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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 第十一章 天选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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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共和国需要的统治者；形势所迫和内心所趋使我成为士兵，我命定的归宿在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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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玻利瓦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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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最艰难的战争之路，似乎是通往和平的那条。对玻利瓦尔来说尤为如此。“我是一名士兵。”[2]他喜欢这么说，即使别人恳求他承担起更多的角色。尽管他深谙社会正义之道，有传播民主理念的天赋，但政府的日常事务令他感到麻木。他擅长的是手持利剑，而不是执掌权杖。但是，当他于1821年6月29日，也就是取得卡拉沃沃大捷的5天后凯旋进入加拉加斯时，人们把权杖递到了他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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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晚间抵达城市，并直奔大教堂广场上的住所，但狂热的人群还是包围了他，迫不及待想拥抱他们的英雄。直到天亮，他才得以避开他们的关注。[3]这份荣耀是诱人的，也是醉人的。但他非常清楚，在这份热闹的狂喜之外，还有一个人心涣散的国家需要治理，而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去执行这项任务。[4]几个月前，在筹备与西班牙人的最后一战期间，他写信向安东尼奥·纳里尼奥坦白了自己的这份担忧。[5]纳里尼奥刚刚被任命为昆迪纳马卡（新格拉纳达）的临时副总统，昆迪纳马卡与委内瑞拉和基多同为大哥伦比亚的组成部分。纳里尼奥是知识分子，也是军人，刚刚从加的斯的监狱出来；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曾不止一次被囚禁在那里。正是他把法国的《人权宣言》翻译成了西班牙文，也是他发起了新格拉纳达革命。就在出征前，玻利瓦尔写信请他组织召开新的大哥伦比亚国会大会，并在信中承认了对自己执政才能的强烈怀疑。他告诉纳里尼奥，大哥伦比亚是个军营，而不是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6]他孤身一人与政府中的权力滥用做斗争，他看到了贪腐至极的政客，却无力控制他们。在他看来，似乎所有好人都不见了，只有坏人在成倍增加。[7]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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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坚信军队的指挥权和共和国的控制权必须分开，我将提出卸任……朋友，请相信我，在统治共和国的8年中，我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对治理的艺术一窍不通。我不能也不想治理国家，而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对此怀有意愿，最好是一种无法抑制的热情。就我而言，我对统治的反感与日俱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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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未想过领导政府。他的志向既简单又热烈，始终只是想赶走同胞的压迫者。现在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他的困扰在于，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示他的人民还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9]相反，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威权政府。300年的不公和10年的地狱之战把他们变成了好斗的人，他们就像任何阿普雷牛仔那样凶残和贪婪。[10]“即使是我，骑在他们头上，也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他直言。[11]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认为和平比任何战争都要糟糕：“我们正悬在一个无底深渊上，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12]任何想当然地把参政的权力交到无知之辈手中的人，必将受到当头一击。曾无数次穿越这片土地的玻利瓦尔对自己的同胞了如指掌，他得出结论：只有用强硬的手段才能治理大哥伦比亚。[13]这个结论与当初激励他立下誓言的启蒙学说，与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主张相去甚远，但他坚持认为，这才是残酷的真相。要是哪个纸上谈兵的哲学家或年老昏聩的政治家不这么想，他们就是在用愚蠢的幻想蒙蔽自己的头脑，危及共和国的未来。