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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三共和国[2]成立，这是一个民主、多元的共和国，由共产党人、保守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同执政。不过，这个临时政府在布拉格沦陷后才开始掌权，当时布拉格仍然在德国人占领之下。1945年5月初，当柏林政府即将垮台时，布拉格抵抗者（约三万人）拿起武器对抗纳粹，他们占领国家广播大楼，并通过广播号召捷克人民进行反抗。5月6日，苏联人向占领城市的最后一支德国部队发起进攻。三天后，红军战士进入布拉格，仿佛救星一般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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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在《笑忘录》中评论道：“1939年，德军进入波希米亚，捷克人的国家不复存在。1945年，俄国军队进入波希米亚，国家重新被称作独立的共和国。俄国赶走了德国人，人们为此欣喜若狂，并且，捷克共产党被看成俄国人忠诚的臂膀，人们便把好感转移到了共产党身上。于是，当1948年2月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时，既没有流血也没有暴力，他们反而受到了几乎一半民众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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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个体制之间的短暂插曲，捷克斯洛伐克第三共和国仅存在三年。1945至1946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PCT）一帆风顺，党员数量达到一百万。因抵抗和解放而享有威望，共产党不需要诉诸武力便能实现对国家的完全控制。起初，捷共采取民主制，接着，它在两年时间内以某种“温和的政变”排除了其他所有政党。1946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得近百分之四十的选票，随后，哥特瓦尔德成为议长，二十六个部长职位中的九个由共产党人占据，包括内政部、情报部、农业部和财政部。不过，爱德华·贝奈斯保留着共和国总统的关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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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植根于工厂及中学和大学的共产党继续其上升势头。1947年4月，当冷战将欧洲一分为二时，米兰·昆德拉于十八岁生日当天，在布尔诺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附属组织——青年联合会。由于其中心地位，捷克斯洛伐克不想在亲美的西部阵营和亲苏的东部阵营之间进行政治选择。贝奈斯吹嘘自己与斯大林保持着良好关系，希望在国家中保留多元制。由于斯大林反对，无能为力的贝奈斯不得不拒绝了美国邀请捷克加入马歇尔计划的提议。事实上，这一拒绝将捷克斯洛伐克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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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利用当时的形势，继续推进其计划。2月17日，当内政部长任命的八位布拉格新警长全是共产党人时，危机爆发了。该任命引发了所有非共产党员部长的辞职，他们要求重新进行议会选举。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意识到如此征求意见将对其政党不利，便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劳动者大众为可能出现的反抗做好准备”，并要求布拉格的警察保持戒备状态。这一决定性讲话最终促使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就此评论道：“（雅罗米尔）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的声音……此刻他听见的正是克莱门特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群众发表讲话，揭露那些想把共产党逐出政府、想阻止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叛徒；克莱门特号召人民接受并要求那些部长辞职，并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革命政权组织。旧收音机里，人群的嘈杂声与克莱门特的话语混在一起，点燃了雅罗米尔心中的热情，令他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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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门特得到大部分舆论的支持，继续对贝奈斯施加压力，2月25日，病中身体虚弱的贝奈斯同意建立由共产党人及作为捷共盟友的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担任部长的联合政府。政府中唯一的非共产党人是外交部长，他是捷克斯洛伐克首位总统的儿子扬·马萨里克，3月10日，人们在外交部窗户下面发现了他的尸体。官方称他是跳窗自杀，2004年展开的一项细致调查驳斥了这一说法，调查结果认为他死于谋杀。马萨里克的跳窗事件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第三次跳窗”，因为布拉格历史上还发生过另外两起：一次是1422年胡斯派教士扬·热利夫斯基跳窗，另一次是1618年两个王室官员跳窗。“轻”与“重”的理论家昆德拉注意到这一系列怪事，又在上面加上了1951年突然发生的第四起。其原因，就像马萨里克的跳窗事件一样，一直不为人知：“1948年，看到自己的命运在历史的硬壳上撞得粉碎之后，扬·马萨里克从高处的窗户跳下去，摔死在布拉格一座宫殿的庭院里。