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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塔德一样，格雷也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术学院就读，而且他的课程同样是以托马斯·艾金斯的原则为基础，不过他是通过一位中间人——艾金斯的学生托马斯·安舒茨（Thomas Anshutz）才了解到相关的理念。威廉·格雷的理论融合了他在大学里接触的进步主义，以及他通过阅读罗斯金得来的对浪漫主义的新诠释。格雷对当时介入美国建筑领域的“新巴洛克美学”表示抵制，同时对费城的城市美化运动以及芝加哥的“摩天大楼或入云高塔”，即他口中的那些高大的新建筑，均表示欢迎。而他从罗斯金那里借用来的概念，与其说是对哥特式或其他历史上的建筑形式的明确偏好，倒不如说是一种更宽泛的意识，即认为建筑首先应当是真诚的。无论是设计还是材料，简洁与清晰是“建筑真诚”理念的关键。“任何不具备自我阐释性的建筑都是错误的。”他直截了当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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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显然从根本上接纳了这一原则，这在他成熟期的作品当中得到了反复的体现。然而，他对于格雷授课的记忆，更多的并非是其中的基础理论，而是课堂作业中的细节——尤其是威廉·格雷对他个人展现出的善意。他回忆道，课堂作业“是先听课，然后绘制五个不同的重要时期的图样：文艺复兴、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还有哥特。我帮半个班的同学做了作业，而且努力画得不一样，好让它们看上去不像是我一个人画的。但我还是留下了证据。所以老师后来指着它们问我，这都是我画的吗？我说是，是我画的。他说，好吧，他觉得这也没什么。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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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一直是康在高中时代的救命稻草，甚至在它在格雷的课堂上展现出实际用途之前便已是如此。尽管他已经过了去上塔德的课的年纪，但每周的艺术课程依旧是他生活的固定内容。星期六，他会从自己位于波普勒街7号的家里出发，去凯瑟琳街8号的图形速写俱乐部（Graphic Sketch Club）上课，两地距离大约20个街区。“我在人体写生课上得到了画架、画纸和炭笔，”他回忆道，“我只能听见笔尖在纸上游走的声音，以及导师轻柔而私密的提示。”星期六早上他来得很早，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他如此描述：“教室右面通往其他房间的入口总是开着的，我会走过去，看墙上挂着的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师的作品。我希望某一天我的作品也能出现在那里。”——10多年之后，他的梦想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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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康开始不断获得来自费城其他机构提供的主流艺术奖项。比如几乎每年，他都会获得沃纳梅克奖（Wanamaker Prize），这一奖项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颁出，奖给每年画出最好水彩作品的费城高中生。1919年5月，该学院又颁给了他最佳徒手画奖[4]的头奖。等到高中结束，他便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事无法确定是否真实，但康的家人经常谈起：康还拿到了图形速写俱乐部主要捐助人塞缪尔·弗莱舍（Samuel Fleisher）提供的作曲奖学金，原因是弗莱舍在俱乐部周日的音乐会上，亲耳听到康弹了一首近似于《匈牙利第二狂想曲》的曲子。康说自己一直在家里的一架旧钢琴上练习，不过自从它一进家门，其他家具的空间便被进一步压缩，结果他不得不睡在钢琴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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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的艺术奖学金让康的高等教育课程可以全部免费，这样他在电影院的收入便可以全数贴补家用，同时也满足了他父亲希望他成为艺术家的雄心。但康已经决定要做一名建筑师，所以他申请并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课程，这所大学在当时也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建筑学学校。但他并没有获得建筑学奖学金，所以只能通过在影院里弹风琴、暑期在建筑事务所打工以及借钱来凑足学费。“那4年里，我每一年都要借相同数目的钱，还上之后再借。我的信誉非常棒。”康后来苦笑着谈到，仿佛在承认自己往后都不再有这样财务平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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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家庭的其他成员而言，这意味着康不再是家庭收入的来源。“这家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就连他非常严厉的父亲也一样，”艾丝特·康基于她丈夫曾对她说的话回忆道，“路总是会听他的话，但也一直坚持自己要做建筑师，所以他的家人就放弃了，因为他心意已决。但现实并不容乐观，因为他们家还是很穷，尽管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路也没办法既负担自己的学费，又为家里赚钱糊口。所以最后他们只能让路的妹妹辍学（这就是她为什么没有拿到学位），去女帽店做了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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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妹妹萨拉从小也展现出了和他一样的天赋。