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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在所有可见的方面，康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费城城市设计师约翰·莫利托（John Molitor）的事务所得到了一份工作。尽管薪水微薄（严格来说，这段经历仍属于他建筑学3年实习生涯的一部分），但这份工作让康收获了大量的经验，并最终塑造了他对这份职业的责任感。做了一年的底层绘图员之后，他被指定成为为纪念《独立宣言》签署150周年而即将在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设计主管。利用这个机会，他雇用了很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的同学。“他很快就招募到了一些他的年轻建筑师朋友，我们组成了团队。”诺曼·莱斯回忆道，“靠着燃烧热情和刚刚告别的老师们植根在我们心底的理想，加上一腔始于天真的勇气，我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博览会以及其中很多建筑的设计工作。那个阶段我们完成的一些建筑是很值得称赞的。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令人振奋和鼓舞人心的经历，尤其是对路来说。”但实际上，这些建筑并没有特别可圈可点之处，并且它们是临建。但这一过程，在使用轻型钢材及实心石膏填充物建造工业建筑方面，教会了康很多——并不仅仅是变成他在随后自己的建筑设计中惯用的方法和材料这么简单，还包括其中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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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才华，使得他于1927年4月，在费城建筑师威廉·H.李（William H. Lee）的事务所，获得了一份正式的实习工作。李当时正在为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设计建筑，而他最出名的要数那些设计奇异的电影院，它们贯穿了整个“兴旺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从新艺术风格，到阿兹特克风格。由于完成了几个高薪酬的项目，同时又在家里生活，康发现自己攒下了一笔薪水，足够他去欧洲壮游[9]一番——这对一个接受过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式建筑教育的人而言显然意义非凡，尽管像康这样出身的年轻人，很少有机会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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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康还遇到了属于他的女孩。他被朋友带到了一个由费城一些“俄罗斯裔知识分子”举行的毕业舞会上。而其中的一位嘉宾，正是艾丝特·伊斯瑞尔，她当时21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主修化学，即将毕业。尽管过了几十年，她依旧能够回忆起那场舞会的具体细节，比如为了讲鬼故事，人们把灯关了，“当灯再度亮起时，有一个人正在弹钢琴，那个人就是路”。不过直到舞会结束，艾丝特都没有和康有过正面的接触。“我是个性急的人，等不了电梯，所以就和我的男伴一起跑下了楼。路当时正在楼梯下面等着，后来他告诉我，他希望那时陪着那个女孩下楼的人是他自己。”巧的是，艾丝特的男伴认识康，而且就住在他家附近，于是便提出可以载他一程。康坐在后座，艾丝特和男伴坐在前排。当时刚好是夏天，晚上很热，于是他们决定不直接回家，先兜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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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车里，路开始谈论他刚买的一本书。那本书是关于罗丹的，而他讲得很吸引人，尽管我对罗丹一无所知。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艾丝特评价康。等他们来到她家门口，那位男伴——并不是男朋友，仅仅是这个场合的“志愿者”——提议康应该送她到门口，因为她显然很乐意让他这么做。在门口，康鼓起勇气询问她是否能跟他约会，但她却说自己要准备结业考试，没办法出门。作为毕业礼物，康送给了她一本关于罗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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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又约她出门，而这次她答应了，尽管她那位毕业于耶鲁的律师父亲坚持要先见见这个小伙子。于是在家庭审查结束之后，两人去戏院看了戏。回家的路上，他们路过一家著名花店的橱窗，艾丝特赞叹里面的大丽花很漂亮。“结果下个周五，当我回到家里，我妈说路肯定是疯了，”艾丝特回忆道，“因为她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花。路以前没给女孩子送过花，而且他并不知道我说‘那些大丽花’真漂亮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把橱窗里所有东西都买下寄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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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我们就一直见面了。”艾丝特说道，她觉得他们算是一见钟情。她富有的父母一定觉得奇怪，自己可爱又聪明、有着一头迷人黑发和漂亮眼睛的宝贝女儿，怎么会喜欢上这个脸上带疤、举止笨拙，而且还是来自费城贫民区的小伙子。但他们并没有设法干涉，而且9个月后，命运似乎让他们如释重负。康告诉艾丝特，自己买了张票，准备去欧洲长期旅行，而且“即便是你也不能叫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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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乘坐的“法兰西岛号”于1928年4月在纽约离港，驶向英国的普利茅斯。