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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旅行记录，他似乎只在这个后来被他自己宣称是出生地的国家逗留了一天。到达塔林后，他立刻登上了前往里加的列车，在7月19日穿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边境，然后于同一天晚上，在里加的一家旅店登记入住。他在拉脱维亚又待了差不多一整个月，直到8月17日，他才穿过立陶宛，返回德国。不过，在里加令他驻足的并非建筑，而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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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的母亲在1906年离开波罗的海的厄塞尔岛[10]时，她告别的是自己的父母，以及6个弟弟妹妹，其中有5个出生在这座岛上。从大概1880年开始，这个家族便一直在厄塞尔岛上唯一的城市阿伦斯堡生活，不过他们尚且可以乘渡轮，经常回到里加（比如伯莎自己，在1900年，就是在那里结的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俄国革命，切断了这座岛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他们便恢复了自己拉脱维亚裔的祖籍。[11]康的外祖父孟德尔·门德罗维奇（Mendel Mendelowitsch）1916年在里加去世，尽管他的妻子罗查—利娅（Rocha-Lea）在战争结束后还可以回到阿伦斯堡，但那时他们家族留在岛上的财产却都已经尽数充公。此外她的7个孩子已成年，有5个当时也都选择在里加定居。她在1922年和1927年的护照，均是拉脱维亚方面签发，而且她自己也是于1934年在里加去世。在阿伦斯堡的记录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战争结束以后，她还曾在这里生活。但在康的记忆中，至少是在他随后的回忆讲述中，她是独自一人住在阿伦斯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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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我去看望我的外祖母，”70多岁时，康告诉一位记者，“她住在一间一居室的房子里，旁边就是别人储鱼的地方。房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酒精炉，还有两袋干鱼、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我睡在地板上，她睡在床上。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常常能看到渔夫给她送鱼来。她过得很节俭，从不奢望孩子们可以带给她什么。那时俄国人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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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康来说，这座岛很重要，因为他童年早期的记忆全部来源于此。而且当他讲起这个故事时，也许就连他自己也相信这次探望是在厄塞尔岛发生的。但这段旅程实际上却疑点重重。那时候厄塞尔岛已经成为爱沙尼亚的一部分，而康的护照记录则显示，那一整个月他是待在拉脱维亚的，和他的亲戚们在一起。那个夏天偶尔会有渡轮将游客从里加带到厄塞尔岛，但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一份乘客名单上。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如何以其他方式完成这趟快速而隐匿的旅行的。但即便他以某种方式设法抵达了厄塞尔岛，为何这段记忆仅仅留下了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这样的只言片语？为何它从未在任何信件和笔记当中被提及，比如谈到他在成人之后的阿伦斯堡城堡——这座城堡强有力地影响了他成熟期的作品——之旅时？这似乎更像是他童年时的记忆，投射到了成年后的这次旅行之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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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拜访外祖母这一事件，可能是在里加发生的。她和她的丈夫在拉脱维亚首都住的小屋——位于犹太人居住区，马斯卡瓦斯街108号——刚好位于城市靠近海港的部分，所以它很可能正是路所说的那座“旁边就是别人储鱼的地方”的一居室简陋小屋。或者他也许并未在这次旅行中见到他的外祖母，而他所设想的阿伦斯堡的穷苦生活，其实是来自他的姨母和舅舅们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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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儿子和女儿，我妈妈的弟弟妹妹，去了里加，在那边他们过得很富裕，还能给我的外祖母寄几块钱。我去了里加一些地方，见到了我故乡的人们，觉得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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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富裕”，可能又是康的夸张之词，不过门德罗维奇的孩子们在里加过得确实还不错。到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他们都住在这座城市新艺术区的步行距离之内。在战争爆发前10年，这里开辟建立了许多公寓区。康的姨妈萨拉［Sara，也叫索拉—吉塔（Sora-Gita）］和她的丈夫莱布·希尔施贝格（Leib Hirschberg）及他们的两个儿子——莱泽尔（Leiser）和米沙（Mischa）——一起生活，住在一栋位于马蒂萨街的相当便宜的复式公寓里。离她不到5分钟的路程，她的哥哥艾布拉姆（Abram）和他的七口之家，住在同一条街一栋更显富裕的公寓楼当中。沿马蒂萨街走10分钟，向右移动半个街区，便可以抵达本杰明的公寓。再走10分钟，康就能够找到他的另一位姨妈哈佳—米拉（Haja Mira），或者是他年纪最小的舅舅伊萨克（Isak），他住在阿沃图和格特鲁德街拐角一栋相当豪华的公寓建筑里。除了这些比他大至多十几岁的姨妈和舅舅，每栋公寓里还有很多表兄妹，所以这几个月在里加，无论住在哪里，他时时刻刻都会见到很多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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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漫步。“我回忆起我爸爸妈妈提到过的地方。”