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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鲁斯先生，除了这本书，你对我可说是一无所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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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就错了，我可是很用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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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个档案夹，一厚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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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他指着厚厚的那一叠，“是你抵达美国前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东西，还有你每个月为银行客户写的经济通讯。而那个……”他指着薄薄的档案夹，“是你来到这儿后，在美国杂志上写的文章。”他把所有的资料交给我，我一翻，发现每一篇文章、报告，他都读得相当仔细，在边缘加上不少注解和评论，这些眉批显然就是他本人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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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大引诱。那时，成为《时代》的国际新闻编辑，是每个年轻作家的美梦。待遇更是出奇的优厚，鲁斯手下的资深人员，在经济萧条的当年还拿得到天文数字的薪水，几乎是骇人听闻的事。而那时的我，还没有什么地位可言，所得更是非常非常的微薄。不过，我心中存有疑虑。我研究过《时代》的行事方式，并不觉得可取。那种“团队新闻作业”，也就是所谓的“鲁斯风格”，并不合我的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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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的每一个一流编辑，无不细读、修饰，或是重写将由自己手中发出去的文章。《纽约客》（New Yorker）的罗斯（Harold Ross）是如此，在1910年到1930年间创立《周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洛里默（Horace Lorimer）也是，还有《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斯科特(Scott)、《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沃尔夫（Theodore Wolff)以及19世纪70年代伦敦《经济学人》（Economist）的编辑贝奇哈特（Bagehot）等都是。好的编辑并不凡事“宽容”，他们不会让同僚来做“自己分内的事”，他们必须注意是否报社里的人都“善尽职责”。好编辑，特别是伟大的编辑，有如一个点子奇多的独裁者，文章到他手里，无不一再地修改、重写、剪裁或是大幅删改，直到他认为“纤合度”为止。布雷斯福德告诉我，《曼彻斯特卫报》的那个老斯科特，不只细读、修改每一篇社论，连每一则小广告，包括寻找宠物的启事都亲自校阅，修改其中的文法、标点，并注意是否文思清晰，风格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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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斯的“团队新闻作业”用意在使报道超然、客观，文章却有机械呆板、同质化的危险。我想，这么一来必定会造成偏见和错误。鲁斯引以为骄傲的就是该杂志社没有“研究人员”（在那个年代，通常是由女性来担任）做查核事实的研究工作；这表示作家（当年，多半是男人）自己并不去查证。结果就是，作家并不一定知道事实的细节，而研究员则不明了整件事。可想而知，这样会造成非常离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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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1950年拙著《新社会》出版，《时代》因此以我和我的书做封面故事。不料，这篇报道却因朝鲜战争爆发而被抽换下来，未能面世。但是，后来我还是看到了这篇文章，发现家里那只老迈、眼睛半瞎又跛足的小猎犬摇身一变成为“凶猛的德国牧羊犬”，而饭厅那架供孩子练习的老旧的二手直立钢琴被记载为“德鲁克家音乐室里的平台型大钢琴”。其实，研究员本来已经注意到家里那头杂种狗，也问过我是什么血统的。我告诉她是一种猎犬，作家一看研究档案里的注解“猎犬”就自行解释做“凶猛的德国牧羊犬”。由于研究与写作分家，也让我们家中饭厅摆的老钢琴变了样——这就是“团队新闻作业”必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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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耳闻鲁斯手下那班人马之间斗争得相当激烈，常常互相诽谤。因为鲁斯的管理方式就是让编辑互相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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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还是无法抗拒鲁斯对我的诱惑，答应他就有一份丰厚的待遇了，于是我决定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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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鲁斯却无法履行对我的诺言。《时代》的资深编辑当然是想除掉戈德伯勒，但是他们希望由内部人员来继任。戈德伯勒本人也不想辞职，而鲁斯也无法请这么一个资深人员辞职或是随便撤换他的工作。一直到那可怜的老戈精神崩溃（最后，他从时代生活大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那个职位才得以空缺。然而，也轮不到我来继任。《时代》的成员有一些已加入美国共产党活动小组，而且非常坚贞，我已名列在他们黑名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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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拙著《经济人的末日》出版，我在书中预言，希特勒和斯大林可能会有所妥协，6个月后才成为事实。但是，此言一出，我立刻变成美国共产党人和其同路人的敌人。《每日劳动者》（Daily Worker）以我为题，刊了一大篇，“证明”彼得·德鲁克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个笔名，是纳粹高级军官和华盛顿国务院官员联手图谋不轨之作。而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在华盛顿的负责人托德(Larry Todd）个人更组织、策划了一项以我为攻击对象的运动，封杀我投给杂志社的每一篇文章，并阻止报社或学术界雇用我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托德的一举一动都是遵照克里姆林宫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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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鲁斯才亲口告诉我，当初的我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作家，出了一本书居然会引起这般轩然大波，完全是因为丘吉尔的强力推荐。当时的丘吉尔虽然已不再得势，而“姑息政策”正方兴未艾，但丘吉尔也不是毫无希望的“失败者”。几年前，他还是风云人物，因此，他大力推荐的书必然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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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盛行时，在好莱坞名列于“反共黑名单”上，的确可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把所谓的“黑名单”引进美国学术圈、新闻界和媒体的，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共产党人，而且因为同情者众多而发挥力量。