在3周之前，康刚刚拿到由华盛顿方面签发的护照。在他的第一本护照上，康被描述成是一个1.7米、棕色头发、蓝眼睛的人，显著的特征是“脸上的伤疤”。他的职业是“建筑师”，这一称谓相伴他终生——不像他的出生地，会从拉脱维亚（此处如此），移动到爱沙尼亚，随新世界的秩序如何瓜分立窝尼亚而改变。在护照所附的照片上，面无笑意的康看上去有些凶悍，西装口袋里放着一条颜色鲜艳的手帕，似乎将会向任何对他的异国年轻绅士这一身份提出异议的人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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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在5月3日抵达英国，在那里逗留了整整一个月，从大英博物馆、圣保罗教堂以及伦敦其他景点获取了明信片，完成了温莎和沃里克城堡的速写，还绘制了牛津各学院以及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庄园房屋。他还造访了一系列建筑遗址，包括坎特伯雷和考文垂大教堂。而在这一路上，在27岁的年纪，他还设法献出了自己的“处子之身”，对象是他所下榻的一家旅店的女主人。“她很主动，”差不多30年后，他告诉一位心理学家，“我觉得自己很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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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康离开了英国，取道比利时，前往荷兰。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在那里和他在美国听说的那些现代主义建筑师取得联系。其中包括亨德里克·贝拉赫（Hendrik Berlage）、皮特·克雷默（Piet Kramer），特别是J.F.斯塔尔（J. F. Staal），他慷慨地和这位来自美国的年轻建筑师共度了大量时光，还通过书信，把他引荐给了希尔弗瑟姆的城市设计师威廉·杜多克（Willem Dudok）。在一张写着他在费城的朋友罗斯的地址、实际上并未寄出的明信片上，康写道：“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很有趣而且最为有益的地方。我和很多我仰慕已久的建筑师见了面，还得到了和荷兰最有名的建筑师见面的机会。他们邀请我参观工作室，还开车把我送到旁边的城镇和阿姆斯特丹，向我展示他们的作品，给我解释他们在过去和未来的意图。而且通过他们中的一位，我还得到了一份有关现代建筑最重要的出版物的清单。这很有帮助。”他为他的父母买了一张带风车图案的明信片，并且潦草地在背面写道：“亲爱的妈妈和爸爸，如你们所见，荷兰风景如画。过几天再给你们写信。爱你们，路。”和他在这趟旅行中写过的许多其他卡片一样，这张最终也没有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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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到6月底的时候，康坐火车去了德国，在德国北部待了些日子。6月29日，他从汉堡坐船，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先在丹麦停留，然后造访了瑞典和芬兰。在斯德哥尔摩，康拜访了建筑师拉格纳·奥斯特伯格（Ragnar Ostberg），他是当地新市政厅的设计师；在赫尔辛基，他见到了埃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的火车站，以及拉斯·桑克（Lars Sonck）的艾伊拉医院。7月17日，在非常晚的时候，他拿到了前往爱沙尼亚的签证，次日他便从赫尔辛基前往了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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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旅行记录，他似乎只在这个后来被他自己宣称是出生地的国家逗留了一天。到达塔林后，他立刻登上了前往里加的列车，在7月19日穿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边境，然后于同一天晚上，在里加的一家旅店登记入住。他在拉脱维亚又待了差不多一整个月，直到8月17日，他才穿过立陶宛，返回德国。不过，在里加令他驻足的并非建筑，而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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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的母亲在1906年离开波罗的海的厄塞尔岛[10]时，她告别的是自己的父母，以及6个弟弟妹妹，其中有5个出生在这座岛上。从大概1880年开始，这个家族便一直在厄塞尔岛上唯一的城市阿伦斯堡生活，不过他们尚且可以乘渡轮，经常回到里加（比如伯莎自己，在1900年，就是在那里结的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俄国革命，切断了这座岛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他们便恢复了自己拉脱维亚裔的祖籍。[11]康的外祖父孟德尔·门德罗维奇（Mendel Mendelowitsch）1916年在里加去世，尽管他的妻子罗查—利娅（Rocha-Lea）在战争结束后还可以回到阿伦斯堡，但那时他们家族留在岛上的财产却都已经尽数充公。此外她的7个孩子已成年，有5个当时也都选择在里加定居。她在1922年和1927年的护照，均是拉脱维亚方面签发，而且她自己也是于1934年在里加去世。在阿伦斯堡的记录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战争结束以后，她还曾在这里生活。但在康的记忆中，至少是在他随后的回忆讲述中，她是独自一人住在阿伦斯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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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我去看望我的外祖母，”70多岁时，康告诉一位记者，“她住在一间一居室的房子里，旁边就是别人储鱼的地方。