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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也明白鲁斯并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他其实是更耐人寻味的人物——他可说是个中国人。我想,鲁斯并没有注意到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他办杂志那一套简直是出自东方传统政治,制造党派斗争,在位高权重的人士间挑拨,鼓励年轻人来找他但不可让他们的上司得知——让内斗愈演愈烈,互相猜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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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和他的出生背景有关。他是派驻到中国的传教士之子,在中国内地长大,同伴都是中国小孩。因此,塑造鲁斯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他回到美国,进入耶鲁就读时,已经是成人了。不知他是否自知(或许不知道,因为这人不善于追忆),他的人际关系、管理风格和那一套体系,正是中国统治者的权谋——虽然不直接视事,却不断地制造官员间的摩擦、分化以及互相对立的人际关系,以保障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受任何人的威胁。我认识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若是像鲁斯一样成长于中国农村,和他实无二致。有时候,我不禁惊异罗斯福总统的管理风格也是如此。这该归因于他的外公——一个在中国行商的美国人,也是罗斯福那喜欢弄权的母亲最崇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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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以后,我很少见到鲁斯。他再度来找我合作,则是有个特别的计划,希望我提供一些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鲁斯很想办一本有深度、高格调的杂志,以季刊或双月刊的面目出现,主题包括哲学、宗教、艺术、历史、科学和文学等。企划书已经由他手下的资深编辑拟好了,正是到了决定要不要投注人力和资金的时候。他预料这种杂志一定没有利润可言,把钱花在这样的计划上是否合理?这是他在1952年、1953年的疑问,于是他来找我,问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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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做过很多类似的工作。事实上,我的第一份顾问工作就是在1940年、1941年分析某家报纸的创刊计划:《时代》有一群编辑,在主任编辑英格索尔(Ralph Ingersoll)的领导下,决定在纽约办报——办一份“认真严肃、具有革新意味的小型报纸”,希望我的朋友提供财力上的支援。而这几个朋友在投资之前也请我分析这项企划案。那时,我已经知道,任何一种出版刊物是否能成功,第一个要考虑的,不是资金,而是编辑作业——编辑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是,提出这个企划的人是否能胜任编辑的工作。之后,再来看数字方面的问题。所以,我那一群财力雄厚的友人请我看一下英格索尔的企划案并分析将来的财务前景。我则以他们的编辑计划作为分析的重点,回去跟他们报告:“编辑方向大抵正确,但是提出企划案的人无法实现目标。”我的友人于是决定不支援该办报计划。于是英格索尔和他的同事另找了一些支持者,并以《午后》(PM)为名发行。不管是就编辑还是就资金方面而言,这份报纸后来都成了报史上的一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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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同一批人又找上我了,这次的企划案是《科学的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编辑方针很对,就创刊时机而言,正是再好不过了,除了鲁斯早期办的杂志,我还没见过什么刊物像这样合乎阅读大众需要,并能迎合他们新觉醒的意识。提出企划的人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而且有能力实现。我因此建议友人可以大胆投资,取得比原来预定更多的股份。很快地,《科学的美国人》在编辑和财务方面都有相当杰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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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鲁斯上门请我帮忙时,我已经有相当经验了。如同往常,他已经对我研究一番,知道我为《午后》和《科学的美国人》做的分析。他跟我说:“我之所以请你协助,正是因为知道你在审查一份新的刊物时,是不看财务数字,而是看编辑方针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希望你能提供我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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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的企划案很有意义。当时所有主要的知识领域,已有很多第一流的研究工作,但是旁人却难以得其门而入,偷窥一点名堂。那时,受过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对所谓的“美国心灵”(American mind),大家也越来越感兴趣。但是,我看了一下大约5本样本的大纲后,发现这份刊物强调的特点——“从美国人思考角度出发”,却消失无踪。有一本看来像是模仿1850年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另一本则类似1913年的《法国文学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caise),还有一本像是1925年的《新德国评论》(Neue Deutsche Runds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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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本不只是模仿之作,简直是19世纪欧洲的刊物,一点美国的特色都没有。过了几天,我不禁思索起这个现象——所谓大众的“自由主义的文化”这个基本概念是不是根本和美国特质格格不入,或是已在20世纪中叶失去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科学的美国人》、《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科学》杂志(Science)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出版的杂志之所以能够成功,不就说明鲁斯企划案中那受过教育的读者群确实存在吗?但这些读者有兴趣的却不是一般的“大众文化”,而是特殊的“小众文化”。因此,以上那些刊物的读者群会重叠,或者说大抵上是同一群人。