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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奥里诺科河畔的外来者比比皆是。住在河滨一幢豪华别墅里的海军上将布里翁正监督着一连串沿河开展的大生意。当时的商业格外繁荣，法国商人能进口上等葡萄酒卖给安戈斯图拉的居民。一位克里奥尔主妇可以用欧式花边布铺床。[63]战争物资也突然变得充足起来。6月，一艘英国船只运来了1万名士兵的衣物和给养。[64]几天后，布里翁亲自运来了一批贵重的武器。[65]7月底，一艘大船从伦敦驶来，后面跟着一艘来自纽约的双桅帆船，运来了滑膛枪、手枪、火药、刀剑和马鞍，足以装备整个军队。玻利瓦尔买下了所有这些物资，用骡子、水果、烟草、牲畜等一切力所能及的方式支付。[66]玻利瓦尔曾这样致信他在伦敦的联络官路易斯·洛佩斯·门德斯：“武器始终是我的心病。”[67]而现在他收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多到有时候根本用不上。有一艘船为派斯的骑兵运来了精美的皮革马鞍，[68]粗野的牛仔们根本不需要这些。无论如何，威灵顿公爵对拿破仑作战之后余下的军备，开始令玻利瓦尔的军队呈现出明显的优势。几个月之内，他就储备了足够5万士兵全副武装的装备。[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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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公爵的胜利还给共和国带来了别的东西：经验丰富的退伍军人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在西班牙与莫里略将军的军官并肩作战的英国士兵，现在却应征去委内瑞拉与他们打仗。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两年里，英国军队的规模大幅缩减。1817年4月，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称，50万退役士兵将回到英国2500万人口的家园。即便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局面也够困难了，况且现在并不是经济繁荣时期。英格兰和爱尔兰遭受了饥荒和骚乱，失业泛滥，士兵们回去后几乎肯定会陷入贫困。结果，当玻利瓦尔在伦敦的联络官洛佩斯·门德斯宣布他想招募有经验的士兵参加革命时，应征者如潮水般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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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佩斯·门德斯自从1810年被玻利瓦尔留在格拉夫顿街27号的米兰达家中以来，就一直住在那里，担任革命的宣传员。他从未争取到英国官方对委内瑞拉共和国的支持，但是现在，在威灵顿公爵的默许下，[70]英国的退伍军人在政府发布禁令之前争相入伍。[71]毕竟，威灵顿公爵曾计划帮助米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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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军官在面试中详细得知了洛佩斯·门德斯给他们开出的条件：报酬与他们从英国军队得到的相等，军衔升一级，抵达委内瑞拉后开始发放军饷，并全额报销路费。一场激烈的应聘竞争开始了，为了确保在军团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们甚至开始金钱交易。古斯塔夫斯·希皮斯利上校是第一批向洛佩斯·门德斯自荐的指挥官人选之一，他提出要组建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委内瑞拉第一轻骑兵团，由30名军官和160名士官组成，包括野战医生、兽医、小号手、铁匠、一名马术师和一名裁缝。按照计划，他们将于1817年11月离开英国海岸，后面还有4个旅跟来，这支队伍总共由800多名军官组成，其中一些人的妻子也会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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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即将面对的原始环境，在伦敦为这些军官所做的准备工作极为细致考究，甚至堪称可笑。上校为军官们精心准备了带有金色蕾丝和金银细丝肩章的正装制服，以及漂亮的野战制服，袖口和领子装饰华丽，配有精致腰带、皮质弹药袋、军刀、深红色绶带、保暖披风、鲜艳的帽子，外加当时风靡军中的威灵顿军靴。金纽扣上铸有兵团徽章的图案。马具和马鞍都是从伦敦最好的马具厂定做的。他们还订购了特制来复枪。这一切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一旦到达西班牙语美洲，上校指挥官和团部人员就能得到报销。同时，他们也完全罔顾了如下事实：士兵们将生活在热带地区，与那些赤身光脚、不备马鞍的人并肩作战，后者除了棍棒和长矛外，没有其他武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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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这些志愿者饯行，整个伦敦都组织了宴会和社交活动。随着天气越来越冷，人们可以看到军团成员穿着制服，神气十足地站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政府很快就将颁布一份公告，禁止公民武装对抗西班牙，但无论走到哪里，委内瑞拉军团还是会得到狂热的、近乎崇拜的宣传。在伦敦，“他们在市区和近郊频繁举行宴会和其他聚会，一些绅士出现在娱乐场所，最后还有一点，无论军官们在哪里聚餐，军乐队都会在身边为他们演奏，以上这些都是人们的日常聊天话题”。[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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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11月从英国出发的5艘船中，只有4艘在次年3月抵达委内瑞拉。