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6890 第二天我到达米兰。我又瞻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徜徉，听到意大利语元音众多的乐声，走在哪条街，都是熟门熟路，略感陌生反而感到亲切。享受这样的感觉，真令人心旷神怡。走过一幢高大的建筑物，看见《晚间快报》的招牌，我忽然想起，我的老朋友G.A.波尔杰色在这里的编辑部担任领导职务。我和他一起，——连同凯泽林伯爵和本诺·盖格[1]——在柏林和维也纳度过一些思想极为活跃的夜晚。波尔杰色是意大利最为优秀最富激情的作家之一，对年轻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虽说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德国哲学的狂热爱好者，在大战期间他却采取了坚决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和墨索里尼并肩作战（后来他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扬镳），鼓动参加大战。在整个大战期间，我都觉得，看到一个旧日的伙伴作为干涉者站在对立面，是个奇怪的念头，因此我就更加强烈地想要看见这样一个“敌人”。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想沦落到被人拒绝的境地，所以我给他留了一张名片，写上我的旅馆的地址。可是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已经有人向我追了过来，一张生机勃勃的脸上充满了欢快的神情——波尔杰色；五分钟后，我们像平时一样真挚地交谈起来，也许比从前更加真挚。他也从这场战争得到了教训，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岸边走来，比以往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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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92 到处都是如此，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尔特·斯特林加[2]在马路上向我直扑过来，出其不意地和我使劲拥抱，以至于站在我身旁的我的太太[3]，还以为这个胡子拉碴的陌生人想要向我行刺，我太太不认识他。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甚至比从前更加推心置腹。我松了口气：战争已被彻底埋葬，战争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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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94 但是战争并没有过去，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大家失之轻信，把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解误认为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必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而感到羞愧，因为比我们更高明的人物，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也都错了。他们在这些年里同样把骗人的经济繁荣视为经济恢复，把疲惫视为满足。斗争实际上只不过是转移了方向，从民族转向社会。在最初几天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个场面，一直要到日后我才理解这个场面深远的意义。我们当时在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政治知道得不多，只知道由于战后出现的失望，激起了尖锐的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在每道墙壁上都可以看到用笨拙的字迹、用煤炭或者粉笔写下的“列宁万岁”的字样。另外我们听说，社会主义党人的领袖之一名叫墨索里尼，在战争期间脱离了他的党，另外组织了一个反对的党派，但是大家对于这样的消息只是漠然置之。这么一小撮人又能成什么气候！当时在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小帮派；在波罗的海东岸三国，有一帮志愿军跑来跑去，在莱茵地区，在巴伐利亚，都组织了分裂主义者的小组，到处都有游行示威和武装暴乱，但几乎全都被镇压了下去。这批“法西斯主义者”不穿加里波的[4]红衬衫，而是穿上了黑衬衫。谁也不会把这批人视为未来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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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96 但是在威尼斯，单单“法西斯分子”这个字，我就突然觉得具有感性的内容。下午我从米兰来到我热爱的这座泻岛之城[5]，没有搬运工过来帮忙，没有贡多拉小划船[6]，工人们和官员们都无所事事地呆着，双手特意插在裤兜里。我有两只相当重的箱子要搬，我便环顾四周，找人帮忙，我问一位年纪较大的先生，这儿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搬运工人。