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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设计可以说是妙极了，完全考虑到了设施设备管理人员的需求。”蒂姆·鲍尔（Tim Ball）如是说。他是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维修主管，现在正带着你对康精妙的设计做一次特别的参观。“它让我们可以在维护、修理、清洁的同时，不打扰到实验室的使用人员。一开始修建这样带有相同高度间隔层的建筑花费不菲，但自它建成以来，研究中心大约已经获得了6倍的回报。”鲍尔告诉你，他最近花了14个月的时间，替换了实验室所有的过时设备，给这里的加热、制冷、清洁、电力功能全部升级换代，但并未改变建筑，同时也并没有对科研人员产生任何干扰。“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其他科研建筑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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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鲍尔的说法，这里任何在你看来为了美感的设计，都有其实用的一面。将广场定位在春分太阳直射的位置，意味着这里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太阳光——鲍尔称之为“收割日光”。按特定的角度布设西向面朝太平洋的窗户，每组分隔的房间之间都错落有致，不仅仅是为了让每位科学家都获得极佳的视野，同时还是为了让每个房间在海风吹拂下保持凉爽。精致的洞石中央水道，也许会让人想起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或是某座波斯宫殿，但它也有其妙用，里面的所有水（连同广场上的所有雨水），都通过矩形水池，流向广场的地下蓄水池，最终回流到喷泉当中。甚至就连遍布在康的设计当中的“阴角节点”（shadow joint）——混凝土与木材之间，或是木材与金属之间3厘米宽的间隔，也不只是为了令人们观察到不同材料的美感。鲍尔告诉你，它们也是为了避免三种材质因温度变化而发生的冷凝、膨胀或是收缩所做的特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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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导游的结尾，蒂姆·鲍尔坚持要带你到维护部分的最底层，所有的中央机械、电力和系统监控设备都存放于此（即便来到这里，仍然有令人惊喜的自然光保证此处光照充足）。这地下室当中，在一堵水泥墙上，他向我展示了一组康亲手绘制的铅笔记号。鲍尔说，即便到了浇筑这一部分的时候，他们仍在尝试，试验混凝土的质地、颜色、节点，以及模板标记。因而当建筑已经初具规模，康还会在这里，标记出他想要的确切操作方式。他清晰但仓促的潦草字迹，加上两幅画下连接处及轮廓的快速草图，在此留下了他幽灵般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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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位设备主管一样，许多在萨尔克生物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和管理人员都由衷地感激这一空间的美感和实用性。一位正在对大楼前的一群游客做公开宣讲的年轻免疫学者说她喜欢斜靠在自己的椅子上，同时向实验室长廊另一端的同事挥手致意。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则穿过广场走过来，告诉你她最喜欢来这里的时间是下雨的时候，每当此时，湿润的混凝土墙便会变成一种暗淡的蓝灰色调，而被打湿的洞石则发出光泽。当被问及这座广场会让她联想起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萨尔克，乔纳斯·萨尔克。”然后她拍着身边的混凝土柱说：“大家都把这个叫‘萨尔克柱’。”此话所指的是当年萨尔克和康一起观察混凝土的成型形态，并且选择最终的颜色和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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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长期使用这一空间的人士中，也不乏对其持否定态度的。一位年轻的神经科学家在短暂的休息间隙中，描述自己对此的态度是“腻烦”。他对美好的风景失去兴趣，也对开放的实验室感到厌倦，因其很难让人集中精力，专注于自己的想法。当你指向研究楼中那些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卓越人士的私人办公室时，他带着羡慕，点头认同：置身于那样的空间中，他才会感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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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格雷格·莱姆克（Greg Lemke），正是一位拥有这般令人愉悦的空间之人士。他是一位杰出的研究员，已经在萨尔克中心工作大约15个年头了。他邀请你来看一看他的办公室，位于北侧翼楼2层最东边的一个隔间。所有这些研究室的视野都不差，但他的尤其好，拜西边的建筑所赐，他获得了经典的康氏“海洋框景”。他偏爱阳光洒在北侧翼楼的方式，所以即便他的实验室位于南楼，他仍然坚持在这里进行研究。他指出光照会随季节而剧烈变化，同时也苦恼地表示：“康对于大雾和冬天并不了解，他的设计依托的是热带气候。”在夏天，莱姆克的研究室可以免受阳光直射之苦，同时享受微风吹拂带来的清凉——他将玻璃窗完全打开，然后拉下柚木百叶窗展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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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格雷格·莱姆克会利用这间明亮、简约而美观的房间阅读论文，或是撰写拨款提案，不过他也会在这里开小型的会议，有时与会人数会多达十几个人。每一位拥有独立办公室的研究人员都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房间，莱姆克选择让自己的办公桌面向房间长边的混凝土墙，这样他就可以面对太平洋的风光；L形的扩展台则让他的笔记本电脑可以面向另一扇窗户，广场的风光也可以一览无余。