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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费城的女艺术家认出了康，看到他走到一台公用电话前，给某人打了个电话，但显然另一端的人并没有接听。她看着康转过身，向车站楼下的卫生间走去。此时已过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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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8点时，一个不认识路易斯·康的男人——但随后证实，此人是艾丝特一位朋友的哥哥——在卫生间里遇到了康。他注意到这个脸上有深深的伤疤、戴着厚眼镜的小个子白发男人正在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夹克外套，衬衫的领口敞着。他觉得这个男人脸色惨白异常，于是便上前询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康告诉他自己感觉不太好，想让他帮忙找一下卫生间的服务人员，让服务人员帮他叫医生。这个男人照做了，而服务人员来过后很快就离开了——这位旁观者随即也离开现场，因为他要上楼和妻子会合，而且他觉得这个老人应该并无大碍。他看上去有些“糟糕”，这个男人后来说道，但他看起来还完全能够控制自己，而且当时他还在四处走动。这个男人上楼，来到车站大厅，告诉妻子自己刚才遇到的事情，这时候他看到服务人员回来了，然而带回来的却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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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的丈夫没能如期在周日下午回家时，艾丝特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印度航空飞往伦敦的那趟航班时常会晚点，康也经常错过后续的航班。等到晚上他还没回家时，她猜测他或许是像往常那样，直接回了办公室，或者是去了哈莉特家——对此她早已心知肚明。所以，除了他没在飞机落地时给她打电话——这倒是很奇怪，因为他总会那样做，即便只是一次短途的飞行——她并没有感到有多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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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午夜时分，她开始不安。等到周一早上康依旧音讯全无时，她便让康的办公室跟印度方面联系。康的秘书凯茜·孔黛（Kathy Condé）给多西和卡斯特尔巴伊·拉尔巴伊都打了电话，等他们回电，同时致电航空公司，得知康并不在从伦敦到费城航班的旅客名单上，也并不在任何其他航班的旅客名单当中（她了解到，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印度航空并不会为之前的航班保留旅客名单）。这一天晚些时候，她接到了多西的回电，被告知康搭上了从艾哈迈达巴德起飞的航班，在周六准时抵达了孟买机场。接下来的一整夜，凯茜不停地打电话——打给西联公司，询问是否有拍给办公室或是艾丝特的电报；打给肯尼迪机场，确认已落地的旅客名单；打给泛美航空；再打给印度航空。等到她离开办公室时，已经是当晚12点30分。她写了一份文档，逐条列举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恐怕他已抵达伦敦，但在那里出了状况，或者是已经筋疲力尽，无法打电话。”这是她周一晚上列举出的最后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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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凯茜在7点半来到办公室，给伦敦警局和苏格兰场[5]打了电话。与此同时，通过一位在伦敦工作的朋友，艾丝特也查明康确实乘坐印度航空的航班，抵达了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但他错过了环球航空的航班，于是重新订了一张印度航空的机票，飞往纽约。艾丝特给印度航空方面打了电话，找到一位名叫马奇先生的主管，希望他能尽可能查到一些线索；随后他回电，告诉她路易斯·康在周日下午6点20分离开了纽约的入境检查署。按照凯茜的建议，艾丝特随后给里佐市长[6]打了电话，两位警探随即被派遣去了康的办公室，然后又去往康的住所调查线索。两位警探、马奇先生以及凯茜还不约而同地调查了康是否登上了由印度航空在周日晚上派遣的直升机，这架直升机专为那些希望乘坐东方航空公司荷亚瓜迪亚前往费城的航班的乘客提供，但他们发现康并没有搭乘这班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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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茜随后给瑰西园[7]打了电话，希望可以寻求到纽约市长的帮助。不到半小时后，她便得到了消息。一个女人告诉她，康并不在纽约的任何一所医院或是停尸间里，同时表示自己还在跟警方确认消息，并且保证只要一有消息，就会立刻再给她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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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晚上在宾夕法尼亚车站，随卫生间服务人员一同回来的那两名警察，是艾伦警官和福尔默警官。按照福尔默警官在14分区的文件报告中的描述，他们抵达现场时，发现路易斯·康“仰面躺在卫生间旁边”。艾伦警官试图给他做人工呼吸，但已经无济于事。这份简短而例行公事的报告并未言及康当时是否还有意识，但报告中并没有提到他有任何的言语或是动作，或许当时他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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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默警官随后将康带到了地狱厨房[8]旁边的圣克莱尔医院，那里的比达尔医生确认了康的死亡。警官随后当着太平间工作人员的面，检查了死者的衣兜。他一定找到了车站储物柜的钥匙，因为后来康的皮革行李箱、外套、护照以及车票和他的遗体一起出现。而福尔默警官的推断——这是一次心脏病突发造成的自然死亡——在第二天便得到了纽约副首席法医约翰·弗雷的证实。他认定路易斯·康的死因是冠状动脉闭塞性动脉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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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仍有怪事发生。