这位先生深表遗憾地答道：“您今天来可没选上一个好日子，不过我们现在常有这样的日子。今天又举行总罢工。”我不知道罢工的原因是什么，也就不再追问。我们在奥地利对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社会民主党人很倒霉，使用他们的这种最为极端的手段过于频繁，实际上并未能充分利用。我于是费了牛劲把我的两只箱子拖走，终于在水边上的一个河道里看见有个贡多拉船夫急急忙忙地、悄悄地向我招手，然后把我和两只箱子装到他的船上。半小时后我们就到达了饭店，一路上有几个人举起拳头威胁这个罢工破坏者。我按照旧日的习惯，不言而喻立刻前往圣马可广场。广场显得十分荒凉，令人惊愕。大部分商店都关上店门，咖啡馆里不见人影，只有一群工人分成几堆，站在拱廊里，像在等待着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和他们一起等着，事情接着就突然发生。从一条旁边的小巷里走出一队年轻人，或者不如说是用急促的步伐齐步走来，秩序井然，按照练习过的节拍唱着一首歌，歌词我没听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青年之歌》（Giovinezza）。霎时间人数比他们多一百倍的群众还来不及冲向敌人，他们就挥舞着木棒，跑步从旁经过，这训练有素的一小群人放肆大胆，的确非常勇敢，如此迅速地穿过人群，等到其余的人悟到他们的挑衅，这些敌人已经走远，再也抓不住他们。人群现在恼火地聚在一起，握紧了拳头，可是已经为时太晚，这一小股冲锋队已经再也追赶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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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98 亲眼看见的东西印象深刻，令人信服。我现在才第一次知道，这传奇般的法西斯主义，我几乎一点也不熟悉，竟是真实存在，组织严密，领导有方，把一群意志坚定、大胆无畏的年轻人调动起来。此后我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一些年长的朋友，非常轻蔑地耸耸肩膀，把这些年轻人当作一帮“雇佣来的家伙”嗤之以鼻，嘲讽他们的“魔鬼修士”[7]时，我不再表示赞同。出于好奇心，我买了几份《意大利人民报》[8]，从墨索里尼像拉丁文一样简练锋利、形象生动的文风，感觉到那些年轻人快步跑过马尔库斯广场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果决。不言而喻，我还不能预感到这场斗争一年后会具有多大的规模，但是我从此时此刻起已经意识到这里会有斗争，到处都会有斗争；我们的和平并不是真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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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00 在这看来平静无事的表层下面，我们欧洲充满了危险的暗流，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警告。第二个警告接踵而至，我又重新激起旅行的欲望，决定夏天到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Westerland）一游。当时对于一个奥地利人来说，访问德国是令人振奋的事情。迄今为止，马克对于我们一蹶不振的克朗，始终保持坚挺状态，不受影响，经济恢复的过程，似乎全面进行。列车准点到达，一分不差。饭店整洁光鲜，铁路两旁到处修建起新的房屋、新的工厂，到处都秩序井然，无可指责，不声不响。这一切我们在战前十分痛恨，而在混乱之中我们又学会予以赞许。当然一种紧张情绪还弥漫在空气之中，因为全国都在等待，在热那亚和拉帕罗进行的谈判，是德国第一次作为平等的国家和先前敌对的列强平起平坐一起讨论的谈判，是否会带来期盼中的对战争赔偿的减免，或者至少带来一点微弱的真正谅解的姿态。在欧洲历史上如此值得纪念的两次谈判，德方代表团长不是别人，恰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那天才的组织才能早在战争期间便已得到出色的证明；在开战后的第一时刻他便立刻看出了德国经济的最薄弱的环节，后来在这里也受到致命的打击：那就是原料供应；他及时地（在这里他也是超前的）把整个经济由中央统一组织起来。等到战后，需要物色一个人，和敌人当中聪明绝顶、最富经验的人旗鼓相当，能出来担任外交部长和这些人对阵，选择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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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02 我在柏林打电话给他，心里有些犹豫。此人正在安排时代的命运，我怎么去打扰他？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不错，是很困难，我现在为了公务都不得不牺牲友谊了。”但是凭他超群出众的技巧，每分钟都充分利用，他立刻就找到了和我会面的可能性。他得到不同的公使馆去投放自己的名片，从格鲁纳瓦尔特[9]出发他得乘坐汽车，花上半小时时间去转上一圈办完这件事情，所以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我去看他，然后和他一起在汽车里聊上半个小时。果然他有极强的集中心神的能力，能够很快地把注意力从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无论是在汽车里或是火车里，他说起话来随时都像在他办公室里那样精准深刻。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想他也很愿意和一个政治上并不介入、而在私交上多年来却有友好关系的人推心置腹地交谈一番。