三年后，诗人康斯坦丁·比布尔被自己参与建造的那个世界的面孔所惊吓，从六楼楼顶猛然跳下，摔落在同一座城市（跳窗之城）的马路上，他要死在大地上，就像伊卡洛斯[3]那样，他要以自己的死亡呈现空气与重力之间、梦想与清醒之间悲惨的断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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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政变结束了多党制。1948年6月的议会选举以百分之九十的压倒多数票通过共产党的执政。6月14日，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总统。紧接着，安托宁·萨波托斯基被任命为总理，鲁道夫·斯兰斯基成为捷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为了巩固政权，新任领导们开始了一场触及政治阶层、新闻界和军队的大清洗。数百名潜在的反对者被逮捕，农业被集体化，工业被国有化。于是，一种效仿苏联体制的政治制度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来，并持续了四十多年。共产党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均获得了胜利，此后，捷克民众的社会与私人生活，都处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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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1984年1月27日，米兰·昆德拉在《世界报》（Le Monde）专栏里写道：“共产党人占领了我的国家。当时我十九岁。我明白了什么是狂热与独断，什么是政治审判；我也通过自己的经历知道了被权力陶醉、被权力抛弃意味着什么，知道了面对权力感到自己有罪意味着什么，反抗它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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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数语，作家在此概述的是，面对一种以解放人类为理想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权力，个人，特别是可塑的年轻人所体验到的矛盾情绪。年轻人对于乌托邦——只要目的是好的，就可以采取最残暴、最致命的手段——的这种冲动，昆德拉将之视为一个普遍而永恒的主题。正如他对菲利普·罗斯所说：“极权制，不仅是地狱，而且是天堂之梦，一个与世界同样古老的梦，在这梦里，所有人和谐地生活，由唯一而相同的愿望团结在一起，也由唯一而相同的信仰团结在一起，任何人对其他人都没有秘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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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与安东宁·J. 利姆的谈话中，昆德拉谈及那个时代，对自己当时深信不疑的革命理想的堕落进行了分析：“法西斯主义建立在公开承认的反人道主义基础上，决定了一种非常简单的道德立场，非黑即白。相反，斯大林主义则依靠一场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一种极为混乱的局势便由此产生。在道德上辨认方向极为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一开始，斯大林主义依赖于崇高的理想与准则，渐渐地，却把它们转变为相反的一面：把人类之爱变为对人的残暴，把真理之爱变为举报制度，等等。我们看见，一场大规模人道主义运动在我们眼前退化为某种对立的东西，将人类的所有美德淹没其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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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即将结束时，昆德拉经历了身处这场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所带来的狂热。某个以为抓住了历史缰绳的人感觉自己无所不能，昆德拉在《玩笑》中曾以路德维克的方式体验过这种感受：“其中（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包含着美好的幻想，那就是我们，我们将开创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每个人）不再置身历史之外，也不再处于历史的脚跟之下，相反，他将引导历史，造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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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出于天真和幼稚而放弃他们的自由，以便换来一个更好、更加公平、更加博爱的世界，在对其背后原因的解释中，昆德拉不断强调作为集体想象的革命乌托邦具有二元性，真与假在其中共存。因此，他对布拉格政变进行了重新思考：“不管它多么不真实，这次政变就像一场革命那样被经历。它的华丽辞藻，它造成的幻觉，它引起的反应，它的行动，它的罪行，今天在我看来，它就像是对欧洲革命传统的一次浓缩的滑稽模仿。就像欧洲革命时代的延续与可笑的终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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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笑》中，昆德拉描述了1948至1949年间普遍存在的愉悦：“1948年后的革命年代与怀疑主义或理性主义没什么共同之处。那是伟大的集体信仰的时代。赞扬它并与这一时代同行的人，他的感觉与宗教产生的感觉极为相近。”小说家经常把革命运动所特有的这种欢快比作舞蹈，更确切地说，比作一场人们互相手牵手的圆圈舞。不再有孤独的人，只有一根巨大的人之链，每个人都是这链条上的一环，作为个体价值不显，对整体而言却不可或缺。