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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康所知道的，建筑同样也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于时间当中。建筑物可能被毁，但其中的一些却可以永存，跨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光来到我们身边。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它们可以完好无损，或者至少足够完好，足以向我们传达它们的原始本性。康自己最爱的古代作品，例如罗马万神殿，或者帕埃斯图姆的希腊神庙，都有同时存在于它们建立的年代和我们所处的年代的奇异特质。它们直接表达了我们的死亡意识，同时也说服我们，人类的造物——那些比我们自身更大，却是我们参与构建的东西——可以持续地忍受岁月的洗礼。伟大的建筑，伟大的构造，有时会让我们感受到死去的事物又复活了。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最好的建筑，能够让时光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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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瓦尔德·索尔内斯，挪威戏剧大师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作品《建筑大师》中的主角。（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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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霍华德·洛克，美国作家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代表作《源泉》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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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拿破仑三世时期的重要官员，因主持了1853—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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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成为主要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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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25—2018），美国建筑家，1991年普立兹克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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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弗兰克·盖里（Frank Owen Gehry，1929— ），美国当代著名的解构主义建筑师，以设计具有奇特不规则曲线造型与雕塑般外观的建筑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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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康传 [:170565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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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康传 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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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累了，而他并不习惯这种感觉。过去，他以精力充沛闻名。他可以前一天通宵工作，第二天上午作报告，下午乘飞机，跟邻座的人滔滔不绝讲5个小时与建筑相关的内容，然后只需要快速打个盹儿，就可以恢复体力。他感觉不到自己已经73岁了，一点也没有感觉。尽管他的肢体随年龄增长已不再灵活，但胳膊与胸膛却仍持有大学时作为摔跤手的力量水平，徒手掰开苹果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依旧能够一口气爬4层楼，走进他的费城办公室。而且他也依旧能让年轻女人为他倾倒——或者至少是偶尔“年轻一把”的女人——凭他那双闪闪发光的蓝眼睛。他习惯于把自己推到极限，在日常生活里始终全力以赴。这也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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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最后的几个月，他还是过得很艰难。从1973年11月开始，他至少8次在短时间内往返于海内外，与客户商谈业务。在家的时候，他曾多次切实感到身体不适。艾丝特称之为“消化不良”，担心他是不是吃了什么坏东西。苏·安也从纽约回来过几次，跟她妈妈说他看上去并不是很好。一天晚上，在纳撒尼尔的小提琴独奏会上拜访纳撒尼尔和哈莉特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不适。哈莉特吓坏了，赶忙把他送进了急诊室。但医院的医生做过检查后表示他身体健康，只是虚惊一场。因此他继续自己繁重的旅行计划。1974年1月，他飞往达卡，为自己公司在孟加拉国首都完成的工作签署一些附加协议。2月，他去了伊朗，在位于德黑兰市中心一座占地约50平方公里的新城镇与丹下健三[1]展开合作。4月，他还计划去拜访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勒克（Teddy Kollek），商讨胡瓦犹太教会堂花园的建造。“我感觉我必须去一趟耶路撒冷，在你的陪伴下，到胡瓦走一走，在它的包围下，好好想一想这个项目，”这一年早些时候，他在给科勒克的信里写道，“花园是很特别的事物……请在耶路撒冷等我，我会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前去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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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利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书为期一周的春假，他来到了艾哈迈达巴德，为福特基金会做演讲，看一看这里的学院建筑是否有需要补充的地方，然后花了点时间和他亲爱的朋友巴克里希纳·V.多西[2]待在一起。他和多西第一次见面是在1958或者1959年。他们从1962年开始一同工作，当时他被邀请在多西的故乡艾哈迈达巴德为印度管理学院进行建筑设计。从这位印度建筑师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位美国同行在某些方面相当不同寻常。“每次他谈起印度的人们，”多西后来评价道，“都会让我越发感兴趣。不知为何，他发现自己跟印度人更加亲近。我真的觉得他更像东方人，而且比很多印度人都要印度……在气质方面，他很像一位智者，一位瑜伽修行者。他总在思考一些超脱尘世、直抵灵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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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3月之旅，和往常许多艾哈迈达巴德之旅一样，他留出时间，与多西一家人见面。