谈话时间很长，我可以证明，拉特瑙个人并不是完全没有虚荣心，当他接受外交部长这个职位的时候，心情绝不轻松，更不会充满贪欲，迫不及待。他事先就知道，这项任务暂时还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充其量他只能取得一个局部的小成功，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可能希望得到一张真正的和约，宽宏大量的妥协。 “也许再过十年，”他对我说，“前提是，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不仅仅是我们日子难过。首先外交界的老一辈必须彻底清除，将军们只不过作为无声的纪念碑竖立在公共广场之上。”他完全意识到，由于他是犹太人这个负担，他负有双倍的责任。在历史上也许很少有人怀有这么多怀疑、这么多内心顾虑去承担这项任务的。他知道，这个任务不是他所能胜任，只有时间才能解决，他认识到他个人面临的危险。埃尔茨贝尔格[10]承担了签订停战协定这个棘手的职责，而鲁登道夫却小心翼翼地溜到国外去了，结果埃尔茨贝尔格遭到谋杀，从此之后，拉特瑙就不会心存怀疑，作为一个谋求民族谅解的先锋战士，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但是，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归根结底极端孤独，他认为他也没有害怕危险的必要。我也没有勇气提醒他个人要多加小心。拉特瑙在拉帕罗工作做得如此出色，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已竭尽所能，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历史事实。他以令人目迷神眩的天才，迅速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时机。他善于交际，加上个人威望，从未像这次这样出色地得到证明。但是国内有些小集团日益猖獗，他们知道，只有向被战胜的民众保证他们并未战败，这样他们才会受人拥戴。任何谈判，任何让步都是对民族的背叛。这些被同性恋者强烈掌控的秘密社团已经十分强大，远远超过当时共和国领导人的估计。这批领导人设想的自由就是听任一切想要在德国永远消灭自由的人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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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04 我在城里的外交部前和拉特瑙分手，没有料到这竟是永诀。后来我在照片上认出来，我和他一同乘车驶过的那条马路，就是不久之后刺客埋伏下来向他的座驾发起袭击的那条马路。我自己未能成为这一历史性灾难场景的证人，纯属偶然。所以我感受这个悲剧的插曲，心情才会更加激动，感情上印象才会更加深刻。随着这个悲剧事件的发生，德国的不幸，欧洲的灾难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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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06 这天我已经在威斯特兰，好几百个疗养者心情欢快地在海滩游泳。一支乐队又在面对无忧无虑的消夏客人演奏，就像弗朗茨·斐迪南遇刺的那天一样，卖报的童子像搏击风暴的白色海鸟似的在散步道上奔跑：“瓦尔特·拉特瑙遇刺！”人们惊恐万状，全国震撼，马克顿时下跌，再也控制不住，迅速达到一万亿这样令人神志晕眩的疯狂数字。这才真正开始了通货膨胀的妖魔狂舞的盛典。本来已经荒唐透顶，与之相比，我们奥地利克朗从1涨到15000，只是一个可怜见的儿童游戏而已。要讲述这事的细节，其难以令人置信的种种，足足需要一本书才行，而这本书在今天给人的印象直如一则童话。我经历过这样的日子，早上我得用五万马克买一份报纸，晚上就得用十万马克才行。谁若想兑换外币，就得分时间段去进行，因为在四点钟他可以换得的马克数目是三点钟时换得的好几倍，而在五点他又可以得到一小时前他可能换得的数目的几倍。譬如说，我给我的出版家寄去一份我写作了一年的稿件，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求立即预付印刷一万册的稿酬，可是等到支票寄来，这笔钱连支付一周前寄一包书的邮费都不够；在电车上买票要花几百万马克，载重汽车把纸币从国家银行运往各家银行。两周之后，人们在阴沟里发现十万马克面值的钞票：一个乞丐十分不屑地把它扔进阴沟。一付鞋带的价钱比先前一只鞋还贵，不，比奢侈品商店里两千双鞋还贵，修理一扇打破玻璃的窗户，比先前买一幢房子还费钱，一本书的价钱比先前拥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所还贵。用一百美元可以在选帝侯堤大街[11]买上一排七层楼的房子。几家工厂折算起来不比先前的一台手推车更加值钱。几个半大不小的少年在码头上捡到一箱被人遗忘的肥皂，就可以乘坐汽车到处兜风一个多月，过着王侯似的生活，他们只消每天卖掉一块肥皂就行。而他们的父母，过去都是有钱人，现在却像乞丐似的到处踯躅。送货的人创办起银行来，利用各种汇率波动进行投机。高居于这些人之上的是斯蒂纳斯[12]巨人般的宏伟形象，他赢利最多。他利用马克狂跌的机会扩大他的信贷，能买什么就买什么，他收购矿山、船舶、工厂和大宗股票、府邸和庄园，购买一切其实支付的都是零，因为每一笔钱、每一笔债最终都变成零。过不多久，四分之一个德国都掌握在他手里。违反常情的是，民众向他欢呼，把他当作天才崇拜。在德国，民众总是看到明显的成功便醺然陶醉。失业工人成千上万地站在一起，握紧了拳头，愤怒地指向乘坐豪华轿车的投机商和外国人。这些家伙买下一整部电车就像买了一包火柴似的；每一个只要能识字写字的人都在做买卖，搞投机，挣钱牟利，同时暗自感觉，他们大家都在自我欺骗，被一只暗藏的手在欺骗。