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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维克通常十分温和，也很宽容，然而一旦涉及音乐，他就可能失去冷静。因此，当看到儿子坐在钢琴前，通过循环运用两个相同的和弦来即兴作曲并以此为乐时，他不能忍受儿子的这种投机取巧和灵机一动的错误想法。父亲的愤怒在孩子心里留下了长久的深刻印记，多年后，孩子长大成人，在随笔集《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到此事：“一次，我的音乐家父亲非常愤怒地——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我都从没见他生过气——跑到我的房间，把我从凳子上拎起来，带到饭厅，然后强忍厌恶，把我塞进桌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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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维克之所以如此严格关注儿子的音乐教育，是因为他或许希望把儿子培养成音乐家。米兰·昆德拉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可能认为，对一位艺术家而言，很难在自己父亲享有盛誉的那个相同学科里生存。然而，尽管没有利用早期的音乐学习来追随父亲的足迹，他却借此赋予其作品一种独特的风格，把每一部小说都打造成音乐作品。除作曲艺术之外，男孩还跟随父亲学习曲调变化的艺术。1966年的一次访谈证明了这一点，访谈中安东宁·J. 利姆问他，是否卢德维克·昆德拉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昆德拉的回答清晰并充满感激：“是的。爸爸懂得如何理解他正在演奏的乐曲，因此音符在他手指下都各具其义，在他的演奏中，最小的渐强或减慢都变得积极而富有意义，正是这种方式令我着迷……我知道什么是演奏的艺术，也知道音乐厅里的听众对此并不明白，他们一边倾听钢琴家的演奏，一边伺机捕捉其中的华美乐段，领略其中的光彩，或更进一步，体会艺术表达中的某种启发性，可他们抓不住演奏者真正的秘密（如何理解某个音乐短句，赋予一个音符何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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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音符”换成“词”，这种阐释观念就可以很容易地被应用于米兰·昆德拉的写作风格：一种尽可能朴实、准确，尤其是“富有意义”的文风。昆德拉不仅承认父亲对其作品及更普遍意义上对其理解艺术的方式的这种影响，而且不停地表达对这位音乐家父亲的感激和钦佩。作家通常很少谈论个人生活，几乎从不提及自己的家庭——因而他始终对关于母亲的话题保持沉默——但在《笑忘录》中他允许自己破例了一次。父亲成为小说中的一个完整角色，他临终的情景被多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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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生命的前十年，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期间度过的。奥匈帝国体制让位于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启发而形成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由托马斯·马萨里克领导，他是位在国外备受推崇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共和国难以形成一种真正的团结。作为少数派的德国人（约占国家人口的四分之一，主要居住在苏台德地区）和匈牙利人越来越无法适应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统治，他们的语言不再像奥匈帝国统治时期那样是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奥匈帝国时期是少数派，却在他们的新国家中变成了多数派，代表着年轻国家中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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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群之间的紧张状态在20世纪30年代仍继续加剧，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分别要求归并于德国和匈牙利。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开始掌握德国政权，这使局势更为严峻，“独裁者”毫不隐瞒他想把欧洲讲德语的少数族群纳入德意志的愿望。1938年3月，随着德奥合并，这一征服政策得以实施，纳粹军队胜利进驻维也纳。欧洲无能为力，于是眼睁睁地看着德国为入侵摩拉维亚北部的苏台德地区做准备，这是希特勒计划的第二阶段。在“独裁者”的同盟墨索里尼的提议下，慕尼黑会议于1938年9月举行，自1935年起取代马萨里克任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元首的爱德华·贝奈斯甚至没有被邀请参会。《慕尼黑协定》被捷克人视为英国与法国的背叛，它终结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让纳粹德国心满意足。捷克斯洛伐克被割去了德语人口居住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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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德拉的第二部小说《生活在别处》中，年轻诗人雅罗米尔的父亲被动员入伍并被派遣至边境，以阻击入侵者，这正影射了那段痛苦的历史，那时捷克斯洛伐克人仍期望得到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援助，并准备与德国对抗：“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人们都买了防毒面具，在地窖里设置防空洞。妈妈像拯救者一般，紧紧抓住她的祖国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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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协定》仅仅推迟了那个必然到来的日子。所有人都知道德国的入侵无法避免，这让民众陷入了恐慌。在同一部小说中：“捷克人成群地逃离苏台德地区，留在欧洲中心地区的波希米亚就像一只被剥了皮的橙子，没有任何防御。六个月后的一个清晨，德国坦克闯入布拉格的街头……”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分裂。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被置于德国的保护下，斯洛伐克则宣布独立，而这是顺从第三帝国的一种伪装方式。