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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了几天就要放假了，我们修建大型虎皮鹦鹉饲养笼所需的原材料你预订了吗？我觉得从朱利安・卡莱恩那里购买打折的鹦鹉最合算。如果其他商店的每只卖30先令，那么他的售价可以达到比如说17先令。我们不妨以每只18或19先令的价格买下所有鹦鹉。这样他获得了一笔利润，而我们每只鸟儿大约可省10先令。你觉得这办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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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不情愿地修了个鸟舍，那些鸟儿繁殖很快。只是，我显然高估了当地对鹦鹉的需求量。即使夏姆里格林村每人购买至少两只鹦鹉，我们仍然剩下满满一笼子。有一天，我在学校收到母亲的一封信，她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有些老鼠钻进鸟笼子，把鹦鹉吃掉了。多年之后，母亲才说出了真相：她烦透了打扫鸟笼的活儿，有一天，她忘记把笼子关上，鸟儿们全都飞跑了。她可不想费劲去把它们抓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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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个计划都没让我赚到钱，我却从中学到一些数学知识。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际的数字解决实际问题时，我才能理解数学。如果让我计算一棵圣诞树能长多高，或者能繁殖出多少鹦鹉，这些数字就会变得很实际，我用它们来计算就能乐在其中了。在课堂上，我仍然对数学一窍不通。我测过一次智商，里面的问题荒唐透顶。我压根没法专心解答里面的任何数学题，我记得自己好像是得了零分。我为所有被这种测试列入白痴的人感到担忧。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智商测试题往往是一些老学究凭空设想出来的，而在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他们绝对是无能之辈。我喜欢设计实际的商业计划——即使野兔会让我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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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父母肯定给我灌输了一种叛逆精神。我总是认为打破规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斯托的条条框框简直就跟军队里一样多——在乔尼和我看来，其中有许多规章制度已经完全不合时宜，并且毫无意义。例如，“学佣”的做法已经过时，这里却仍然保留着。然后是青年联合军训，参训的男孩们穿着军装，扛着古董来复枪走正步。周日的强制性礼拜也是同样。为了逃避最后这条规定，新学期的第一次礼拜我就溜了号。教堂礼拜登记簿上没有了我的名字，从那以后，再没人想起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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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1月和2月，乔尼和我开始讨论修改校规的问题。我们才15岁，但我们坚信自己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小到大，父母就教育我们要相信每个人都能让世界有所改变。因此，当我审视斯托学校的管理方式时，我确信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实际上，斯托相当开明，鼓励所有孩子，不分年龄大小，都要为学校管理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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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尼和我尤其反感其中一条规定：在校队跟其他学校比赛时，所有没参加比赛的学生都必须去观赛。虽然在工作日的下午我们可以去图书馆，但在大多数周六，我们被迫去观看校队比赛。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盖有伤，我一定能够加入球队。因此观看比赛让我倍受沮丧。我给校长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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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强制观看比赛导致的时间浪费。如果一个人无法成为板球队的前十一名主力，那么他就应该把时间花在比打球更有益的事情上。我知道这完全违背了学校的传统，但我对此深有感触。例如，如果450人把观看比赛时间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至少有所成就，这总比“观看别人有所成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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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试图重新组织学校的就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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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要改进斯托的管理，首先应该着眼于社交，然后再考虑宗教。很多男孩渴望通过妙趣横生的交谈获得知识，而就餐时间是互相交谈的最好机会之一，但在斯托，这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学生走进大厅，坐在指定的桌子旁，每天都跟同样的学生坐在一起。在我们的几个餐厅中，有一个必须要建成自助食堂，样学生们就可自己挑选食物，想坐哪儿就坐哪儿，出去时，可把自己的刀叉和盘子放入一个盒子。