这只手故意制造这番混乱的局面，为了让国家能摆脱债务和义务。我自以为对历史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据我所知，历史还从来没有制造出类似的这样大规模的疯狂时代。所有的价值全都改变，而且不仅在物质方面，国家的种种法规政令遭到耻笑，任何规矩，任何道德都不再受到尊重。柏林变成了世界上的巴比伦[13]。酒吧间、游乐场和小酒馆大批涌现，直如雨后春笋。我们在奥地利所见到的仅仅被证明为这种喧嚣狂乱的妖魔世界的文静温和的前奏而已，因为德国人做事的强劲彻底，也都带到这种反常状态之中。涂脂抹粉的青年男子穿着妇女的紧身胸衣，沿着选帝侯堤大道招摇过市，并非全是职业男妓；每一个文科高中学生都要挣点小钱，在光线昏黑的酒吧里可以看见国务秘书和高级财务人员不顾羞耻地向醉酒的水手柔媚地大献殷勤。即便是苏埃东[14]笔下的罗马也没有见过柏林的变装男女舞会这样疯狂放荡的盛会。几百个男人穿着女装，女人穿着男装，在警察赞许的目光下婆娑起舞。一切价值全都跌落，尤其是迄今为止一直秩序良好，从未动摇过的市民阶级圈子受到疯狂的打击，年轻的姑娘们以自己变态而沾沾自喜；十六岁还被人怀疑是个处女，在当时每一所柏林的中学里都被视为奇耻大辱。每个姑娘都希望能有自己的艳遇可讲，越离奇越好。而这种激情昂扬的爱情故事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乃是虚假得叫人害怕。归根结底，德国的这种随着通货膨胀而发生的恣意放纵的行径只是一种竞相效法的努力。看得出来，这些出身体面的市民阶级家庭的女孩，宁可梳一个头发两边分开的简单发式，也不愿梳一个油光锃亮的男人头，宁可用小勺慢慢地吃浇上奶油的苹果蛋糕，也不愿狂饮烈性烧酒；到处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大众都觉得这种过分狂热的表现，这种每天神经极度紧张、近乎断裂，简直无法忍受。整个民族经过战争筋疲力尽，其实只渴望过一个秩序井然、安宁稳定的市民生活。大家心里暗自憎恨共和国，并不是因为共和国把这种野性的自由给镇压下去了，而是正好相反，因为共和国过于手软，管束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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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08 谁若自己也厌恶而又愤怒地经历过这些像世界末日一样不幸的混乱岁月，定会感到必然会有反复，会有一阵可怕的反击。把德国人民驱入这种混乱状态中去的那些人呆在幕后，手里握着跑表，笑眯眯地静静等待着：“国家越糟，对我们越好。”他们知道，他们的时间就要来到。反革命势力越来越多，明目张胆地聚集起来，主要是聚在鲁登道夫的周围，而不是聚在当时还毫无势力的希特勒周围。那些给扯下了肩章的军官们组成了秘密团体，眼看着自己的储蓄全被骗光的小市民们悄悄地凑在一起，只要是答应恢复秩序的口号，他们就事先都表示拥护。德意志共和国[15]提出理想主义的尝试，把自由给予人民，甚至给予共和国的敌人。对于共和国而言，再也没有比此举更加灾难深重的了。因为德意志民族，一个讲究秩序的民族，拿到自由，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焦躁不耐地四下张望，寻找能把自由从他们那里拿走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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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10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本可以成为历史的转折点，钟敲一下，飙升到每十亿马克换一个新马克时，指标算确定下来了。果然过不多久，所有的污泥浊水连同浑浊的泡沫全都退潮。酒吧间、烧酒铺倏尔不见，各种关系渐趋正常。每个人又可以计算清楚赚了多少钱，蚀了多少钱。大多数人、广大民众全都输了。但是该负责任的却不是酿成这场战争的那些人，而是勇敢地做出牺牲、把建立新秩序的重负承担起来——虽说吃力不讨好——的那些人。必须一直记住的是，再也没有比通货膨胀更使德国人民愤怒、更使他们充满仇恨、更使他们倾向希特勒的了。因为战争尽管杀害了这么多人，毕竟还有欢声雷动的时刻。那时钟鼓声喧，号角齐鸣，凯歌阵阵。德国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尚武民族，通过短暂的胜利，使他们的傲气大大提高，而通货膨胀只能使他们感到受到玷污，遭到欺骗，备受屈辱：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忘记共和国让他们经受了这些年月，宁可把他们的屠夫再重新召回，也不能原谅共和国。不过这一切还相隔甚远。外表上看来，1924年似乎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景转瞬即逝，犹如一片闪烁不定的鬼火。又开始出现晴朗的白天，大家发现如何进退，如何取舍。眼看着秩序渐渐恢复；人们又欣然看见持续安居乐业的生活开始。我们再一次、又一次认为，战争已一去不返。傻瓜，我们永远是些不可救药的傻瓜。但是这一欺人的妄想毕竟还是给予了我们十年工作，十年希望，甚至是十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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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12 从今天来看，1924年至1933年之间的这短短十年，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夺权上台这十年，不论怎么说，是持续不断的一系列灾难之中的间歇。