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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莱安德罗在信中透露了她要来的消息之后，珀皮塔的名字就像一个任性的精灵一样飘进了充满传说的梦幻岛。她的历史评价很差。但她并非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争强好胜的、桀骜不驯的、有血有肉的女人，为玻利瓦尔所爱，却受到他手下的嫌恶。据说她曾试图追随他上战场，却因病无法远行。[90]有人说她死在了路上。同样极具争议的是，有人认为她因肺结核死于距奥里诺科河约121公里的圣拉斐尔镇，但从未到达安戈斯图拉；[91]也有人说她死在了阿查瓜斯（Achaguas），这意味着她不仅成功地到达了安戈斯图拉，[92]还多走了约500公里，经过了圣费尔南多，进入荒野去追寻他的足迹。我们也许永远无从得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玻利瓦尔抱着珀皮塔即将到来的希望过完了那繁忙的一年，他发动了几次突击，策划了一场战争，组建了国会，巩固了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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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19年1月，当她还在路上的时候，玻利瓦尔在圣胡安—德帕亚拉筹备向新格拉纳达进军，急于率领他重整旗鼓的部队对抗莫里略的军队。但当他听说一大队英国雇佣兵即将抵达时，他擢升派斯为少将，接替自己指挥，随后便返回安戈斯图拉。他需要亲自前往那里还有另一个原因：来自共和国各省的新当选国会议员已经开始奉命聚集在安戈斯图拉。玻利瓦尔打算开启国会程序，公布他的宪法，并发表他对这个萌芽中的共和国的看法。[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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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少量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乘坐一叶长长的独木舟，顺毒蛇出没的奥里诺科河蜿蜒而下，边航行边起草国家宪法。他们从雄伟的棕榈树和巨大的阔叶树下滑过，夜晚聆听猫头鹰、蝙蝠、猴子和青蛙没完没了的叫声。在闷热的白天，他在吊床上荡来荡去，驱赶蚊子，并向秘书口述自己的想法。这些理论和想法从他写《牙买加来信》时就一直在构思，那时的革命前景远比现在渺茫。其间，他对委内瑞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游历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从高山到荒凉的大平原。他沿着整个北部的海岸线航行，向东西两个方向行军，也见证过岛屿和平原上的地貌和人民有着多大的不同。他和派斯的牛仔们住在一起，和原住民部落并肩战斗，和曾经为奴者分享口粮。这些都不是一个富有的曼图亚诺通常会交往的那种人；身在马德里时是很难理解这片土地的，虽然年轻的他曾在乌斯塔里斯侯爵的图书馆里一本接一本地阅读，试图弄懂他的祖国。这才是真正的委内瑞拉，不是哲学家的海市蜃楼，而是清晰的现实。在这里，强盗、牛仔、游牧民、水手、棚户居民和丛林中的印第安人如今都自称爱国者。这才是他想要解放的美洲。[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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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2月15日中午，在一阵利落的礼炮声和三声加农炮的响声之后，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朴素的政府大楼里就座，准备宣布第二届国会的开幕。[95]他用清晰、洪亮的声音向听众阐述他对共和国的愿景，使他们为之着迷。共和国管理班子中的大部分都出席了会议，去年年底当选的35人当中有26人到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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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开始让渡权力。他坚持认为，没有什么比让一个人掌权这么长时间更危险的了。他解释说，手头的工作太过繁杂。他描述了殖民地先前如何遭受剥夺，被剥夺的不仅有自由，还有参与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权利。西班牙语美洲人在所有与国家治理有关的事情上都显得意志消沉，能力不足，与现实世界隔绝。因此，建立一个共和国的工作将是艰巨的：他们必须对蒙昧的国民进行再教育，眼下全体国民没有正义或公平政府的概念，对民主政治提出的高要求一无所知。正如卢梭所言，自由是一道美味多汁的佳肴，但极难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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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认为，尽管美国在平衡来之不易的自由方面取得了成功，其联邦体制对委内瑞拉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好的模式。北美和南美殖民地在性质上就像英国和西班牙一样不同。他强调：“法律必须适合其服务对象。”