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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初识巴黎时,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融为一体,不比现在,通过地铁和公共汽车,全城连成一片。当时的交通主要以笨重的喷着粗气的马匹拉动的大型公共马车为主。当然要想发现巴黎,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乘坐“帝国马车”,从这种宽敞的豪华马车的上层或者从敞篷的出租马车上四下顾盼。反正这种车也跑得不会太快。但是从蒙马特尔到蒙帕纳斯,当年怎么说也还是小小的一段旅程。有传说讲,巴黎的小市民节俭成性,有人住在塞纳河右岸,还从来没有到过左岸,孩子们只在卢浮宫的花园里玩,从来没见过推勒里宫的花园,或者蒙梭花园。真正的市民或者门房,只喜欢呆在自己家里,呆在他的天地里。他在大巴黎城里给自己创建他自己的小巴黎。因而这些小区,各有自己明显的,甚至是外省的特点。因此对于一个外国人,要在哪里安营扎寨,确实需要下定某种决心。拉丁区已经不再吸引我。从前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对巴黎作过一次短暂的访问。我一下火车,径直扑向拉丁区,第一天晚上我就坐在瓦歇特咖啡馆里,满怀敬畏之心,让人家指给我看魏尔伦坐过的座位和那张他敲打过的大理石桌。每当他醉酒之后,他就用他那沉重的手杖,火冒三丈地敲打这张桌子,来博得别人对他的尊敬。为了对他表示敬意,我这个不贪杯的弟子,喝了一杯苦艾酒,虽说这绿兮兮的饮料一点也不配我的口味,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怀有敬畏之心的年轻人,身在拉丁区,有义务遵守法国抒情诗人的礼数;我在书上读到有种拉丁区的气氛,为了能够实实在在地体验这种气氛,我当时恨不得搬到索邦大学[1]旁边的一个六层楼上的阁楼里去住,这才风格一致。到二十五岁就相反,我的感觉就不再这样天真浪漫,我觉得学生区过于国际化,太没有巴黎味。我尤其不再想根据文学上的回忆来选择我长久的住处,而是尽可能有利于我自己的工作。我立即环顾四周,从这个意义上看时髦的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就一点也不合适。更不合适的是和平咖啡厅四周的那个市区,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有钱外国人都在这里聚会,除了侍者,没有一个人说法语;倒不如圣·苏尔彼斯区幽静的气氛对我更有魅力,那里教堂林立,修道院不少,里尔克和苏亚雷斯[2]都喜欢住在那里。我当然恨不得住在圣·路易岛上,和巴黎的两边,塞纳河的左岸右岸同样都有联系。但是散步时,我在第一个礼拜就找到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去处。我溜溜达达地走过王宫的一道道走廊,发现十八世纪由平等亲王[3]很均匀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汇成这个巨大的正方形的地面,往日独一无二的一座典雅的宫殿便沦落成一家小小的、有点简陋的饭店。我叫人打开一间房间给我看,不觉喜出望外,发现从窗口向外可以远眺王家宫殿的花园,一到夜幕降临,园门就要关闭,这时只听见城市的喧嚣轻轻传来,模糊不清,节奏分明,犹如动荡不宁的涛声,拍打着远方的岸边,园内的塑像映着月光闪闪发亮,而在天方破晓的时分,有时微风从附近的前厅里送来一阵味道浓郁的蔬菜香味。在王家宫殿这历史性的四方形场地里,曾经住过十八、十九世纪的诗人、政治家们。斜对面的那幢房子,巴尔扎克和维克托·雨果[4]曾多次爬上一百级楼梯,直达我深爱的女诗人玛色琳娜·德斯波尔德-伐尔莫尔[5]寓居的阁楼,那里有个地方有块大理石闪烁。当年加米叶·德穆兰[6]在那里号召民众向巴士底狱进攻,那里还有道有屋顶的走廊,当年穷酸的小少尉波拿巴[7]在那里来回徜徉,在德行并不十分高洁的女士当中寻找一名靠山。这里每一块石头都讲述着法兰西的历史;另外,国家图书馆近在咫尺,只隔一条马路,我每天上午都在那里看书。藏画无数的卢浮宫博物馆和人潮汹涌的几条大街也相距不远。我终于来到了我一心想去的地方,来到了几百年来法兰西的心脏热烈而又富有节奏地搏动的地方,来到巴黎最中心的腹地。我记得安德烈·纪德[8]有一次来看我,对于巴黎心脏地带的这片宁谧惊愕不已,他说:“我们得让外国人向我们指出我们自己城市最美丽的所在。”的确,我找不到比这罗曼蒂克的书房更有巴黎气息、同时又更偏僻的场所,而这书房就坐落在最为生机勃勃的世界大都市最内在的禁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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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当时走遍大街小巷,焦躁不耐之中观看了多少景色,寻访了多少地方!因为我不想只经历1904年的这座巴黎城;我用全部感官,用我的心灵也在寻觅亨利四世[9]和路易十四[10]的巴黎,拿破仑和大革命中的巴黎,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纳[11]和巴尔扎克,左拉和查尔斯·路易·菲利普[12]的巴黎,所有的街道、人物和事件。在这里和以后每次在法国,我都确实感到,一种伟大的忠实可信的文学会回报给它的人民以多少生命常驻的力量。因为在我亲眼看见巴黎之前,通过诗人、长篇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风俗画家的表现艺术,巴黎的一切我事先都早已熟悉。初次邂逅,只是使这一切注入生机,肉眼观看其实只是重新认识而已,就是希腊人说的“Anagnosis”[13],亚里士多德把它赞为艺术享受中最了不起、最神秘莫测的一种。可是,话说回来,要认识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后的犄角,最隐蔽的所在,是不能单靠看书或者无穷无尽地闲逛所能办到,而总是只能通过最优秀的人士才能深入了解。只有仰仗和健在的人士结成的精神上的友谊,才能一窥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真正的关联。在一旁观看再多,也只能获得一个不真实的匆匆获得的图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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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不少这样的友谊,其中最出色的乃是和莱翁·巴扎尔杰特[14]之间的友谊。