他对桑坦德也说了类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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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比亚，重要的是军队，是那些解放了这个国家的人……其余的都是些老古板……这种对现实的看法当然不是从卢梭那里得来的，但它最终将不得不成为我们奉行的观念，否则那些老先生会害了我们。他们相信哥伦比亚是个温顺的民族，羊群般乖乖蜷在波哥大、通哈和潘普洛纳安逸的壁炉边。他们也不去看看奥里诺科的加勒比人、阿普雷的牛仔、马格达莱纳的船夫、帕蒂亚的土匪、帕斯托的刁民、卡萨纳雷的瓜希沃人（Guajibo），还有那些野鹿一样游荡在哥伦比亚旷野的非洲和美洲野蛮部落。我亲爱的桑坦德，你不觉得这些立法者——出于无知而非恶意，出于专横而非野心——正在把我们引向混乱无序，进而走向暴政，最终走向毁灭吗？我敢肯定是这样的。就算那些牛仔不打倒我们，哲学家们也会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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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老先生”指的是国会代表，他们已经开始对玻利瓦尔的领导力吹毛求疵了。他们置身与世隔绝的首都安戈斯图拉，对整个国家一无所知，被自己人之间的闲言碎语包围，不禁开始质疑将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联合起来是否明智。他们担心失去在地方上的权威，对玻利瓦尔坚持建立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感到不安。他们还对他将国会迁至库库塔的决定提出了异议，尽管政府机构明摆着不可能在安戈斯图拉这么偏远的地方执政。[15]谁也不能否认，玻利瓦尔是人民眼中不争的领袖，是他打赢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但政府中有许多官员与他意见相左。不管他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成就，他的政敌队伍仍在日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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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没有在加拉加斯逗留。几天后，他去拜访了自己在圣马特奥的庄园，那里饱受战争蹂躏。保王军和爱国军都占领过这个老庄园，他儿时的天堂如今已难觅踪影。很难相信他一度也曾那么富有。事到如今，他的全部财产在战争中损失一空，他的财务状况一片混乱。他的收入少得可怜，都用在购买生活必需品上。多年来，他一直拒绝领取政府发的工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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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马特奥期间，他解放了几位还留在那里的奴隶。[17]其中就有他的老奶妈希波莉塔，[18]她把他从婴儿拉扯成少年，甚至跟他一起上过战场；对他来说，她是“据我所知唯一的父亲”。[19]她大约60年前出生在圣马特奥，是另一个时代、另一套秩序的产物，毕生服务于玻利瓦尔家族的舒适和幸福。现在，在她人生的第六个十年，她被解放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她所面临的困惑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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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玻利瓦尔马不停蹄地去了巴伦西亚、托丘约和特鲁希略。他感到精神上的痛苦，焦躁不安。[20]他知道自己不再是委内瑞拉人了，而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公民，某种更大理念的守护者。他感到对波哥大负有强烈的责任。“我属于哥伦比亚家族，而不是玻利瓦尔家族。”他在给老朋友和姻亲费尔南多·德尔·托罗的信中写道。他们曾一起在萨克罗山顶上立下誓言。但同样迫切的是，他感受到了整个美洲的召唤。他觉得自己对那些仍在费尔南多国王统治下苦苦煎熬的人负有责任——对基多（未来的厄瓜多尔）和它不服管的帕斯托地区，以及对不可抗拒的西班牙总督区心脏利马。“我需要使哥伦比亚完整。”[21]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时他正忙着策划一场南方的战役。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又说：“我还需要一场比肩博亚卡和卡拉沃沃的战役。”[22]还有更多待解放的民族，更多通往伟大的道路。他不要再坐在原地操心政府的细枝末节。“把那本关于秘鲁印加人的书寄给我。”[23]他指示桑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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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他得知在库库塔制宪会议上，自己以压倒性的多数票被选为大哥伦比亚总统。议员中有许多人主张联邦制，即建立一个由独立州组成的联邦国家，相当于直接借鉴美国模式，但最后，出于对解放者的尊重，他们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政府。这是当下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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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接受了总统职位，但心不在焉。