我们这代人从1914年起就是见证这些灾难的证人和受害者，并不是说这十年就没有紧张，没有激动和危机——特别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但是在这十年里，在欧洲似乎和平得到了保障，单是这一点就可说意义重大。人们接纳德国很有尊严地加入国联，借助贷款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促成了德国的军备，英国裁减了军备，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担负起保护奥地利的责任。世界似乎又想进行建设，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战胜国的城市和战败国的城市全都变得比以往更美。飞机加快了交通，护照的规定不复森严，货币的摇摆不定终于停止。大家知道自己收入多少，可以支出多少，再也不如此狂热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外在的问题上。人们又能写作，聚敛心神，思考精神问题。甚至又能梦想，希望有个统一的欧洲。这短短十年，只是宇宙弹指一瞬，似乎又要让我们这经受磨练的一代人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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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14 在我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有一个不速之客造访我家，并且一片好意地在我家定居下来，这就是成功。要我提到我的著作外表上取得的成功，我会觉得不是非常舒服，这可以理解。在正常情况下，哪怕只是极为轻描淡写地提这么一句半句，我都会坚决制止。这会被人解释为洋洋自得或者自我吹嘘。但是我有特别的理由，我甚至被迫不去隐瞒我生命史上的这一事实，因为我的这一成功，从希特勒上台之后，七年来已经成为历史。我的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书籍，原来安安稳稳地呆在书店里和无数家庭里，如今在德国已经一本也买不到；谁若还拥有一册，也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悄悄隐藏起来。有几本书还留在公开图书馆里，藏在所谓的“毒品箱”里，供少数人凭官方的特许才能阅读——说是为了科研需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进行口诛笔伐。从前和我通过信的读者和朋友，早已一个也不敢把我受到唾弃的名字写在信封上。这还不够：便是在法国，在意大利，在所有这些目前遭到奴役的国家，从前我的书的译文，在那里属于最为畅销的作品，如今奉希特勒的命令，也同样遭到摒弃。我今天作为一名作家，就像我们的格里尔帕策说的，是“活生生地走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建造起来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都被这只拳头击成齑粉。所以当我提到我的“成功”时，并不是指的现在属于我的什么东西，而是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就像我的房子，我的故乡，我的自信，我的自由，我的无拘无束；如果我不先指出我是从什么样的高处坠落，我根本无法形象具体地显示我——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同样不幸的人们——究竟跌得多么深，多么彻底，也无法显示我们这整个一代文人前所未有地遭到了完全彻底的消灭殆尽，而我清楚知道在历史上无人能和这一代文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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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16 “成功”这位客人，并非突然闯进我家，它是慢慢地走来，小心谨慎地走来的。但是它一直坚定而忠实地呆在我身边，直到希特勒用他指令的皮鞭把它从我身边赶走为止。成功年复一年地提升它的影响。我在《耶利米》之后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我的《世界建筑师》的第一卷，三部曲《三大师》，就打破了对我的魔咒；表现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实验主义者全都纷纷衰微，对于坚韧忍耐、始终不渝的人通向民众的道路又畅通无阻。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脍炙人口，通常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戏剧，公开朗诵，拍成电影；一本小书《人类星光灿烂时》变成各所中学的读物——在《海岛丛书》中短期内便创下二十五万册的记录。短短几年，我便成功地赢得了一群读者。根据我的感觉，这是一个作家能够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成功。这是一群可靠的读者，他们期待着这位作家的每本新作，购买他的每本新书，信任这位作家，不能丧失他们的信任。渐渐地我的读者群变得人数众多，人数更多；我出版的每一本书，在德国，第一天就售出两万册，在报纸上还没有登出一份广告呢。有时候我试图有意识地避开成功，可它出乎意料地坚韧不拔地对我紧追不舍。譬如我完全是为了自娱自乐写了一本书，富歇[16]的传记，我把书稿寄给出版家后，他写信告诉我，他马上就下令印出一万本。