我每周两次到圣·克鲁去见维尔哈仑,多亏我和他建立的密切联系,我避免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陷入国际画家和文人组成的浮而不实的圈子。这些人在教堂、咖啡馆扎堆,归根到底不论在这儿还是那儿,不论在慕尼黑、罗马还是柏林,都是这同一帮人。而和维尔哈仑一起去看的那些画家和诗人却完全不同。在这纵情享乐、激情似火的城市里,他们每个人都悄然隐遁,凝神创作,犹如生活在孤岛之上。我还观看了雷诺阿[15]的画室,见到了他最优秀的学生。从外表上看,这些印象派大师的生活和小市民、退休人员的生活毫无差别,而他们的作品今天要卖到上万美金一幅;普普通通的一幢小房子,旁边加了一个画室,没有任何装潢,而他们在慕尼黑把伦巴赫[16]和其他一些名家的作品放在仿古风格的奢华别墅里陈列展示。这里的诗人也和画家一样,生活俭朴。他们大多都有一份较小的公职,具体工作不多。在法国,从下到上,从最低职位到最高职位,都对精神上的成就极为尊重。多年来他们已经想出一种十分聪明的办法,把一些并不显眼的闲职给予诗人作家,他们单靠写作,收入不会太多。任命他们为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管理员,有笔小额的薪金,没有多少工作,因为参议员很少要弄本书来看看。得到这样一个肥缺的人就可以在上班时间坐在派头十足、古色古香的参议院宫殿里,窗前是卢森堡花园,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写作他的诗篇,不必去考虑是否得到稿酬。这样一来,温饱得到保证,这些诗人也就心满意足。另外一些人却是医生,就像后来的杜哈默尔[17]和杜尔丹[18];有的开家画店,像查尔斯·维尔德拉克[19];或者原来是中学教师,例如罗曼[20]和让·理查·布洛赫[21]。他们在哈瓦斯新闻社上班,像保尔·瓦雷里[22]那样,或者在出版社帮忙。没有一个像他们的后辈那样自命不凡,这些人拍拍电影,出书量大,反而毁了他们,刚博得人家称赞,就不可一世,试图就此安身立命。当时的那些诗人对于这种卑微的、毫无野心求得的职业并无苛求,只求他们外在的生活能够安全稳定,保证他们独立自由去创作他们心里想要创作的作品。由于生活这样安定,他们就可以泰然自若地无视那些规模宏大腐败透顶的巴黎各家大报纸,去为那些靠个人作出牺牲才得以维持的小报写作,不收任何稿酬,也才能心情平静地看到,他们的剧本只在文学小剧院里上演。他们的名字起先只在自己的圈子里为人所知:十几年之久,克洛代尔[23]、贝基[24]、罗兰、苏亚雷斯、瓦雷里,只有极小的一批精英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这个人们争分夺秒忙忙碌碌的城市里,就只有这些人一点也不匆忙。安安静静地生活,为“节场”之外的一个安静的圈子里的人安安静静地写作,这对于他们而言,要比使劲让自己冒尖突出重要得多。过小市民捉襟见肘的生活,他们并不感到羞愧,换来的是在艺术创作上可以自由大胆地思索。他们的妻子自己做饭,料理家务,日子过得简单朴素,因而在朋友相聚的夜晚,气氛便更加亲切。大家坐在便宜的垫着稻草的软椅上,围着一张随随便便铺了格子布的桌子,——并不比同一层楼的装配工人过得更加体面,但是大家感到自由自在,毫无障碍,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没有秘书,他们避免使用一切技术器材,犹如避免精神上的宣传机器。他们就像一千年前那样用笔写书,即使在大出版社,像《法兰西商报》(Mercure)那样,也不采用口授和复杂的机器。对外,绝不显威风、摆场面而有所浪费。所有这些年轻的法国诗人和全体老百姓一样,活着为乐享人生,当然享受最精致的人生的乐趣,独创性地工作之乐。这些新交的朋友以他们人性的纯净,大大地修正了我脑海里的法国诗人的图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布尔热[25]和其他当代著名的长篇小说家书中所描写的是多么不同啊。对于这些人而言,“沙龙”就是世界!这些诗人的太太们给我很大的教训,让我看到,我们在家里从书本里得到的法国女人的形象真是错误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仿佛法国女人全是交际花式的人物,一心只想冒险艳遇,挥霍成性,盛装打扮!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那兄弟般的圈子里见到过的太太们更优秀更文静的家庭主妇,她们勤俭节约,谦虚谨慎,即使在最拮据的情况下,也心情开朗,在一个小炉灶上像变魔术似的做出美味佳肴,照看孩子,同时又忠贞不渝地和她们丈夫的一切作品息息相通!只有作为朋友,作为同伴生活在这些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真正的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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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翁·巴扎尔杰特是我朋友的朋友,他的名字现在大多数讲述现代法国文学的文章里都忘记提及,这很不公平。他跻身于近代诗人之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他把自己具有独创性的力量,全都用来介绍外国作家的作品,把他全部美妙的精力都节省下来留给他深爱的人们。他是个天生的“好伙伴”,我结交他,结交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绝对典型人物: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真正献出自我。他毕生的任务仅仅在于,使他那时代的价值真正发挥作用,想也不想他理应得到的高傲称号,因为发现了这些外国作家或者促进了他们的声誉而备受称赞。他的积极热心,只是他道德意识自然发生作用。他看上去有些军人气概,尽管他自己是个激烈的反军国主义者,和人交往总是赤诚相待,是个真正的好伙伴。他时刻准备提供帮助,提出忠告,真心诚意,始终如一,像个钟表一样准时准点,对人关怀备至,极为周到,可是从来不谋私利。为了朋友,他不在乎时间,也不在乎金钱,他到处都有朋友,人数不多,可是精挑细选。