房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酒精炉，还有两袋干鱼、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我睡在地板上，她睡在床上。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常常能看到渔夫给她送鱼来。她过得很节俭，从不奢望孩子们可以带给她什么。那时俄国人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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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康来说，这座岛很重要，因为他童年早期的记忆全部来源于此。而且当他讲起这个故事时，也许就连他自己也相信这次探望是在厄塞尔岛发生的。但这段旅程实际上却疑点重重。那时候厄塞尔岛已经成为爱沙尼亚的一部分，而康的护照记录则显示，那一整个月他是待在拉脱维亚的，和他的亲戚们在一起。那个夏天偶尔会有渡轮将游客从里加带到厄塞尔岛，但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一份乘客名单上。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如何以其他方式完成这趟快速而隐匿的旅行的。但即便他以某种方式设法抵达了厄塞尔岛，为何这段记忆仅仅留下了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这样的只言片语？为何它从未在任何信件和笔记当中被提及，比如谈到他在成人之后的阿伦斯堡城堡——这座城堡强有力地影响了他成熟期的作品——之旅时？这似乎更像是他童年时的记忆，投射到了成年后的这次旅行之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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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拜访外祖母这一事件，可能是在里加发生的。她和她的丈夫在拉脱维亚首都住的小屋——位于犹太人居住区，马斯卡瓦斯街108号——刚好位于城市靠近海港的部分，所以它很可能正是路所说的那座“旁边就是别人储鱼的地方”的一居室简陋小屋。或者他也许并未在这次旅行中见到他的外祖母，而他所设想的阿伦斯堡的穷苦生活，其实是来自他的姨母和舅舅们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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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儿子和女儿，我妈妈的弟弟妹妹，去了里加，在那边他们过得很富裕，还能给我的外祖母寄几块钱。我去了里加一些地方，见到了我故乡的人们，觉得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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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富裕”，可能又是康的夸张之词，不过门德罗维奇的孩子们在里加过得确实还不错。到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他们都住在这座城市新艺术区的步行距离之内。在战争爆发前10年，这里开辟建立了许多公寓区。康的姨妈萨拉［Sara，也叫索拉—吉塔（Sora-Gita）］和她的丈夫莱布·希尔施贝格（Leib Hirschberg）及他们的两个儿子——莱泽尔（Leiser）和米沙（Mischa）——一起生活，住在一栋位于马蒂萨街的相当便宜的复式公寓里。离她不到5分钟的路程，她的哥哥艾布拉姆（Abram）和他的七口之家，住在同一条街一栋更显富裕的公寓楼当中。沿马蒂萨街走10分钟，向右移动半个街区，便可以抵达本杰明的公寓。再走10分钟，康就能够找到他的另一位姨妈哈佳—米拉（Haja Mira），或者是他年纪最小的舅舅伊萨克（Isak），他住在阿沃图和格特鲁德街拐角一栋相当豪华的公寓建筑里。除了这些比他大至多十几岁的姨妈和舅舅，每栋公寓里还有很多表兄妹，所以这几个月在里加，无论住在哪里，他时时刻刻都会见到很多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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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漫步。“我回忆起我爸爸妈妈提到过的地方。”康说道，毫无疑问，他曾造访过里加的旧城，以及其他曾在伯莎和利奥波德记忆里出现过的地方。同时他也看到了在他父母的时代之后，这座城市兴起的一些事物。他不大可能会错过这里最具标志性的新建筑项目，一座从1924年开始修建的中心市场，四面都是拱门。到康抵达这里时，它已经接近完工了。拱门的风格使其看上去像是一座钢制的维多利亚时期火车站，但其美学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华丽，也更现代。每4个相邻的展亭都离开地面18米左右，巨大的半圆形窗户给室内空间带来光亮。建成以后，这座中心市场将成为一座矗立在河边的购物宫殿，令购物者驻足流连，其中还设立有属于鱼类、奶制品以及各种其他杂货的独立展亭。它将大胆地宣布这座城市在建筑领域已然步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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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离开拉脱维亚，前往德国、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时，建筑再一次成为他关注的核心。到9月底，他已经造访过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他也到过了至少一座蒂罗尔村庄，因为他在那里拿到了一张明信片，并在上面写道（这一次似乎是写给自己的）：“拜恩[12]和蒂罗尔的典型山地民居，百叶窗、玻璃窗和阳台上都以明快的绿色、白色和赭色做装饰。屋顶上的石块用来储存积雪，防止雪崩。”10月4日，在欢度慕尼黑的啤酒节之后，康穿过勃伦纳山口，来到了意大利，而这段旅程中最漫长，同时或许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或许正是发生在这里。