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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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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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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到1929年间，欧洲历经了百年以来最严酷而漫长的冬天。所有的主要河川——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隆河等，及其支流都冰冻三尺，直至3月末才开始融化。春天终于来临时，简直又是一场大难——原本随着和暖的4月而来的是怒放的百花，当年放眼望去却是一片雨雹和湿雪。雨雪融化后许久，湍急泛滥的溪流上，还有一块块的浮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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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年4月初的某一天，寒风刺骨并夹杂着暴雨，我发现流经法兰克福的美因河浮冰上有一叶独木舟。上有一人，脸色死白，几乎全身赤裸，除了一条极其“迷你”的泳裤和用黑色带子系着的单眼镜。这条小舟的船尾升起一面狭长的小旗，那是昔日德国皇家海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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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路人，原本行色匆匆，急着躲避刺骨的风寒，这时都驻足观看。有些人做出粗鄙的手势，伸出食指碰触额头——在德国这是表示“疯子”的意思。有个路人大叫：“他又来了。”我不禁转头问这路人，独木舟上的狂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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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律系学生，名叫克雷默。虽然像个疯子，倒没什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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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晚，我遇见了这位弗里茨·克雷默（Fritz Kraemer）。我们都是参加国际法律研讨会的学生，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个学生。因为教授告病，所以这场在教授家举行的研讨会一直延到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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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这个人即使衣冠笔挺，还是十分怪异。首先是他的单眼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容克军官（容克：普鲁士和德意志东部的地主阶级、德意志帝国（1871—1918）及魏玛共和时期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政治方面，容克持极端保守主义。）才戴单眼镜，之后几乎没有人戴这玩意儿。事实上，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克雷默在哪儿弄来这种眼镜。由于好奇，我一直在找卖这种镜片的眼镜商，却未曾如愿。他一身上下其他的穿着打扮都和那单眼镜一样怪异，都是很早以前的东西。我们大都标准的学生装扮，亦即宽松的长裤加上花呢夹克，克雷默则是一身正式骑装：白袜子、格子背心、绒面呢外套、剪裁得宜的马裤，以及光可鉴人的及膝黑色马靴。这种打扮实在是做作，但是他穿起来的确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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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为克雷默是讲究衣着的纨绔子弟的话，一听他那高亢、带着鼻音又有些慵懒的声音发出的高见，就会改变对他的观感。我们大家，包括教授在内，都知道眼前是位大师。克雷默不但天资过人而且见识广博。我和克雷默才20岁出头，参加研讨会的不乏聪颖而见多识广的前辈，但年纪轻轻的克雷默却能把政治史、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整合成一套政治哲学。他这个人又彬彬有礼、极其谦虚，且有着完全而无可妥协的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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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高中等，但却十分消瘦，在独木舟上划着桨时，肋骨甚为明显。他看来是个典型的德国人，头部狭长，五官分明。但是，这些特质在他身上又特别突出，到了几近夸张的地步：鼻子高挺、硕大，呈三角形，像一张帆船突出于脸部；颧骨很高，下巴尖尖，还有一双锐利的灰蓝色眼睛，看起来，就像是灰狗和狼交配出来的品种。但是，有时他的容貌却极像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Prussian King Frederick the Great）——18世纪中期，把穷乡僻壤的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变成强权国家的英雄人物，也使柏林这个被上帝遗忘、多沼泽的渔村一跃而成欧洲启蒙时代的都会。腓特烈大帝有个绰号，是为“老腓”，因此我们都在克雷默的背后叫他“小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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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是很平常的德国姓氏，和贵族一点关联都没有，原指“沿街叫卖的小贩”。从小腓的背景，我们无从得知他佩戴单眼镜、穿马靴或是声调有点慵懒的原因，那些都是1900年左右普鲁士军官的特色。他的母亲是鲁尔区一位化学品制造商的独生女。她和小腓一样聪颖过人，但在20世纪初，年纪轻轻的她固执、独立，而且想象力特别发达，必定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少女”。此外，她既不具备优雅的女性美，也没有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而且不够柔顺，因此也不算是“美少女”。