他用十年功夫介绍瓦尔特·惠特曼,翻译了这位诗人的全部诗作,写了一部宏伟的传记,让法国人接近这位诗人,以这位自由无羁、热爱世界的人作为榜样,把他的民族的精神目光引到国境线之外,使他的同胞变成更有丈夫气,彼此更加亲密友善,这就成了他的人生的目的:他是最优秀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最激烈的反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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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们成为兄弟般的莫逆之交,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因为我们两个都乐于全身心地介绍外国的作品,毫无外在的利益,因为我们都把精神上的独立自由视为人生的首要价值和最终价值。我在他身上第一次认识到那个“地下的”法兰西,我后来在罗曼·罗兰的书[26]中读到,奥利维向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迎面走去,我几乎以为看到了我们的亲身经历得到展现。但是我们友谊中最美好的事情,也是我最难忘的事情乃是,我们的友谊不断克服一件棘手的事情,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棘手的事老是插在当中,必然会阻止两位作家深交,使他们之间难以建立真诚而又亲切的友谊。这件棘手的事情便是,巴扎尔杰特对于我当时创作的一切全都断然否定,态度却是非常真实诚恳。他深爱我个人,对我献身于介绍维尔哈仑的作品尊敬有加。每次我去巴黎,他总是绝对忠实地站在列车旁,第一个迎上来向我问候,能帮我的地方,他立即出手相助。我们在一切决定性的事情上都观点一致,比一般兄弟之间还要默契。但是对我自己写的作品,他却是坚决彻底地说“不”。他读过我的诗歌和散文,那是亨利·基尔波[27](他在一次大战中作为列宁的朋友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的法文译本,他坦诚地拒绝接受的态度毫不含糊,他丝毫不留情面地指责这些作品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这是一种深奥的文学(他从根本上表示厌恶),他生气的作者偏偏是我。他对自己也是绝对诚实,所以在这点上他毫不妥协,不肯客气地表示一点让步。譬如他在编一份刊物,他就求我帮忙,——这就是说,他只是在形式上求我,给他从德国物色几个重要的合作者,也就是要我征求几篇作品,比我自己的作品更好的作品,而我作为他最亲近的朋友,他却一点也不向我约稿,我的作品,哪怕一行字,他也坚决不予发表。与此同时,完全是忠于我们的友谊,他就为一家出版社审校我的一本作品的法文译本,完全是自我牺牲,不拿一分稿酬。我们这种兄弟般的情谊,有十年之久,没有一小时由于这种稀奇古怪的情况而有所削弱,使我觉得它特别弥足珍贵。在一次大战期间,先前的一切全都宣布无效,我终于找到了一种表示个人意见的形式,这时,恰好是巴扎尔杰特表示的赞同比任何人的赞同更使我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十年来一直诚实地对我的作品表示生硬的否定,现在对我的新作表示肯定,也同样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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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纳·玛利亚·里尔克,尽管他是个德语诗人,我却把他亲爱的名字写在我在巴黎时日的篇页上,这是因为我在巴黎时,经常和他在一起,和他交往最深,我总看见他的面容就像印在旧日的画幅上,总是以这座城市为背景衬托出来。他爱这座城市,甚于爱任何其他的城市。我今天想起他和另外一些语言大师,他们推敲语言就像那些显赫的金银艺术的大师精雕细刻一样。我想起这些尊敬的姓名,他们像不可企及的星辰一样照亮了我的青年时代。这时,在我心里便会不可抗拒地涌现出一个哀伤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喧嚣嘈杂混乱不堪的时代,这些生性纯净,只为创造抒情产品而生的诗人还能够生存吗?我充满爱意地为他们悲叹,这不是一个业已湮没无闻的种族吗?在我们这个遭受命运的各种疾风暴雨侵袭的日子里,这个种族没有直接的后嗣——这些诗人,对外界的生活无所企求,既不要大众的同情,也不要荣誉的标志,既不慕尊荣,也不牟利益,只求在平静之中生活,让他们充满激情地努力创作,写出一节又一节精雕细刻的诗句,每一行都浸透了音乐的韵味,色彩缤纷光彩照人,图像耀眼生辉。他们组成了一个行会,在我们嘈杂喧闹的日子里,他们组成了一个像僧侣般的修会。这些有意识地避开日常凡俗生活的诗人,对他们而言,宇宙之间最重要的莫过于韵脚,诗韵轻柔无比,却比时代的轰响寿命更长。一个韵脚和另一个韵脚相配,激起那种无法形容的波动,比一片风中落叶引起的声响更为轻柔,却又触动最遥远的心灵的震颤。但是这些忠于自己信念的诗人存在于世,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起到多么振奋的作用,这些语言的维护者,严格忠于职守,只对洗练净化的语言献出他们的爱,语言不是用来满足时代和报纸的一时之需,而是为了持久存在,流传下去。看见这些诗人,我几乎感到羞愧,因为他们生活得那样不声不响,毫不张扬,不见踪影,一个像农夫般蛰居乡间,另一个找了门小差使,第三个漫游世界,活像个倾心虔信的朝圣者。所有这些诗人都只为少数人所知,这少数人因而更加热情地喜欢他们。一位住在德国,一位住在法国,一位住在意大利,可是每个人都住在同一个故乡,因为他们只生活在诗歌之中。他们坚决摈弃一切转瞬即逝的俗物,精心制作艺术品,就把自己的生活也塑造成艺术精品。在我们青年时代,看到这些毫无瑕疵的诗人生活在我们当中,我总觉得生活奇妙无比。但是我暗自提心吊胆,一再问我自己: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把人凶狠已极地从每一个自我审视的角落驱赶出来,犹如一场森林大火把所有的动物都从隐蔽深藏的犄角里直逼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纯粹献身给抒情艺术的心灵能够生存吗?我也知道,诗人的奇迹在不同的时代一再发生,歌德在他致拜伦爵士的哀歌中表达的动人慰藉,永远是真实不爽:“因为大地又创造了他们,犹如他们曾一次次为大地创造一样。”承蒙上帝恩赐,这样的诗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现,即便是在最低下的时代,不朽的上帝也赋予它珍贵的礼物。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正好是一个连最纯洁的人,最避世的人也不允许拥有宁静的时代,那用来等待、成熟、思索和内省所需要的宁静,而在欧战前的世界里,时代比较有利,比较从容,他们还能获得这种宁静?我不知道,所有这些诗人,瓦雷里,维尔哈仑,帕斯柯里[28],弗朗西斯·耶默[29],今天还被人承认多少,现在这一代人,年复一年,不听这种柔美的音乐,耳旁听到的全是宣传机器磨轮般劈啪乱响和两度震耳欲聋的大炮轰鸣,他们会欣赏这些诗人多少。