有一艘载着枪骑兵团的船在海上风暴中沉没了，船上所有报名参军的人全部遇难。当其他4艘船沿奥里诺科河向瓜亚纳进发时，由于疟疾、斑疹伤寒、内斗或中途弃船，部队已大幅减员。在800多名全副武装、满怀希望出发的士兵中，只有150人踏入了安戈斯图拉。毕竟，他们还够不上身经百战的老兵，只是追寻黄金国的冒险家和梦想家。[74]事实上，没有人向洛佩斯·门德斯出示过服役证明。[75]到头来，古斯塔夫斯·希皮斯利这位摇身一变成为委内瑞拉第一轻骑兵团指挥官的人，在应征之前只是一名中尉。[76]尽管勇敢的爱尔兰上校詹姆斯·鲁克（James Rooke）或玻利瓦尔的副官丹尼尔·奥利里等许多人都是认真而训练有素的士兵，但也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军队服役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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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来的时候更像一个戏班子，而不是粗犷的士兵；那些华服除了用来卖钱外，毫无用处。他们常常喝得烂醉如泥，令他们的上级感到惊愕不已。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在委内瑞拉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一手拿着来复枪，一手拿着酒瓶”。酒精浸透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他们应征入伍时喝酒。他们在港口候船时喝酒。推迟出发的时候他们喝酒，航行的时候他们也喝酒。”[77]希皮斯利的信件显示，在4个月的旅途中，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连简单的任务也无法完成。[78]他们会喝到不可避免地闹起事来，或者没能从岸上回来，或者落水淹死。在他们抵达玻利瓦尔在圣费尔南多的营地前几个小时，指挥官希皮斯利发出了一份通告。他担心他的士兵会给玻利瓦尔留下坏印象，[79]众所周知，玻利瓦尔并不酗酒。“任何人被发现喝醉酒，无论在不在当班，”他警告说，“都将受到军法最严厉的制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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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于1818年4月中旬到达安戈斯图拉。到5月中旬，他们已经艰难地逆阿普雷河而上到达了圣费尔南多。此时此刻，共和国正处于最危急的时刻：玻利瓦尔刚刚在拉普埃尔塔被莫里略的军队击溃，而就在不久前，还有人企图刺杀他。当英国军官走下独木舟，踏上圣费尔南多的土地时，玻利瓦尔病了，正在治疗他化脓的伤口。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性情乖戾的小个子男人——饱经痛苦折磨，心烦意乱。他尽可能热情地欢迎他们，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有些心不在焉；他下达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命令，又被上校立即提出的付款要求吓了一跳。直到他回到安戈斯图拉，精神焕发，精力充沛，他才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他很快看出那个自以为是的小丑希皮斯利是有待割除的毒瘤。若非造成了悲惨的后果，此人的错误判断和狂妄自大也许会显得滑稽可笑。玻利瓦尔接受了他的辞呈，痛斥他“荒谬的威胁，我根本没放在眼里”。[81]然后他把亨利·C.威尔逊上校投入了监狱，因为后者企图暗中破坏他对派斯的指挥。他允许任何对其岗位状况感到震惊的外国人离开，不必担心任何报复或指责。留下来的人将被证明集勇气和奉献精神于一身。不出一个月，他就将派人去英国征募更多的士兵。5年中，53艘船将6000多名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志愿者带到南美洲，其中实际抵达的有5300人。[82]那些溯奥里诺科河而上抵达大平原的人很快就认识到，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83]打仗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的贡献对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玻利瓦尔对此深信不疑。他曾说过，西班牙语美洲真正的解放者是他在伦敦的征兵员路易斯·洛佩斯·门德斯。[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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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8月，玻利瓦尔得知，他的外甥莱安德罗·帕拉西奥斯在加勒比海地区募集枪支和人手时，终于找到了珀皮塔·马查多。[85]他的情妇并没有像流言所说的那样回了加拉加斯，而是同她的母亲和姐妹留在熙熙攘攘的圣托马斯港，为回去做准备。玻利瓦尔已经差不多有两年没见过她了，他很想再见到她。但许多问题萦绕着他：她为什么计划回加拉加斯？她是想投靠他的敌人吗？她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吗？“人们说了无数让我觉得荒谬的谣言，”他在给莱安德罗的信中写道，“真正激怒我的是它们在我心中激起的疑虑。”[86]在下一份信件里，他附了一封给珀皮塔的信，恳求她过来。随着春天的到来，玻利瓦尔正忙着筹备在新格拉纳达发动大规模进攻，[87]莱安德罗传来了好消息：珀皮塔和她的家人刚刚登上了一艘前往安戈斯图拉的船。[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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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十分高兴。他以为珀皮塔会及时赶到，像从前那样陪他南征北战，但这不可能发生了。