他曾开玩笑说，如果当选，他就设法远离首都，或者身患绝症。[24]那时，他一心想着解放基多和秘鲁。但他同样明白，大哥伦比亚需要他，不为别的，至少为了延续，为了稳定，为了他的名字。他选择承担这份责任，即使那时他要继续进军；他始终希望这只是一个名誉头衔，一种临时安排。10月，他不情愿地前往库库塔领受荣誉。他当着国会的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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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战而生，是战斗将我推上权力的巅峰。运气把我带到了这个位置，而胜利巩固了它。但我的头衔并不是由正义的天平、幸福的环境和人民的意志所赋予的。这柄统治哥伦比亚的剑是不幸的鞭子……待到和平之日，这剑将毫无用处，当那天最终到来时，我的权力便会终结，因为我对自己发誓过，因为我向哥伦比亚承诺过，因为人民不掌权就不会有共和国。像我这样的人对人民政府而言是危险的，对国家主权而言是个威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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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这段赤裸裸的评判深信不疑，尤其是最后那句话：对任何急于在大哥伦比亚推行全面民主的人来说，他是危险的；对任何崇尚狭隘派系忠诚的人来说，他是个威胁；而他一心认定，南美洲只有成为一个无缝衔接的、完全联合的整体，才能真正彰显出它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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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玻利瓦尔小心谨慎地就任总统，渴望向秘鲁进军时，圣马丁已经到了那里，在利马建立了一个集权政权。这位阿根廷将军在总督区首府待了一年多，封锁了海岸，耐心等待利马投降。最终，代理总督拉塞尔纳（La Serna）将军被迫撤出了他强大的军队，将1万人的军队[26]分散部署到卡亚俄（Callao）的海上要塞或库斯科、万卡约（Huancayo）和阿雷基帕的堡垒。1821年7月12日，焦灼的西班牙城市利马落入圣马丁及其解放军的手中。没流一滴血它就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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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圣马丁和玻利瓦尔有着同样的抱负，尽管在历史上总是将两人相提并论，但很明显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人。这位阿根廷人神秘而冷漠，对阿谀奉承者很不耐烦，不能容忍轻浮和放纵。圣马丁身材高大，相貌出众，有着光亮的黑眼睛和黑头发；他的肤色很深，有传言说他的母亲是个原住民。[27]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贵族称他为“印第安人”“乔罗人”“穆拉托人”“塔佩人”（Tapé，瓜拉尼印第安人的别称）。[28]他不愿谈及自己的身世、出生日期（存在争议）或任何其他私事，也无意消除那些流言蜚语。事实上，他在一次印第安酋长会议上宣布：“我也是印第安人，我将消灭所有抢走你们祖先土地的西班牙人。”[29]但是，根据族谱记录，他出生在亚佩尤（Yapeyú）的一个西班牙家庭，该地区属于阿根廷的瓜拉尼人领地。他父亲是亚佩尤的执政官，也是西班牙军队的一名军官；他母亲是克里奥尔人。7岁的时候，圣马丁和家人乘船去了西班牙加的斯。11岁时，他已是西班牙军队的一名学员。随着军衔的不断提升，他被派往非洲和地中海打仗；年轻时，他曾在拜伦战役中与莫里略并肩作战，保卫伊比利亚半岛，抵御拿破仑的进犯。待到法国皇帝被赶出西班牙时，圣马丁上校已经积累了长达20年的军事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智利军官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并在两位卓越的英国军官手下服役：威廉·贝雷斯福德（William Beresford）将军，他曾指挥过一次英国对阿根廷的入侵，但以失败告终；苏格兰人麦克达夫勋爵（Lord MacDuf），他将圣马丁介绍给了密谋解放南美的革命者地下会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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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会社正是玻利瓦尔拜访过的。事实上，在伦敦，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共同认识许多人，同样踏足过格拉夫顿街的米兰达府邸，与同一批同情革命的英国人交谈过。但是这两位解放者后来的道路就像他们的本性那样迥异。两人从未见过面。在结识了伦敦的革命者——其中包括玻利瓦尔的老朋友和导师安德烈斯·贝略——之后，圣马丁放弃了西班牙国籍，从国王的军队退役。1812年，他乘坐英国护卫舰“乔治·坎宁号”回到了阿根廷这片阔别28年的土地。同行的是卡洛斯·阿尔韦亚尔（Carlos Alvear），[31]他在加的斯成立过一个秘密社团，而圣马丁和他一起建立了劳塔罗社（Lautaro Lodge）——一个致力于实现南美独立理想的共济会秘密政治团体。玻利瓦尔很少关注这些团体，他一边利用与他们的联系，另一边却在自己建立的国家中禁止此类秘密社团；[32]但圣马丁对劳塔罗社绝对忠诚，并在革命生涯中不断从其成员那里获得建议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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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圣马丁成长为一位杰出的爱国将军。