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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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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到1929年间,欧洲历经了百年以来最严酷而漫长的冬天。所有的主要河川——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隆河等,及其支流都冰冻三尺,直至3月末才开始融化。春天终于来临时,简直又是一场大难——原本随着和暖的4月而来的是怒放的百花,当年放眼望去却是一片雨雹和湿雪。雨雪融化后许久,湍急泛滥的溪流上,还有一块块的浮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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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年4月初的某一天,寒风刺骨并夹杂着暴雨,我发现流经法兰克福的美因河浮冰上有一叶独木舟。上有一人,脸色死白,几乎全身赤裸,除了一条极其“迷你”的泳裤和用黑色带子系着的单眼镜。这条小舟的船尾升起一面狭长的小旗,那是昔日德国皇家海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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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路人,原本行色匆匆,急着躲避刺骨的风寒,这时都驻足观看。有些人做出粗鄙的手势,伸出食指碰触额头——在德国这是表示“疯子”的意思。有个路人大叫:“他又来了。”我不禁转头问这路人,独木舟上的狂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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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律系学生,名叫克雷默。虽然像个疯子,倒没什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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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晚,我遇见了这位弗里茨·克雷默(Fritz Kraemer)。我们都是参加国际法律研讨会的学生,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个学生。因为教授告病,所以这场在教授家举行的研讨会一直延到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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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这个人即使衣冠笔挺,还是十分怪异。首先是他的单眼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容克军官(容克:普鲁士和德意志东部的地主阶级、德意志帝国(1871—1918)及魏玛共和时期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政治方面,容克持极端保守主义。)才戴单眼镜,之后几乎没有人戴这玩意儿。事实上,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克雷默在哪儿弄来这种眼镜。由于好奇,我一直在找卖这种镜片的眼镜商,却未曾如愿。他一身上下其他的穿着打扮都和那单眼镜一样怪异,都是很早以前的东西。我们大都标准的学生装扮,亦即宽松的长裤加上花呢夹克,克雷默则是一身正式骑装:白袜子、格子背心、绒面呢外套、剪裁得宜的马裤,以及光可鉴人的及膝黑色马靴。这种打扮实在是做作,但是他穿起来的确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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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为克雷默是讲究衣着的纨绔子弟的话,一听他那高亢、带着鼻音又有些慵懒的声音发出的高见,就会改变对他的观感。我们大家,包括教授在内,都知道眼前是位大师。克雷默不但天资过人而且见识广博。我和克雷默才20岁出头,参加研讨会的不乏聪颖而见多识广的前辈,但年纪轻轻的克雷默却能把政治史、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整合成一套政治哲学。他这个人又彬彬有礼、极其谦虚,且有着完全而无可妥协的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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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高中等,但却十分消瘦,在独木舟上划着桨时,肋骨甚为明显。他看来是个典型的德国人,头部狭长,五官分明。但是,这些特质在他身上又特别突出,到了几近夸张的地步:鼻子高挺、硕大,呈三角形,像一张帆船突出于脸部;颧骨很高,下巴尖尖,还有一双锐利的灰蓝色眼睛,看起来,就像是灰狗和狼交配出来的品种。但是,有时他的容貌却极像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Prussian King Frederick the Great)——18世纪中期,把穷乡僻壤的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变成强权国家的英雄人物,也使柏林这个被上帝遗忘、多沼泽的渔村一跃而成欧洲启蒙时代的都会。腓特烈大帝有个绰号,是为“老腓”,因此我们都在克雷默的背后叫他“小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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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是很平常的德国姓氏,和贵族一点关联都没有,原指“沿街叫卖的小贩”。从小腓的背景,我们无从得知他佩戴单眼镜、穿马靴或是声调有点慵懒的原因,那些都是1900年左右普鲁士军官的特色。他的母亲是鲁尔区一位化学品制造商的独生女。她和小腓一样聪颖过人,但在20世纪初,年纪轻轻的她固执、独立,而且想象力特别发达,必定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少女”。此外,她既不具备优雅的女性美,也没有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而且不够柔顺,因此也不算是“美少女”。她个子比儿子还高,而且骨瘦如柴,神似少女时期的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家财万贯的她,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丈夫——一个出身中下阶级一贫如洗的小律师,但这人野心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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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桩婚姻打从一开始就是场灾难。