我只知道,这样一个连自己都机械化了的世界里面,这些如此圣洁地献身于完美境界的诗人生活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而言,是个多么深刻的教训,是个多么喜人的幸事,我感到有责任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话说出口来。回顾我的一生,命运允许我从人性的角度,亲近这些诗人当中的有些人,持久的友谊得以和我先前的敬意结合起来,我发现再也没有比这更意义深远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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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诗人当中,也许没有一个生活得比里尔克更低调,更神秘,更隐逸。但这并不是他故意这样,并不是像斯台芬·格奥尔格在德国郑重其事表现出来的那种勉强装出来的、披上修士外衣的孤寂隐遁;不论里尔克到哪里去,不论他身在何处,他身边在某种意义上便产生出一片静寂。他竭力避开任何喧哗,甚至躲开他自己的名声——他曾经称之为“围绕着我的名字产生的一切误会的总和”,说得真妙——由于好奇而滚滚涌来的虚荣波涛只沾湿了他的名字,永远没有沾及他的本人。很难找到里尔克,他没有房子,没有地址可以寻踪探访。他也没有家,没有长住的寓所,没有职务。他总在世上漫游。谁也不知道,连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的心灵敏感异常,经不起任何压力,每次生硬地做出决定,每做一个计划,宣布一项打算,他都觉得是个负担。因此和他邂逅,总是巧遇。你在意大利的一个画廊里感到有谁向你亲切地微笑,你都没有觉察到此人是谁,接着你才认出他那双蓝色的眼睛。这双眼睛看你一眼,凭着发自他内心的光芒,就使得他脸上原本并不引人注目的轮廓变得生意盎然。恰好这种不引人注目的表情,是他本性最深厚的秘密。这个年轻人蓄着微带忧伤神气、向下垂落的金黄色的口髭,他那有些斯拉夫人似的面部轮廓没有任何线条显出特别令人注目之处。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和他擦肩而过,不会想到这是一位诗人,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只有和他进一步深交,他的特点才会显露出来;那就是他的性格极为封闭、隐逸,他的行动和谈话都轻声轻气,简直难以形容。他若走进一个房间,那里正在聚会,他的行动竟会毫无声息,几乎无人察觉,他就坐下静静谛听,有时若有什么东西引起他的注意,他便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若轮到他自己开始说话,他绝不动感情,也不加强语气。他诉说得十分自然简洁,就像一个母亲给孩子讲述故事,同样是那样亲切和蔼。他讲起话来,即便是最普通的题目,他也说得形象生动,意味深长,听他说话真是妙不可言。可是他一发现,在较大的一群人中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他就戛然而止,又回到他原来一声不吭、全神谛听的状态之中。他的每个动作,每个手势都轻柔无比;即使他展颜欢笑,也只微微发出笑声。他似乎处处都需要弱音器,因此他最受不了的便是喧闹嘈杂,而在感情领域里,便是激烈冲撞。他有一次对我说:“这些人吐露感情犹如咯血,使我心力交瘁。所以我接待俄国人每次人数都不多,就像甜酒,总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他不仅举止总是恰如其分,秩序、清洁和宁静也完全成了他天生的需要。不得不乘坐挤得要命的电车,在大声喧哗的饭店里坐下吃饭,会让他一连几个小时通体不适。一切庸俗的东西,他都无法忍受。尽管他生活的环境并不宽裕,他的衣衫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富有品味,既想得很周到,又绝不引人注目,做得非常到家。可是他身上总有一样东西并不显眼,却带有个人色彩,一个他心里暗自喜欢的小玩意儿,譬如手腕上戴一根细细的银手链。因为他那追求完美和对称的审美趣味一直深入到最为内在的、最为个人的领域之中。有一次我在他寓所里看他出门旅行前收拾箱子,他拒绝我帮忙,认为我帮不上忙,这很有道理。他把每一样东西都仔仔细细地放在用来安放此物的地方,就像是在拼凑一张马赛克图像,这些东西像拼花一样地放在一起,要是叫那帮忙的手把它弄乱,我也会觉得这是亵渎之罪。他的这种原始的美感,陪伴着他直到极为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他不仅在最漂亮的纸上以他书法纯熟的手仔仔细细地写出他的手稿,每行距离相等,就像用折尺量过似的,便是最普通的书信,他也用精选的信纸书写,他那书法优美的字迹,写得工整、干净、圆润,一直写到边上,他从不允许自己信上有划掉的字,即便是最为紧急的通知也是如此。只要有一个句子或者一个表达方式说得不够贴切,他就以了不起的耐心把全信再写一遍。他写的东西,如果不够完美,他绝不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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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格中这种做事低调同时又全神贯注的劲头,对于每一个和他接近的人都起到催人上进的作用。谁也想象不出曾经见到里尔克有情绪激烈的时候,同样谁在里尔克面前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宁静的电波,也都不会大声喧哗,态度张狂。因为他的沉静收敛的态度,变成一股神秘的力量,教育和道德的力量,持续发挥作用。每次和里尔克交谈的时间稍长,你就会几小时或者甚至好几天不会做出庸俗的事,说出庸俗的话。当然,他的性格不断的调节适度,自己从不向人掏心掏肺,也使得他和别人之间不可能特别推心置腹;我想,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自诩当上了里尔克的“朋友”。在他已经发表的六卷书信里,几乎没有一次用上“朋友”这个称呼。那个兄弟般亲切的“你”,似乎从他中学毕业以后就几乎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用过。他那异乎寻常的敏感,使他不可能让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过于接近他自己,特别是那种特别嚣张的男性气概,简直只会引起他生理上的反感。他比较容易和女人进行交谈,他给女人写的信件很多,乐于写信给女性,在女人面前他自由自在很多。