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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马拉拉 [:170557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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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马拉拉 第五部 第二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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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an zama za da watan 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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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da watan da para mram khushala 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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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爱国主义者，我热爱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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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愿意奉上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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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马拉拉 [:170557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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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伯明翰，头部中枪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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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0月16日醒来，枪击事件发生后的一星期。我离家千里之遥，脖子上插着一根管子，它帮助我呼吸，也让我无法说话。当时，刚做完一次断层扫描，我在回到加护病房的路上。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最后完全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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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真主，我还活着”。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知道自己不在家乡。护士与医生说的都是英语，但他们似乎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我试图跟他们说话，但因为脖子上那条管子的关系，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一开始，我的左眼看任何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每个人似乎都有两个鼻子和四只眼睛。我清醒的大脑里充斥着各种问题：这是哪里？谁带我来的？我的父母在哪儿？我的父亲还活着吗？我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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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转过来时，贾维德医生在现场，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我脸上表现出的恐惧与困惑。他用乌尔都语跟我说话。我唯一确信的事情，就是真主赋予我一条新的生命。一个戴着头巾的女士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跟我说：“阿莎拉穆·阿拉伊科姆。”这是我们穆斯林的传统问候。接着，她开始用乌尔都语念诵祷词，并吟咏起《古兰经》中的词句。她告诉我她叫蕾哈娜，是一名穆斯林牧师。她的语调轻柔，言语温暖，我在那声音中陷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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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自己人在他方，而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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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再次苏醒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奇怪的绿色房间里，房间没有窗户，光线却非常明亮。这里是伊丽莎白医院的重症医疗区。里面的一切都相当干净而光洁，完全不像明戈拉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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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护士给了我一支笔和一个便签本。但我没办法写好字，写出来的字都歪七扭八。我想写下父亲的电话号码，但写出来的字母全都黏在一起。贾维德医生拿了一个字母板，让我可以用手指出字母。我最开始拼出来的字母是“父亲”和“国家”。护士告诉我，我现在人在伯明翰，但我并不知道伯明翰在哪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护士什么都不告诉我，就连我叫什么名字也不说。我还是马拉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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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痛欲裂，甚至连护士帮我打了针都无法舒缓这种疼痛。我的左耳不停出血，我感觉自己的左手怪怪的。护士和医生不停地来来去去。护士们问我很多问题，她们告诉我用眨两次眼的方式表达“是”的意思。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谁把我送到医院的。我想可能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左半张脸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我盯着护士或医生看一会儿，左眼就会流出泪水。我的左耳听不见，也无法顺利地移动我的下颚。我示意人们站在我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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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来了一位亲切的女士——菲奥娜医生，她送了一只白色的泰迪熊给我。她说我可以叫它朱奈德，过后她会跟我说明缘由。我不知道谁是朱奈德，因此我叫它莉莉。她还带了一本粉红色的笔记本，让我可以在上面写字。我用笔写下的头两个问题是：“为什么我父亲不在这里？”和“我父亲没有钱。谁来支付我的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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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父亲很安全，”她回答，“他人在巴基斯坦。关于医疗费用的问题，你也不用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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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同样的问题询问每一个进来的人，他们的答案都一样。但他们说服不了我。我完全不清楚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不相信任何人。如果父亲安然无恙，为什么他不在我的身旁？我认为父母并不知道我身在何处，他们可能还在明戈拉各处的广场或市集里到处寻找我的下落。我不相信我的父母都平安无事。住在那里的头几天，我的神志总在梦境与现实之间飘来荡去。我不停回到同一个场景：我躺在床上，数不清的男人包围着我，我问他们：“我的父亲在哪里？”我想自己遭受了枪击，但没办法确定——这些画面到底是梦幻，还是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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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由自主地焦虑这将需要花费多少钱。我们得奖赚来的钱都花在校务上，另外还在香拉的村子里买了块地。每次，当我看到医生在跟别人说话，我就会觉得他们是在说：“马拉拉没有钱。马拉拉付不起她的医药费。”有一名医生是波兰人，他的神情总是充满哀伤。我猜想他是医院的老板，因为我付不出钱而让他郁郁寡欢。所以我比了个手势，请护士帮我拿了张纸，然后写道：“你在难过什么呢？”他回答：“没有，我没有在难过。”“谁会付钱？”我写，“我们家没有钱。”“别担心，你们政府会负担。”他说。在那次之后，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面带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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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习惯为问题找到答案，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沿着路走到医院的接待大厅，找到电话，打给父亲母亲。但我的大脑告诉我：你没有钱付电话费，你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国际代码是多少。然后我想：我需要到外面去，开始工作赚钱，这样我才能买个电话，打给我父亲，然后我们便能再团聚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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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的所有东西都搅成了一团。我以为菲奥娜医生给我的泰迪熊本来是绿色的，有人偷偷把它换成了白色的。“绿色的泰迪熊跑哪去了？”纵使他们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告诉我绿色的泰迪熊不存在，我还是会用同样的问题询问他们。那绿色可能是来自加护病房的墙壁所发出的微光，但我仍深信我曾拥有一只绿色的泰迪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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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断地忘记英文单词。我写给护士的纸条里，有一张上面写着：“一条能让我清洁牙齿的铁丝。”听起来像是有东西卡在我的齿缝中，而我实际上是需要一条牙线。事实上，我的舌头是麻痹的，牙齿完全没事。蕾哈娜的造访是我唯一的抚慰。她吟诵治疗用的祷文，我的嘴唇也开始能随之开合，并在结束时说出无声的“阿敏”[1]。电视机总是关着的。只有一次，他们让我看《厨神当道》，我以前在明戈拉时会定时观看，也为之着迷，但我眼中所看到的一切仍旧很模糊。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是医生不准任何人带报纸进来给我，或告诉我任何事情，他们担心我会因此而精神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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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担心父亲是不是死了。于是菲奥娜带了份一星期前的巴基斯坦报纸给我，上面有一张我父亲正在与基亚尼将军说话的照片，在他们的身后，一个戴着披肩的人和我的弟弟坐在一起。我只能看到她的双脚。“那是我母亲！”我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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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稍晚，贾维德医生带着手机进到病房。“我们要打电话给你的父母。”他说。我的双眼难掩兴奋。“你不可以大哭，也不可以啜泣。”这是他给我的建议。他很严肃但也非常仁慈，仿佛他已经认识我一辈子了一样。“我会把手机拿给你，但你要坚强。”我点头。他拨了号码，说了几句话，然后把电话交到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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