在她到达安戈斯图拉之前，在夏天把奥里诺科河变成一个热气腾腾的大蒸锅之前，他的战争计划就要求他再次向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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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想象一下其中的戏剧性：他假定自己的爱人会跟随他上战场，他幻想有她陪在身边。[89]当然，她陪他经历过许多关键时刻。“惊人的战役”结束时她在场，当一群女孩簇拥着他迈向光荣时，她就在她们当中回望他。在令人痛心的加拉加斯大撤离中，她一直和他在一起，两人冒着风雨从博韦斯手下逃生。她加入了他从海地发起的凯旋运动，迫使整个远征队下锚等待，只为了让他们团聚。她也目睹了他逃离奥库马雷时的狼狈，当时革命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自从那次灾难性的撤退之后，自从他匆匆把她送去圣托马斯岛的那一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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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莱安德罗在信中透露了她要来的消息之后，珀皮塔的名字就像一个任性的精灵一样飘进了充满传说的梦幻岛。她的历史评价很差。但她并非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争强好胜的、桀骜不驯的、有血有肉的女人，为玻利瓦尔所爱，却受到他手下的嫌恶。据说她曾试图追随他上战场，却因病无法远行。[90]有人说她死在了路上。同样极具争议的是，有人认为她因肺结核死于距奥里诺科河约121公里的圣拉斐尔镇，但从未到达安戈斯图拉；[91]也有人说她死在了阿查瓜斯（Achaguas），这意味着她不仅成功地到达了安戈斯图拉，[92]还多走了约500公里，经过了圣费尔南多，进入荒野去追寻他的足迹。我们也许永远无从得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玻利瓦尔抱着珀皮塔即将到来的希望过完了那繁忙的一年，他发动了几次突击，策划了一场战争，组建了国会，巩固了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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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19年1月，当她还在路上的时候，玻利瓦尔在圣胡安—德帕亚拉筹备向新格拉纳达进军，急于率领他重整旗鼓的部队对抗莫里略的军队。但当他听说一大队英国雇佣兵即将抵达时，他擢升派斯为少将，接替自己指挥，随后便返回安戈斯图拉。他需要亲自前往那里还有另一个原因：来自共和国各省的新当选国会议员已经开始奉命聚集在安戈斯图拉。玻利瓦尔打算开启国会程序，公布他的宪法，并发表他对这个萌芽中的共和国的看法。[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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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少量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乘坐一叶长长的独木舟，顺毒蛇出没的奥里诺科河蜿蜒而下，边航行边起草国家宪法。他们从雄伟的棕榈树和巨大的阔叶树下滑过，夜晚聆听猫头鹰、蝙蝠、猴子和青蛙没完没了的叫声。在闷热的白天，他在吊床上荡来荡去，驱赶蚊子，并向秘书口述自己的想法。这些理论和想法从他写《牙买加来信》时就一直在构思，那时的革命前景远比现在渺茫。其间，他对委内瑞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游历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从高山到荒凉的大平原。他沿着整个北部的海岸线航行，向东西两个方向行军，也见证过岛屿和平原上的地貌和人民有着多大的不同。他和派斯的牛仔们住在一起，和原住民部落并肩战斗，和曾经为奴者分享口粮。这些都不是一个富有的曼图亚诺通常会交往的那种人；身在马德里时是很难理解这片土地的，虽然年轻的他曾在乌斯塔里斯侯爵的图书馆里一本接一本地阅读，试图弄懂他的祖国。这才是真正的委内瑞拉，不是哲学家的海市蜃楼，而是清晰的现实。在这里，强盗、牛仔、游牧民、水手、棚户居民和丛林中的印第安人如今都自称爱国者。这才是他想要解放的美洲。[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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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2月15日中午，在一阵利落的礼炮声和三声加农炮的响声之后，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朴素的政府大楼里就座，准备宣布第二届国会的开幕。[95]他用清晰、洪亮的声音向听众阐述他对共和国的愿景，使他们为之着迷。共和国管理班子中的大部分都出席了会议，去年年底当选的35人当中有26人到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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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开始让渡权力。他坚持认为，没有什么比让一个人掌权这么长时间更危险的了。他解释说，手头的工作太过繁杂。他描述了殖民地先前如何遭受剥夺，被剥夺的不仅有自由，还有参与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权利。西班牙语美洲人在所有与国家治理有关的事情上都显得意志消沉，能力不足，与现实世界隔绝。因此，建立一个共和国的工作将是艰巨的：他们必须对蒙昧的国民进行再教育，眼下全体国民没有正义或公平政府的概念，对民主政治提出的高要求一无所知。正如卢梭所言，自由是一道美味多汁的佳肴，但极难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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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认为，尽管美国在平衡来之不易的自由方面取得了成功，其联邦体制对委内瑞拉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好的模式。