尽管警方在报告中准确无误地确认了死者是路易斯·I.康，但警官不知怎地将他的地址认定成是胡桃街1501号，康的办公地址。他们将此写进了报告里，然后在晚上9点50分时，给费城警察局拍了电报。“告知你市胡桃街1501号，艾丝特·康，疑似其丈夫，一位72岁白人男子，路易斯·康，地址同上，于本市身故。”这封电报在当晚便送达费城第9区总部的传达室。他们把康的年龄搞错了，可能是减法运算出了错（护照上清楚地显示路易斯·伊萨多·康，1901年2月20日生于爱沙尼亚），和这相比，地址弄错是很费解的。护照上并没有康的住址，但跟护照放在一起的疫苗接种证明上清楚地写明他的住址是“克林顿街921号”。此外，他的皮革行李箱也被带到了警局，并且被打上了“物主身故”的标签——而那上面的永久行李标签同样写明了康的住址。也许是警察在最开始检查他的口袋时，发现了他的名片，或是包含胡桃街的办公室地址信息的信头纸，抑或是他们在费城的电话黄页上查找了康的名字，而那上面是康的办公地址而非家庭住址。这都不重要了。错误已犯下，这个错误的地址，随电报一同被发往了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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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送达时已是周日深夜——而且正好是圣帕特里克节[9]的深夜。警车按照电报上的地址来到胡桃街，等待警官们的却只有一幢大门紧锁的办公楼。他们随即打道回府，把需要送达的噩耗忘得一干二净。整整两天，都没有任何人再去关心这封来自纽约的被错误归档的电报，等到再次被人们发现时，它已经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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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得知康并不在纽约任何一座医院或停尸间后20分钟，凯茜·孔黛接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电话，同样来自纽约。她通报了康的死讯，并且告诉凯茜，康的遗体目前被送到了失踪人口部门，位于第一大道医疗检查办公室旁边的一座蓝砖大楼里。她还留下了一个联系电话，凯茜随即拨了过去，向电话另一端的男人描述了康的具体特征。后者确认了遗体就在他们那边，而且一封关于此事的电报将寄送给康的夫人。但他同时还说，需要有人亲自到场，确认死者身份。他告诉凯茜，他们的办公室一直开放到下午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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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就去了纽约，把路带了回来。整件事情真是一团乱麻。”几个月以后，艾丝特在寄给康的一位意大利朋友的信中写道，“不过我想他应该没受什么苦，看上去很平静，要是说真的有什么人死相安详，他应该就是那样的。”在那封信里她还写道：“路是死在两个救援队警察怀里的。”——可能是失踪人口部门的工作人员热心地向她透露了警方报告中的细节，或者只是艾丝特想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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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傍晚，艾丝特给她在本宁顿的女儿苏·安打了电话，苏·安每周会有一个晚上在那边教授音乐课程。她当时已经快34岁了，是一位职业长笛手，已婚，住在纽约，对于父母婚姻中的一些纠葛早已有所察觉——换句话说，她已经是一个不需要父亲时时关照的成年人了，但这个消息仍让她深感沮丧和意外，她要十分努力才能继续保持理智。“这对我打击很大，”差不多40年后她回忆道，“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能够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真的不在了。”不过在后来的回忆里，她略微调整了之前的回忆：“我其实有预感，我记得在圣诞节晚餐的时候，他的脸变得非常红。”——但随后她又推翻了自己的观点，补充道：“但这还是让人无法接受。每个人都知道他是那么精力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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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知晓这一噩耗，而艾丝特显然不觉得这是自己分内的事。周二下午晚些时候，凯茜·孔黛给哈莉特·帕蒂森家打了电话。凯茜和哈莉特从周一开始就互相打过多次电话，原因众所周知——哈莉特是跟康的公司合作的一位景观建筑师，还是康11岁儿子的母亲。康几乎每周都会去栗树山看望他们母子二人，一起吃一顿晚饭，有时还会度过一部分夜晚时光，这已经成为路易斯·康的行程中公开的部分。就连艾丝特也对这段关系有所了解，她有时还会跟苏·安聊起一些情况，比如纳撒尼尔正在上小提琴课，或是哈莉特如何把康逼疯。所以当康周一早上没有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哈莉特出现在凯茜第一批联系人的名单里。而现在，她需要再打一个电话，只是这个电话的难度要大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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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母亲接起这个电话时，纳撒尼尔正和她一起待在厨房。“他死了吗？”哈莉特问，然后轻轻地把听筒放回电话机上。“她不需要告诉我，”多年后纳撒尼尔说，“我知道他死了。”母子二人走出房间，站在靠近邻居家的草坪上。当时已经几近春天，白昼开始变长，但看着半轮黄日渐渐垂下山坡，他们还是感受到了空气中的一阵阵寒意。“快乐的时光还会再来吗？”纳撒尼尔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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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的办公室里，没人想到要去联系安·婷。这也难怪，毕竟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便不再固定在一起工作了。不过在伴侣关系结束以后，安和康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很亲近——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女儿亚历珊德拉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彼此喜欢，并且互相敬重。甚至到阿莉克斯[10]上大学以后，两人还会偶尔见上一面，比如就在最近，两人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园里见了面，两人都在这所大学的建筑学院里执教。