昆德拉一向不喜欢吐露心声，但在《笑忘录》中，他回忆起，不到二十岁时自己是如何跳圆圈舞的：“那是1948年，共产党人刚刚在我的国家取得胜利，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部长们去国外避难了，而我，我搭着其他共产党大学生的手或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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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景发生在布拉格，米兰·昆德拉中学毕业后，进入了布拉格查理大学艺术系学习文学和美学。在那里，他积极参与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活动，几乎每个月都游行。和其他同学一起，他跳舞，为纠正不公正的决定而感到高兴。一种持续不断的欢乐，没有丝毫断裂：“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一直延续到人们以为永远不会停下的这幸福舞步卡住的那一刻：“然后，有一天，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被开除出共产党，也就不得不退出了圆圈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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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开除的原因，昆德拉始终说不清楚。是否跟《玩笑》中路德维克被驱逐的原因相同呢？一个不经思考的糟糕玩笑？我们可以这么猜想。或许，对于路德维克也一样，这涉及捷克式幽默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固有的严肃精神之间的不相容。尽管他始终否认写了一部自传，但我们可以想象，通过路德维克之口，有时是作者本人在表达：“我很有幽默感，可这并不意味着，在时代的欢快目光下我完全取得了成功：我的玩笑太欠严肃，而当时的欢乐不能容忍戏谑和反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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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学文学的大学生和自己儿时的朋友扬·特雷夫尔卡同住一个房间，在莱特纳区大学城的一幢木楼里。昆德拉后来叙述道：“我们经常一起外出，所以人们常把我们俩弄混。”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种混淆，和他一样也是共产主义战士的特雷夫尔卡才同时被开除出党，他对自己的朋友利姆说道：“其实，他所有的罪过就是认识我；人们责怪他没有把我的反党想法上报。”这个说法始终没能让特雷夫尔卡本人信服，他对此仅有一次评论：“当时，想惹人讨厌，并不需要多做什么，只要背离那个被人们称为模糊中立的东西就够了。”[9]无论如何，特雷夫尔卡的错误或许被认为足够严重，以致他被驱逐出大学，又被遣送到集体农场开拖拉机。1967年，当昆德拉出版《玩笑》时，某些评论者断言他是从自己朋友的不幸遭遇中获取灵感来写这部小说的。这是否与昆德拉本人，或更确切地说与特雷夫尔卡所经历事件的某种模糊记忆有关？归根结底，这并不重要，《玩笑》中路德维克的故事越真实，它就越证明，在那个时代，最小的玩笑话就能摧毁一个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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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中令人震惊的是错误与惩罚之间的不相称。同样，人们凭什么指控昆德拉？他为什么要被开除？并非因为某个政治阴谋活动，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某种想法”。总之，人们没有控告他采取了错误行动，而是谴责他表现出不好的意图。尽管不满二十岁就被开除出捷克共产党，但昆德拉仍乐意继续做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是否认为这一驱逐不公正？不一定。由于不断地想这件事，或许与很多人一样，他终于将某种形式的犯罪内化于心，就像他的朋友安东宁·J. 利姆发人深思的证词所证明的那样。同一时期，利姆因为一桩与己无关的轻罪而受到指责时说：“我出生于中产阶级，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之后，我感觉自己待在一个格格不入的地方，我不应属于那里。当他们把我驱逐出来时，我相信他们这么做是对的，相信自己确实犯了错……也相信是我说服他们，接受我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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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能在自己的情况中猜测到这一点，这很合乎情理。捷克共产党之所以不再想要他，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理由。[11]他过去的同学都不再跟他说话，这表明他有罪。假如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活该。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的《审判》成为他的床头书之一。某些日子，他感到愤怒，这是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内心被失望所占据。在城市各处，历史撇开他，继续着自己的法兰多拉舞，并时刻提醒他只不过是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上帝知道又是哪个周年纪念日，布拉格街头再次出现年轻人在跳舞的圆圈。我在他们中间游荡，离他们很近，可他们不允许我加入任何一个圆圈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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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推定的罪犯默默为他们想象的罪恶付出代价时，正在圆圈里跳舞的那些人却欣喜若狂，确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坚信自己处于正确的一边，这令他们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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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充满革命狂热的年代，怀疑和细微的差别都被撵走：个人主义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敌人，“知识分子”一词则被当成一种侮辱。