也许因为女人嗓子里没有浑浊的喉音,这使他感到舒服,因为令人不快的嗓音使他痛苦。我还记得,他曾在我面前和一位显赫的贵族谈话,我看见他缩着身子,耸起肩膀,一副受苦受罪的样子,连眼睛也不抬一抬,免得目光暴露出听见这个贵族讲话时发出的高声尖叫,他浑身都不舒服。但是如果他和什么人志趣相投,和他在一起可是美妙无比!那你会感到他发自内心的善意,尽管在言语和手势中很少流露,直如一股使人温暖、令人振奋的电波一直射进你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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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这座城市,最最敞开胸怀,使人心胸开阔,心旷神怡,而里尔克在这里显得羞怯,收敛,也许是因为,人们在这里还不知道他的作品,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作为无名氏在这里越来越觉得自由自在,怡然自得。我在那里拜访他,他住在两间出租的房间里。每间都很简朴,毫无装饰,凭着他禀赋的美感,却立刻具有独特的品味,散发出宁谧的气氛。他绝不租用邻居喧闹异常的大型房屋。他宁可挑选一幢老房子,尽管不大舒服,他却能在里面安之如饴,他一直呆在内室里,他善于安排,立刻把这内室布置得富有情趣,符合他的本性。在他身边永远没有多少东西,但是在花瓶里或者杯子里总插着鲜花,发出夺目的光辉,也许是女士们赠送的,也许是他自己精心地带回来的。墙上总排着书籍,闪闪发光,装帧漂漂亮亮,或者用纸仔细地包了封面。他喜欢书籍犹如喜欢无声的动物。桌上整整齐齐地排放着一排铅笔和钢笔,没写过的白纸方方正正地摞成一堆;一幅俄国东正教的圣像和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我想,是他每次旅行必带的随身物品,赋予他的工作地点一股淡淡的宗教味道,虽然他的宗教虔诚并没有确定的教条,每个细枝末节你会感到都是仔细挑选出来,细心守护着的。你要是借给他一本他没读过的书,等他把书送回来时,那本书却用精致的薄纸包了起来,没有一丝折印,还缠上彩色带子,就像是份节日的赠礼。他把他的《爱与死之歌》一诗的手稿作为珍贵的礼物送到我房里来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这份包得很好的书卷,我今天还珍藏着。但是最最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乃是陪着里尔克在巴黎闲逛。这就是说,仿佛一时眼明心亮,即便是最不显眼的事情,你也可以看出,别有韵味。任何微小的事物他都不放过,即便是商店的招牌,只要他觉得听起来节奏鲜明,他就会念出声来。踏遍这座巴黎城,把它最偏远最隐蔽的角落都探个究竟,他兴致勃勃,乐此不疲,这几乎是我在他身上曾经发现的唯一使他激动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在共同的朋友处相遇,我告诉他,我昨天碰巧走到旧日的“栅栏”前面,最后一批丧命于断头机的牺牲者就埋葬在那里的皮克普斯公墓[30]里,其中有安德烈·谢尼埃[31]。我向他描写这些坟墓就分散在一片秀丽动人的草地上,平时人迹罕至。后来我往回走,路过一条街道,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看见一座修道院,俗家修女[32]手握念珠,默默地绕着圈子徒步前进,似乎身在虔诚的幻梦之中。里尔克很少流露出急不可待的神情,这一次我看到这个如此沉稳、颇能自控的诗人显得有些性急:他极想看见安德烈·谢尼埃的坟墓和那座修道院。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前往,我们第二天就出发。他静静地站在这座孤寂的公墓前面,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称这座公墓是“巴黎最抒情的一座”。但是在往回返的时候,那座修道院却是院门紧闭:这时我可以试验一下里尔克的寂静的耐心,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他的作品里,他都善于控制他的耐心,他说:“咱们碰碰运气吧。”他微微低垂着脑袋,只要大门打开,他就能窥见院内。我们差不多等了二十分钟,这时一个修女沿着大街走来,在门上打铃,里尔克向我轻声低语:“现在成了。”情绪激动。可是修女已经觉察到里尔克默默倾听的神气,——我说过,人家从远处就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情绪变化,——便走到里尔克跟前,问他是不是等什么人。里尔克便向修女报以他特有的温柔的微笑,立刻便激起对方的信任。他坦诚相告,真希望一睹修道院里散步的回廊。接着,修女也微笑着对里尔克说,她很抱歉,不能让里尔克走进院内,可是她给里尔克出主意,让他到修道院旁边园丁住的小房子里去,打开楼上的窗口,可以眺望院内。这样,里尔克这次和其他很多次一样达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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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还有多次和里尔克途中相遇,可是无论何时,我想起里尔克,总看见他在巴黎。他终于免于经历这座城市最悲惨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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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这样一些奇人,对于初出茅庐者,是个巨大收获。但是我还得接受一次决定性的教训,让我整个一生受用无穷。这是一次天赐良机。我们在维尔哈仑家和一位艺术史家进行讨论,这位历史学家连声抱怨,伟大的雕塑和绘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我激烈反驳,罗丹不是还和我们在一起吗?他和往日的大师相比,不是也毫不逊色吗?我便把罗丹的作品列举出来,历历如数家珍,跟每次和反对意见争辩一样,我又情绪激昂,近乎发火。维尔哈仑含笑倾听,不发一言。“你这样热爱罗丹,理应和他认识一下才对。”末了他说道,“明天我要上他的工作室,你要是有兴趣,我带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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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有兴趣?