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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用我多费唇舌，谢弗已完全明了德国的情形。事实上，他比我还清楚，且对德国纳粹不抱一点幻想。他的消息似乎相当灵通，一方面是来自《纽约时报》的驻欧记者，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华盛顿国务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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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哎，可怕的是，这份工作已经由不得我了，我不得不接受。除了我，没有人能抵挡最坏的事。纳粹需要我，《柏林日报》也是。因为他们还需要纽约和伦敦方面的资金，和西方贸易往来；他们要人了解，也希望别人听听他们的声音。所以，他们就需要像我这么了解西方，能和西方交谈，说话也有分量的人。他们需要我，正是因为他们并非每一个都了解外面的世界。其实，他们实在是一无所知。所以，我说他们那野蛮的政策会使他们遭到外界的阻力等等，或是他们必须注意英语世界的舆论时，他们不得不洗耳恭听。因此，他们也就会约束自己的行动和措辞，以换得一丁点的尊重和承认。他们有很多方面都得靠我，也知道美国很重视我。我在离开美国前，和罗斯福总统指派的美国驻柏林大使谈了很久，他是芝加哥的历史学者。他一再地向我表示，他必须靠我取得德国外交部和纳粹高层方面的消息。即使是最愚蠢的纳粹呆子都得尊重并接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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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蒙特格拉斯说，“你难道不怕纳粹利用你来帮他们赢得面子，并欺瞒外面的世界吗？此外，至今他们根本不在意外界对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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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弗义愤填膺地说：“我又不是3岁小孩。我是一个老练的记者。要是他们想操纵我，我就立刻走人。这样不但会使他们受到伤害，也使他们颜面尽失。这是他们付不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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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你不是长久以来想进《柏林日报》才接受这份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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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可以保证，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我跟你们两个说件不为人知的事：我和内人实在是太喜欢美国了，我们本已决定留在那儿，不回德国了。而且，我早先也接受了这个职务的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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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出《时代》杂志的专用信函，是鲁斯（Henry Luce）写给他的，请他担任《时代》、《财富》，还有即将创刊的图片杂志（也就是后来的《生活》杂志）驻伦敦欧洲首席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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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给我的酬劳将是在《柏林日报》的两倍。他还暗示，过几年我应该可以在《时代》担任高级职务。我内人要求我接受这份工作，她一点也不愿意回德国。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亏欠沃尔夫，我该回去继续他毕生的事业。在我从大战的壕沟归乡时，他给了我第一份工作。这个老人就像我自己的父亲一样。我也亏欠《柏林日报》，我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份报纸，不让野蛮人来蹂躏、破坏它。我也亏欠祖国，我一定要防止那些纳粹野兽犯下最卑劣的暴行。我并不指望在纳粹治理之下的柏林如何，但是我知道只有我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正迫切需要我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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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谢弗抵达柏林，受到盛大的欢迎，集名衔、财富和荣誉于一身。纳粹指派他做《柏林日报》的主编，以证明所有关于纳粹的报道和外国报纸上登的那些他们对报界的掌控，全都是犹太人编织出来的恶毒谎言。他们开始利用他，让他得以采访纳粹的头目。在访问中，这些头目信誓旦旦地对谢弗表示，他们绝不是反犹太，反之，他们有许多亲密的好友都是犹太人。这些访问稿立刻刊在《柏林日报》上，并挂上谢弗的大名。每一次纳粹的欺压或暴行被揭露出来时，谢弗立即被派到柏林的外国使馆，向外国记者保证这种“个别事件”绝不会再发生。德国重整军备的消息一出现，又得谢弗出马，写一篇文章为纳粹辩护，并引用“来自高层的消息来源”，说明希特勒维护和平的强烈渴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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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服务，纳粹偶尔记得施给他一点小惠——他仍得以让两个年老的犹太编辑为《柏林日报》改写财经新闻或做校对，但是为时只有两个月。有时，他得到允许可以写一篇简短的社论，批评即将施行的人造奶油税，或是电影票的娱乐税。两年后，《柏林日报》和谢弗的利用价值都被榨干了之后，两者都被“清除”，消失得了无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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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美国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一本书谈到纳粹的杀人魔王艾希曼（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德国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纳粹的灭绝犹太人行动，战后逃往阿根廷，被以色列人逮捕，并处以绞刑。），提到“罪恶的平庸无奇”。这真是最不恰当的词语。阿连德女士对“大罪人”还抱着浪漫的幻想，并深陷其中。世上不是有相当多的伊阿古（Iago）（伊阿古（Iago)：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Othello）中狡猾残忍的反派人物，暗施毒计诱使奥赛罗因嫉妒猜疑而发狂，将无辜的妻子戴斯德蒙娜杀死。）——平庸无奇却犯下滔天大罪的人？像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那样的，则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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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之所以会在汉斯和谢弗身上发生作用，正因罪恶力量之大，而人却是如此渺小。撒旦是为“黑暗王子”，这种通俗的说法可能要比阿伦特女士所言来得恰当。由《圣经》中的祷告词我们得知，人是如此的渺小、脆弱，因此我们请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诱惑，救我们脱离凶恶。正因为罪恶从来就不平凡，平庸的是人。因此，人千万不可和罪恶打交道——一切都是罪恶本身搞的鬼，而不是人。人会成为罪恶的工具，就像汉斯那样的人，他以为靠着自己的野心可以驾驭罪恶；而谢弗本以为可以借着加入罪恶而避免最坏的情况，最后也为罪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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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哪一个为害较烈——是“怪兽”，还是“绵羊”？哪一个比较不好——是汉斯追求权利欲的罪恶，还是谢弗的骄傲自负之罪？或许，最大的罪恶都不是这两个作古已久的人，或许是20世纪的漠然——也就是那位享有盛名的生化学家犯下的罪——这位学者既不杀人，也没说谎，但却拒绝做时代的见证。