她个子比儿子还高，而且骨瘦如柴，神似少女时期的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家财万贯的她，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丈夫——一个出身中下阶级一贫如洗的小律师，但这人野心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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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桩婚姻打从一开始就是场灾难。家中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小腓的弟弟威廉（日后成为爱丁堡的外科医师）出世后，克雷默夫妇就分居了，孩子都归克雷默太太。老克雷默由于妻子的财务支援，做得有声有色。到我认识小腓的时候，他父亲已是法律界的大腕，是为杜赛尔多夫的主任检察官，辖区包括整个莱茵地域。老克雷默明白，像他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父亲是开小店的平民，要以自由派的身份在魏玛共和立足，恐怕很难，于是就决心变成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和新兴的纳粹往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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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小腓的母亲在离法兰克福不远的山间村落，为有学习障碍的儿子创办了一所学校，也给这些孩子一个家。她或许不涉政治，却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品位。她对丈夫那群纳粹朋友嫌恶至极，小腓则更胜于母亲，简直无法容忍那些纳粹的存在，公开指责父亲为了飞黄腾达而成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之后，父子两人渐行渐远。对克雷默而言，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纳粹无异于垃圾，是一群见不得别人好的普罗暴民，又有自卑情结，却把国家主义叫得震天响，并以伪保守主义的修辞来掩饰他们的极端激进与无法无天，简直可鄙之至。克雷默则以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自居，主张前俾斯麦的普鲁士君主政体，信奉路德教派，并力行斯巴达式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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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玛共和的德国年轻人中，主张普鲁士君主政体者，可说是绝无仅有。即使有对君主政体恋恋不舍的，也总是属于老一辈的。但是克雷默和俾斯麦一样，认为德国需要一个具有“父亲”形象的人来带领，除非他们有一个正统、合法的国王，否则将沦为独裁者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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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雷默对皇帝（Kaiser）并不抱着幻想。他很清楚这位皇帝不但反复无常、爱慕虚荣，而且缺乏判断力，但他是正统的领导人，所以克雷默尊他为合法的元首。虽然这位皇帝——威廉二世已流亡至荷兰，垂垂老矣，但克雷默每年都会拍电报为他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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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克雷默心中的普鲁士而言，或许比佩戴单眼镜或穿马靴上法学院的行径更不合时宜。假若克雷默的普鲁士曾经存在过，不是在1848年以前逝去，就是随着俾斯麦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成立而告终。他心目中的普鲁士是由一些小扈从组成的［“容克”（Junker）原指年轻人，也就是骑士的扈从］——他们只有几亩多沙不毛的土地，必须从事地方公职或是加入步兵团，才能从节衣缩食的政府那儿得到一点补给。这个阶级的女英雄就是普鲁士皇后。据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拿破仑战争：指1799年至1815年法国在拿破仑一世率领下，与英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之间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她亲手修改舞会的衣裳，好再穿一季。这个普鲁士以纪律和恪守法律为傲，从皇帝到贩夫走卒一律奉行不辍。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更别提文化修养，但是非常虔诚，严守狭隘却不失感性的路德教规。这样的普鲁士是个军事国家，但却宣扬教理，也力行职业军人的美德：诚实、谦虚、自制，而且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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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普鲁士，也就是克雷默心目中的理想国，有何优点和限制，在克雷默出生前50年已渐渐消失在金钱和权力之中，剩余的部分，又遭俾斯麦无情地腐蚀、破坏和毒害。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尽管俾斯麦流着容克的血液，姿态保守，却是19世纪最阴险、极端的革命分子。在俾斯麦完成“大业”后，古普鲁士的美、恶皆已不再，而成一个虚浮、暴发户似的自大又好吹嘘的帝国。自制、严谨，视贫穷为美德，以军人戒律为最高成就的容克，已为好大喜功的贵族取代。俾斯麦最后成为大公，集富贵荣华、高功厚禄于一身，大银行家和企业大亨更是馈赠无数。从此，古普鲁士的风采仅存于教科书上的修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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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普鲁士与其说是个“领土”，倒不如称之为“理念”，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述：“经由军队呈现的理念。”几乎所有“伟大的普鲁士人”，直至19世纪中叶，都是在理念的感召下，从普鲁士以外的国度而来。以毛奇（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1800—1891）：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出身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士官学校，1822年转到普鲁士军队服役，后因战功被封为伯爵，再晋升为元帅，普法战争后任总参谋长。聪明过人，沉默寡言，精通七国语言，除军事上的成就，还被认为是19世纪德国散文大师。）为例，他建立了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首度击败奥地利人，接着又在1870年到1871年间打败法国，使德国得以统一。其实，他的出身和血统都是源于丹麦。