从美国开办公共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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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Television)的经验,我们也可发现:其立意和鲁斯想创办的“高格调”杂志差不多,以同样的人为观众群,但“文化”和“教养”的意义已有巨大的改变——所谓有教养的人将不只是在业余涉猎几个领域,而是个专家,且是能使自己的专长和知识互相贯通的通才。对这样的读者来说,《爱丁堡评论》、《法国新闻评论》、《新德国评论》,或者是鲁斯想创办的杂志、美国公共电视,以及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的三号广播网(Radio 3)都过于业余、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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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跟鲁斯说:“这份企划案很棒,不过晚了50年。此外,《时代》的人也无法胜任。我猜,你想寻找、鼓励一些外面的作家来为这本杂志执笔,并以一般大众为读者群。但是你的专长却是叫自己手下的人搞定,因此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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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仔细地听了我的建言,说道:“我来向你请教,正因为我猜想到你会这么说。但打从一开始,我就梦想办这么一本杂志。于是我想从《时代》那里拨出经费来办一本美国前所未有却应该拥有的文化杂志。不过,你说的没错……”于是,他放弃了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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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他又来找我了,而且来往得相当频繁。那时,《生活》首次显现出老态。虽然整体的营业额还在往上蹿升,但是他们得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才能找到订户。由于拉到新订户和保住老订户越来越不易,花费急剧增加,因此广告收入和营业额一定要不断地创下新高,才能生存。鲁斯请我研究一下《生活》的编辑内容,看看能有何种改善。我的报告根本不为《生活》的人采纳,因此不知道他们是否转告鲁斯我所下的结论。我论道,《生活》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如果基本编辑概念能有所改变,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但是说到这点,大概没有一本杂志可以轻易办到。《生活》已经败给电视了,若要保住领导地位,一定要从一本以图片为主的杂志,变成一本有插图,以文字为主的杂志。但是,这么一来,不但不可行,而且还是难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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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使《周六晚间邮报》成为全美最叫好、又叫座的洛里默不断宣扬杂志一定要以广告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订户则是用来刺激广告客户的成长。然而,《周六晚间邮报》却一直未能符合这条“洛里默法则”。直至30年代晚期,他们之所以有正常的营收主要还是靠一般订户,广告收入只能算是一笔“意外之财”。但是洛里默的话却让很多美国出版业者和杂志投资人信以为真,奉之为“金科玉律”,也被这句话害惨了。订户不多、零售情况不好,连最起码的收支平衡都做不到的杂志,只有倒闭一途。要拉到订户很简单,开出个令人心动的价格即可。《周六晚间邮报》、《展望》(Look)和《生活》这几本杂志在垂死前,都曾以低价创下发行量的最高峰,但只是回光返照而已。编辑因此大声怨叹,已经编得“内容扎实、可圈可点”,为什么得不到有钱大爷和广告客户的支持?如果一本杂志是以“流血价”来拉订户,用种种“特价”、“优待”和“双重大赠送”等来招揽客户,终会得不偿失,不能算是“编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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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结束前(《生活》本为图片周刊,1972年停刊,1978年复刊时,改为月刊发行。),为了从一个订户那儿赚到八九块,必须花上15块钱。这就是“编辑失败”——杂志社要贿赂读者,才能说服他们把自己编辑的产品带回家。登广告的商家通常不知道广告会不会成功,但是大家都晓得,如果读者不想看,再怎么打广告都没用。事实上,如果杂志不受欢迎,广告根本没有办法把产品推销出去,也就没有人会想登了。因此,创下高峰的发行量若是买来的,而不是自己挣来的,总是表示这样一本杂志已经日薄西山。《生活》也是如此,之前的《周六晚间邮报》和《展望》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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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杂志,事实上整个杂志的概念会有相当大的变革。麦克卢汉(Marshau McLuhan)一直强调印刷的文字已死。实则不然,死去的是经由邮件运送的文字。对编辑或读者来说,重要的是信息,而不是传递的方式。把墨水印在重磅的纸上送到远方,要比用电子媒介传送到读者的家,价钱贵上100倍,却慢1 000倍以上。为了运送1/10盎司墨水的信息,用了3磅左右的纸来印刷寄送是不是不合经济效益?除非没有其他方式可行,否则没有必要如此。更何况今天电话和电脑相当普及,是传送信息、排印文件的好帮手;如有需要,电子信息自然可在纸上排印、存档,这些纸张也可再回收。从科技的层面来说,彩色电子图像也是可能的。现在的阻碍只是立法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受到“新闻自由”的限制。付费电视已经被接受了,电子杂志终将成为事实。用邮件运送的方式太浪费人力,电子传送不但合乎经济效益,而且更有弹性,更多样化,更可以展现编辑的特性。英国邮局已经开始做电子图像传送的服务,这种创意实在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而美国IBM的子公司也在1980年开始这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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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生活》这种以图片为主的杂志,和一般以文字为主的杂志一样,用人工运送,因此不能长远。在1950年左右发行量创下新高的同时,采用昂贵的生产、邮寄方式,生存必定会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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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个人给予这份杂志的评价极高。《生活》可谓现代文化的重要成就,特别是其中表现出的无穷变化和个性。但是,我所赞赏的是这杂志本身,而不是那传统印刷用的纤维,也不是机器印在那纤维上的黑点。我衷心希望这份杂志能长久,也愿那古老的传送媒介早日作古。鲁斯的杂志,就本质而言,可说是旧日科技最后的大众杂志。