“她可以用双手做任何事情”，艾丝特说，从涂鸦、绘画、雕刻，到缝制女帽所需要的精细手工。康自己则评价道：“我妹妹在跳舞和手工活儿上有天赋。”同时他也谈到了她小时候展现出的音乐才能：只上过一次钢琴课，她就能去影院给他代班。康和萨拉总是很亲近，在此后许多年依旧如此。“她拥有我母亲的所有特质——善良、无私。”在50多岁时他说道。尽管在19岁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妹妹不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来支持他。即便他心有不安，他也选择了忽略，以免这种情感阻碍他追寻自己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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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25日，康从中央中学毕业，9月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上课。他的一位同学，也就是他童年时代的朋友诺曼·莱斯，也上了威廉·格雷在中央中学的课程，同样深受鼓舞，决定要成为一名建筑师。按照他的说法，他和康“在4年间都努力学习，常常夜以继日，而且养成并一直保持着通宵工作的习惯”。（“路天天都在工作，”他补充说，“仿佛一天有72个小时。”）“在毕业那年，”他说，“我们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去了保罗·菲利普·克瑞[5]的工作室，他是整个系的明星，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和老师。”实际上克瑞“建筑6：进阶设计”的课程横跨3个完整的学期，第4个学期则用来给学生们竞逐“巴黎奖”（Paris Prize），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大三开始，即1922年的秋天，才第一次开始跟这位颇具影响力的老师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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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并成长于法国的克瑞，是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是一种由他的老师、理性主义者于连·加代（Julien Guadet）提出的艺术愿景，其本质仍是古典主义的。而到了克瑞这里，这一理念不仅由于他在美国遭遇的具有冲突性的新古典主义与乌托邦现代主义而得以改进，同时也由于他执着的进步主义理念得以进一步发展。作为赫伯特·斯宾塞[6]和伊波利特·丹纳[7]的信徒，克瑞认为建筑应当对它所在的时空予以回应。在他看来，20世纪的美国建筑师不应该刻意复古，去实现一种虚伪的原始主义或是浮夸的古典主义，同时也不该太过超前，去实践那些主观的、革命性的、个人意志过于强烈的想法。克瑞版本的古典主义，通常被形容成是“现代化古典主义”或“简约古典主义”，其中蕴含的是对周遭环境，无论是技术、材料还是社会环境本身，一种渐进的、演化式的回应。“现代建筑此时不应再去追求古代或中世纪的那种古朴，”克瑞写道，“一份现代的建筑平面图，应包含通常分布在几层楼上具有不同用途的大量房间，以及建筑本身适应这种复杂性的内外表达，包括出入口的数量、楼层的数量、每层楼上重复出现的套间数量等等。”在这些语句当中，人们不难看出“缜密的空间围塑”这一康对于建筑的最终定义的启发，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种信念，即建筑应当是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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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筑真诚的提倡——包括对其所在地点的真诚，以及客户需求的真诚，一种不需要任何多余装饰，只求清晰准确表达的强调，以及效用与美的融合——正是克瑞的老师加代的课程“建筑学要素及理论”的核心所在，这些内容也在课程当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加代的基本理论，经由克瑞的传播，还包含了对于轴向关系、对称、比例均衡以及不对称的平衡的偏好——统统是历代古典主义当中的标准元素，同时也是路易斯·康成熟作品当中值得关注的特质。不过，即便康对于这些理论做出了回应，那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完全受到了它们的支配。和往常一样，他的学习是通过手和眼睛来实现的。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主要教材，舒瓦西的1899版《建筑史》，存留在他记忆中的与其说是文本，倒不如说是其中1700多幅各式各样历史建筑的平面图和剖面图——意味着可以从上面和侧面对这些建筑进行“观察”。而回想起他在建筑方面受到的训练，他记得最多的还是大量的绘图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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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课程一开始，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训练方法往往是提供给学生一个文字的设计任务书，不带有任何教师的提示意见。”几十年后，康对一位历史学家说。然后学生会自己去一个小隔间，坐上几个小时，“在这期间，他会迅速拟出草图，完成所需要的设计，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讨论和请教”。这是所谓的“草图”[8]，也就是最初的想法，整个设计的基础也随之成型。“草图一旦绘制完成，”康解释说，“我们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只能跟着它走，所以草图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直觉力。”也就是说，学生需要独自待在小隔间里，不得不放弃自己对已知建筑先例的依赖，提出自己对于一座图书馆、一座立法会议厅，或是无论什么建筑本质的想法。