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毕加索风格女人头像的版画作品，它来自毕加索的长期情人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çoise Gilot）（吉洛后来成为了萨尔克夫人，而莱姆克则是弗朗索瓦丝·吉洛—萨尔克分子神经生物学与免疫学协会的现任主席）。除此以外，房间几乎空无一物。当被问及混凝土墙是否让房间显得冰冷或死板时，莱姆克摇了摇头：“如果你看着混凝土，你能看到很多可能性。我很喜欢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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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研究室塔楼，你发现自己回到了广场上，站在正午的阳光里。在分布于矩形广场3条边的7张长椅中的其中一张，你坐下思索这个空间为何会如此迷人。在思考的同时，你注意到这些呈镜像分布的建筑，其锯齿形的边缘延伸至无穷的视野，提供了一个有关透视显而易见的简单道理：锯齿形的图案，在近处显得松散，而在远处却又呈现出收紧的趋势。在这个以天空为天花板的开放式“房间”里，锯齿形的墙壁制造了浩瀚无边的形态，从而将你包裹在这样一个可识别的人造空间里。然而，建筑本身的精确与对称，又似乎使这个地方参与到一种数学的、内在的秩序当中，比起人们所熟悉的建筑更显广阔而古老。它使人想起帕埃斯图姆的希腊庙宇，那些康喜欢的巨大的、残破的建筑，至今仍震撼着每一位游客的心灵。但那些遗迹，显然从属于古老的、已逝的神明，而这一座则是对某些依旧鲜活之物——或许是科学，或者是工作中的人类大脑，又或者是任何一种形式的通力协作——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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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这座广场，你很清楚自己的尺度，以及身在何处。空无一人时，这个矩形空间显得巨大。可当其他人漫步其间，它便显得正常、令人可接受了；这个空间并不会令人感到自身渺小。平静与安宁的感觉贯穿其间，在绵密持久的水流中回荡。仿佛流水潺潺与对称建筑的惬意构成了统一通感体验的两个面向。与这些相结合的，是一种想象中的触觉（混凝土的平滑、带斑点的洞石的迷人纹理、风化柚木柔和的粗粝之感），以及一种潜在的甚至是实际的动感。你四处走动，仿佛受到了广场的邀约——它尤其邀请你跟随着眼前的风光，四处走一走——而你接受了这邀约，于是更加坚定地在这里流连，在西半球西边的边缘，在某个夏日，俯瞰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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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允许一直逗留到日落之后，你会见证所有这些温暖的美景，变成一种怪诞的魔法。在8月，稍微偏向渠道北边的太阳，在南侧成排的研究室上投下夕阳的光影，令它们的外缘以金色的姿态脱颖而出，收拢的部分则隐藏在阴影之中。当广场上光线暗淡之时，中心的水道仿佛成了一条银色的小径，铺设在洞石的平原之上。它引领你走向落日的余晖和建筑西边的尽头，在那里，即便是完全不朝向日光的墙壁，也仿佛反射着日光。如果退回到某张长椅上，扬起脸望向天空，你可以看到云彩正在缓缓向你的方向飘来，向你强调在它们下面的那些黑暗建筑有多么古老和寂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试图用相机捕捉每一个变化的瞬间，但没有一台相机足够灵活或敏感，能够一次性捕捉到所有的元素——天空、海洋、作为框架的混凝土楔形建筑，以及在闪闪发光的水道映衬下愈发苍白的洞石。唯有人类的眼睛，才可将这般微妙的光景尽数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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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太阳开始穿过云层，坠向海洋。它变得巨大、热烈、动人心魄。每一秒钟，它都在变换形状，从肉眼可见在云层中移动的圆形，到一个完美的半圆，再到一条扁平的曲线。而就在彻底遁形于海浪中之前，它化作一层薄薄的、闪耀的橘红色光层，渲染了全部的地平线，就像火苗熄灭时，木炭上最后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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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康传 [:170565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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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康传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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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是和妈妈还有兄弟姐妹，一起坐在一条从爱沙尼亚开出的船上过来的。那时我5岁。因为我已经会画画了，所以我就把当时发生的事情画了下来……吸引我的是一条船冒出来的烟，它正在向别的方向飘去。那条船很慢，而烟的速度要快一些，或者那条船其实已经被迫停了下来。船长提醒了我这一点。而因为他很喜欢这幅画，妈妈觉得我们可以把它送给他。作为回报，我们一整天都有橘子可以吃。那真的意义重大——橘子是很珍贵的东西，我觉得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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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小男孩在当时见到的东西，并且在随后回忆了起来。不过当这艘“梅里恩号”于1906年6月13日从利物浦开出，驶向费城时，船长看到的是什么呢？如果康的故事准确无误，这位船长的确注意到了这个父亲不在身边的家庭，甚至还在船顺默西河而下，驶向爱尔兰海的时候，同正在甲板上的他们谈了话。这一家的母亲刚30岁出头，算不上漂亮，不过面孔和仪态却散发着高贵、温暖和镇静的气质，即便当时处境艰难。正是这张面孔吸引了每一个人，暗示众人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物。两个年纪小一些的孩子——一男一女，尤其是那个男孩，甜美地展现着他们那个年纪典型的可爱。不过年纪最大的孩子，也就是擅长画画的那一个，显然有些不对劲。他的脸整个下半部分以及两只手的手背，都被红色的疤痕组织覆盖着，看起来粗糙不平——那可能是一次严重烧伤的后果，也可能是一次可怕的事故造成的。