而且，按照他的说法，从任何实操角度来看，西班牙语美洲在这个蜕变的节骨眼上都不具备组建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所需的道德品质，那种制度“太过崇高，可能更适合一个圣徒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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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玻利瓦尔所解释的，委内瑞拉就像西班牙语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一样，被地理、经济、人文等诸多方面的分歧所撕裂。推出一个罔顾或加剧这些分歧的政府不符合国会的利益。“团结，团结，团结必须是我们的座右铭！”他告诉他们。但在这个共和国面临的所有挑战中，最大的是种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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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民与欧洲人或北美人截然不同；事实上，与其说我们是欧洲的孩子，不如说我们是非洲和美洲的混血儿……我们不可能确切说出自己属于哪一个种族。大多数印第安人都被消灭了；西班牙人与美洲人和非洲人混了血；接下去，他们的孩子又与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混血……我们每个人的肤色都有明显可见的不同：这种多样性对约束力提出了最高级别的要求……在这个多元族裔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有无比坚定的手腕和无比高明的手段来处理所有的种族分歧，在这里，即使最微小的变化都可能打破、分裂或破坏其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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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西班牙语美洲人血统更低下，而是说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种族：一个新的民族，由三个世纪的历史锻造，承受了西班牙的残酷打压。玻利瓦尔借用荷马的话：“当一个人失去自由时，他就失去了一半的精神。”对于一群生活在愚昧、暴政、罪恶三重枷锁下的民众来说，仅仅有法典和法规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明智的、深思熟虑的领导。国会有责任为这个新的人类种族建立一种新的政府——一个既能管理又能教育的政府，因为只有“有道德的人、爱国的人、有学识的人才能建立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议设立一个“道德权”（poder moral）机构作为国家基本机构之一，负责向民众灌输道德规范和公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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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玻利瓦尔最关心的问题是教育。他呼吁国会议员们建立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保障公民自由，全面抵制西班牙旧有的司法体系，并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政府，将所有委内瑞拉人团结在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之中。他恳求他们，“就像为我自己的生命那样恳求”，批准奴隶的绝对自由身份。他支持选出一位强有力的终身总统。他呼吁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上议院的世袭制参议院，充当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仲裁者。他敦促国会慷慨地奖励军队，不仅要表示感激，还要授予荣誉，因为这些士兵不是为“权力、财富甚至荣誉而战，而是为自由而战”。[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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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雄辩而又激昂的演说令代表们热泪盈眶。它不仅是演讲的典范——文风严谨，论述全面——而且展现出广博的知识面。演讲中，他援引并借鉴了罗马和希腊的法律、斯巴达的智慧、从成吉思汗到乔治·华盛顿时代的人类历史，以及文学中闪光的启迪性片段。对许多人来说，他关于种族的坦率言论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不可避免地冒犯到一些抱持着根深蒂固偏见的人。但是，没人能够否认这些话背后的爱国主义、原则性和理性。演讲过程中，他多次被经久不息的狂热掌声打断。[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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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进入尾声，玻利瓦尔抬眼望向拥挤的房间——那是个炎热的下午，闷热难耐，房间里挤满了头戴草帽、身穿白色马裤的议员。[99]“我请求你们，”他郑重地说，“给委内瑞拉一个特别支持人民的、特别公正的、特别道德的政府——一个将终结无政府状态、暴政和相互指责的政府。”然后他干脆利落地收尾：“先生们，开始你们的工作吧。我的任务完成了。”实际上，他已经交出了最高统帅的所有权力。