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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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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影射比夫拉（尼日利亚一个闹分裂的省份）战争及随之发生的1967—1968年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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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国“五月风暴”中“游泳池事件”的主角，后来成为风暴中的学生“代言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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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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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捷克的命运》，《文学录》1968年12月。［«Un destin tchèque»，Listy，décembre 1968（www.acadam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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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丁·里泽克引用，参见《如何变成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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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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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48年2月被禁止后，朱纳克童子军运动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出现新的发展，随后在这沉重的岁月中再次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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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的命运？》，《面孔》1969年2月。（Václav Havel，«Un destin tchèque？»，Tvár 2，février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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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激进主义与暴露癖》，《家有访客》1969年3月。[«Radicalisme et exhibitionnisme»，Host do Domu，mars 1969（www.acedam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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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米兰·荣格曼，《昆德拉的悖论》，《见证》第77期，1986年。（Milan Jungmann，«Kunderovské paradoxy»，Svědectvî，n°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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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国电视二台新闻，198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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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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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克洛德·鲁瓦，《时光之花（1983—1987）》。（Claude Roy，La Fleur du temps（1983-1987），Gallimard，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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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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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十章一位法国的捷克语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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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之后，七万捷克人踏上流亡之路。其中有知识分子，如安东宁·J. 利姆，他先后在巴黎和美国任教；有作家，如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他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出版社，专门出版被禁的捷克作品；也包括一些科学家、医生和研究人员……相反，米兰·昆德拉选择留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或许因为他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不太“悲观”，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自己国家发自内心深处的眷念，甚至，在别处生活的念头对他来说都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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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昆德拉与妻子薇拉·赫拉班科娃一起生活，他在1967年9月迎娶了这位以前的电视主持人。他们住在巴托洛缪大街一幢楼房五楼的单间公寓里。真是命运的讽刺，就在布拉格中心的这条街，类似于“克格勃”的捷克国家安全局在某幢属于耶稣会士的楼房地下层设置了一个监狱，囚禁了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昆德拉没有受到任何胁迫，他只是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他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多部书的作者，也定期为多份杂志撰写文章，可朝夕之间，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布拉格是座小城，这种默默无闻是相对而言的，无论在街上还是咖啡馆里，即便没人上前与他交谈，作家都曾被认出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许多模糊的回忆都源自这样的经历，尤其当著名的外科医生托马斯变成玻璃清洗工后，他在从事新职业的过程中常常被以前的病人认出，还受到他们的香槟或烧酒招待。“那个时期，人们还在某种团结一致的欢欣中经历着对捷克知识分子的迫害……俄国军官的家人已经开始在这个国家定居，内政部官员取代被解雇的记者，在广播电台发表恐吓性的讲话。而托马斯摇摇晃晃地走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从一家喝到另一家，仿佛过了一个又一个节日。这真是给他放了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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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个月的欢欣过后，尽管被放逐的人之间经常互相帮助，但昆德拉感到越来越孤独。令人惊奇的是，他带着某种兴致经历着这一切。就像弗朗索瓦·里卡尔所解释的那样：“他猛然间又回到了一个被禁作家的处境，这使他一下子失去了读者，但也让他摆脱了公众通常施加在作家（尤其是一个已经成名的作家）身上的压力，同时突然奇迹般地带给他一种彻底自由的感觉，不仅躲避了政治权力和文学批评，也躲避了他的读者。他看不到自己和国家的任何未来，再也感受不到任何职责、任何应尽的义务，他也无须对任何人、任何事做出解释，除了他自己和他的艺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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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成为在自己国家没有读者的作家，但他并未因此停止文学实践活动。在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的五年中，他写了两部小说和一部剧本。这些作品与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联。诚然，1969年6月完成的《生活在别处》具有隐含的政治意义，但他对“布拉格之春”丝毫不感兴趣，而是通过回忆1948至1950年间捷克斯洛伐克政党权力变更的最初几年，聚焦于一种存在的典型，即抒情诗人的存在状态。1972年完成的《告别圆舞曲》更加远离政治领域，又重新回到《好笑的爱》所开启的放纵游戏。至于剧作《雅克和他的主人》，则是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的变奏，该剧本第一次凸显出昆德拉与法国文学，尤其是18世纪法国文学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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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部作品按理说没有任何理由遭到审查的严惩，可仍然无法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于是，它们很快接触到一批新的读者：法国读者。实际上，“正常化”年代把昆德拉从没有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的捷克作者，变成作品无法以母语出版，却被译为法语的作家。从此以后，法国便是第一个出版昆德拉作品的国家。就像他喜欢开玩笑说的那样，这令他成为“一个法国的捷克语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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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来布拉格旅行的“帮人偷渡者”协助下，昆德拉把自己的手稿送往法国，让作品在那里被翻译并出版。在国内隐居期间，小说家接待了许多属于文学界的外国来访者——其他国家的小说家，如墨西哥人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哥伦比亚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人菲利普·罗斯等，他从不掩饰对这些作家的赞赏。还有加斯东·伽利玛的儿子克洛德，1968年第一次去巴黎时，昆德拉便与他结下了友谊。后来，克洛德的儿子安托万接替了父亲，于是昆德拉在法国出版的书全部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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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末，《好笑的爱》成为昆德拉在法国出版的第二部书，第一部是两年多前出版的《玩笑》，尽管该书是在《好笑的爱》之后写成的。评论界向作家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却对短篇小说中远离政治批判的笔调感到困惑，因为《玩笑》中的政治批判曾令它十分欣赏。唯一的例外是，1970年12月25日的《世界报》图书周刊《书的世界》（Le Monde des livres）中，克洛德·鲁瓦以惊人的洞察力首先注意到，在昆德拉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文学之间存在某种演变关系：“他属于表象游戏的伟大穿透者和令人钦佩的叙述者—揭穿骗局者的家族，属于写短篇小说的狄德罗那样的作家，属于18世纪创作‘道德故事’的伟大作家那样灿若明星的人。拉克洛、小克雷比永、写故事的萨德、《没有明天》（Point de lendemain）的作者维旺·德农。是的，这种变幻莫测的风格，这种反讽，优美的叙述，残酷揭示真相的洞察力，尖锐的犬儒主义——宽宏大量的武器——以及写作中漫不经心的优雅：在一个堪称黑暗的时代，米兰·昆德拉重新找到了启蒙运动时代的作家—道德家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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