就麦卡锡而言，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不过是以“反共”为名，用的策略还是当初美国共产党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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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对加入《时代》没有很深的疑虑，但一想到他们的内部斗争就倒胃口，或许我还有一场漫长的战争要打：一方面要对抗想继续留任的戈德伯勒，一方面有《时代》编辑们对自己的排挤，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公司里人多势众的美国共产党人。于是，我告诉鲁斯，请把当初的约定抛到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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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写作是一种暴露自我的行为。出书就是自找苦吃，免不了遭人攻击，而我在书中揭示的，必会引起论战。然而，过了几个月后，我才不得不承认，《时代》里的共产党人即使没有给我天大的恩惠，也算是有助于我——没有他们，我可能会接受那份工作，这么一来，我若不被毁了，也不能再有什么作为。鲁斯招募了很多天分很高的人来为《时代》、《生活》和《财富》工作，结果这些人一旦加入，一生就写不出什么著作了，甚至在离开之后也是。鲁斯的善意，他给的高薪和溺爱，简直是对才智的谋杀。若是为鲁斯工作，我怀疑自己是否有那份能耐，能成熟到抗拒那些诱惑。很少有人做得到吧。我之所以有这种了悟，并不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我因为曾和鲁斯手下的人共事过，才下此结论，更何况我还不知道是否他们真有一份工作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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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见我居然有排拒之意，干脆给我一份高薪的闲差，就当做是他的幕僚。我已学乖了，于是谢绝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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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那么容易打退堂鼓的人，一年后，他又提出一个令人心动的提议。这可是我写作生涯中最有趣、刺激，又有教育意义的工作，也就是——拯救《财富》1940年的1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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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斯创办的那些杂志中，《财富》才是他的挚爱。1923年创刊的《时代》，并不是他一手创立的，而是和他在耶鲁的同学哈登（Briton Hadden）合作的事业。然而，连对鲁斯多有贬抑之辞的传记作家斯旺堡（A.W.Swanberg），在他的著作《鲁斯和他的帝国》（Luce and His Empire）(1972年）中也强调，真的立下汗马功劳的是鲁斯，他从一开始就亲自负责编辑和出版的作业。但是，形式上，哈登和他还是平起平坐。在众人眼里，外向、爽朗、注重外表的哈登的确要胜过羞涩的鲁斯。鲁斯也有自己的情结，他一直无法忘怀他是个赤贫的传教士之子。一直到1929年哈登死后，鲁斯才得以坐拥整个王国，成为《时代》名副其实的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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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30年问世的《财富》，从构想到诞生，都是出自鲁斯一人之手。头两年他亲自编辑，组成班底，定出版面设计风格、社论方针和发行办法；这一切都是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经济大萧条的谷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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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斯自己一生的计划中，《财富》的角色也相当特殊。《时代》使他不到30岁就致富。他一直想富有，但是不会用钱，直到他娶了克莱尔·布思，才知道如何享用金钱。《生活》使他在40岁以前成名，但是我想他一直不太习惯成为名人。《财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希望借由这份杂志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也就是他心中真正的渴望。《财富》也比较符合他的风格。鲁斯从来不会使用“时代人”这种字眼，那种怪异的语言是哈登对《时代》的贡献。鲁斯自己文笔不错，也喜欢写作，偏好的是长篇的、闲适自然的、《财富》风格的文章。为《财富》写作、编辑一直是他的乐趣。最后，他想出《财富》的版面设计，对他来说，设计风格和内文是一样重要的。他和美术部门一起投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和美术主任及艺术家商讨。编务已经够繁忙的他，仍不得抽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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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财富》的10周年特刊，简直有如他亲生的孩子，也是一个里程碑，他认为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个人成就。他思考再三，拟定详尽的计划，就开始着手。然而，这10周年特刊却差点难产，原因在于：他无法把老朋友撤换掉，即使这个朋友显然疏于职守。时代公司很多次失败也都肇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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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财富》的主任编辑达文波特（Russel Davenport）可说是惠特曼（Walt Whitman）再世——一个见解远大、对美国的未来怀抱着乐观态度的作家；可写出撼人心弦、情感炽热的散文；他也是杰出的文字编辑——为了搜寻一个最完美的字眼、重整一个句子，或是从一堆扑朔迷离的字词中找出意义，他都有耐心花上好几个小时来思考；他更是个好人——机智，待人热诚，常激励别人，而且很慷慨。但是，他却完全不适合做月刊的编辑主管。他不能做好计划，不知如何授权，更不会监督部属。截稿日期对他来说，无异于吓吓顽皮小孩的“狼外婆”；他也不会定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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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是第一个把“甘特图”（Gantt Chart）运用在杂志编辑的人。这种图表，始自完成日期，再一步步地往前计划。不这么做，鲁斯的杂志根本不能定期出刊。当时，他们所做的这种进度表可说是前所未有的精细、复杂。引进这种新的进度计划系统可说是一大创举，也是鲁斯对公司的贡献。《财富》当然也用这种进度表，但是达文波特却从来没用过，他解释说：“我把进度表放在脑子里。”显然，进度表是不可能放在脑袋里的。但是，达文波特已经跟了鲁斯多年，尽管不胜任做主管，鲁斯还是把他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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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财富》10周年特刊却是《财富》有史以来最有野心的计划，而且和以往大不相同：将有20篇论及美国经济的文章，12篇是主要论文，其他8篇则是次要的文章。鲁斯和编辑群商量出这个伟大的设计后，就交给达文波特执行。6个月后，离送厂印刷只有几星期时，鲁斯来查核进度——几乎一无所成。有一些主要的文章还没找人来写。就在此时，鲁斯找我来做“救火员”。关于我过去做过的研究、分析，他已经了如指掌，手中就有几本剪贴簿，专门用来收集我的文章。他请我写两篇主要的论文：一篇论美国农业，一篇则是有关美国的劳动力。还希望我编辑几篇当期预定选用的文章，并从未来几期预备刊登的文章中找几篇出来编辑一下，让这10周年特刊得以顺利出刊。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最后终于赶上截稿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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