在一起。通常，汽车旅行对于我们这些很少出门的孩子来讲，不亚于一场探险。但这次不同，每个人都很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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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扎医生的汽车上，父亲正在跟媒体朋友通话，来给这场河谷版的《出埃及记》做实况评论。母亲一再要求他压低音量，担心塔利班会听见他的声音。父亲的嗓门很大，母亲常开玩笑说他根本不用打电话，用喊的办法对方就可以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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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算穿越了马拉根德的山隘，把斯瓦特抛在了身后。天色向晚时，我们抵达马尔丹，这是一座闷热而繁忙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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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断对每个人强调：“过几天我们就能回家了。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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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丹已经有好几个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提供的白色帐篷组成的巨型营地，就像那些在白沙瓦提供给阿富汗难民住的一样。我们不打算住进营地，那不是个好主意。有近200万人逃离了斯瓦特，你不可能把200万人塞进那些营地里。就算我们真能找到一顶帐篷，那里面也是闷热难当。而且据说各种疾病，比如霍乱疫情，已经开始散播。父亲说，他听到传言，有些塔利班甚至会躲在帐篷里，借机骚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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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办法的人会住进当地人的家里，或者跟亲友共住。令人惊讶的是，马尔丹与邻近小镇斯瓦比的居民居然收容了3/4的IDPS。面对这些难民，他们打开了住家、学校及清真寺的大门。在我们的文化里，女性不得跟与她们没有亲戚关系的男人待在一起。为了维护女性的妇德，这些接待难民的家庭里的男人甚至离开自己的家，去别的地方住宿。他们成了自愿的IDPS。这又是一个关于普什图人好客传统的感人事例。我们确信，如果这次的大规模移民是由政府主导，会有更多的人死于饥荒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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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在马尔丹没有亲戚，所以决定继续赶路，前往香拉县——我们家族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实际是与香拉县相反的方向，但我们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搭便车的机会，离开斯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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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在阿富扎医生的家里。而父亲则离开我们，动身前往白沙瓦，进行他关于斯瓦特近况的宣讲。他与我们约定，之后在香拉县会合。母亲竭力说服他和我们同行，但父亲拒绝了。他要去告诉白沙瓦与伊斯兰堡的人们，难民的生活是如何的艰苦，而与此同时，军队依旧毫无作为。我们和父亲道别，担心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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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搭便车前往阿巴塔巴德，我祖母的家族住在那里。我们在那儿遇见了我的堂哥卡安吉，他跟我们一样，要向北去。他在斯瓦特经营一家青少年旅社，他租了一辆大巴，带着七八个男孩前往科希斯坦。他会途经贝沙姆。从那里，我们要想办法再搭一次车，才能到香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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