康说道，毫无疑问，他曾造访过里加的旧城，以及其他曾在伯莎和利奥波德记忆里出现过的地方。同时他也看到了在他父母的时代之后，这座城市兴起的一些事物。他不大可能会错过这里最具标志性的新建筑项目，一座从1924年开始修建的中心市场，四面都是拱门。到康抵达这里时，它已经接近完工了。拱门的风格使其看上去像是一座钢制的维多利亚时期火车站，但其美学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华丽，也更现代。每4个相邻的展亭都离开地面18米左右，巨大的半圆形窗户给室内空间带来光亮。建成以后，这座中心市场将成为一座矗立在河边的购物宫殿，令购物者驻足流连，其中还设立有属于鱼类、奶制品以及各种其他杂货的独立展亭。它将大胆地宣布这座城市在建筑领域已然步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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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离开拉脱维亚，前往德国、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时，建筑再一次成为他关注的核心。到9月底，他已经造访过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他也到过了至少一座蒂罗尔村庄，因为他在那里拿到了一张明信片，并在上面写道（这一次似乎是写给自己的）：“拜恩[12]和蒂罗尔的典型山地民居，百叶窗、玻璃窗和阳台上都以明快的绿色、白色和赭色做装饰。屋顶上的石块用来储存积雪，防止雪崩。”10月4日，在欢度慕尼黑的啤酒节之后，康穿过勃伦纳山口，来到了意大利，而这段旅程中最漫长，同时或许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或许正是发生在这里。“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比起其他国家，意大利毫无疑问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他在又一张没有寄出的明信片上写道，这次收信人的名字是劳拉和戈尔迪，“在我见过所有国家之前我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但在见过其他国家一眼之后，我更能肯定自己的概括。到目前为止，我为自己安排的目的地，都是那些正在走向现代的国家——而现在，我站立的土地发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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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就这样突然结束了。突如其来的终止，正是康自身由建筑经验所产生的观点中，不寻常但真实的断层体现。在情感与艺术范畴，他发现他被自己在欧洲发现的古代与中世纪建筑吸引，比如英国的城堡和教堂，以及意大利的宫殿、教堂和废墟。但在理性层面，他感兴趣的是自己在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荷兰发现的现代主义实验，那些才是他想在回到美国后加以利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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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他正沉醉在意大利的风光之中，从威尼斯出发，途经维罗纳、米兰、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圣吉米尼亚诺、阿西西和斯波莱托，最终抵达罗马，他在圣彼得广场度过了平安夜。然后他又向那不勒斯、卡普里、庞培古城、帕埃斯图姆和阿马尔菲海岸进发，一路都在速写。最终，在1929年3月初，他离开了意大利，前往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他这段城市探索之旅的最后五个星期。他的资金开始捉襟见肘，于是不得不在左岸的一家小酒馆展示自己的钢琴技巧，来换取一间可以过夜的小房间。4月12日，在前一天横渡多佛海峡之后，他乘坐商船“美国航运者号”离开了英国。在经过了显然不够奢华的一周海上航行后，他回到了纽约，有些消瘦，囊中空空。但这段旅程，无疑极大丰富了他的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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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身前往欧洲之前，康已经为自己重新进入费城的建筑界制定了一份计划。他决定要冒险尝试私人开业，合作伙伴西德尼·耶利内克（Sydney Jelinek）也曾受雇于莫利托的事务所。但在康离开的这段时间，耶利内克却改变了主意，这让他失去了搭档，同时也没办法开公司。幸运的是，几乎一回来，他便在自己的老教授保罗·克瑞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1929年5月，康进入了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在随后的17个月里，他作为事务所的一员，参与了多个大型项目，包括芝加哥“进步世纪”博览会、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些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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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在旅途中创作的速写和水彩作品的鼓舞，康决定要比最近这些年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美术作品。1929年11月，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的年度展览中展出了自己的4幅铅笔画作，它们都是在欧洲期间完成的。在接下来的3年，康继续在那里展示自己的画作，包括两幅风景画《多瑙河乡村》（Danube Country）和《即将到来的风暴》（A Coming Storm），还有一幅他父亲的肖像画，他以惠斯勒[13]式的简洁将之命名为“黑与白”（Black and White）。1931年，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速写的价值与目的》（The Value and Aim of Sketching），发表在丁字尺俱乐部（T-Square Club）出版的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文章，令他的母亲非常骄傲。“这篇文章很吸引我，”伯莎写信给他说，“而且根据我对速写技巧的有限了解，我觉得这篇文章很不错。那些速写本身让我尤其骄傲，从它们上面我能看出你自己手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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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那时——仅仅距离他从欧洲回来过去了两年——康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变化。