我立即请求他，这本书千万别印这么多，富歇是个令人憎恶的人物，书中也没有一段女人的香艳插曲，不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我劝他先印五千本即可。一年之后，这本书在德国售出了五万册。就在这同一个德国，今天谁也不许阅读我的作品，一行也不许读。类似的情况是我对我自己加过工的《沃尔波纳》的译本，我打算用韵文制作一部译文，九天之内我先以轻快流畅的文笔、用散文把全剧写了出来。恰好这时德累斯顿的宫廷剧院向我打听有什么新的计划，而该剧院是上演我的处女作《特西特斯》的剧院，我对它怀有道义上的责任。我便把《沃尔波纳》的散文本寄了过去，并且表示歉意：我呈上的，只是计划中的韵文译本的初稿而已。剧院立即回电，要我千万不要再做任何修改；果然这个剧本就以这散文本在世界各个剧院上演（在纽约由阿尔弗雷德·龙特[17]领衔在“基尔特剧院”（Theatre Guild）上演）。这几年我无论做什么事情，——成功和不断增长的德国读者群始终忠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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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18 既然我一直觉得有责任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或者审视别人的人物时，总要在它们的时代内用传记或者评论文追溯其产生影响与否的原因，我在沉思默想时也不由得反躬自问，我的著作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竟然奠定了对我而言如此出人意表的成功。归根到底，我想这成功来源于我个人的一个怪癖。这就是，我是一个很没耐心、容易冲动的读者。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传记，一篇思想论争中，任何离题万里、臃肿堆砌、笼统狂热的词句，一切含糊不清、拖拉延宕的章节，我都不喜欢。只有一页又一页不断使人情绪高涨，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都能使人屏息凝神，爱不释手，这样的一本书才能给我十足的享受。我接触过的所有书籍，十之八九我都觉得有纯属多余的描写，过分啰嗦的对话和毫无必要的配角，弄得篇幅臃肿，因而悬念太少，缺少蓬勃的生气。即使在最享盛名的经典名著中也有许多毛毛糙糙、拖泥带水的段落使我不悦。我常常向出版家们提出大胆的计划，搞一个一目了然的系列丛书，把整个世界文学从荷马，经过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魔山》，彻底删除一切带有个人色彩的多余部分，作为删节本出版，那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内容的所有这些作品，无疑又能重新栩栩如生地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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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20 这种在阅读别人作品时，对一切旁生枝节、极端无聊的东西产生的反感，也必然会转移到我自己的写作中来，并且教育我要对此怀有特别的警惕。其实我自己写作时不费力气，运笔流畅，写一本书的初稿时，我总是信笔写去，把我心里所思所想的一切尽情创造出来。同样，在我写一部传记时，首先总要充分利用我能找到的一切文献资料中的细枝末节；譬如写《玛丽·安多奈德[18]》这部传记时，我的确把每份账单都审核了一下，为了确定她个人的消费究竟是多少，我又研究了当时的一切报纸和传单，挖掘审讯的档案直到最后一行。但是印成书以后，所有这一切，一行字也看不见，因为初稿刚刚誊写清楚，真正的工作对我而言就此开始，那就是提炼和编排的工作。这项工作我可以一稿一稿地搞，永远没够。这是一个不断把压舱物扔进海里的过程，一个内部建筑不断浓缩、不断净化的过程。别人大多下不了决心，把知道的事情隐而不说，怀着某种偏爱，写出一句半句成功的文字就想把自己写得比实际情况更渊博更深邃。而我的雄心壮志则在于知道的总比表现出来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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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22 这种提炼浓缩的过程以及戏剧化的过程接着就在修改校样时一而再、再而三地一遍遍地重复进行；最后就形成一种极为有趣的逐猎，再找出一个句子，哪怕只是一个字，删掉了它们不会使表达有失精准，却能提高速度。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删节其实成了最惬意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写作完毕站起身来，显得特别满意。我太太对我说：“你今天大概成功地写出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了吧？”我颇为得意地回答她：“不错，我又成功地删掉了整整一节。这样一来，文章的转折就更顺更快。”所以倘若听到人家称赞我的作品具有动人心弦的速度，那么这种特点绝不是源于自然的热烈或者内在的激动，仅仅是由于那种不断地彻底清除纯属多余的停顿和旁生枝节的噪音。若说我身怀什么绝技，那便是拥有割爱之术。因为倘若我写了一千页，结果八百页扔进了字纸篓，而把二百页作为筛选过的精华保留下来，我也并不抱怨。要说真有什么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作品的影响，那便是严格的纪律，宁可把精力只用在比较狭小的文学形式上，但总是限于绝对本质的东西。