这种善恶二元论已侵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爱情，少数“舞者”意识到它正向一切极端、一切不公正敞开大门。在《笑忘录》中，昆德拉就当时的一对积极分子总结道：“他们去开会，揭露他们的同胞，撒谎和做爱。”由于任何人都难免会有某种反革命态度，必要情况下，可以转而揭露自己，投身于自我批评，知识分子很擅长此道。昆德拉讽刺道：“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受虐狂。他们是唯一能自我揭露、自我分析的阶层，不需要任何人介入。他们乐于认为那些劫持其自由的人有理。理解某个与您对立的真理，这要求一种艰难的理性方法，知识分子为此非常自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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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欣鼓舞的第一年之后，体制的真正本质开始逐渐显露。自发的反抗被有组织的拉拢所取代：“在布拉格，1949年对捷克大学生而言是一个奇怪的过渡时刻，梦想已不再仅仅是梦想；他们欢快的叫喊声仍然发自内心，但已经带有被迫的意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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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之下，恐怖已开始出现。对他人的不信任四处蔓延。捷克当局处于偏执状态中，以为到处都有敌人，在其内部也同样——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的敌人，都必须消灭。“阶级敌人渗透进共产党；但希望间谍和叛徒们清楚：相比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伪装的敌人将受到严酷百倍的对待，因为伪装的敌人就是一条患疥疮的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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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被号召对反革命威胁保持警惕，他们最终认为逮捕那些昨天还因其革命品质而得到称赞的人，是很正常的事，甚至对此表示赞同。这些逮捕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想象的，因为某些时候仅有传闻而已。“雅罗米尔显然不知道领导马克思主义青年联谊会的那个满头棕发的家伙已经被捕；当然，他模模糊糊地猜到有人被逮捕，但他不知道已经有数万人被捕了，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员，他不知道被拘押的人饱受折磨，而他们的错误大部分都是臆想出来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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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7日，反抗纳粹占领军的象征性人物、社会党众议员米拉达·霍拉科娃被捕入狱，并被指控阴谋推翻政府。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没能让她招认，于是组织了一场诽谤运动，随后工业委员会、政府部门和市政府都呼吁将她判刑，以作警示。她与十二个“同谋”一起被判决，1950年6月27日被绞死。审判中，捷克记者、历史学家、超现实主义作家扎维斯·卡兰德拉也被怀疑是一个想象的托派小组的领导，他于1923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关押在集中营。他被控告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尽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安德烈·布勒东、阿尔贝·加缪提出抗议，他还是和米拉达·霍拉科娃同一天被绞死。次日，在布拉格街头，年轻的舞者跳着圆圈舞，以他们的方式庆祝这一事件：“他们跳得更加狂热，因为他们的舞蹈是他们天真无邪的表现，他们的天真与两个被绞死者的罪恶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两个人背叛了人民，背叛了人民的希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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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人并非残暴之徒，盲目如何能导致他们为处死一个曾经的抵抗运动成员和一个早期的共产党知识分子而感到欢欣鼓舞？这样一种思想灌输如何得以实现？也许，年轻的狂热者并没有意识到其盲目所带来的暴力。虽然被排除在跳舞的圆圈之外，但米兰·昆德拉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因为后者的吸引力实在太大。直到三十年后，他才在《笑忘录》中对1948年2月起不断加强的群体狂热现象加以分析：“是的，人们想说什么都可以，共产党人总是更聪明。他们有个伟大的计划，一个建立崭新世界的计划，在那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各得其所……因此，毫不奇怪，那些激情澎湃、勇往直前的人，轻而易举就战胜了温和之人与谨慎之人，也不奇怪，他们很快便着手实现他们的梦想，为所有人谱写正义的牧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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