刚回到美国时，他搬回去和父母一起住，希望能回到过去的生活当中，仿佛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但艾丝特·伊斯瑞尔却并没有待在原地。“他没给我写信（康一家人都不大写信），”她指出，“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跟别人订了婚。”康一开始并没有发现，直到他到她家去找她，才得知这一消息。“他当时气坏了，而我对他说：‘好吧，可我又怎么能知道？’那天晚上之后我就没见过他，”艾丝特说，“因为路的脾气非常差，虽然他不太会表现出这一点，但那天晚上他一定很吓人。他从欧洲给我带回来了很多精美的东西，但却把它们都扔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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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次和康见面，让她意识到自己未婚夫的缺点。“你知道的，你让我很厌烦。”有一天她对他这样说，于是婚约也就解除了。艾丝特的妈妈对此感到宽心，她从来就没喜欢过那个年轻人。“但她也不想我和路结婚，”艾丝特意识到，“有些事情我爸爸妈妈都很介意，比如路脸上的伤疤、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他那个和我们并不相同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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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家庭并不仅仅在社会阶层方面低伊斯瑞尔家一等，他们还是惹眼的新移民家庭。在家的时候，他们用德语交流，也许还会夹杂一些意第绪语。按照艾丝特的说法，英语“非常少”（伯莎1931年有关速写的那封措辞严谨的信可能是一个反例）。“我们家只说英语，”艾丝特指出，“我爸爸是个律师，我妈妈出身也不贫寒，而他家则来自俄国。”她说起康，同时努力忽略自己的父母同样也是俄国移民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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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同于利奥波德·康，塞缪尔·伊斯瑞尔（Samuel Israeli）自孩提时代便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此前在俄国做粮食生意，来到美国后作为一个干货商人，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做得风生水起，这使得他有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塞缪尔的兄弟们有一个是拉比，一个是建筑师，还有一个是医生；就连他的姐妹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女子医学学院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而塞缪尔自己在黑门山男子学校[14]和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了法学学位，1900年便作为合伙人在费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1902年，他和一位拥有俄罗斯犹太裔血统的费城姑娘安·辛伯格（Annie Sinberg）结了婚，生下了三个女儿。生于1905年的艾丝特是他们的大女儿，同时也是在很多方面最接近她的父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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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自己的家庭生活是享有舒适和文明的一流职业阶层的典型。“当你来我家吃晚饭时，饭菜总是准备好的。”艾丝特观察到，她想强调伊斯瑞尔一家和康家的区别，“而你要是去他住的地方，他家的人一定在忙得团团转，到处找面包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她对康的父母的某些方面表示了赞许——他们的“美好婚姻”，实际上伯莎“可以说一口优美的德语”，但即便是她的恭维，其中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傲慢。“路的妈妈非常安静，非常爱他的爸爸。她并不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同时觉得他能够娶自己简直太棒了。”她评价道。不过显然，反对的意见是双向的，或者至少艾丝特是这样感觉的。“他们并不喜欢我，”她说的是康的父母，“他们希望他可以娶一个他们能够控制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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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为真，这都未能起到实际作用，父母的意愿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康从她家怒气冲冲地离开大约一年，同时她结束婚约很长时间之后，艾丝特去听了一场费城管弦乐队的贝多芬田园交响乐音乐会。“我看见路在那里，”她回忆道，“随后我给他写了封信：‘我在音乐会上看到了你。我和我爸爸也在那里。我觉得那天的演奏简直棒极了。’”鉴于她有意提及了自己的父亲，康一定意识到她身上已经不再有婚约了，于是很快便给她打了电话。“三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不过筹办婚礼仪式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艾丝特想要一场世俗的婚礼，而康却坚持为了他的父母，要请一位拉比来主持婚礼。这稍显奇怪，犹太教在他的童年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在几十年后，康告诉记者，他从未接受过任何宗教教育，只在主日学校里待过一整天（家族传闻当拉比准备要打他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拽了出来），而且宗教在他们家是“次要的，完全是例行公事”。不过康一家人还是自认为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他们一定要在自家儿子的婚礼上表明自己的虔诚。艾丝特稍作反对，但是很快就放弃了——不过，从她在后来的生活当中提及这次妥协的次数来看，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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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初，大约离婚礼还有一周，艾丝特开始在日记里倾吐自己的心声。