当时康亲切地拍了拍她，并且说了一句并非第一次说起的评价：“你总会爱着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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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在周二晚上，安接到了一通来自费城一家大型电台的新闻主任的电话，他同时也是阿莉克斯高中一位朋友的父亲。路易斯·康去世的消息已经随无线电波传开，而这个了解他们之间渊源的男人，想要确保安·婷在看到电视新闻，或是读到第二天的报纸之前先得到这个消息。挂断这通电话，安立刻打给了阿莉克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已经是哈佛大学三年级学生的她。“我妈妈给我打了电话，我立马赶回了家。”早已长大成人、成为一名画家的阿莉克斯·婷说道。她回忆着差不多四十年之前的事情：“我只记得自己当时躺在床上，想着：你父亲一辈子都没生过病，而现在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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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保罗·戈德伯格[11]写的头版讣告，同时还有一篇阿达·露易丝·赫克斯塔布尔[12]撰写的康的作品赏析，标题为“康：逻辑、力量与优雅的混合体”。在这篇文章中，赫克斯塔布尔选出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孟加拉国首都的建筑、宾夕法尼亚州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以及沃斯堡金贝尔美术馆，作为康所塑造的“强大而微妙”空间的例证。同一天《费城调查者报》也刊登了讣告，把目光更多投向了康临终时刻发生的怪事。该报在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后续文章，标题是“本地警察未能将噩耗通知康的妻子”，并在同一天刊登了一篇悼念社论，题为“路易斯·康：基本的天才”。《纽约时报》的讣告只列举了艾丝特和苏·安作为康的遗属，《费城调查者报》则加上了康的妹妹萨拉。另外的两个孩子无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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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已被电话铃声淹没，各路电报也纷纷涌向艾丝特·康的家庭及工作地址。其中有一封来自白宫的唁电，开头是“怀着最深切的悲痛之情，我得知了你的丈夫，同时也是美国真正伟大的建筑师之一路易斯·I.康去世的消息”，结尾是签名“理查德·尼克松”。泰迪·科勒克从以色列发来消息：“深感震惊，路易斯的死对于耶路撒冷和全世界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日本的野口勇[13]也致以问候：“全世界正和你一起，承受着巨大的损失。”另外发来唁电的还有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南希·汉克斯（Nancy Hanks）、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主席及秘书阿隆·科普兰（Aaron Copland）和约翰·赫西（John Hersey），还有康的许多建筑师同行，包括贝聿铭、凯文·罗奇（Kevin Roche）、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何塞·路易斯·塞尔特（José Luis Sert）以及文丘里夫妇（Bob and Denise Venturi）。其中最长且细节最丰富的一封，来自巴克敏斯特·富勒[14]：“我初次结识他时，他正在与大萧条时期抗争，为国际妇女服装工会设计房屋。我看着他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建筑师、一位哲学家……只要这世上仍有他的建筑矗立着，而且他的大多数建筑都会矗立很长很长时间，路就可以继续和活在这世上的人们直接对话，所有他所爱的，并且爱着他的人们，依旧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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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葬礼的安排也在进行中，时间定在22日，周五上午10点。按照传统的犹太法，遗体需要尽快埋葬，最好在死后24小时内便入土为安，但这样的效率在现代社会实在罕见，而且犹太教也允许其后世信徒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所以直到去世后5天、尸体确认身份后3天，康才接受了犹太式的安葬。他从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不过他的婚礼是在拉比的主持下进行的，而他父母的葬礼同样有拉比在场；这也许说明，他自己也希望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后事。所以一位索赛蒂希尔的拉比——虽然他此前从未见过康——被邀请来主持这场葬礼。葬礼有一份简短的抬棺人名单和一份长得多的荣誉抬棺人名单，对费城乃至更远地方伟大而善良人们的邀请业已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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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在奥利弗·拜尔殡仪馆举行，这是一座位于费城旧城中心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在栗树街1802号。仪式在2楼最大的教堂里举行，旁边预留出一个小教堂，用来容纳更多的宾客。周五上午，有超过1000人来到拜尔殡仪馆，登上豪华的楼梯来到2层。他们大多数人都设法挤进了主教堂，在那里，伊凡·凯恩拉比——还有一位天主教神父，先前已经认识康的约翰·麦克法登从旁协助——主持整个仪式。在教堂前面，一口简单的橡木棺材放在用红色天鹅绒覆盖的底座上。艾丝特和苏·安坐在第一排，在她们身边和身后是亲戚和亲近的朋友们，再后面是康办公室的成员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们。来自全世界的名人和建筑师也纷纷到场，以表达他们的尊敬之情。还有一些没有官方身份的来客，他们到场是出于对康和他的作品的热爱。“有一些古板的老犹太人，还有一大群嬉皮士风格的学生，穿戴不怎么体面，”曾在20世纪60年代头几年在康的办公室工作过的埃德·理查德（Ed Richards）观察到，“真的是一大群人。我觉得太了不起了，所有人都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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