现在食物的浪费十分惊人，如果建立自助食堂体系，您至少可以将意大利和西班牙餐厅服务员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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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关心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通过这个计划节省的资金还可投入我的下一个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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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继续探索建立六年级酒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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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建议我将自己的观点发表到校刊上，但乔尼和我想另外创建一份观点新颖的校刊。我们希望发起一些运动，抵制“学佣”现象、体罚以及强制参加礼拜、观看比赛和学习拉丁语。所有这些观点都太具有“革命性”，根本不可能发表在校刊《斯多亚》上——这个刊名倒很适合那些长期以来被它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读者【2】。然后，我们便想出跟其他拥有类似规章制度的学校联合的办法。创办校际刊物的想法由此逐渐成形。我们打算联系其他学校并交换看法。我在一个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几个备选刊名：“今日”“1966”“焦点！”“现代不列颠”和“访谈”。随后我又列出自己希望发表的内容，并进一步计算了相关数据——我很享受数学推论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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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列出一份下院议员的名单，有250个人，是我从《名人录》杂志上找到的；又列出一份潜在广告客户名单，是我从电话簿上找到的。我还给W.H.史密斯【3】书店写信，问他们是否打算进这份刊物。就这样，至少在计划中，撰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成本全都准备好了——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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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显得太小，没法开展工作。于是，乔尼和我决定让更多普通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参与进来，这会增加杂志的读者，鼓励广告客户投广告。我们认为，如果这份杂志针对大学生，那么高中学生也会购买；但如果针对六年级学生，那就没有任何学生会对它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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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终确定使用“学子”作为刊名，这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当时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学生权力”。这是大学和工艺专科学校学生热衷于静坐、占领和示威的年代；对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年代。我母亲借给我4英镑，预备用来支付打电话和寄信的费用。乔尼的父亲为我们设计出印有抬头的信纸，顶上是“《学子》——英国青年的杂志”一行字，并以一轮初升的太阳作为标志。然后我们就开始写信给所有的撰稿人和潜在的广告客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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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是一个完美的载体，它让我们获得了充满朝气的新生活。我们有那么多事情要安排。我开始在学校的书房设立办公室，并要求校长在我房间里装一部电话——但遭到拒绝，这也难怪。结果，我只好去公共电话亭打电话，但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诡计。如果我打电话给接线生，跟她说我往投币机里放了钱，可电话却没接通，那我就能免费打一次电话。不仅可以免费，我还不用听到投币后响起的“噼噗——噼噗——噼噗”的指示音，它会泄露我用的是公用电话。更棒的是，接线生说话就像秘书：“您有布兰森先生打来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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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需要打电话的人列入一个名单，慢慢与他们取得联系。听说这份刊物尚未出版，大多数人都拒绝花钱在上面打广告，不过我逐渐找到一些吸引他们注意的窍门。我会打电话给国民西敏寺银行说，劳埃德银行刚做了一个整版广告，问他们是否愿意与劳埃德银行一起打广告，然后补充道：《学子》将成为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会给可口可乐打电话，说百事可乐刚预订了一幅大广告，但背面的广告位还未订出去。我会给《每日电讯报》打电话，问他们希望在《每日快报》之前还是之后做广告。另一个技巧是向客户提出一个无伤大雅但又不容易拒绝的问题：“您是否有兴趣招募最有才干的高中生和大学毕业生？”任何人事部门的经理都不会说自己愿意找平庸的新雇员，于是我就说：“那么我们即将出版的杂志最适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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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接线生回过神来切断电话，我学会将这些话压缩在5分钟内。我开始加快说话速度，更努力地说服对方。我的嗓子很早就变声了，没有人想到，跟他们说话的是一个15岁的男孩，而且是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电话。我给他们留的地址是夏姆里格林。发信时，我会把成打的信写好，先寄给我父母，他们再请村里的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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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功课每况愈下，但我给自己上了一堂精彩的课，学习树立信心。