我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全部指向欧洲，指向超民族之上，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件幸事，现在国外的出版商也都纷纷找上门来，有法国的，保加利亚的，亚美尼亚的，葡萄牙的，阿根廷的，挪威的，立陶宛的，芬兰的，中国的出版商们。不久我不得不去购买一只庞大的柜子来盛放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译本。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联“智力合作组织”的一份统计表上读到，我是世界上拥有译著最多的作家（根据我当时的脾气，我把这当作一则错误的报导）。另一天寄来一封俄国出版家的来信，告诉我他打算出版我作品的俄文版全集，问我是否同意由高尔基为这套书写一篇前言。我在中学念书时已经偷偷地在阅读高尔基的小说，从此就一直喜欢他的作品，对他赞赏不已。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狂妄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他会听见过我的名字，更不用说他会读过我的什么作品，绝对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大师竟然会觉得有必要为我的作品写一篇前言。又有那么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家带着一封推荐信——似乎来看我需要带这么一封介绍信似的——造访我于萨尔茨堡的家中。他建议出版我的全部作品并且连续发表，这就是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的本雅明·许普施[19]，从此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既然所有其它一切都已被希特勒的皮靴踩在脚下遭到蹂躏，我的古老的、真正的故乡，德意志的、欧洲的故乡已经丧失殆尽，我总算还在文字上保留了我最后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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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24 这样一种外在的成功还是相当危险的。有人先前更相信自己善良的目的，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和自己作品的影响力，会被这种成功弄得糊涂迷惘、不知所措。任何形式的一旦成名，本身就意味着打破了一个人自然的平衡。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姓名仅仅就像雪茄烟上的标签：是个识别的标记，是个外在的、几乎可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和实实在在的主体、和真正的“自我”，只有松懈的联系。一旦成功，这个名字就似乎膨胀起来，和叫这个名字的人摆脱了关系，自己变成了一种势力，一种力量，成了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在内心深处又变成一股强烈的反弹力量，开始影响叫这个名字的人，控制他，使他转变。幸运的、天性自信的人们于是习惯于把他们自己和他们发生的影响等同起来。一个头衔，一个职位，一枚勋章，反正是他们的姓名产生的名气在他们身上提高了自信心和自尊心，并误导他们意识到，他们在社会上，在国家里，在这个时代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自我膨胀起来，想使他们自己达到他们外在影响所达到的程度。可是谁若本性就对自己抱有怀疑态度，就把任何方式的外在成功全都视为责任，恰好在这艰难的时刻使自己尽可能地保持不变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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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26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表示我对我取得的成功并不欢欣鼓舞。完全相反，我欣喜异常。但是这仅限于我刚刚完成的产品，我的著作，以及与我的姓名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幻影。倘若我在德国，偶然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个小小的中学生走进书店，也没认出我来就要一本《人类星光灿烂时》，用他极为有限的零花钱买了这本书，我觉得那场面真是动人。在列车的卧车车厢里，列车员认清我护照上的姓名之后，毕恭毕敬地取过我的护照，或者一位意大利的海关官员读了我的某一本书十分感激，就非常宽宏大量地对我的行李不作彻底搜查，这的确使我的虚荣心大大得到满足。个人发生的作用，单单从数量上看，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也是十分诱人的事情。纯属巧合，我有一天来到莱比锡，那天恰好开始发行我的一本新作。我亲眼看见我在三四个月里写成的一部三百页的书稿，无意之中要调动多少人来为之工作，一些工人把书装进巨大的箱子，另外一些工人气喘吁吁地把它们扛下去装进卡车，送到货车的车厢里，分别运到世界各地。几十个年轻姑娘在印刷厂里叠放纸张，排字工人、装订工人、搬运工人、批发商们从早上一直忙到夜里，完全可以算得清楚，这些书籍像砖头似地堆积起来，可以铺成一条宽阔的大街。便是物质方面，我也从来没有傲气凌人地表示过鄙夷不屑。在经济复苏的初年，我从来也不敢设想，我能用我的作品赚到的钱或者可以用这些收益来维持生计。