这个可怜的小家伙自己似乎倒不怎么介意。他是家里最有活力的成员，一头蓬松的红褐色头发，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在努力地捕捉着一切，而他的铅笔在纸上从未停止运动。船长也许会钦佩他的天赋，但也会为他感到难过，同时也为这位除了要背负其余的重担以外，还要照顾这样一个孩子的母亲感到难过。除了无比艰难，一个如此面孔的男孩，还会拥有怎样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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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梅里恩号”此次航行的“外籍乘客”名单，这位母亲名叫伯莎·卡亨（Bertha Kahan）。她的3个孩子在名单上分别叫做伊西多（Isidor）、珍妮（Jenie）和奥舍尔（Oscher）。他们显然都是俄国人，这次旅行的费用都是由这家的丈夫和父亲利奥波德支付，他计划在费城码头和他们见面，于1906年6月25日船靠岸之时。至少这部分事实，后来被证明是真的。而即便名单上其他的内容几乎都存有问题或是存在争议，也没有必要将他们和那几十年里涌向美国的其他移民区别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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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伯莎的丈夫沿着相同的路线从利物浦前往美国，已经过去差不多两年了。他也是从爱沙尼亚出发（更确切地说是立窝尼亚，当时隶属于俄国的一个省份，包括今天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南部地区），不过他的旅程是从内陆城市佩尔瑙开始的，而伯莎和孩子们则是从他们一直居住的岛上城镇阿伦斯堡[1]出发。以乘客名单上“希伯来”裔“莱布·施穆洛夫斯基”（Leib Schmulowsky）的身份，康的父亲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登陆，和他的一位远亲碰了头。他很快从那里前往费城，然后写信寄回阿伦斯堡，给他的妻子贝拉—丽贝卡（Beila-Rebeckah）。他告诉她，从现在起，他的名字是利奥波德·康（Leopold Kahn），而她和孩子们和他见面时，也需要换成美国化的名字。所以他们中的老大，莱泽尔—伊茨变成了路易斯·伊萨多（Louis Isadore）；刚刚4岁的绍尔拉（Schorre）变成了萨拉（Sarah）——并不是珍妮，名单上不知为什么用了这个名字；还有奥舍尔，这家里两岁大的宝宝，变成了奥斯卡（O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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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码头看到他们的船的时候，利奥波德才第一次有机会好好看看自己的小儿子。小儿子出生的时候，他正准备动身前往美国。离开前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大儿子，是在事故发生几个月后。当时很多人都担心（莱布几乎是希望）受了这么重的伤，这个孩子没办法活下来。不过即便利奥波德对康的脸上仍旧留下了疤痕感到震惊，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他跟家人打了招呼，然后带他们回到了自己位于费城北部自由区北第2街50号的家。这是他们在这里的12处住所的第一处，其中有一些住处只住了不到一年，而他们在这一地区倒是住了超过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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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他们搬家的原因，是无法负担原来住处的租金。并不是因为租金很高——北部自由区主要是以收容贫穷的难民为主，而且大多数时候康一家人都在和其他人合租——而是因为利奥波德的收入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在移民文件中，他是个专做衬衫的裁缝，而且他的孩子和孙子们记得他的主要身份是艺术家，以彩色玻璃装潢见长（同时还是个懂五种或六种语言的语言天才），但他在美国工作的最初两年，只是偶尔被当作劳工雇用。当时的一次受伤，让他无法应付一份长期的体力劳动——至少他声称如此。所以，伯莎一开始在服装厂，后来在一家家庭经营的糖果商店里工作，她的微薄收入，要承担家庭的全部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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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得很拮据，”差不多50年以后，康对记者说，“住在条件很差的公寓里——专门用来出租的那种。”尽管这样，家人的生活却很积极向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幽默感”，同时“对必然发生的拮据生活安之若素”。按照康的说法，他的父母“对钱并无艳羡之情”。他们和周围其他的移民并不一样，在他看来：“他们更快乐，更聪明，邻居们都很钦佩他们，他们的眼界更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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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有一些亲戚来美国的时间更早，生活已经趋于好转——有一个在做房地产，还有人在做食杂店的供货商。康对两个叔叔印象深刻：“其中一个真的是个疯子，他非常大胆，跟自己教派之外的人结了婚，还生了很漂亮的孩子。另一个是裁缝，为人很开朗，会跳俄罗斯舞，总能把人招待得很愉快。”有时也会有来自欧洲的亲戚在他们家稍住几日，使得原本就紧张的住处更加拥挤。康总是和他的弟弟奥斯卡分享一个房间，而他们总是吵个不停，有时甚至会升级成动手打架，但到最后“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分歧，所有争执都可以随随便便就解决掉”。在整个童年时代，他觉得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支持我，他们都很佩服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为我做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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