1813年2月，他在圣洛伦索战役（Battle of San Lorenzo）中崭露头角，奋力抵御西班牙海军，保卫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并因此声名鹊起，被擢升为阿根廷北方军统帅。当阿尔韦亚尔和其他人忙着建立共和国时，圣马丁表现出一副恪守军旅生涯的样子。而私下里，他却在谋划实现一项秘密愿景：跨越独立后的阿根廷的国界，经智利再到秘鲁，最终解放美洲。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在相对孤绝的安第斯山脉，他花了数年时间，“用他那晦涩、迂回的方式进行密谋、联络、策划，试图在重重威胁下实现他向利马进军的伟大构想”。[33]他显然对阿根廷的政治不感兴趣，拒绝一切晋升机会，在新国家的组建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一门心思游说政府支持他向北推进，并成功坐上了库约省（Cuyo）省长的位子。库约省地势崎岖，景色优美，与智利接壤。他和年轻的新娘，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贵族家庭的一个可爱的15岁女孩，在门多萨（Mendoza）定居下来，那里更有利于他评估形势。他在当地组建并训练了安第斯军，并最终说服阿根廷最高执政官胡安·德·普埃雷东允许他率人马翻越山脉进入智利。尽管阿根廷深陷贫困，政府几乎自顾不暇，但普埃雷东给了圣马丁他想要的东西。1816年11月，这位最高执政官写信告诉他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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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40条鞍毡。另一个单独邮寄的小盒子里是我能搜罗到的仅有的两只军号。到12月中旬，你将收到你要的35000磅［近16吨］牛肉干。给你2000把你要的备用军刀。还有200顶帐篷，再没有别的了。全世界都给你了。魔鬼给你。命也给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摆脱为此欠下的债……该死的！别再向我要别的东西了，除非你想收到我在堡垒里的一根椽子上吊死自己的消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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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丁没让他失望。他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打造战争机器，在门多萨开设了一座地下工厂，用教堂的钟和扩音器的金属筒制造子弹。“他想为大炮插上翅膀，”主持这次行动的狂热神父说，“他会得偿所愿的。”[35]与此同时，圣马丁以共和军队中前所未有的严格方式训练他的部队。他招印第安人入伍，解放并征募了数千名奴隶——他的步兵中有一半是黑人[36]——并积极吸纳1814年西班牙重新征服叛乱城市圣地亚哥后被迫离开的智利爱国者。他对手下士兵很严厉，不允许任何违法乱纪行为，但他激发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如果一个西班牙人反抗，”他告诉他们，“就把他的头像南瓜一样劈开。”[37]如果一名共和军士兵丧失了行动能力，那么他将被丢在战场上听天由命。到1816年底，圣马丁拥有了一支强大勇猛、纪律严明的战斗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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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2月，圣马丁与前总督的私生子[38]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共同率领一支4000人的军队，越过了积雪覆顶的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山，完成了军事史上最惊人的壮举之一。1200名抵达山对侧的幸存者奇袭了西班牙军队，并在查卡布科战役（Battle of Chacabuco）中取得大捷。西班牙人横七竖八倒在杀戮场上；他们的部队被屠杀殆尽，他们开裂的头骨就像碎南瓜一样。圣马丁用其标志性的寥寥数语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报告说：“在24天内，我们越过了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完成了这场战役，结束了暴君统治，还智利以自由。”[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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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丁不喜欢煽情的信函或花哨的演讲。他避免使用夸张的语言，宁愿保持高贵的沉默。他算不上博学，不善于援引伟大作家的话或巧用外国词进行点缀，[40]而玻利瓦尔却乐此不疲。圣马丁高深莫测，极度谨慎；但这种神秘的天性并不总是受人欢迎。“这是一种智力上的露怯。”一个英国女人对此嗤之以鼻。[41]另一位同代人对他的描述则更留情面一些：“根本不可能知道他那个捉摸不透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42]圣马丁朴素到了近乎禁欲主义的地步，他拒绝薪水，拒绝盛大的仪式，那些滔滔不绝赞美他的崇拜者们往往被他不耐烦地挥手赶走。解放智利之后，他两次拒绝被提升为准将。[43]他对政府表示：“你们给的认可已经足够了。”[44]当欢欣鼓舞的圣地亚哥市提出要支付他穿越安第斯山脉的费用时，他拒绝了，转手用这笔钱捐建了一座公共图书馆。他总是一本正经，很不自在，容易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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