现在这些书籍突然之间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日益增长的款项，似乎可以使我永远摆脱任何忧虑——谁能想到我们的时代能够这样？我又可以醉心于我少年时代旧有的嗜好，大手笔地去收集作家的手稿。这种奇妙的圣者遗物当中最为精美最为珍奇的东西在我这里得到悉心的照料，妥当的保存。我自己所写的作品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看，都是一些相当短命的东西，但我可以争取得到长存不朽的著作的手稿，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和巴尔扎克的手迹。所以如果我会说，我对这出人意表的外在成就漠然置之，或者甚至于从内心就表示反感，那就完全是可笑已极的装腔作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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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28 如果我说，我很高兴取得了成功，只要这成功仅限于我的著作和我的文学上的名字，但是如果成功使人们对于肉体上的我感到好奇，那我就觉得成功令人厌烦了。我这样说，是真心诚意的。早在我十分年轻的时候，我心里最强烈的便是本能的希望，能自由自在，独立自主。我感觉到，每个人的个人自由，通过照相似的知名度，大部分受到阻碍，遭到歪曲。另外，我出于嗜好而开始做的事情，颇像从事一种职业或甚至是在经营一种企业。每一次邮班都带来一大堆信件，邀请信、要求和询问，希望得到答复。要是我出门在外一个月，那么事后必然要浪费两三天来处理那堆积如山的邮件，把“企业”又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并非心愿，却是由于我的书籍成为市场上畅销的商品，我也就陷入了一种买卖之中。这项买卖要求有条不紊、统揽全局、准时和干练，才能做好——所有这些非常值得尊敬的美德，可惜都和我的本性格格不入。它们非常危险地扰乱我纯粹的无拘无束的思考和梦想。因此人家越是要我参与在庄严隆重的场合致辞讲演，出场露面，我就越往后缩。要我用我这个人为我的姓名承担责任，对此我怀有一种病态的羞怯，我一辈子也未能克服这种羞怯的心理。直到今天，走进一个大厅去听音乐，或者在剧院观看演出，我会完全出于本能，在最不引人注意的最后一排入座。再也没有比在一个讲台上或者在一个暴露的座位上去露一下我的脸更叫我难以忍受的事了。任何形式的隐姓埋名是我的迫切需要。我还是个孩子，就一直不能理解那些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穿着丝绒的外套，蓄着波浪形的头发，额上披着下垂的发卷，像我尊敬的朋友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那样，或者以异乎寻常的胡子式样和怪异夸张的服装，想让人家在马路上一眼就认出他们。我确信，让自己身体的外表引人注目的任何方式都会把一个人误导到照维尔弗的话所说的，变成他的自我的“镜中人”生活着，一举手一投足都要摆出某种气派，而随着这种外表举止的变化，就会失去通常拥有的内在本性中的真挚诚恳，自由自在和无忧无虑。要是今天我还能从头开始，我将设法使这两种幸运的状况、文学上的成功和个人的隐姓埋名合在一起加倍地享受，我要把我的作品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虚构的名字，一个笔名来加以发表；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魅力和意外惊喜，更不用说这双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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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30 [1] 本诺·盖格（1882—1965），奥地利艺术史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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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32 [2] 阿尔贝尔特·斯特林加（1881—1931），意大利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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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34 [3] 我的太太，指茨威格的第一任太太弗里特里克·茨威格（1882—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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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36 [4] 朱泽培·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复国统一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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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38 [5] 泻岛之城，即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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