“你的起点是仿佛从未有人建造过图书馆，”康总结道，“所以在我看来，草图的价值，在于独立描绘图书馆应当的样子，这种样子应该是出人意料的，仿佛我们从没见过这种建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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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这种训练的过程中，康的绘画能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早早就免修了学校要求的4个学期徒手画训练，在宾夕法尼亚大学4年，他在水彩、人体写生和建筑透视图方面始终表现得很出色，同时还在艺术史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最后一个学期，他像克瑞的所有学生一样，参与了巴黎奖的竞争，最终获得了第6名。到1924年6月毕业拿到建筑学学士时，他因为“较为卓越”，被授予亚瑟·斯帕德·布鲁克纪念奖铜奖。学业堪忧的日子显然早已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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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期间，康始终和家人住在一起，每天通勤上学，毕业也没有让他的住址发生改变。不过在那之前，他的住处有一点小小的变动：1923年春天，康一家人从一所出租公寓搬到了自己的房子里，位于第20大街北2318号。（这实际上是利奥波德和伯莎在费城置办的第二处房产。他们此前位于富兰克林大街北2019号的家，在1919年年底购入，但9个月后便由于城市土地征用而卖出。）第20大街北的这套住宅至少在他们家维持了8年，在30岁以前，一直都是康的正式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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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已经初具男性魅力的奥斯卡·康，迎娶了活泼可爱的邻家女孩罗塞拉（Rosella）。康参加了他弟弟的婚礼，并且很可能与新娘打情骂俏，就像他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看电影时习惯做的那样。无论具体细节如何，康家小伙子在婚礼当天的表现，惹怒了他们的父亲。据说利奥波德在大庭广众之下，当场赏了兄弟俩一人一个耳光。家族内部的流言蜚语并没有包含康和奥斯卡罪行的确切性质（亲戚们猜测，可能是有关性或是对女人的粗俗表达），不过所有人都记得，这位恪守家法的家长，在自己两个儿子分别已经24岁和21岁时，仍觉得自己有权力殴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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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在所有可见的方面，康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费城城市设计师约翰·莫利托（John Molitor）的事务所得到了一份工作。尽管薪水微薄（严格来说，这段经历仍属于他建筑学3年实习生涯的一部分），但这份工作让康收获了大量的经验，并最终塑造了他对这份职业的责任感。做了一年的底层绘图员之后，他被指定成为为纪念《独立宣言》签署150周年而即将在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设计主管。利用这个机会，他雇用了很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的同学。“他很快就招募到了一些他的年轻建筑师朋友，我们组成了团队。”诺曼·莱斯回忆道，“靠着燃烧热情和刚刚告别的老师们植根在我们心底的理想，加上一腔始于天真的勇气，我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博览会以及其中很多建筑的设计工作。那个阶段我们完成的一些建筑是很值得称赞的。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令人振奋和鼓舞人心的经历，尤其是对路来说。”但实际上，这些建筑并没有特别可圈可点之处，并且它们是临建。但这一过程，在使用轻型钢材及实心石膏填充物建造工业建筑方面，教会了康很多——并不仅仅是变成他在随后自己的建筑设计中惯用的方法和材料这么简单，还包括其中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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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才华，使得他于1927年4月，在费城建筑师威廉·H.李（William H. Lee）的事务所，获得了一份正式的实习工作。李当时正在为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设计建筑，而他最出名的要数那些设计奇异的电影院，它们贯穿了整个“兴旺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从新艺术风格，到阿兹特克风格。由于完成了几个高薪酬的项目，同时又在家里生活，康发现自己攒下了一笔薪水，足够他去欧洲壮游[9]一番——这对一个接受过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式建筑教育的人而言显然意义非凡，尽管像康这样出身的年轻人，很少有机会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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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康还遇到了属于他的女孩。他被朋友带到了一个由费城一些“俄罗斯裔知识分子”举行的毕业舞会上。而其中的一位嘉宾，正是艾丝特·伊斯瑞尔，她当时21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主修化学，即将毕业。尽管过了几十年，她依旧能够回忆起那场舞会的具体细节，比如为了讲鬼故事，人们把灯关了，“当灯再度亮起时，有一个人正在弹钢琴，那个人就是路”。不过直到舞会结束，艾丝特都没有和康有过正面的接触。“我是个性急的人，等不了电梯，所以就和我的男伴一起跑下了楼。路当时正在楼梯下面等着，后来他告诉我，他希望那时陪着那个女孩下楼的人是他自己。”巧的是，艾丝特的男伴认识康，而且就住在他家附近，于是便提出可以载他一程。康坐在后座，艾丝特和男伴坐在前排。当时刚好是夏天，晚上很热，于是他们决定不直接回家，先兜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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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车里，路开始谈论他刚买的一本书。