“在我和路决定结婚以后，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需要写点什么。”她以此开场，“今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一切都不够融洽。”显然，她后知后觉地发现，除非再邀请两个人来，否则他们的婚宴上就会刚好有13位宾客。于是她给康打电话，告诉他她的选择。他并没有立刻接受这个想法；艾丝特猜测他“要么在生气，要么是累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且我不喜欢和他通电话——我们总会遇到麻烦”。他告诉她他必须跟别人商量一下，稍晚再给她回电话，这让她非常愤怒。“路总会告诉我是我的错——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错”，她跟自己生着气，他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每次都是我在向他让步——让拉比主持我们的婚礼、挑选什么样的家具、没有买真的很有用的‘在家’卡片，还有其他一千件小事，触发点可能是行李或衣服。但我不会湮灭我的个性”，她勇敢地坚持，“而且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毕竟一开始他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我，而现在却要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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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反抗的决绝，显然只是表现给她自己看的。“为什么我没有勇气告诉他这一切呢？”她继续写道，“我同意一切，就像一只温顺的羊羔——这就是爱对你做的事情。我想他一定很乐意拥有一个有头脑的妻子，而不是很愚蠢的那种。”在旁人看来，她其实一点也不蠢，而且还有些不循常规。“等下周四到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奇怪，因为他已经把婚姻当成了某种战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从没想过要结婚，但是爱——爱会改变你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她懊恼地补充道：“我只希望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分歧破坏一切，在我身上表现得明明白白——面对任何不以尊重待我的人，我的整个身体和心灵都会僵硬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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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I.康和艾丝特·维吉尼亚·伊斯瑞尔正式结婚是在1930年8月14日，那也是历史记录当中费城最热的夏日之一。他们立刻离开费城去度蜜月，先后去了纽约北部的阿迪朗达克山脉、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马萨诸塞的格罗斯特和波士顿，最后则去了大西洋城、新泽西，他们在那里和康的朋友奥瑟尔一家见了面。一路上康画了很多速写，捕捉到了很多他随后会用在自己画作当中的风景。他们都很轻松惬意，艾丝特也恢复了对于婚姻的信心：这是一次“可爱的蜜月旅行”，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康的感受尚不为人知。多年后他告诉自己的一个后辈，结婚刚一周，或者说当天晚上，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但这是否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言论，或者可能是为拉近关系而开的玩笑——甚至康自己是不是相信这句话——也都不可能再说得清楚了。）在蜜月当中，艾丝特注意到他对自己的伤疤不再那么敏感，尤其是他已经不再用帽子来掩饰了。“我们结婚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帽子扔到一边，再也没有戴过。”晚年时她回忆道，“他最后一次戴帽子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时我很漂亮——你可能想象不出来，但我的确很漂亮——而且我猜他是觉得如果我对此并不介意，那么其他人也不会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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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费城，他们计划先搬到艾丝特父母家暂住，那是一栋有山墙的3层砖木房屋，位于费城西的切斯特大街5243号。那里足够宽敞，他们可以拥有一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书房，还有给康的一间小工作室。艾丝特很高兴能和家人住在一起，她的新婚丈夫不仅跟她的父母相处融洽，还和她的两个妹妹奥莉维亚（Olivia）和瑞吉娜（Regina）打成了一片，当时两人一个19岁，一个16岁。他们计划两人会继续工作一年——他在保罗·克瑞的事务所，而她则继续做神经外科医师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的助理研究员，同时负责行政工作——为日后去德国和奥地利的行程攒钱。艾丝特对心理学很感兴趣，想去学习安娜·弗洛伊德[15]的课程，而康则想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6]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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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对新婚夫妇的计划在蜜月后不到一个月便宣告破产。9月底的一天，康回到家，同时也带回了自己失业的消息。1929年股市崩盘对金融领域造成冲击，最终波及了建筑行业。即便是克瑞名下这样声誉极佳的公司，也苦于无钱进账。“路回到家里，像往常一样晚，同时告诉我他工作丢了。他没法再待在克瑞的事务所，也没法再从那里领到薪水，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了。”艾丝特说，“克瑞和路很像，他从不会解雇任何人，所以路只能自己离开。”欧洲行只能延期，艾丝特继续她的工作。新婚夫妇继续跟她的父母住在一起，但并不是为了攒钱，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负担不起任何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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