如果我的年龄再大个五六岁，那么，只需想想这些事有多荒谬——试图让各大公司在一份尚未出版的杂志上打广告，而其编辑不过是两个15岁的男生——我就不会拿起电话。但我那时太年轻了，根本不考虑失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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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期中，我成天跟尼克说《学子》的事情。他也同样激动，答应在安普尔福斯帮忙发行，而且还设法找人向杂志投稿。尼克明白《学子》是我和乔尼创造出来的，因此并未过分热情地参与进来。但对于杂志的发展潜力，他跟我们一样充满信心。那时我们才15岁，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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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6年4月以及准备中学普通水平测试期间，我丢掉一些自己没指望通过的科目，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子》上头。我跟我的拉丁语老师和科学老师都分道扬镳了，这让我和他们都如释重负。他们这样评价我：“在拉丁语方面，他是一名希望渺茫的应考生，现在他已放弃这门课程。”“他对科学显然没什么兴趣。尽管我并不认为他无法获得更好的成绩，但显而易见，他并不打算取得多大进步。”我的历史、法语和英语课学得稍微好点，但数学不行，而它又是必考科目，数学老师评价我说：“他显然已经竭尽全力，但一周接一周，他都发现自己很难记住解题方法。要通过7月的测试，他完全得靠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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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感到兴奋的事情主要是写那几百封信，我从斯托把它们寄出去，然后提心吊胆地等待回音。尽管我充满热情，又发现一些新花招，却仍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愿意在《学子》上登广告的客户。整个夏季学期，乔尼和我都忙着寄信，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几个假期以及随后的秋季学期中。到1967年4月，我们的杂志仍然没什么眉目，而我到夏天就得参加古代史高级考试（我只在中学六年级学了一年）。乔尼和我已经为《学子》工作了一年多，而我们能够展示的成绩不过是校长和老师们写来的几十封支持信，还有政治家们含含糊糊的撰稿承诺，但没有一份广告或硬拷贝。我绝不听天由命。在我1967年4月的家信中，我为自己在复活节只与家人短暂团聚而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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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周，我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假期，比以前任何时候的收获都要多。我没能在家多待几天，也没能挤出时间在花园里多干点活儿，真希望您不要感到过于烦恼。我对家庭有责任，对《学子》也有责任，我认为——也许我错了——自己不能两头兼顾。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生活中，我做任何事情都希望竭尽全力而非吊儿郎当。我觉得，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自己已经尽最大可能把《学子》做好了。可这样一来，我也就没多少时间履行其他职责了。在我看来，我面临两头落空的危险，现在也仍然如此。我一事无成，如果我想有所成就，那我就不得不探索哪些事应该优先考虑——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我才16岁，大多数16岁的孩子都做些什么？这句话让我显得非常自以为是，但我这么说也不过是为自己辩解罢了。在这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在最近这几个假期里做的事情有我在两三年前做得多。他们就会晚上看电影，白天四处闲逛。当您16岁时，您都做些什么？一方面打打猎、钓钓鱼、游游泳、泡泡妞，另一方面，可能打理您的博物馆，在花园里帮帮忙。您有时间在花园里帮忙。当您16岁时，您不会用现在的眼光看待世界。那时您的职业差不多已经安排妥当，而现在，职业是一场漫长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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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学子》表现了我的自私和自我中心。我说：“也许吧。”但跟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相比，它又能自私到哪里去呢？我认为，它不过是一种职业，跟其他职业都一样。但跟看电影之类的事情相比，它却能让许许多多的人受益。对我来说，它是生活的开端，正如大学或最后一次考试是您生活的开端。开学第一封信就写这种话，这或许非常令人不快。可在过去的两周，我心里老想着这些事，我觉得有必要一吐为快，把它们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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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我一直觉得自己能把父母当作亲密的朋友，跟他们无所不谈。他们没有限制我，而是对这封信作出很好的回应，我们的交流线路一直畅通无阻。我注意到，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我的很多朋友都不再对其父母敞开心扉，而我面对父母从不感到困窘，也没有逆反心理。他们总是给我加油鼓劲，鼓励我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就算并非一直称赞我的计划，至少也会表示同情和支持。我父亲很不乐意花几个周末的时间为我建虎皮鹦鹉笼子，但他从不跟我这么说。而我母亲非常渴望在《学子》上帮我一把，给我撰稿，把千辛万苦积攒的私房钱给我，还帮我想出一些需要联系的人物。有一次，我跟她说想联系大卫・弗罗斯特【4】，母亲花了几个星期，向她的所有朋友打听是否有人知道谁认识大卫・弗罗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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