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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新乐队已经取代“哈特菲尔德与北方”以及橘梦乐队，占领了海报上的位置。他们有着“该死的”“冲撞”“扼杀者”这样的名字，其中最声名狼藉的是“性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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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最后一周，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听见楼下西蒙的办公室在放一支非常独特的歌曲。我从没听过这样的音乐，于是跑下楼去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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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音乐？”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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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性手枪’的单曲，名叫‘英国的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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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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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西蒙承认，“真的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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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跟谁签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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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几个月前，我拒绝了他们，或许我犯了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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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曲有一种如此原始、强大的力量感，我决心试试能否把他们要回来。几天后，我打电话给百代的总经理莱斯利・希尔。他太忙了，太重要了，根本没工夫接我的电话。于是我给他的秘书留了个信息：如果他想摆脱自己的“困窘”，不妨联系我。半个小时后，他的秘书给我回了个电话说：百代对性手枪乐队很满意，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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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天傍晚，也就是12月1日下午5时30分，“性手枪”引起了全国性轰动。当时他们正在接受“今日”的采访，一个由比尔・格伦迪主持的下午电视节目。格伦迪刚从《笨拙》杂志社享受了一顿美味的午餐回来，发现演播室里的四个孩子也跟自己一样醉醺醺的。他开始挖苦他们，说起其他伟大的作曲家，如莫扎特、巴赫和贝多芬。这实在是非常愚蠢。然后约翰・罗顿在一个角落里弄撒了自己的饮料，轻轻骂一声：“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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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什么？”格伦迪问道，“你再说一遍，我该不会是听见你说脏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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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啥。”罗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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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你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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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迪听见了他询问的那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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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狗屁’。”罗顿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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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格伦迪说，“我的天啦，你把我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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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格伦迪转向另一位嘉宾苏克西・苏克丝，问她能否稍后与他见面。“性手枪”的成员史蒂夫・琼斯哈哈大笑，说他是个肮脏的老家伙。于是格伦迪便转向他，刺激他说出更多脏话。琼斯说他是个“肮脏的笨蛋”“狗娘养的无赖”，就这样结束了这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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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全国的媒体再次对“性手枪”的行为表示愤怒，但却无人批评比尔・格伦迪引诱他们说脏话。我一边吃着早餐，一边阅读报上的一篇文章，里面描述有人在看这个节目时，忍不住厌恶地一脚踢烂了电视机。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还不到早上7点。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打电话的居然是百代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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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马上来跟我见个面，”他说，“我猜你有兴趣跟‘性手枪’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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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接去了百代的办公室。莱斯利・希尔和我达成协议：只要‘性手枪’的经纪人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同意，百代就将这支乐队转给维珍。我们握了握手，然后便从隔壁房间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请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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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珍提出接管‘性手枪’。”希尔说，他想克制自己语气中的如释重负感却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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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麦克拉伦说着，向我伸出他的手，“我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去你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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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会在遇到一个陌生人30秒钟内确定他是否值得信赖。我望着身穿黑色紧身裤和尖头靴子的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不知道和他做生意是否轻松。那天下午，他没来弗农场，第二天也没给我回电话。我给他打了四次电话后便放弃了。他知道怎么联系我，但他就是不回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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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9日，麦克拉伦让“性手枪”跟A&M唱片公司签了约。他们在白金汉宫外举行了签约仪式，四名朋克艺人排成一行，大声辱骂王室。这支乐队的成员不过是四个普通的孩子，但他们受到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的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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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办公桌旁，对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吃惊不小。我知道他手上有个畅销的乐队，一个能改变维珍形象的乐队。如果维珍签下“性手枪”，就能一下子摆脱我们挥之不去的嬉皮士形象。百代讥笑维珍是“伯爵的宫廷嬉皮士”。我们附近压根儿没有伯爵的宫廷，但这也无关紧要。这个名字仿佛具有黏性，我可不喜欢它。我们被粘上了“铜锣”和麦克・欧菲尔德的形象。虽然他们给维珍带来了数额可观的版税支票，可我却忧心忡忡，如果我们只有几支嬉皮士乐队，那就没有一支朋克乐队会认真对待我们。维珍唱片公司需要改变，越快越好，而“性手枪”就可以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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