用古福音书的话来说，“在主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竟然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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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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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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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埃尔·布雷斯福德（Noel Brailsford）1958年逝世时，已十分老迈，在英国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他了。但在40年，甚或25年前，布雷斯福德却是享誉大西洋两岸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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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们曾有几年常常来往，成为忘年之交。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比我父亲还大几岁，而他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影响力都还处于巅峰，可谓非常活跃。从他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和《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发表的文章来看，那种清晰、简朴而优雅的散文风格，显然深受18世纪创办《观察者》杂志（spectator）的英国作家艾迪生（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作家、剧作家、诗人，英国期刊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和斯梯尔（Steele）的影响，而非布雷斯福德心仪的17世纪清教徒。他的文章常常被人拿来讨论与引用，甚至连丘吉尔和艾登（Anthony Eden）等对他的政治观不以为然的人也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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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章一旦在英国出现，大西洋对岸的《新共和》（New Republic）与《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也跟着刊行，在新政时期的华盛顿，人人无不仔细拜读。在那几年间，布雷斯福德也为所谓的“左翼书会”（Left Book Club）写了非常多的书和小册子。他的作品融合基督教循道宗（Methodist）的烈性与马克思学派炫耀式的才学，对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是追求普罗流行风潮(proletarian chic）的必读之书，因此，一出版立刻成为英国最受瞩目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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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雷斯福德从来就没掌握过大权。他是良知的代表，曾经一度出山竞选国会议员，却出师不利——这真是他的幸运，要不然，成为政治人物的他，不出半年就会落得身败名裂。他是标准的“局内人”，十分关心时事。由于自己的性情和原则，他常与人对立。他就是英国最后一个“异议分子”，这也是他重要的地方。然而，他这个人要比他代表的事物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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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全名为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看起来极像糅合了英国传统的圣诞童话剧中的那“穿靴子的猫”（Puss in Boots）。他比一般人要矮，短腿、阔肩，却有着长长的臂部。他的白发剪得极短，一根根都竖立起来，眼睛炯炯有神，嘴巴宽阔。他穿着粗花呢服、蓝色衬衫，系着蝴蝶结领带；领子浆得又高又挺，有点儿像牧师服领子。他不食荤腥，以坚果类和乳酪为主食，但好为客人下厨，烹调牛排大餐。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他爱抽烟斗，在享用素食餐点时，来一点黑麦威士忌、法国罗纳地区或是南非的红酒。我这一生从来没有遇见过比布雷斯福德更称职的主人，他是那么风趣，专心听你说话，而且很会鼓励别人。他常在饭后和客人闲聊，炉火摇曳，就这么谈着谈着，直到夜半三更。有人说，他的母亲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他有一种温柔，也就是法文中的“douceur”——一种没有糖分的男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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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的信仰非常坚定，但是他所宣扬的信仰却是“反宗教”。他们家世世代代不是不服国教派（不服国教派（Nonconformist)：指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的牧师，就是隶属浸信会或是循道宗。宗教的热诚和修辞一直跟随着他，直到老死。生于1873年的布雷斯福德，就像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许多人物，在十几岁时历经相当严重的精神危机，不再相信宗教，变成一个彻底的不可知论者。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对任何一个人说尖酸刻薄的话，但只要提到基督教，这个温文儒雅、和善可亲的人马上转变成一个心胸狭窄、怒火中烧、有着派系之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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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所有的教会、牧师和神职人员，像是诺克斯（诺克斯（John Knox，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多次遭到信奉天主教当局的迫害。后创立苏格兰长老会，与人合写的《苏格兰教会信仰声明》被定为苏格兰国教纲领。），以最狠毒的话来谴责天主教的“皮条客”和偶像崇拜者。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17世纪好战的清教徒，特别是“平均派”的成员，他曾以这些人为题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他说，他永远都无法原谅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背叛；英国古老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拥有土地的士绅和贵族阶级因此不能被推翻，且和“平均派”追求的基督教集体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他最常引用的作者就是伏尔泰，床头总摆着一本伏尔泰抨击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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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派（Leveler)：17世纪苏格兰内战及共和国时期一个民主共和派别的成员。平均派之名是敌人命名的，指支持平均派的人想要“平分人们的财产”。他们主张社会改良，真正主权移转至下议院，男子均有投票权等。他们诉诸理性，反对援引先例或圣经权威作为论证，在政治思想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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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年轻时，曾在牛津大学任特别研究员或大学导师。我想，他应该是喜欢学术生涯的古典学者。这条路也很适合他。他有一种在牛津相当受到欢迎的机灵——一种没有一点尖刻或恶意的机智；他的举止优雅，在院长和诸位导师间颇得好评。然而，为了秉持自己的良知，他坚决反对布尔战争（布尔战争（Boer War)：1899年～1902年英国人与布尔人的战争。），于是退出学术界，一头钻进政治中。他把自己的理念写成小册子出版，发表演说，且组织会议和示威游行。这种姿态当然不受欢迎，特别是在当时以托利党为主的牛津人眼里。他们让布雷斯福德心里有数——他已经没有机会再踏入学术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