家中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小腓的弟弟威廉(日后成为爱丁堡的外科医师)出世后,克雷默夫妇就分居了,孩子都归克雷默太太。老克雷默由于妻子的财务支援,做得有声有色。到我认识小腓的时候,他父亲已是法律界的大腕,是为杜赛尔多夫的主任检察官,辖区包括整个莱茵地域。老克雷默明白,像他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父亲是开小店的平民,要以自由派的身份在魏玛共和立足,恐怕很难,于是就决心变成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和新兴的纳粹往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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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小腓的母亲在离法兰克福不远的山间村落,为有学习障碍的儿子创办了一所学校,也给这些孩子一个家。她或许不涉政治,却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品位。她对丈夫那群纳粹朋友嫌恶至极,小腓则更胜于母亲,简直无法容忍那些纳粹的存在,公开指责父亲为了飞黄腾达而成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之后,父子两人渐行渐远。对克雷默而言,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纳粹无异于垃圾,是一群见不得别人好的普罗暴民,又有自卑情结,却把国家主义叫得震天响,并以伪保守主义的修辞来掩饰他们的极端激进与无法无天,简直可鄙之至。克雷默则以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自居,主张前俾斯麦的普鲁士君主政体,信奉路德教派,并力行斯巴达式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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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玛共和的德国年轻人中,主张普鲁士君主政体者,可说是绝无仅有。即使有对君主政体恋恋不舍的,也总是属于老一辈的。但是克雷默和俾斯麦一样,认为德国需要一个具有“父亲”形象的人来带领,除非他们有一个正统、合法的国王,否则将沦为独裁者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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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雷默对皇帝(Kaiser)并不抱着幻想。他很清楚这位皇帝不但反复无常、爱慕虚荣,而且缺乏判断力,但他是正统的领导人,所以克雷默尊他为合法的元首。虽然这位皇帝——威廉二世已流亡至荷兰,垂垂老矣,但克雷默每年都会拍电报为他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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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克雷默心中的普鲁士而言,或许比佩戴单眼镜或穿马靴上法学院的行径更不合时宜。假若克雷默的普鲁士曾经存在过,不是在1848年以前逝去,就是随着俾斯麦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成立而告终。他心目中的普鲁士是由一些小扈从组成的[“容克”(Junker)原指年轻人,也就是骑士的扈从]——他们只有几亩多沙不毛的土地,必须从事地方公职或是加入步兵团,才能从节衣缩食的政府那儿得到一点补给。这个阶级的女英雄就是普鲁士皇后。据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拿破仑战争:指1799年至1815年法国在拿破仑一世率领下,与英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之间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她亲手修改舞会的衣裳,好再穿一季。这个普鲁士以纪律和恪守法律为傲,从皇帝到贩夫走卒一律奉行不辍。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更别提文化修养,但是非常虔诚,严守狭隘却不失感性的路德教规。这样的普鲁士是个军事国家,但却宣扬教理,也力行职业军人的美德:诚实、谦虚、自制,而且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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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普鲁士,也就是克雷默心目中的理想国,有何优点和限制,在克雷默出生前50年已渐渐消失在金钱和权力之中,剩余的部分,又遭俾斯麦无情地腐蚀、破坏和毒害。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尽管俾斯麦流着容克的血液,姿态保守,却是19世纪最阴险、极端的革命分子。在俾斯麦完成“大业”后,古普鲁士的美、恶皆已不再,而成一个虚浮、暴发户似的自大又好吹嘘的帝国。自制、严谨,视贫穷为美德,以军人戒律为最高成就的容克,已为好大喜功的贵族取代。俾斯麦最后成为大公,集富贵荣华、高功厚禄于一身,大银行家和企业大亨更是馈赠无数。从此,古普鲁士的风采仅存于教科书上的修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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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普鲁士与其说是个“领土”,倒不如称之为“理念”,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述:“经由军队呈现的理念。”几乎所有“伟大的普鲁士人”,直至19世纪中叶,都是在理念的感召下,从普鲁士以外的国度而来。以毛奇(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1800—1891):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出身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士官学校,1822年转到普鲁士军队服役,后因战功被封为伯爵,再晋升为元帅,普法战争后任总参谋长。聪明过人,沉默寡言,精通七国语言,除军事上的成就,还被认为是19世纪德国散文大师。)为例,他建立了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首度击败奥地利人,接着又在1870年到1871年间打败法国,使德国得以统一。其实,他的出身和血统都是源于丹麦。