他尤其喜欢多西家最小的孩子玛尼夏（Maneesha）。“他觉得她是最受人瞩目的一个，因为她‘具有毕加索的天赋’，他喜欢这样想。”多西苦笑着解释。这一次，多西和妻子拿出了小玛尼夏所有的画作，展示给他看。“而且请注意，”多西继续说，“他花了40～50分钟，端详每一幅画，仔细欣赏它们，为她画的每一处错综复杂的内容感到心满意足。然后他还会指出某一处为什么很好，而另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好。实际上，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的发现。我从没注意到这个人会如此用心观察，如此在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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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的日程表上原定的是在15日星期五返航，周六抵达费城，他可以在周一上课之前休息一天，但为了见卡斯特尔巴伊·拉尔巴伊（Kasturbhai Lalbhai），他推迟了一天。这位德高望重的工厂主、印度管理学院的幕后支持者之一，当时已经将近90岁高龄，而鉴于他的年纪，人们总会禁不住去想，每一次见面都可能是最后一面。“我一定要见见卡斯特尔巴伊，”他对多西说，“而且我不介意在周六再回去。”所以在艾哈迈达巴德的最后一个下午，他们前往卡斯特尔巴伊的宅邸喝茶。他们三个谈起他正在为印度管理学院设计的增建内容，而且他答应在去完德黑兰后，在5月或6月带着图纸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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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从那边，从德黑兰回来，你会给我带那边的腰果，对不对？”卡斯特尔巴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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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多西说他这样回答，“我可不只给你带一箱，我会给你带两箱，卡斯特尔巴伊。你喜欢什么，我一定为你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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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西开车送他去机场坐飞机到孟买之前，他们两个就艺术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多西并没有做任何笔记，但稍后他想到他们的这次对话，试图回想起他朋友说过的一些确切的话语，好把它们记在日记本里。不过他能够完全确定的也就只有“发现的历程、欢乐的源泉以及光的精神”这样一些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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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艾哈迈达巴德起飞的航班，把他带到了孟买的桑塔克鲁兹机场。在那里，他还有不少时间，因为他通常乘坐的印度航空飞往伦敦的航班要到深夜才会起飞。登机之前，他通过了过境检查，管理人员在他的护照上盖上了这座机场特有的椭圆戳，还在中间写上了当天的日期——1974年3月16日。一上飞机，他便开始忍受这段似乎无休止的旅程：在最终落地伦敦之前，航班要先后在科威特城、罗马、巴黎停靠。他原本的计划，是在抵达伦敦后，搭乘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费城。但周日抵达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后，他却错过了自己原计划要乘坐的航班。于是他只好重新订了一张印度航空的机票，这张机票将把他带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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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机场，他偶遇了一位同行、建筑师斯坦利·泰格曼（Stanley Tigerman），后者正准备前往孟加拉国。“我在机场遇到了这位老人，他眼神游离，神情恍惚，看上去非常落魄。这个人是路。”泰格曼后来说道，“要不是我认识路易斯·康，我恐怕真的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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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的耶鲁，路易斯·康曾是泰格曼的老师。多年后他们在达卡重逢，几乎同时在那里着手进行建筑项目。然而耗时9个月的孟加拉国解放战争[3]却让泰格曼的项目最终搁浅，而康则一直保持着与这座首都的联系，在战争期间悄然继续着自己的计划，并在随后被邀请成为这个新国家政府中心的建筑师。自那之后，两人便很少见面，可现在，他们却亲切地相互寒暄，坐在机场里交谈了一阵——话题依旧围绕着建筑，康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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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忆了以前的事，聊得很愉快，”泰格曼回忆道，“但他似乎筋疲力尽，整个人很低落，看上去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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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曼还想起一件发生在他在耶鲁大学期间的事情。这件事和保罗·鲁道夫[4]有关。此人后来成为耶鲁建筑学院的院长，不过他对康“有点不友好”（这件不友好的事，是鲁道夫曾擅自修改了康的第一个重要项目耶鲁美术馆的室内布局，而并未征得康的同意或询问过他的意见）。但在希思罗机场的那个周日，在与昔日门生道别后，康却突然转过身，叫住了他。“‘泰格曼，过来一下，我告诉你一件事。’”泰格曼后来描述道，“他说，‘我知道你跟保罗关系不错，但我已经很久没和他联系了。等你们下次见面时，替我转告他，我很想他，而且我觉得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建筑师。’我真的被他这话感动了。”泰格曼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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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搭上印度航空的航班，离开了伦敦，在17日下午6点左右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比预计抵达费城机场的正常时间迟了大约3个小时。他没有选择继续乘飞机，而是去了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前往第30大街火车站——这是他最喜欢的回到费城的方式。他没能买到7点半开出的快速列车的车票，于是买了8点半的普通列车。离上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所以他买了一份报纸，还把大衣和行李箱存进了车站的储物柜里。尽管离家超过一个星期，但他只带了一只老式皮革行李箱。这只箱子早已破旧不堪，空间也有限，仅比手提公文包大一点。然而每次旅行，他还是习惯于只带这一只箱子。在它几乎被磨薄的把手上，系着一条永久行李标签，上面印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克林顿街921号，路易斯·I.康教授”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