我高兴得一夜都没合眼。可是见到罗丹,我却说不出话来,我都没法和他攀谈。站在他的雕塑当中,好像自己也成了一尊泥塑木雕。奇怪的是,他似乎很喜欢我这窘迫的样子,因为在告别的时候,老人向我发出邀请,问我是否想去看看他在穆敦的真正的工作室;甚至请我一同进餐。我得到的第一个教训便是:伟大的人物最具爱心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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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教训便是:这些伟人在生活中总是最为简单淳朴。罗丹这个人誉满全球,他的作品都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这代人的眼前,就像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在他家里用餐就像在一个中等农民的家里吃饭;结结实实的一大块肉,几枚橄榄,满满一盘水果,再加上浓度强烈的当地葡萄酒。这顿饭使我勇气倍增,临了我又无拘无束地说起话来,就仿佛我已熟识这位老人和他的太太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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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我们到他的工作室去,这是一间宽阔敞亮的大厅。他最主要作品的复制件都汇集在这里。这些塑像中间,或站或躺,陈列着好几百件精妙的小型局部造型——一只手啦,一堆马鬃啦,一只女人的耳朵啦,大部分都还是石膏浇成的模型;大师自己只是用来练笔的素描,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一小时的经历我可以足足讲上好几个钟头。最后大师把我领到一台底座前面,上面放着他最新的作品,上面盖着湿布,这是一座女人的雕像。他那沉重的满是皱纹的双手,活像农民的手,把湿布取下,身子向后退了两步。我不由自主地从压抑的胸中叫出一声赞美:“太棒了!”话刚刚出口,我就感到羞愧,因为这话过于陈腐平庸。罗丹端详着自己的作品,只说了声“可不是?”表示赞同,态度平静客观,毫无虚荣自夸的神气。然后他迟疑了一阵,“就是肩膀这儿……等等!”他一下子脱掉他家居的外套,穿上白色工作服,手里拿起一把刮刀,在雕塑的肩上出神入化地一抹,把这柔软的、似乎在活生生地呼吸着的女人的皮肤抹得平顺流畅。他又往后退了两步:“还有这儿,”他喃喃自语。又巧妙地改动了一个小小的细部,效果立刻显著提高。再往后他什么话也不说。时而往前,时而退后,从一面镜子观察一下这尊雕像,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发出一些谁也听不懂的声音,在雕像上时而这里改改,时而那里抹抹。他的眼睛,吃饭的时候亲切友好,心不在焉似的,现在射出奇特的光芒。他显得身材高大了许多,年轻了不少。他身材魁梧强壮,他把全身的激情和力量全都用来工作、工作、工作。每次他快速地往前走动或往后倒退,地板都压得咯吱咯吱直响。可是他没有听见,他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一声不响,紧张得心脏都跳到嗓子眼里,能够让他亲眼看见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师正在工作,他感到幸福无比。大师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我对他而言,并不存在。对他而言,存在的只有这座雕像,这件作品,后面是那看不见的绝对完美无缺的杰作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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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过了一刻钟,半小时,我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宏伟美妙的时刻总是不受时间的约束。罗丹全神贯注,沉溺于创作之中。即使霹雳雷鸣也不会把他震醒。他的动作越来越使劲,就仿佛越来越发火;一种狂野的劲头,或者一阵醺然醉意从他身上表现出来,他越干越快,越来越快,接着双手迟疑起来,似乎认识到,它们已无用武之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朝后倒退,什么也没改动,然后他轻声地自言自语一阵,非常温柔地把湿布又盖在他的雕像身上,就像在心爱的女人肩上披上一块纱巾。他深深地松了口气,全身放松。他的身影又显得沉重起来,火焰已经熄灭,然后发生了对我而言难以理解的事情,伟大的教训:他脱下白色工作服,又拿起家居上衣,转身想走。在极端专心致志的时间里,他已把我完全忘记。他已经不知道,有个年轻人,是他自己带到他工作室来观看他工作场所的客人,此刻正站在他身后,深受震撼,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和他的雕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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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走到门口,正打算关上大门,突然发现了我。他简直有些生气似的眼睛直盯着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是谁?怎么溜进他的工作室了?可是马上他就想起来了,几乎带着羞愧的神情,迎着我走了过来,开口说道:“对不起,先生。”我不让他再往下说,只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抓住他的手:我恨不得亲吻这只手。在这一小时内,我亲眼看见了创造一切伟大艺术的永恒的秘密,实际上也是世上任何伟大成就的秘密展示在我眼前,那就是专心致志,全神贯注,汇集一切力量,一切官能,忘形物外,远离尘世。每个艺术家都是如此。我学到这点,一生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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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打算五月底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但是我被迫提前两周出发,因为我那迷人的寓所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无法再住下去。