那本书是关于罗丹的，而他讲得很吸引人，尽管我对罗丹一无所知。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艾丝特评价康。等他们来到她家门口，那位男伴——并不是男朋友，仅仅是这个场合的“志愿者”——提议康应该送她到门口，因为她显然很乐意让他这么做。在门口，康鼓起勇气询问她是否能跟他约会，但她却说自己要准备结业考试，没办法出门。作为毕业礼物，康送给了她一本关于罗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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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又约她出门，而这次她答应了，尽管她那位毕业于耶鲁的律师父亲坚持要先见见这个小伙子。于是在家庭审查结束之后，两人去戏院看了戏。回家的路上，他们路过一家著名花店的橱窗，艾丝特赞叹里面的大丽花很漂亮。“结果下个周五，当我回到家里，我妈说路肯定是疯了，”艾丝特回忆道，“因为她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花。路以前没给女孩子送过花，而且他并不知道我说‘那些大丽花’真漂亮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把橱窗里所有东西都买下寄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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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我们就一直见面了。”艾丝特说道，她觉得他们算是一见钟情。她富有的父母一定觉得奇怪，自己可爱又聪明、有着一头迷人黑发和漂亮眼睛的宝贝女儿，怎么会喜欢上这个脸上带疤、举止笨拙，而且还是来自费城贫民区的小伙子。但他们并没有设法干涉，而且9个月后，命运似乎让他们如释重负。康告诉艾丝特，自己买了张票，准备去欧洲长期旅行，而且“即便是你也不能叫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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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乘坐的“法兰西岛号”于1928年4月在纽约离港，驶向英国的普利茅斯。在3周之前，康刚刚拿到由华盛顿方面签发的护照。在他的第一本护照上，康被描述成是一个1.7米、棕色头发、蓝眼睛的人，显著的特征是“脸上的伤疤”。他的职业是“建筑师”，这一称谓相伴他终生——不像他的出生地，会从拉脱维亚（此处如此），移动到爱沙尼亚，随新世界的秩序如何瓜分立窝尼亚而改变。在护照所附的照片上，面无笑意的康看上去有些凶悍，西装口袋里放着一条颜色鲜艳的手帕，似乎将会向任何对他的异国年轻绅士这一身份提出异议的人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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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在5月3日抵达英国，在那里逗留了整整一个月，从大英博物馆、圣保罗教堂以及伦敦其他景点获取了明信片，完成了温莎和沃里克城堡的速写，还绘制了牛津各学院以及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庄园房屋。他还造访了一系列建筑遗址，包括坎特伯雷和考文垂大教堂。而在这一路上，在27岁的年纪，他还设法献出了自己的“处子之身”，对象是他所下榻的一家旅店的女主人。“她很主动，”差不多30年后，他告诉一位心理学家，“我觉得自己很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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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康离开了英国，取道比利时，前往荷兰。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在那里和他在美国听说的那些现代主义建筑师取得联系。其中包括亨德里克·贝拉赫（Hendrik Berlage）、皮特·克雷默（Piet Kramer），特别是J.F.斯塔尔（J. F. Staal），他慷慨地和这位来自美国的年轻建筑师共度了大量时光，还通过书信，把他引荐给了希尔弗瑟姆的城市设计师威廉·杜多克（Willem Dudok）。在一张写着他在费城的朋友罗斯的地址、实际上并未寄出的明信片上，康写道：“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很有趣而且最为有益的地方。我和很多我仰慕已久的建筑师见了面，还得到了和荷兰最有名的建筑师见面的机会。他们邀请我参观工作室，还开车把我送到旁边的城镇和阿姆斯特丹，向我展示他们的作品，给我解释他们在过去和未来的意图。而且通过他们中的一位，我还得到了一份有关现代建筑最重要的出版物的清单。这很有帮助。”他为他的父母买了一张带风车图案的明信片，并且潦草地在背面写道：“亲爱的妈妈和爸爸，如你们所见，荷兰风景如画。过几天再给你们写信。爱你们，路。”和他在这趟旅行中写过的许多其他卡片一样，这张最终也没有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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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到6月底的时候，康坐火车去了德国，在德国北部待了些日子。6月29日，他从汉堡坐船，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先在丹麦停留，然后造访了瑞典和芬兰。在斯德哥尔摩，康拜访了建筑师拉格纳·奥斯特伯格（Ragnar Ostberg），他是当地新市政厅的设计师；在赫尔辛基，他见到了埃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的火车站，以及拉斯·桑克（Lars Sonck）的艾伊拉医院。7月17日，在非常晚的时候，他拿到了前往爱沙尼亚的签证，次日他便从赫尔辛基前往了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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