于是，盖世太保进行血腥镇压的时期开始了，镇压的矛头首先指向年轻的反对派、艺术家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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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摩拉维亚著名画家、广告画设计师阿尔丰斯·穆夏被盖世太保审讯并被指控为共济会会员，之后不久画家便去世了。10月28日，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庆祝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纪念日，同时抗议纳粹的占领。对这个结局悲惨的事件，《生活在别处》进行了叙述：“在布拉格大学生的大型示威游行后，德国人关闭了捷克的所有大学……捷克大学生们被牲畜车运往集中营[6]，妈妈[7]看了医生，医生为她糟糕的精神状态感到惋惜，建议她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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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镇压，捷克在国内和国外都组织了抵抗。共产党的抵抗由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和鲁道夫·斯兰斯基在莫斯科领导，并在扬·施维尔玛、亚罗米尔·杜兰斯基、安东宁·诺沃提尼、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和记者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组织下，在当地展开。很多人后被处决或被关进集中营。在英国，非共产党的抵抗者聚集在爱德华·贝奈斯周围，后者自1940年起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流亡政府。他们被纳入英国军队并接受训练，准备不久后在英国展开军事行动。1941年秋，被任命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地党卫队副总指挥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抵达布拉格，以加强对当地的镇压，自此，德国的占领变得更为严酷。海德里希是恐怖政策的拥护者，两个月内，他下令枪杀了四百多个捷克人。众多知识分子被处决，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间最重要的捷克小说家之一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万楚拉1921年加入捷克共产党，是位先锋派作家，昆德拉把他称为自己最欣赏的捷克散文家，并在1960年将首部理论性随笔献给了他，题为《小说的艺术：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走向伟大史诗之旅》（L’Art du roman，le voyage de Vladislav Vančura vers la grande époque），该书从未被译成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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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7日，在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去世五天前，一支由英国秘密派遣的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者突击队用手榴弹攻击海德里希，使其严重受伤。几天后，这位纳粹高官因败血症不治身亡。作为报复，在希特勒的命令下，盖世太保和纳粹德国党卫队逮捕了一万三千人。当他的祖国即将陷入血与火之中时，米兰·昆德拉十三岁。这一事件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8]，三十年后，昆德拉像通常一样，把虚构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几天后，从英国派遣的捷克伞兵杀死了波希米亚地区德国占领军的指挥官；德军宣布了戒严令，长长的被枪杀者名单出现在街角……那个样样都做的保姆玛格达，她已经在别墅里住了好几年……有一天她哭着回来，她的未婚夫被盖世太保抓走了。又过了几天，未婚夫的名字用黑字写进一份深红色的通告里，和其他死者的名字在一起。于是，玛格达被允许休息几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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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8日，共产党战士尤利乌斯·伏契克被盖世太保逮捕、拷问并处决。在他的单人牢房里，伏契克临终前在卷烟纸上写出《绞刑架下的报告》（Écrit sous la potence），书稿后来被暗中支持他的看守送出了监狱。1948年后，伏契克代表着一种让·穆兰式共产主义者的形象，是英勇无畏、积极投身战斗的象征。1955年，昆德拉仍是位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在长篇史诗《最后的五月》中向伏契克表达了敬意，某些评论者将之看成受命而写的作品。后来，伏契克同样出现在《玩笑》中，确实，那是以一种更为讽刺的方式。海伦娜这个人物代表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她像引用某种令人生气勃勃的乐观主义的典范那样，援引了伏契克：“我不应该悲伤，不应该，愿悲伤永远不要与我的名字连在一起，伏契克的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即便被折磨，即便在绞刑架下，伏契克也从不悲伤。今天欢乐已经过时，这也没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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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纳粹占领时期的中学生，年轻的昆德拉被迫在学校里学习德语，虽然是强制性的，但也让他有机会在课文中读到某些他后来最喜欢的作家——卡夫卡、布洛赫和穆齐尔。同一时期，他还学习俄语，并称曾很好地掌握这门语言，但后来遗忘了。[10]身材高大的米兰·昆德拉爱好运动并练习拳击。不过，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他用在了音乐上。他的父亲希望把他培养成全能音乐家，于是让他跟随布尔诺的两位作曲家学习作曲，跟他父亲一样，他们也是雅纳切克的学生。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昆德拉学到一种方法，日后他将此方法用在小说写作技巧中。然而，学习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他的两位老师很快将经历悲惨的命运。由此，年轻的男孩在生命中第一次见证了狂热之人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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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位作曲老师名叫帕维尔·哈斯，其弟雨果是战前一位颇受欢迎的演员。帕维尔·哈斯生于1891年，十三岁时开始作曲。哈斯擅长各种音乐体裁，创作了五十余部作品，包括钢琴曲、室内乐、歌曲，甚至还有一部歌剧《江湖骗子》（Der Scharlatan）。和许多捷克作曲家一样，他很乐意从摩拉维亚或波希米亚的传统音乐中汲取灵感，有时也把希伯来的曲调融合进去。