若是要写杂志史,可以题为——“从爱迪生的《观察者》到鲁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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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0年后,也有可能出现另一段历史——“从鲁斯的《生活》到……”因为鲁斯的杂志不仅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也是新品种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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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家的传记中,很少提到鲁斯这个人。和他同时代的共和党巨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参议员塔夫脱(Taft)就是典型的例子。论艾森豪威尔任内表现,写得详尽的是帕梅特(Herbert S. Parmet)的《艾森豪威尔与美国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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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enhower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s)(1972年)。在这长达650页的巨著中,只提到鲁斯两次——一次说鲁斯是第一个公开和麦卡锡唱反调的人,那是在1953年6月。过了一年多,艾森豪威尔的内阁才有人敢声明反对麦卡锡。另一次是论及艾森豪威尔援外计划,他集合了30位卓越的领导人,鲁斯也名列其上。同年帕特森(James T. Patterson)出版的《共和党先生——塔夫脱传》(MrRepublican;A Biography of Robert ATaft)提到几次“鲁斯的杂志”,几乎没有提及他这个人,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一笔带过,而不认为他是有政治势力或影响力的人。另一本较早出版的政治传记,由舍伍德(Robert ESherwood)所著,有名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Roosevelt and Hopkins)(1948年),同样地也提到鲁斯两次而已,且是“完全不重要的人物”,一次说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反对孤立主义的“白色委员会”成员,另一次是说他在1944年的一篇社论中正确地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孤立主义不会再度兴起。这三本书都有根有据,参考了当事人详尽的日记、文件,没有一个认为鲁斯在政坛上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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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鲁斯立传者,不管友善或敌对,都把他描绘成美国政治的重要人物,且不论他有无正面的贡献,他对美国的政策相当有影响力。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到1967年他辞世为止,在这一段美国政治史中,鲁斯即使不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也不可小觑。有关鲁斯生平的专著,最有名的、在一出版就炙手可热的是斯旺堡(Swanberg)的《鲁斯和他的帝国》(Luce and His Empire)。根据斯旺堡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孤立主义、干涉政策、反共产党,以及美国支持蒋介石等多项政策,鲁斯都有份。斯旺堡认为,美国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只有一个有力的政治人物——亨利·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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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以上两种对鲁斯的评价,不是失之不及,就是失之太过,因此都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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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鲁斯的出版事业声势是多么壮大,以传统的角度来看,他对美国政坛完全没有影响力,而且一点分量都没有。他甚至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来完成自己一点小小的政治野心。大家都知道鲁斯对驻伦敦大使一职垂涎已久,因此自己的出版王国帮助艾森豪威尔顺利登上总统宝座时,就提出该项要求。然而,老谋深算的艾森豪威尔想让他出局,又不能给他难堪,于是巧妙地指派他的妻子克莱尔,前剧作家,后来为康涅狄格州的议员,出任驻罗马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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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在政坛的影响有限,原因之一就是他旗下的杂志很少反映出他自己的立场。在编辑方面,鲁斯非常积极地参与,直至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或是中期。但是他并不在乎这些刊物所透露的政治信息。他本人虽然坚持某种政治主张,但是他允许编辑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并自由发挥。打从一开始,鲁斯就是激进的“干涉主义者”,早在1935年他就和丘吉尔有过接触,似乎已参与大西洋联盟对抗希特勒的计划。但是一直到欧战爆发,在他旗下还是有大声倡导孤立主义、对希特勒姑息的人,也就是《时代》的国外新闻编辑戈德伯勒。鲁斯本人非常保守,但是《时代》、《生活》和《财富》的主任编辑都是自由派的,还有一些如20世纪40年代在《时代》的英格索尔,还是自由派的左翼人士。鲁斯几乎从一开始就反对麦卡锡,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相当困窘,但是他还是容忍《时代》里拥戴麦卡锡的前共产党分子,让他们言所欲言,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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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斯不会缄默,他也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从他给编辑的便条或是他修改的社论就可以看出。不过,他也有百分之百坚持己见的时候,那就是论及中国政治时。在其他方面,他都可以允许不一样的看法,但是谈到中国,他可一点都不让步。他对中国的主张和很多“中国的友人”一致,如小说家赛珍珠(Pearl Buck)和罗斯福总统。鲁斯的情感反映出美国传统那种对中国的移情。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美国的兴趣不大,不易接纳美国的情感和价值,和美国几乎没有任何的共同点,不管这中国是在清朝、蒋介石还是毛泽东的统治之下。然而,美国却以最迷蒙、多情而浪漫的眼神看着中国,像鲁斯和罗斯福所憧憬的蒋介石的中国,或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之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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