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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的工作终于有了突破。我们收到第一份硬拷贝、一张250英镑的广告费支票，杰拉尔德・斯卡夫【5】同意给我们画一幅漫画并接受采访。《学子》终于从我脑子里一个渺茫的希望变成一本真正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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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代史，我放弃了其他所有科目，这样就有更充裕的时间留给《学子》杂志了。很快，乔尼和我便开始频繁坐火车前往伦敦采访。不过，我必须参加高级考试，偏偏我要记住那些自己觉得毫无意义或抽象的知识又非常困难。我买了一些古代史知识卡，囊括了有关古希腊和罗马的所有必要信息。在备考时，我把这些卡片的边缘剪掉，将它们放进不同的口袋里，甚至在我的表带下也塞了一张。当我看试题时，最困难的是想起相关内容在哪个口袋里。然后我就从里面抽出卡片，一边把它攥在左手掌心，一边用右手写字。反正我已经全身心地扑到《学子》上了，根本没工夫关心自己能获得什么等级。我只想尽快离开斯托，在伦敦开始我新闻记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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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离开斯托时，已经快17岁了，校长留给我的离别赠言是：“恭喜你，布兰森。我预言你将来要么蹲监狱，要么成为百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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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知斯托的消息是在6个月之后，那是校长写给我的信，落款日期是196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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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布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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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新闻界给了你一个良好的开端，我非常希望读到你们的第一期杂志。请允许我对你的未来表示祝贺，并献上所有美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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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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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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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德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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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学子》的第一期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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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所有疯狂的家伙（维珍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第二章 努力创造新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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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夏季学期结束时，乔尼・吉姆斯和我搬进了他父母住所的地下室，那个地方位于伦敦的康诺特广场，就在爱德华大街附近。我们设法说服凡妮萨・雷德格雷夫【6】改变主意，为了让《学子》获得成功，不要光是给予它最好的祝福，而要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次采访是我们事业发展的转折点，因为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撰稿人。我们的撰稿人名单逐渐增加，甚至包括了戴维・霍克尼【7】和让-保罗・萨特【8】这样的人物，如此一来，我就更容易说服一些潜在的广告客户，让他们相信在《学子》上打广告是物有所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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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夏天，乔尼和我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阴暗、潮湿，家具很少。连我们睡的床垫也是放在地上的。这个地方很快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垃圾堆，到处是废纸、脏兮兮的咖啡杯以及炸鱼薯条的包装纸。我们成天饥肠辘辘，有时会溜到楼上，突袭乔尼父母的冰箱。偶尔，妈妈会闯进门来，手里拎着个野餐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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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的救济食品到了！”她大声叫道，“你们俩上次洗衣服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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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就在地板上铺一张床罩，狼吞虎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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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她拿出100英镑的现金给我们。妈妈在夏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捡到一条项链，把它交给警察。过了三个月都无人认领。于是警察就让妈妈把项链拿走。她知道我们缺钱，所以来到伦敦，卖掉项链，把钱给我们。凭这100英镑，我们付清了电话费和邮寄费，得以维持好几个月。如果没有这笔钱，我们早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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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布莱克曾给披头士乐队的专辑《佩珀军士》设计封面，并因此而出名，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幅图，上面是一个学生。这期杂志的封面很朴素，白色的背景中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杂志的名称“学子”，一处是那个学生打的领带。另外，彼得・布莱克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的开场白令人难忘：“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如果没穿衣服，那就是个精彩的话题，我对此特别感兴趣。她会教你怎样画画，当然还得加上透视法和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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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飞快考虑当画家的好处，他又继续口若悬河地指出“学生权力”的危险性——这可是当时很有争议性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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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学生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力，不应该得寸进尺，凌驾于教师之上。此刻我并不喜欢作为群体的学生。我认为他们对自己评价过高，成天夸夸其谈，动不动就抗议，有那么那么多的权利。我认为，有些人作为学生，会在各种活动中陷得太深。不管怎么说，学生没那么重要——他们学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长大成人吗？学生们不应该觉得自己就该到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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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他们通常面对的职业记者那样盛气凌人，所以，有些撰稿人会向我们透露内情，发表一些令人捧腹的生动评论。杰拉尔德・斯卡夫描述自己的工作说：“我总是在画画——这是精力问题。我永远无法搁笔停下。它跟吃饭一样，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旦有了想法，就必须表达出来——简直就跟生病似的，这是一种生理功能。”我问达德利・摩尔怎么看待学生，他回答说：“你们这代人只有一个地方让我痛恨，那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曾经在牛津大学摩德琳学院工作，是一位研究管风琴的学者，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却说：“我宁愿整天在泥水里跟六个女人打滚儿，也不愿坐在钢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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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贾格【9】和约翰・列侬【10】也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当时的学生心目中，他们俩都是半神半人的偶像。在贾格的访谈前，《学子》引用了一篇精彩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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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那位可敬的兄长跟他说，必须要有痛苦存在，我们才会认识到美德的可贵。这时，卡拉马佐夫回答道：“如果为了让小孩子有更强烈的意识，因而必须让他吃尽苦头，那么他或许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但却只会毕恭毕敬地退还那张进入天堂的车票。米克・贾格之流的叛逆就跟这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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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以想象，当我们引用这段话时，心里究竟有何想法。我肯定没明白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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