但过不了多久，那些权力就会再度回到他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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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安戈斯图拉的国会选举玻利瓦尔为共和国总统，可敬的新格拉纳达教授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Francisco Antonio Zea）为共和国副总统。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着手审定玻利瓦尔起草的宪法。接连6个月，[100]国会议员们——有些打着赤脚，有些穿着打补丁的衣服[101]——每天都聚集在市政厅里磋商。一段时间后，他们制订出一份文件，采纳了玻利瓦尔的许多观点，但拒绝了世袭制的参议院和“道德权”部门。[102]然而，他们构想的共和国距离变成实现还很遥远。那项工作不是在政府大厅里完成的，而要在战场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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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玻利瓦尔还在安戈斯图拉的时候，派斯没有理会西班牙人的诱战。他接到了明确的命令。派斯完全遵照玻利瓦尔的命令行事，当他听说莫里略的军队要开赴他所在的圣费尔南多时，他没有与那位将军交战，而是将那里夷为平地。整个1819年2月和3月，派斯一直在用游击战术耍弄莫里略的军队，袭击他的侧翼，使他的军队疲惫不堪，但又不足以激怒他挑起全面战斗。当玻利瓦尔带着一个营的300名英国士兵沿奥里诺科河返回时，派斯的阿普雷大军已经跃跃欲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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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最终在4月2日下午得到了批准。他带着150名骑手渡过阿劳卡河（River Arauca），来到克塞拉斯—德尔梅迪奥（Queseras del Medio）平原上的莫里略营地。他安排90名士兵在河边等候，派出20人一组的3个小队向保王派的营地策马疾驰。看到平原上腾起巨大的尘埃云，莫里略确信来的是玻利瓦尔的主力部队。他集结了手下1000名士兵前去迎战。几乎就在同时，派斯的骑兵开始撤退，诱敌追击。莫里略的士兵开枪了，枪声在上空回荡，保王军的骑兵紧随其后。当追击进入白热化阶段，所有战马轰隆隆地穿过平原奔向河边时，派斯命令他最凶悍的骑手胡安·何塞·龙东（Juan José Rondón）带领的小队突然掉头向后，猛冲向敌人。其他的骑兵紧随其后。西班牙人一时不知所措。他们下了马，以便更好地瞄准逼近的敌军，但派斯和他的士兵全速奔驰，挂在坐骑的一侧，躲过西班牙人的视线。保王兵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昏暗的光线、他们自己的枪炮冒出的硝烟和呛人的灰尘使战场上一片模糊。派斯的人轻而易举地追了上来，他们在马上高高跃起，将长矛刺向左右两旁的保王士兵，实施迅疾而剧烈的打击。长矛的猛刺、大刀的挥砍和派斯骑兵们刺耳的野蛮呼号声令西班牙人崩溃。他们的骑兵转身就逃，步兵丢弃了所有的重炮，疯狂地奔向森林。莫里略当晚被迫撤退到几小时行程之外的安全地带。[103]很难说这位西班牙将军是否真的相信他后来写下的东西，抑或是他只想淡化自己的失败，总之他在给马德里的报告中称派斯的部队不是150人，而是700人。[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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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派斯用一小撮敏捷的游侠在保王军周围打游击。国王的400名士兵死在克塞拉斯—德尔梅迪奥，许多人受了伤，蹒跚逃离。[105]而另一边，派斯的人离开战场时损失很小，只有2死6伤。这是爱国者的光荣胜利，在精神上给了敌人沉重一击。玻利瓦尔兴高采烈，慷慨嘉奖了英勇的骑兵们。这场爱国军对保王军以少胜多的较量成为革命勇气的巅峰，在南美洲编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场大卫和巨人歌利亚式的对抗标志着战争的转折。在那之后，莫里略就像完全变了个人。有了阿普雷的野蛮骑兵和玻利瓦尔新招募的英国军团并肩为伍，爱国者显然获得了新的力量。虽然莫里略拥有一支7000人的强大军队，[106]但他的公报中却开始反映出一种明显的悲观情绪。他对自己平定运动的命运越来越担忧。[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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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争还远未结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爱国军和保王军在平原上频繁交手，但没有哪一方赢得足够多的小规模战斗以建立起自己的优势。在东部，乌达内塔将军的部队始终无法接近加拉加斯。在西部，桑坦德将军正在扩充军队，等待命令。玻利瓦尔急于趁天气尚好时把战争向西推进到新格拉纳达，但又希望在踏上这段艰难旅程之前再给莫里略一次致命的打击。他变得沮丧懊恼，焦躁不安。“耐心点，”派斯劝他，“每座山的后面都有一片开阔平原。”[108]这句格言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平原正是令玻利瓦尔牵肠挂肚的地方。到了5月，雨季开始了，奥里诺科河支流组成的广阔水网随时可能泛滥，淹没植被，把猎物赶到更高的地方。[109]来回追击莫里略的爱国士兵们缺少食物，也缺少休息，还要被迫穿越之前已被自己烧为灰烬的稀树草原。但他们不敢抱怨。总统本人也在忍受着这些斯巴达式的清苦条件。