北美和南美殖民地在性质上就像英国和西班牙一样不同。他强调：“法律必须适合其服务对象。”而且，按照他的说法，从任何实操角度来看，西班牙语美洲在这个蜕变的节骨眼上都不具备组建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所需的道德品质，那种制度“太过崇高，可能更适合一个圣徒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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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玻利瓦尔所解释的，委内瑞拉就像西班牙语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一样，被地理、经济、人文等诸多方面的分歧所撕裂。推出一个罔顾或加剧这些分歧的政府不符合国会的利益。“团结，团结，团结必须是我们的座右铭！”他告诉他们。但在这个共和国面临的所有挑战中，最大的是种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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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民与欧洲人或北美人截然不同；事实上，与其说我们是欧洲的孩子，不如说我们是非洲和美洲的混血儿……我们不可能确切说出自己属于哪一个种族。大多数印第安人都被消灭了；西班牙人与美洲人和非洲人混了血；接下去，他们的孩子又与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混血……我们每个人的肤色都有明显可见的不同：这种多样性对约束力提出了最高级别的要求……在这个多元族裔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有无比坚定的手腕和无比高明的手段来处理所有的种族分歧，在这里，即使最微小的变化都可能打破、分裂或破坏其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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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西班牙语美洲人血统更低下，而是说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种族：一个新的民族，由三个世纪的历史锻造，承受了西班牙的残酷打压。玻利瓦尔借用荷马的话：“当一个人失去自由时，他就失去了一半的精神。”对于一群生活在愚昧、暴政、罪恶三重枷锁下的民众来说，仅仅有法典和法规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明智的、深思熟虑的领导。国会有责任为这个新的人类种族建立一种新的政府——一个既能管理又能教育的政府，因为只有“有道德的人、爱国的人、有学识的人才能建立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议设立一个“道德权”（poder moral）机构作为国家基本机构之一，负责向民众灌输道德规范和公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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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玻利瓦尔最关心的问题是教育。他呼吁国会议员们建立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保障公民自由，全面抵制西班牙旧有的司法体系，并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政府，将所有委内瑞拉人团结在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之中。他恳求他们，“就像为我自己的生命那样恳求”，批准奴隶的绝对自由身份。他支持选出一位强有力的终身总统。他呼吁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上议院的世袭制参议院，充当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仲裁者。他敦促国会慷慨地奖励军队，不仅要表示感激，还要授予荣誉，因为这些士兵不是为“权力、财富甚至荣誉而战，而是为自由而战”。[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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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雄辩而又激昂的演说令代表们热泪盈眶。它不仅是演讲的典范——文风严谨，论述全面——而且展现出广博的知识面。演讲中，他援引并借鉴了罗马和希腊的法律、斯巴达的智慧、从成吉思汗到乔治·华盛顿时代的人类历史，以及文学中闪光的启迪性片段。对许多人来说，他关于种族的坦率言论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不可避免地冒犯到一些抱持着根深蒂固偏见的人。但是，没人能够否认这些话背后的爱国主义、原则性和理性。演讲过程中，他多次被经久不息的狂热掌声打断。[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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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进入尾声，玻利瓦尔抬眼望向拥挤的房间——那是个炎热的下午，闷热难耐，房间里挤满了头戴草帽、身穿白色马裤的议员。[99]“我请求你们，”他郑重地说，“给委内瑞拉一个特别支持人民的、特别公正的、特别道德的政府——一个将终结无政府状态、暴政和相互指责的政府。”然后他干脆利落地收尾：“先生们，开始你们的工作吧。我的任务完成了。”实际上，他已经交出了最高统帅的所有权力。但过不了多久，那些权力就会再度回到他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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