抱着普鲁士理念的政治哲学家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恰好在俾斯麦掌权前去世，约在19世纪50年代），则是在巴伐利亚首都慕尼黑出生的犹太人。克雷默这个生于莱茵地域的非普鲁士人，也是因服膺古普鲁士的理念，而跟随这个古老的传统。事实上，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古普鲁士已亡，但复兴古普鲁士却是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唯一之道。不然，由于“丑陋的德国人”之高傲自大和贪婪，或是“善良的德国人”之昏庸无能，德国也好，欧洲也好，都会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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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俾斯麦塑造的德国之下，那些“丑陋的德国人”不是傲慢，就是奴颜婢膝、贪得无厌，而且蛮横、专制、好侵略，恃强凌弱。最佳写照该是福斯特（E．M．Forster）小说《绿苑春浓》（《绿苑春浓》（Howards End）：另一译名为《此情可问天》。）中提到的德国表兄妹。我认为那是福斯特的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也是20世纪最细致的英国散文作品。《绿苑春浓》可以当做一则有关英国阶级系统的寓言。在这部小说中可见，维系欧洲社会的礼仪已经开始瓦解了。那对德国表兄妹虽未在《绿苑春浓》中登场，但是他们的丑陋、骄慢，以及目中无人的优越感却是笼罩全书的阴影。《绿苑春浓》是在1912年问世的，几年后，“丑陋的德国人”果然成了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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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国人不尽是如此，也有“善良的德国人”，也就是有点伤感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喜爱音乐和啤酒，非常和善，也是典型人物，每一个时代都可得见其真实身影——布兰特（布兰特（Willy Brandt，1913—）：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总理，坚决支持欧洲联合，努力改善东西方关系，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1974年因其私人助理被揭露为间谍，被迫辞职。）就是一例。把他们刻画得最为逼真的是英国作品，也就是凯恩斯论梅尔希奥（Dr．Melchior）那篇大作。梅尔希奥是个出身犹太的银行家，非常爱国，可谓真正的欧洲人，在希特勒上台后，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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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憎恨“丑陋的德国人”，尊敬“善良的德国人”，但是他不相信自己能打败“丑陋的德国人”，他认为“善良的德国人”正因主张自由主义，感伤而过于和善，因此缺乏抵挡恶势力的政治力量，也没有复杂巧妙的政治手腕来弄权。我和他针对这一点进行辩论的时候，他说俾斯麦就是利用“善良的德国人”，也就是他那个时代自由主义者的规矩和天真，加以颠覆、压服，最后进行对德国自由主义的破坏。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当然，在我们进行辩论的那几年，魏玛共和又教了我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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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克雷默的结论就是，只有“第三种德国人”（third German）能教我们自制并获得政治的主控权；只有“第三种德国人”不但能获得权力，也能善加运用。这“第三种德国人”反对在纳粹标志下急速窜起的丑恶与野蛮，也反对那好心、规矩却柔弱、胆怯的“善良的德国人”所持之自由主义——这“第三种德国人”就是理想的古普鲁士人：贫穷而知足，骄傲而敬天，穿着制服、佩戴武器，但服从正统、合法的权威，且在军官和绅士分际下，展现自制。因此，他所有的奇习怪癖——单眼镜、独木舟上挂着德国皇家海军战旗、白袜、马靴和马裤，都是明明白白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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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知有多少次，我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何克雷默不是纳粹分子，也不可能是纳粹，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他正是一个真正保守的人。那时，克雷默已加入美军和纳粹作战。美军情报单位却很难相信他。调查员一再地到我这儿来盘查，每次总是摇头离开。对美国人而言，特别是在那几年，只有两种传统的德国人，“自成一格的普鲁士保守人士”一定有问题。不管克雷默的观念和行为如何浪漫，我们都不可忽略这个事实：反纳粹最有力的，正是老派的、前俾斯麦的“保守人士”，或者是前俾斯麦的路德教友。在1944年7月，冒着一死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Count Stauffenberg），以及前莱比锡市长格德勒（Dr.Goerdeler），都是“普鲁士保守人士”，领导教徒抵抗纳粹的尼默勒（尼默勒（Pastor Niemoeller，1892—1984）：德国基督教牧师、神学家、反纳粹人士。1931年在柏林市郊高级住宅区达勒姆任牧师，两年后创建牧师应变联盟，反对纳粹干涉教会事务。）也是，这位前潜水艇指挥官信奉的就是秉持古风的普鲁士路德教派，并主张君主政体。克雷默一开始就知道除非借由外力，否则难以阻止希特勒，于是离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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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本人并没有对我解释他的政治信念和哲学。我必须从偶尔得到的线索、参考资料，以及他告诉我拍给前德皇的生日贺电等去拼凑他的故事。但是，到了我们相当熟稔后，他就开始畅谈自己的理想。他说，他这一生真的只有两大抱负：一是成为军方参谋总长的政治顾问，二是做外交大臣的政治导师。于是我问：“克雷默，为什么你自己不来做参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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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或是外交大臣呢？“他则回答：”不可能。我是个思想家，而非行动者。我不是属于聚光灯下的人物，此外，我这个人不做公众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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