因为，哈斯来自布尔诺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自从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德国盛行的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措施被占领者强制执行。被认为有先天缺陷的犹太音乐尤其遭到禁止。很快，犹太人被赶出学校，连工作也被剥夺了。至于犹太音乐家，他们从此失去了公共生活，再也无权拥有任何乐器。为了继续生存，帕维尔·哈斯不得不一边在他父亲的鞋店里帮工，一边继续秘密教课。他的学生米兰·昆德拉回忆道：“那时，他必须不停地换住处，我走进他家，胳膊下夹着乐谱，就这样出现在他最近居住的出租屋，在那里，他和另外几个犹太人合住一个房间。”[11]在《被背叛的遗嘱》中，他又写道：“每次他都留着自己的小钢琴，我在钢琴上练习和声与复调音乐，而我们周围的那些陌生人都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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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10日，一个月前刚刚上任的党卫队副总指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及阿道夫·艾希曼、卡尔·赫曼·弗兰克决定将约七万五千名犹太人从保护地带走，关押在泰雷津集中营，那是距离布拉格一小时路程的一座旧堡。几周后，1941年12月，帕维尔·哈斯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送往泰雷津。他在那里待了三年，之后被转移到奥斯维辛，1944年10月17日在奥斯维辛去世。在被拘禁期间，哈斯从未间断练习音乐，因为犯人们成功地把乐器弄进了集中营。当纳粹发现时，他们就利用泰雷津里的犹太文化精英来做宣传。于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犬儒主义姿态，他们把那里变成了集中营的一个典范，他们在临时营房的窗户上摆放一盆盆天竺葵，并鼓励建立管弦乐队，比如由钢琴家马丁·罗曼领导的著名爵士乐队“少数摇摆者”（Ghetto Swi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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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雷津，帕维尔·哈斯创作了八部作品，其中包括他在被转移至奥斯维辛前不久完成的《根据中国诗创作的四首歌曲》（Quatre Lieder d’après des poésies chinoises）。老师的死在年轻人心中留下了创伤，就像三年后，昆德拉最初的作品所证实的那样：“哈斯是我最早的个人虚构中的一部分，我出版的第一首小诗，1947年的那首奇怪又病态的轻快小诗，题目就叫《纪念帕维尔·哈斯》（En souvenir de Pavel Haa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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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尔·哈斯被关进集中营后，卢德维克·昆德拉向阿尔弗雷德·科尔托过去的学生瓦茨拉夫·卡普拉求助，请他来接替哈斯：“这是爸爸最亲近的同学，一个非常敏锐的人，才华横溢，他反复向我灌输对故弄玄虚的喜好。”[13]卡普拉和卢德维克·昆德拉自20世纪20年代就相识，当时他们合作演奏二重奏。他为年轻的米兰讲授作曲原则，对米兰像家人般亲切。可惜，这次教学也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1942年，抵抗运动成员瓦茨拉夫·卡普拉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关押在斯瓦托波西采—米斯特辛集中营，直至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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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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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收录于《三代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现象的访谈》。（Antonín J. Liehm，«Milan Kundera»，in Trois générations. Entretiens sur le phénomène culturel tchécoslovaque，Gallimard，coll.«Témoin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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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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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辩论》第27期，1983年11月。（«Un Occident kidnappé，ou la tragédie de l’Europe centrale»，Le Débat，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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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她于198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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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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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外，大学生运动的九名领袖在报复行动中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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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雅罗米尔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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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昆德拉提到希特勒的照片始终让自己产生“模糊的感情”，他写道：“我家里的好几个成员都死在纳粹集中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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