这是一个奇特的插曲,既使我感到逗乐,同时也给我教训,让我看到在不同的法国环境里人们不同的想法。圣灵降临节那两个节假日[33],我不在巴黎,和朋友们一起瞻仰我尚未拜访过的壮丽宏伟的夏特尔大教堂[34]。星期二早上,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正打算更衣,发现我的皮箱不见了。这几个月,皮箱一直安安静静地放在角落里。我下楼去找这家小旅馆的老板,他和他太太白天轮流坐在小小的门房间里值班。老板是个矮矮胖胖的马赛人,长着一张红脸膛。我常常欢快地和他开开玩笑,甚至有时候在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玩掷十五子游戏,这是他最爱玩的。听我说箱子不见了,他立刻激动万分,高声大叫,一面用拳头猛敲桌子,说出一句神秘莫测的话:“还真是如此!”他和平时一样只穿件衬衫坐着,此刻慌慌张张地穿上外套,脱掉舒服的拖鞋,穿上皮鞋,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不过,事先我得向大家讲讲巴黎房屋和旅馆的一个特点,便于把事情讲述明白。在巴黎,稍小一些的旅馆和大多数私人住房都没有大门钥匙,而是由房主或者房屋主管来锁门,一旦外面打铃,房门就由门房室自动把门打开。较小的旅馆或者住房的房主或者门房,并非彻夜守在他的门房间里,而是躺在床上,摁动一个摁钮——大多是在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中——把大门打开。谁要出门,得叫一声“劳驾,拉一下绳子!”同样,谁要从门外进屋,只消报上自己的姓名。这样,从理论上讲,不会有陌生人半夜溜进屋来。——拂晓两点,有人在我下榻的旅馆门外拉动铃铛,有人进来,自报姓名,听上去和旅馆里的一名客人姓名相仿,取下挂在门房室里的房门钥匙。其实契别鲁斯[35]的责任,就是通过窗玻璃确认这位迟归客人的身份。可是显然他睡意太浓,没有注意。又等了一个钟头,现在有人在屋里叫了一声“劳驾,拉一下绳子!”他要出门,门房给他开了大门之后,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有人竟然在凌晨两点还要离开旅馆,于是门房便翻身起床,出门察看外面的街道,觉察到有人拎着一只皮箱离开了饭店。门房立即披上睡衣,穿着拖鞋,尾随这个形迹可疑的人,等他看到那人拐过街角,走进小巧乡间大街的一家小旅馆。他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个小偷或者溜门撬锁的窃贼,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又上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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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搞错了,他大为慌张,就和我一起冲到最近的一个警察岗,警察立刻到小巧乡间大街的那家旅馆去进行盘问。结果确认,我的箱子还在那里,可是那个小偷显然出去到附近哪家酒吧去喝早咖啡去了。两名侦察便守在小巧乡间旅馆看门人的小房间里,等着那个坏蛋。等到小偷半小时后毫不提防地回到旅馆,立即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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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两个,旅馆老板和我得到警察分局去参与审讯,我们被带进局长办公室。局长是个其胖无比的先生,脾气很好,留着八字胡,制服上装钮扣解开,坐在写字台前。桌上乱七八糟,堆满文件,整个房间烟味浓烈,一大瓶葡萄酒放在桌上,表明此人绝非凶残成性、愤世嫉俗的警察油子之流。首先,他下令把我的箱子带进屋来;我得确认,是不是缺少了什么贵重物品,唯一似乎值钱的物品乃是一本用得很旧的存折,账面上有两千法郎。不言而喻,不是本人,谁拿到它都没用。果然,它一动不动地放在箱子底上。我承认箱子是我的,箱子里的东西没有丢失,做了记录,警官就下令把小偷押进来。和这小偷见面,我还是颇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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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是值得的。这个可怜虫身材矮小,瘦弱不堪,夹在两个身强力壮的军人当中,益发显得怪模怪样,一眼就可看出他衣衫褴褛,小八字胡两边下垂,长着一张耗子脸,愁容满面,饿得半死。我冒昧地说一句,他可是个蹩脚的小偷,技术很不熟练。单凭他第二天一大清早没有拎着箱子逃之夭夭,就可看出他很不在行。他低垂着眼睛站在警察大人面前,浑身微微哆嗦,仿佛身上有点发冷。我必须羞愧地说,我不仅觉得他有点可怜,甚至还对他怀有某种同情。一位警官把搜身时从小偷身上找到的所有物件神气庄严地放在一块大木板上,这时我对他的同情和兴趣,变得更加强烈。一块脏得要命、破破烂烂的手绢,十几把各种大小的私人配制的钥匙和撬锁工具,用一把钥匙圈串起来,碰在一起,发出音乐般的声响,一只破旧的皮夹。幸而没有武器,这至少证明,这个小偷干他这行手艺非常娴熟,但是只以和平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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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首先在我们眼前检查那只钱包,检查的结果出人意表,没有什么一千法郎或者一百法郎的钞票,根本一张钞票也没有,只是一些著名女舞蹈家和女演员的袒胸照片,数目不下二十七张,还有三四张裸体照片。这样一来,没有发现其他犯罪行为,只说明这个瘦骨伶仃、愁容满面的小伙子狂热喜爱美色,巴黎戏剧世界的那些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星辰,他至少可以让她们在照片中憩息在他的心里。尽管警察局长目光严峻地把这些春宫照片和裸体照片一张张仔细观察了一遍,这种社会阶层的一名罪犯居然会有这样古怪的一些藏品,他一定和我一样觉得非常逗乐。我对这个可怜罪犯的同情心,也因为他对这些审美之美所表示的爱好而大大提高。