抱着普鲁士理念的政治哲学家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恰好在俾斯麦掌权前去世,约在19世纪50年代),则是在巴伐利亚首都慕尼黑出生的犹太人。克雷默这个生于莱茵地域的非普鲁士人,也是因服膺古普鲁士的理念,而跟随这个古老的传统。事实上,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古普鲁士已亡,但复兴古普鲁士却是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唯一之道。不然,由于“丑陋的德国人”之高傲自大和贪婪,或是“善良的德国人”之昏庸无能,德国也好,欧洲也好,都会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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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俾斯麦塑造的德国之下,那些“丑陋的德国人”不是傲慢,就是奴颜婢膝、贪得无厌,而且蛮横、专制、好侵略,恃强凌弱。最佳写照该是福斯特(E.M.Forster)小说《绿苑春浓》(《绿苑春浓》(Howards End):另一译名为《此情可问天》。)中提到的德国表兄妹。我认为那是福斯特的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也是20世纪最细致的英国散文作品。《绿苑春浓》可以当做一则有关英国阶级系统的寓言。在这部小说中可见,维系欧洲社会的礼仪已经开始瓦解了。那对德国表兄妹虽未在《绿苑春浓》中登场,但是他们的丑陋、骄慢,以及目中无人的优越感却是笼罩全书的阴影。《绿苑春浓》是在1912年问世的,几年后,“丑陋的德国人”果然成了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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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国人不尽是如此,也有“善良的德国人”,也就是有点伤感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喜爱音乐和啤酒,非常和善,也是典型人物,每一个时代都可得见其真实身影——布兰特(布兰特(Willy Brandt,1913—):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总理,坚决支持欧洲联合,努力改善东西方关系,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1974年因其私人助理被揭露为间谍,被迫辞职。)就是一例。把他们刻画得最为逼真的是英国作品,也就是凯恩斯论梅尔希奥(Dr.Melchior)那篇大作。梅尔希奥是个出身犹太的银行家,非常爱国,可谓真正的欧洲人,在希特勒上台后,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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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憎恨“丑陋的德国人”,尊敬“善良的德国人”,但是他不相信自己能打败“丑陋的德国人”,他认为“善良的德国人”正因主张自由主义,感伤而过于和善,因此缺乏抵挡恶势力的政治力量,也没有复杂巧妙的政治手腕来弄权。我和他针对这一点进行辩论的时候,他说俾斯麦就是利用“善良的德国人”,也就是他那个时代自由主义者的规矩和天真,加以颠覆、压服,最后进行对德国自由主义的破坏。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当然,在我们进行辩论的那几年,魏玛共和又教了我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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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克雷默的结论就是,只有“第三种德国人”(third German)能教我们自制并获得政治的主控权;只有“第三种德国人”不但能获得权力,也能善加运用。这“第三种德国人”反对在纳粹标志下急速窜起的丑恶与野蛮,也反对那好心、规矩却柔弱、胆怯的“善良的德国人”所持之自由主义——这“第三种德国人”就是理想的古普鲁士人:贫穷而知足,骄傲而敬天,穿着制服、佩戴武器,但服从正统、合法的权威,且在军官和绅士分际下,展现自制。因此,他所有的奇习怪癖——单眼镜、独木舟上挂着德国皇家海军战旗、白袜、马靴和马裤,都是明明白白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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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知有多少次,我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何克雷默不是纳粹分子,也不可能是纳粹,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他正是一个真正保守的人。那时,克雷默已加入美军和纳粹作战。美军情报单位却很难相信他。调查员一再地到我这儿来盘查,每次总是摇头离开。对美国人而言,特别是在那几年,只有两种传统的德国人,“自成一格的普鲁士保守人士”一定有问题。不管克雷默的观念和行为如何浪漫,我们都不可忽略这个事实:反纳粹最有力的,正是老派的、前俾斯麦的“保守人士”,或者是前俾斯麦的路德教友。在1944年7月,冒着一死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Count Stauffenberg),以及前莱比锡市长格德勒(Dr.Goerdeler),都是“普鲁士保守人士”,领导教徒抵抗纳粹的尼默勒(尼默勒(Pastor Niemoeller,1892—1984):德国基督教牧师、神学家、反纳粹人士。1931年在柏林市郊高级住宅区达勒姆任牧师,两年后创建牧师应变联盟,反对纳粹干涉教会事务。)也是,这位前潜水艇指挥官信奉的就是秉持古风的普鲁士路德教派,并主张君主政体。克雷默一开始就知道除非借由外力,否则难以阻止希特勒,于是离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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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本人并没有对我解释他的政治信念和哲学。我必须从偶尔得到的线索、参考资料,以及他告诉我拍给前德皇的生日贺电等去拼凑他的故事。但是,到了我们相当熟稔后,他就开始畅谈自己的理想。他说,他这一生真的只有两大抱负:一是成为军方参谋总长的政治顾问,二是做外交大臣的政治导师。于是我问:“克雷默,为什么你自己不来做参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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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或是外交大臣呢?“他则回答:”不可能。我是个思想家,而非行动者。我不是属于聚光灯下的人物,此外,我这个人不做公众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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