[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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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玻利瓦尔35岁，正处于体力和脑力的巅峰时期。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神经紧绷，睡眠极少，靠着跟士兵一样的口粮维生，和士兵们并肩行军，督促他们前进，激励他们做出更大的牺牲。[111]他的脸已经失去了青春的光泽，尽管动作还活跃敏捷，面容却像个老人：瘦骨嶙峋，面色焦黄。[112]他的头发已经长得很长，一绺绺细鬈发垂落肩头，白天他就用绳子把它们扎起来。几缕乱发飘在他的额前，盖住了日渐稀疏的发际线。他的胡子和鬓角是很不协调的金黄色。他那漂亮的鹰钩鼻上长了一个小瘤，这使他的虚荣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直到几年以后瘤子才消失，留下了一个疤。[113]一个英国人在平原上初次见到他时，就注意到他惊人朴素的衣着——黄麻便鞋，简单的外套，头戴一顶英国士兵的头盔。他虽然形象粗陋，却有一种罕见的优雅气度，这在战场上和一群粗人在一起时尤为醒目。[114]要说有什么不符合士兵惯例的地方，那就是他对身体卫生的注重：他在拂晓时洗澡，有时一天洗两三次，[115]而且，尽管战场上条件艰苦，他的牙齿始终光洁亮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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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解放大军的生活相当困苦。[116]一个步兵经常要在炎热的天气里长途跋涉，不得不边走边打猎，喝带泥的河水。他的正餐是肉，不加盐，也不加其他佐料，而那还是在有幸与赶牛人同行的前提下。每个士兵每天只能得到将近1公斤的牛肉，仅此而已。[117]派斯的牛仔已经习惯了这种艰苦生活，他们公然蔑视其他人，[118]尤其是英国人，因为英国人自诩勇士，却连一匹马也不能驯服，不能与鳄鱼搏斗，也不能在湍急的河流中游泳。如果有肉的话，通常会先紧着骑兵们吃，步兵们则会照例收到次等部分。但即使身边有牛，他们也一连几天无法吃到，因为秃鹫或篝火的烟雾很容易暴露位置。[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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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费了很大的力气从安戈斯图拉运来补给品——佐肉用的盐，做面包用的面粉，外科医生用的药，给军官们的烟草。[120]最重要的似乎是为英国人准备的备用鞋，他们不像帕尔多人和印第安人，格外不擅长光脚行军。在那段时间里，他的信件显示了一位指挥官对细节的执着：譬如马蹄铁的精确图案，制造马蹄铁的特殊软铁，运输弹药的包装方式，以及火药的确切种类。[121]在他2月离开安戈斯图拉时，武器和弹药储备充足，甚至还有几件制服，但食物和药品却很少。西班牙人很容易就注意到了英国人送来的那些无用的衣服，他们对玻利瓦尔设法争取到他们前盟友的支持感到极为愤慨。“还是头一次，”莫里略将军怒气冲冲地向西班牙陆军部报告，“我们看到叛军从头到脚都穿成了英国人，甚至有人看到一些阿普雷牛仔戴着有羽毛的帽子，坐在英制马鞍上。”[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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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想把他的战争扩展到南美其他地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在几个月前对新格拉纳达人做出的承诺中也说过同样的话。[123]但是，时间在流逝，天空始终细雨绵绵，平原上泥泞不堪。[124]就算西班牙人相信玻利瓦尔会兑现他向西推进革命的承诺，他们也绝不认为他会选择现在开始。加拉加斯仍然处于保王派的控制之下。他没有成功拿下它；事实上，他都没有真正地尝试过。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他为什么要去新格拉纳达呢？只有傻瓜才会冒雨尝试这样的旅程，因为雨会把河流变成海洋，让山谷消失在湖底，令安第斯山脉结冰打滑，无法通行。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的国会上对他的计划只字未提，此时他却把计划透露给了两位最信任的将军——派斯和桑坦德，这两人在他看来对这项事业至关重要。他要他们发誓保密，坚称出其不意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给你看的，而且只有你能看。”他写信给桑坦德说。[125]派斯此前已经答应了。[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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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当他和他的步兵沿着阿普雷河西进时，玻利瓦尔召集了他的军官参加战前会议，其中包括索夫莱特、佩德罗·布里塞尼奥·门德斯（Pedro Briceño Méndez）、詹姆斯·鲁克、何塞·安东尼奥·安索阿特吉（José Antonio Anzoátegui）和其他几名军官。他们在荒无人烟的小村庄塞坦塔的一间破败棚屋里集合。没有可用的桌子，也没有椅子。他们就坐在被秃鹰啄光肉、被太阳晒得惨白的牛头骨上。尽管军官们，甚至整支爱国军，都以为他们会待在附近越冬，[127]但解放者解释说，在雨季留下来是愚蠢的，届时会粮食短缺，疟疾和黄热病猖獗。他吐露了自己的计划：他要率领全军翻越安第斯山脉，突袭新格拉纳达一侧的敌人，转至另一个战区作战，震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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