警官郑重其事地把钢笔拿到手里,向我发问,是否要向这个罪犯提出起诉,我理所当然地快速回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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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理解当时的情景,又需要插入一段说明。在我们奥地利和其他许多国家,倘若有人犯了罪行,是由官方来提出控告,这就是说,是由国家独断专行地把司法权抓到自己手里。而在法国则由受害人自由选择起诉与否。我个人感觉,这种权利观比所谓的一成不变的权利要合理得多。因为这种观点使人有可能原谅那个加害于你的人,而在德国,譬如说,一个女人妒性大发,开枪打伤了她的情人,受伤者千央告万哀求,也无法使那女人免于判刑。那个女人一时冲动打伤的那个情人,也许正因为女方感情如此激动,更加爱那个女人。可是国家介入案件,硬把女人从那男人身边拽走,把她投入牢房。而在法国,男方原谅女方之后,道歉和解,就手挽着手回家去,这件事情就可以看作已经内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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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斩钉截铁地说了那个“不”之后,便发生了一个一波三折的突变。夹在两名警察当中的那个瘦个子男人,突然站直身子,以一种难以描写的感激的目光凝视着我,这我永远不会忘记。分局长心满意足地把钢笔放下;显然我拒绝起诉小偷,分局长也很高兴,这样就省得他再写那些繁琐的公文报告了。可是我的房东却不然,他连脸带脖子都涨得通红,冲着我大吼大叫我不该这么办,这批无赖必须彻底清除,一个不留,说我无法想象这批流氓干了多少坏事,一个正派人得一天到晚都提防这些家伙,放走一个就鼓励其他上百个坏蛋跟着作恶。爆发出来的是一个生意受到损害的小市民身上的全部诚实、正直和心胸狭窄,他要我看到这个小偷在这件事情上给他招来的各种麻烦、烦恼,简直是粗暴地,用威胁的口气要求我立即收回我的宽恕。可是我不为所动。我斩钉截铁地说,我找到了我的箱子,没有遭到什么损害,这事对我来说就算已经了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对另外一个人进行过投诉,想到别人不会因为我的缘故而不得不去蹲监狱,吃牢饭,我今天中午也会心情更为舒畅地去吃一块肥硕的牛排。我的房东立即反驳,火气越来越大。分局长宣布,不是他而是我来作出决定。我拒绝投诉,放弃诉讼,就此了结。房东听了这话,突然扭头就走,十分恼火地离开房间,砰地一声在身后关上房门。分局长站起身来,微笑着目送那火冒三丈的房东离去,十分默契地向我伸出手来。这样,官方的案子就此完成。我伸手去拎我的皮箱,打算拎着箱子回家。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那个小偷急急忙忙地走到我的跟前,十分谦卑地说:“啊,别价,先生,我帮您把箱子拎到您家里去。”于是我便迈步回家,身后跟着那个感激涕零的小偷拎着我的箱子,又走完那四条街,回到我住的旅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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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这场起先令人生气的事情似乎以欢快收场,令人极为愉悦。可是很快就引出两场好戏,使我很受启发,得以对法国人的心理有所了解。第二天,我去看维尔哈仑。他一脸坏笑,向我表示问候:“你在巴黎这儿奇遇不少啊。”他开着玩笑,说道:“尤其是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么有钱,简直富得流油啊。”我开头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把报纸递给我,瞧,报上登了一篇其长无比的报导,记载昨天发生的事件。当然,在这篇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作里,我简直找不到真正的事实。记者以卓越的新闻报导的技艺,描述在内城的一家旅馆里,一位高贵的外国人——为了使故事更加有趣,我就变成了一个高贵人士——有只皮箱失窃,箱子里装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珍宝,其中还有一张存折,账面上有两万法郎——一夜之间两千翻了十倍,——以及其它一些无可补偿的物品(实际上只是一些衬衫、领带),起先此案似乎漫无头绪,毫无线索,因为小贼异常狡诈,作案时显然对地形十分熟悉,但是该区警察分局局长“某某”先生,以他“著名的干劲”和“敏锐的洞察力”,立即采取各项措施,仅仅在一小时之内,通过电话关照巴黎所有的旅馆和寄宿宿舍,进行仔细调查,并以惯有的精确方式,贯彻执行他的一切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获犯罪分子。警察总监立即对这位优秀的警官作出这一卓越的成绩,表示他的特别赞扬。因为这位警官以他的出色能力和远见卓识,又一次为巴黎警察这一模范组织,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这篇报告自然毫无真实之处,那位优秀的警官根本没有一分钟需要离开他的办公桌。我们把小偷连同皮箱一起送到他的所里,而他却利用这一良好的机会为他个人在报纸上大捞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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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插曲的描写,对小偷和崇高的警察分局长而言,颇为可喜。可是对我却满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从此时开始,从前待人如此和蔼可亲的旅馆老板,现在是不遗余力地让我呆在旅馆里日子难过。男仆打扫我的房间漫不经心,来信莫名其妙地丢失,甚至在邻近的店铺里,大家对我也是冷脸相迎。烟草店因为我需求很大,平日把我看做“好伙计”,现在对我也板着脸。小市民的道德受到伤害,不仅整个旅馆,而是整条大街,甚至全区都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我,因为我“帮助”了小偷。最后我别无他法,只好带着那只获救的皮箱撤走,灰溜溜地离开那家舒适的旅馆,仿佛我自己成了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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