“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比起其他国家，意大利毫无疑问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他在又一张没有寄出的明信片上写道，这次收信人的名字是劳拉和戈尔迪，“在我见过所有国家之前我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但在见过其他国家一眼之后，我更能肯定自己的概括。到目前为止，我为自己安排的目的地，都是那些正在走向现代的国家——而现在，我站立的土地发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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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就这样突然结束了。突如其来的终止，正是康自身由建筑经验所产生的观点中，不寻常但真实的断层体现。在情感与艺术范畴，他发现他被自己在欧洲发现的古代与中世纪建筑吸引，比如英国的城堡和教堂，以及意大利的宫殿、教堂和废墟。但在理性层面，他感兴趣的是自己在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荷兰发现的现代主义实验，那些才是他想在回到美国后加以利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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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他正沉醉在意大利的风光之中，从威尼斯出发，途经维罗纳、米兰、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圣吉米尼亚诺、阿西西和斯波莱托，最终抵达罗马，他在圣彼得广场度过了平安夜。然后他又向那不勒斯、卡普里、庞培古城、帕埃斯图姆和阿马尔菲海岸进发，一路都在速写。最终，在1929年3月初，他离开了意大利，前往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他这段城市探索之旅的最后五个星期。他的资金开始捉襟见肘，于是不得不在左岸的一家小酒馆展示自己的钢琴技巧，来换取一间可以过夜的小房间。4月12日，在前一天横渡多佛海峡之后，他乘坐商船“美国航运者号”离开了英国。在经过了显然不够奢华的一周海上航行后，他回到了纽约，有些消瘦，囊中空空。但这段旅程，无疑极大丰富了他的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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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身前往欧洲之前，康已经为自己重新进入费城的建筑界制定了一份计划。他决定要冒险尝试私人开业，合作伙伴西德尼·耶利内克（Sydney Jelinek）也曾受雇于莫利托的事务所。但在康离开的这段时间，耶利内克却改变了主意，这让他失去了搭档，同时也没办法开公司。幸运的是，几乎一回来，他便在自己的老教授保罗·克瑞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1929年5月，康进入了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在随后的17个月里，他作为事务所的一员，参与了多个大型项目，包括芝加哥“进步世纪”博览会、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些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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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在旅途中创作的速写和水彩作品的鼓舞，康决定要比最近这些年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美术作品。1929年11月，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的年度展览中展出了自己的4幅铅笔画作，它们都是在欧洲期间完成的。在接下来的3年，康继续在那里展示自己的画作，包括两幅风景画《多瑙河乡村》（Danube Country）和《即将到来的风暴》（A Coming Storm），还有一幅他父亲的肖像画，他以惠斯勒[13]式的简洁将之命名为“黑与白”（Black and White）。1931年，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速写的价值与目的》（The Value and Aim of Sketching），发表在丁字尺俱乐部（T-Square Club）出版的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文章，令他的母亲非常骄傲。“这篇文章很吸引我，”伯莎写信给他说，“而且根据我对速写技巧的有限了解，我觉得这篇文章很不错。那些速写本身让我尤其骄傲，从它们上面我能看出你自己手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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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那时——仅仅距离他从欧洲回来过去了两年——康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变化。刚回到美国时，他搬回去和父母一起住，希望能回到过去的生活当中，仿佛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但艾丝特·伊斯瑞尔却并没有待在原地。“他没给我写信（康一家人都不大写信），”她指出，“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跟别人订了婚。”康一开始并没有发现，直到他到她家去找她，才得知这一消息。“他当时气坏了，而我对他说：‘好吧，可我又怎么能知道？’那天晚上之后我就没见过他，”艾丝特说，“因为路的脾气非常差，虽然他不太会表现出这一点，但那天晚上他一定很吓人。他从欧洲给我带回来了很多精美的东西，但却把它们都扔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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